【#历史冷知识# 古人如何以冰消暑，“冰心玉壶”是妙词】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今日拍人像打卡觉得饼干头拍人像画质真的感人呀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相片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了她定格每一个瞬间把我们的小确幸变成以后可以怀念的一个物化记得高三的时候同学问我如果可以自己选你最想用这一生做什么“带着相机环游世界”我觉得我没有胡说我是由衷的喜欢也在这条今日拍人像打卡觉得饼干头拍人像画质真的感人呀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相片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了她定格每一个瞬间把我们的小确幸变成以后可以怀念的一个物化记得高三的时候同学问我如果可以自己选你最想用这一生做什么“带着相机环游世界”我觉得我没有胡说我是由衷的喜欢也在这条路上走着这就是幸福了吧
叔本华
从日常生活谈“人生的智慧”，也就是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然后享受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成功，你也可以把这当作幸福论，因为它将教我们如何幸福地度过这一生。
如果从完全客观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我们都会认为活着比死去好。可以这样说，我们眷恋生命，是因为生命本身的美好，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我们应该都不希望看到生命的结束。
（“幸福的人生”这个主题）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智者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惜所有时代的愚者们总是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总是以他们的方式一意孤行，总是和智者们的教诲唱反调—这种情形只会周而复始持续下去。恰如伏尔泰所言：“来来去去，世间永远愚蠢又邪恶。”
一个人身上真正的优点，如伟大的头脑或者伟大的心灵，和那些特权等级或高贵的出身一对比，就像是现实中的国王和舞台上扮演的假国王一般，有着云泥之别。
幸福的首要因素，甚至，一个人此生存在的主要意义，是由他的内在机制决定的，这是既定事实，也是他内心是否感到满足的直接根源；一个人内心满足与否，取决于他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的共同作用，外在环境对人只起到了间接调节的作用。
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并观察世界，世界由此为不同的人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一一可能对这个人来说，世界是空洞乏味流于琐碎的；但对另一个人而言，它却极有可能是丰富有趣充满意义的。
在智者看来是场饶有趣味的冒险，对于一个感受力贫弱的普通人而言，则可能由于司空见惯就忽略过去了。举个例子，歌德和拜伦取自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出美妙的诗歌，愚蠢的读者可能会嫉妒有这么多让人欣喜的事情都发生在诗人身上，却忘了诗人才华横溢，能化腐朽为神奇，才是值得羡慕的。
同样的，气质忧郁的人觉得是场悲剧的事情，到了乐观开朗的人那里说不定就只当作是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冲突，而对于冷漠的灵魂来说则可能什么意义都没有。
同样的经历，即便是在客观或外部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主观的个人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
世上最美好的所在让迟钝的人来欣赏，他也只能看到一幅乏味的现实图景，十分枯燥一一恰如一处美好的景致遇上了阴暗的天气，或是透过一个坏了的相机镜头去看，总之是白白辜负了美景。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他自己的意识局限之中，无法跳脱出来，超越不了自己，外援对他的帮助也不大。
存在或发生的一切只出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对一个人来说，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意识的结构，这比形成意识内容的外部环境重要得多。
现实生活中客观条件的部分由命运决定，情况不同，形式也不同；主观的部分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本质不变，就是我们自身。
每个人的人生都带着个性的烙印，不论他的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个性。
个性决定命运，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获得什么样的幸福。精神的力量尤其能帮助人们领略更高层次的幸福快乐。
如果我们真的内心富足，就不会过于期待改变命运，就好像一个傻瓜永远只是一个傻瓜，即便是到了人生的弥留之际，即便那时他身处天堂，也依然只是一个无聊的傻瓜而已。
人生是否幸福主要还是由主观意识来判断，主观因素远比客观条件重要得多。
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宁可做健康的乞丐，也比做病恹恹的国王快活得多。性情乐观、体格健康、充满活力、温文尔雅、有良知、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些都是地位或财富无法弥补或取代的优势。
一个温和善良的人，即便是在贫困的环境中仍能感到深刻的幸福；而一个贪婪、善妒又恶毒的人，就算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也依然无法避免痛苦不堪。
贺拉斯在谈到自己时就说：“即使生活中大部分花哨的东西都被剥夺了，人们也照样能活得很好。”
人生幸福最本质的元素在于我们是什么，即我们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持续发挥作用。个性不是命运的竞技游戏，也无法被夺走；与外在财富或别人的看法相比，个性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所以仅仅想要依靠外在手段去征服或是支配一个人是十分困难的。
歌德在诗中说道，“出生之际，命运就已分配完毕，不可更改，人只能沿着星象预示的轨迹前行”；而预言家和先知们也这样宣告，人永远无法逃离他那既定的命运之轨，即使是时间的力量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幸福的本质在于“人”，那么集中精力保持身体健康、培养能力，无疑要比一心积累财富更明智，但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就应该忽略掉对生活必需品的获取。财富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是“过剩”，这对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帮助不大一一许多富人感觉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精神思想很贫乏，没有真正的文化或知识，对事物没有客观的兴趣和见地。
生命中的幸与不幸，与其说是取决于我们遇到了什么，毋宁说是取决于我们与它们相遇的方式，意即，取决于我们易感的类型和程度。一个人是什么和他本身固有什么，即一个人的个性，是最直接影响到其幸福和财富的。除了个性本身带来的影响长久不衰之外，任何其他间接因素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可以被中和抵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个人的特性所激起的嫉妒是所有感情中最难缓和的，而且嫉妒还是隐藏得最深的感情特质。
我们内在的美好素质，如高贵的品性、杰出的智力、良好的气质、乐观开朗的精神以及健康的体魄，一句话，身心健康，就是幸福的首要关键。我们应当致力于提升并保持这些品质，而不是专注于去占有外在的财富和荣誉。
“若你笑口常开，那你就是幸福的；若你常以泪洗面，那你就是不幸的。”无疑这是一句非常质朴的话，但正因为它如此简单朴素，我才从未忘记过，即使它简直算得上是个不言而喻的老生常谈。
如果快乐来敲门，我们就应当打开大门来迎接它。快乐绝不贸然，更不会不合时宜。要知道，我们的存在，不过是永恒的生死两端中，最短暂的瞬间而已。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更快乐，这就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从日常生活谈“人生的智慧”，也就是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然后享受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成功，你也可以把这当作幸福论，因为它将教我们如何幸福地度过这一生。
如果从完全客观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我们都会认为活着比死去好。可以这样说，我们眷恋生命，是因为生命本身的美好，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我们应该都不希望看到生命的结束。
（“幸福的人生”这个主题）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智者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惜所有时代的愚者们总是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总是以他们的方式一意孤行，总是和智者们的教诲唱反调—这种情形只会周而复始持续下去。恰如伏尔泰所言：“来来去去，世间永远愚蠢又邪恶。”
一个人身上真正的优点，如伟大的头脑或者伟大的心灵，和那些特权等级或高贵的出身一对比，就像是现实中的国王和舞台上扮演的假国王一般，有着云泥之别。
幸福的首要因素，甚至，一个人此生存在的主要意义，是由他的内在机制决定的，这是既定事实，也是他内心是否感到满足的直接根源；一个人内心满足与否，取决于他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的共同作用，外在环境对人只起到了间接调节的作用。
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并观察世界，世界由此为不同的人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一一可能对这个人来说，世界是空洞乏味流于琐碎的；但对另一个人而言，它却极有可能是丰富有趣充满意义的。
在智者看来是场饶有趣味的冒险，对于一个感受力贫弱的普通人而言，则可能由于司空见惯就忽略过去了。举个例子，歌德和拜伦取自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出美妙的诗歌，愚蠢的读者可能会嫉妒有这么多让人欣喜的事情都发生在诗人身上，却忘了诗人才华横溢，能化腐朽为神奇，才是值得羡慕的。
同样的，气质忧郁的人觉得是场悲剧的事情，到了乐观开朗的人那里说不定就只当作是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冲突，而对于冷漠的灵魂来说则可能什么意义都没有。
同样的经历，即便是在客观或外部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主观的个人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
世上最美好的所在让迟钝的人来欣赏，他也只能看到一幅乏味的现实图景，十分枯燥一一恰如一处美好的景致遇上了阴暗的天气，或是透过一个坏了的相机镜头去看，总之是白白辜负了美景。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他自己的意识局限之中，无法跳脱出来，超越不了自己，外援对他的帮助也不大。
存在或发生的一切只出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对一个人来说，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意识的结构，这比形成意识内容的外部环境重要得多。
现实生活中客观条件的部分由命运决定，情况不同，形式也不同；主观的部分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本质不变，就是我们自身。
每个人的人生都带着个性的烙印，不论他的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个性。
个性决定命运，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获得什么样的幸福。精神的力量尤其能帮助人们领略更高层次的幸福快乐。
如果我们真的内心富足，就不会过于期待改变命运，就好像一个傻瓜永远只是一个傻瓜，即便是到了人生的弥留之际，即便那时他身处天堂，也依然只是一个无聊的傻瓜而已。
人生是否幸福主要还是由主观意识来判断，主观因素远比客观条件重要得多。
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宁可做健康的乞丐，也比做病恹恹的国王快活得多。性情乐观、体格健康、充满活力、温文尔雅、有良知、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些都是地位或财富无法弥补或取代的优势。
一个温和善良的人，即便是在贫困的环境中仍能感到深刻的幸福；而一个贪婪、善妒又恶毒的人，就算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也依然无法避免痛苦不堪。
贺拉斯在谈到自己时就说：“即使生活中大部分花哨的东西都被剥夺了，人们也照样能活得很好。”
人生幸福最本质的元素在于我们是什么，即我们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持续发挥作用。个性不是命运的竞技游戏，也无法被夺走；与外在财富或别人的看法相比，个性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所以仅仅想要依靠外在手段去征服或是支配一个人是十分困难的。
歌德在诗中说道，“出生之际，命运就已分配完毕，不可更改，人只能沿着星象预示的轨迹前行”；而预言家和先知们也这样宣告，人永远无法逃离他那既定的命运之轨，即使是时间的力量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幸福的本质在于“人”，那么集中精力保持身体健康、培养能力，无疑要比一心积累财富更明智，但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就应该忽略掉对生活必需品的获取。财富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是“过剩”，这对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帮助不大一一许多富人感觉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精神思想很贫乏，没有真正的文化或知识，对事物没有客观的兴趣和见地。
生命中的幸与不幸，与其说是取决于我们遇到了什么，毋宁说是取决于我们与它们相遇的方式，意即，取决于我们易感的类型和程度。一个人是什么和他本身固有什么，即一个人的个性，是最直接影响到其幸福和财富的。除了个性本身带来的影响长久不衰之外，任何其他间接因素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可以被中和抵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个人的特性所激起的嫉妒是所有感情中最难缓和的，而且嫉妒还是隐藏得最深的感情特质。
我们内在的美好素质，如高贵的品性、杰出的智力、良好的气质、乐观开朗的精神以及健康的体魄，一句话，身心健康，就是幸福的首要关键。我们应当致力于提升并保持这些品质，而不是专注于去占有外在的财富和荣誉。
“若你笑口常开，那你就是幸福的；若你常以泪洗面，那你就是不幸的。”无疑这是一句非常质朴的话，但正因为它如此简单朴素，我才从未忘记过，即使它简直算得上是个不言而喻的老生常谈。
如果快乐来敲门，我们就应当打开大门来迎接它。快乐绝不贸然，更不会不合时宜。要知道，我们的存在，不过是永恒的生死两端中，最短暂的瞬间而已。一定要快乐，一定要更快乐，这就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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