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7月22日】1928年7月22日 平江起义
1928年7月22日，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这天上午，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进行起义的总动员。部队随即按照部署，趁敌人午睡时，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消灭了反抗的敌人，救出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
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4年7月22日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
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电报提出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指出：苏美英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电报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批国民党独裁政府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并加写一段文字。加写的这段文字是：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1957年7月22日 陈云要求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
1957年7月22日，陈云在十三个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中城市除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合理规定价格，保证农民能够得利，不能“菜贱伤农”。每一个城市应有一个副市长来管蔬菜供应工作。
1968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
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80年7月22日 邓小平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湖北十堰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时说：你们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办什么事都要从全局考虑，才对国家有利。机械工业要进入市场，就要竞争、比较，落后的机器就应淘汰。淘汰落后的就是节约。要规定在什么标准以下就应该淘汰，否则就是保护落后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要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既要搞点大型的，搞些终端机，也要搞小型的，搞专用机。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加强政法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
《意见》提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搞好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9年7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28年7月22日，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独立第五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起义。这天上午，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进行起义的总动员。部队随即按照部署，趁敌人午睡时，一举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消灭了反抗的敌人，救出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起义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县城。
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4年7月22日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
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电报提出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指出：苏美英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电报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批国民党独裁政府
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并加写一段文字。加写的这段文字是：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1957年7月22日 陈云要求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
1957年7月22日，陈云在十三个省市蔬菜会议上讲话，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中城市除靠郊区生产蔬菜外，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合理规定价格，保证农民能够得利，不能“菜贱伤农”。每一个城市应有一个副市长来管蔬菜供应工作。
1968年7月22日 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
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80年7月22日 邓小平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湖北十堰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时说：你们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办什么事都要从全局考虑，才对国家有利。机械工业要进入市场，就要竞争、比较，落后的机器就应淘汰。淘汰落后的就是节约。要规定在什么标准以下就应该淘汰，否则就是保护落后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要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既要搞点大型的，搞些终端机，也要搞小型的，搞专用机。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加强政法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7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
《意见》提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搞好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9年7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欧阳中石（1928年-2020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肥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他的书法格调清新高雅、沉着端庄，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完善和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我对“书法”的一点思考
“原理”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的运动规律。“本质”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的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例如“车”这一事物,载物代步是其本质,至于它如何能够移动,则自有它的原理。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定义性的,只是想说明一下“原理与“本质”在动、静之间的不同。
当然,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原理”很可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原理”很可能为“本质”展示了它最突出的重点所在。“本质是“基础”,“原理”是“本质”运动的“规律”。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定要从它的“本质”出发,寻求它在运动中的规律。现在我们要研究“书法”,就应当既研究它的“本质”,又要研究它的“原理”,当然,围绕在“本质”与“原理”的四周还会有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这是一门极博极厚的学问,诚然不假,但归根结底,“本质”和“原理”是它最核心的问题,这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其他相关的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不然,摸不着要领，恐怕问题的研究很难设想。
研究学问,对象明确是第一要务。如果对象不明,必然“盲人瞎马,不知所终,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下蛋”,未必没有收获,贡献未必不大,但那总是“碰运气”、“听天由命”的作法,不如目的、任务明确清楚来得坦然。
为了“目的”的明确,我们把对象到底是什么先研究一下:“书是“书写”,“法书是“写得好的书作”,“书法“是“有关书写的一门学问”。“书”是一种运动,“法书”是行动的一种结果,“书法”是包括“书”“法书”都在其中,还包括着有关“书”“法书”诸多问题都在其中的一门学。各有各的对象,“本质”不同,“原理”也不相同。那么,我们的研究应当确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事先明确才行。
既然不好一下子确定,索性逐一摸索一过再说。“書”,从“聿“者”,后从“聿”、“曰”,本义作记载、书写讲,当然引申义很多,如书、书札、书体等等,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动作。既是动就有动的规律,在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是属于“原理”性问题。
“法书”是说的可以作为模标准的书作,则应考虑什么样的书作“才可以称之为“法书,那就是“本质”的问题,不好直接说到“规律”,以至于“原理”的问题。
至于“书法”,在《南齐书》周颙传中提到:“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这里所谈到的“书法”的意思，应该是包括书写的具体方法,和有关的许多讲究在内的法度、章法、涵蕴…等等的各方面的知识学问。如果仅从名词“书法”来考虑,就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她的“本质”。如果从方法、形成、从事等方面来考虑,她又包含着运动的涵义在内,则又须从“规律”上着重研究,我们便会在诸多规律中发现最有根本决定意义的规律,我们应当把她提高到”原理”的高度。
“书法”的“法”,我觉得把她看作为“佛法”的“法”一样看待,比较全面,比较得当。我们不妨来一个比较全面的叙述:
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成文的,文、书相映焕采升华的一门学问。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是一种艺术品,遵循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艺术美的活动。
从学问说,她的本质应当是:用中国特有的工具书写出规范汉字;字与字组成闪闪发光的文辞;点画焕采,布白成章,整体如一，熔古铸今的其道其理的研究,以及如何治学的规律等等,都是这门学问所涵盖的内容。
以上这些是我们所指出的本质的纲要。如果从牵涉所及来看,则牵涉极广。如,汉字的规范问题;历史的来龙去脉,文字的起源、字体的流变等等问题。书写内容则牵涉到各种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等等书写形式,则大小横竖、字体书体、体不一等等。总之,涉及广之无极,可以说,中国文化所到之处,文字的书写,无所不在。然而,诸多内容中最关键之点是汉字文、书与美的集中。
汉字文化的美在于点画生姿,章法得体,书文相映,焕人心仪。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则必须深知应能掌握汉字点画的有机结构,文字深蕴的情理,安排经营得当,焕发出令人神往、艳羡的心情才好。深知与掌握,则须摸透所见的高度,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代的名家:既能重光,面且能够发出新光。所知高而深,所能高而采,最必须且遵守的规律是:深知中国文、字之妙道,而且掌握创造激荡人心的,超过一般作品的能力。
“超过”一般的能力,不是“不同”一般的能力。要求“不同”于一般不难,要求“超过”一般则很不容易。千万不要误会“不同”就是“超过”。不错,“超过是“不同”;但是在“一般”之上;“不同”如
在“一般”之上是好得很,但“不同”在一般之下,这“不同”就不在话下了。
“所知”“所能”怎样才能超过一般,怎样才能具有超过一般的所知所能?这是知、能本身的问题,又是教育的问题。都各有各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内涵”(即本质所在),各有各运动中的规律。
对于“书法”,我曾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又曾进一步说“作字可识,点画生姿;行文载道,启动情思;书文相映,焕人心仪;承前无愧,不负来时”现在我想再将其概括为:
“积学升华,书文结晶。”
我想这八个字,可以把前边那十六个字,或三十二个字都概括得进来。算作为什么呢?我想先概括到这里,等详细地思考之后再说。我多么希望同道的师友们的高见与指教。
——欧阳中石
我对“书法”的一点思考
“原理”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的运动规律。“本质”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的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例如“车”这一事物,载物代步是其本质,至于它如何能够移动,则自有它的原理。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定义性的,只是想说明一下“原理与“本质”在动、静之间的不同。
当然,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原理”很可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原理”很可能为“本质”展示了它最突出的重点所在。“本质是“基础”,“原理”是“本质”运动的“规律”。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定要从它的“本质”出发,寻求它在运动中的规律。现在我们要研究“书法”,就应当既研究它的“本质”,又要研究它的“原理”,当然,围绕在“本质”与“原理”的四周还会有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这是一门极博极厚的学问,诚然不假,但归根结底,“本质”和“原理”是它最核心的问题,这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其他相关的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不然,摸不着要领，恐怕问题的研究很难设想。
研究学问,对象明确是第一要务。如果对象不明,必然“盲人瞎马,不知所终,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下蛋”,未必没有收获,贡献未必不大,但那总是“碰运气”、“听天由命”的作法,不如目的、任务明确清楚来得坦然。
为了“目的”的明确,我们把对象到底是什么先研究一下:“书是“书写”,“法书是“写得好的书作”,“书法“是“有关书写的一门学问”。“书”是一种运动,“法书”是行动的一种结果,“书法”是包括“书”“法书”都在其中,还包括着有关“书”“法书”诸多问题都在其中的一门学。各有各的对象,“本质”不同,“原理”也不相同。那么,我们的研究应当确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事先明确才行。
既然不好一下子确定,索性逐一摸索一过再说。“書”,从“聿“者”,后从“聿”、“曰”,本义作记载、书写讲,当然引申义很多,如书、书札、书体等等,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动作。既是动就有动的规律,在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是属于“原理”性问题。
“法书”是说的可以作为模标准的书作,则应考虑什么样的书作“才可以称之为“法书,那就是“本质”的问题,不好直接说到“规律”,以至于“原理”的问题。
至于“书法”,在《南齐书》周颙传中提到:“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这里所谈到的“书法”的意思，应该是包括书写的具体方法,和有关的许多讲究在内的法度、章法、涵蕴…等等的各方面的知识学问。如果仅从名词“书法”来考虑,就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她的“本质”。如果从方法、形成、从事等方面来考虑,她又包含着运动的涵义在内,则又须从“规律”上着重研究,我们便会在诸多规律中发现最有根本决定意义的规律,我们应当把她提高到”原理”的高度。
“书法”的“法”,我觉得把她看作为“佛法”的“法”一样看待,比较全面,比较得当。我们不妨来一个比较全面的叙述:
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成文的,文、书相映焕采升华的一门学问。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是一种艺术品,遵循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艺术美的活动。
从学问说,她的本质应当是:用中国特有的工具书写出规范汉字;字与字组成闪闪发光的文辞;点画焕采,布白成章,整体如一，熔古铸今的其道其理的研究,以及如何治学的规律等等,都是这门学问所涵盖的内容。
以上这些是我们所指出的本质的纲要。如果从牵涉所及来看,则牵涉极广。如,汉字的规范问题;历史的来龙去脉,文字的起源、字体的流变等等问题。书写内容则牵涉到各种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等等书写形式,则大小横竖、字体书体、体不一等等。总之,涉及广之无极,可以说,中国文化所到之处,文字的书写,无所不在。然而,诸多内容中最关键之点是汉字文、书与美的集中。
汉字文化的美在于点画生姿,章法得体,书文相映,焕人心仪。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则必须深知应能掌握汉字点画的有机结构,文字深蕴的情理,安排经营得当,焕发出令人神往、艳羡的心情才好。深知与掌握,则须摸透所见的高度,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代的名家:既能重光,面且能够发出新光。所知高而深,所能高而采,最必须且遵守的规律是:深知中国文、字之妙道,而且掌握创造激荡人心的,超过一般作品的能力。
“超过”一般的能力,不是“不同”一般的能力。要求“不同”于一般不难,要求“超过”一般则很不容易。千万不要误会“不同”就是“超过”。不错,“超过是“不同”;但是在“一般”之上;“不同”如
在“一般”之上是好得很,但“不同”在一般之下,这“不同”就不在话下了。
“所知”“所能”怎样才能超过一般,怎样才能具有超过一般的所知所能?这是知、能本身的问题,又是教育的问题。都各有各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内涵”(即本质所在),各有各运动中的规律。
对于“书法”,我曾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又曾进一步说“作字可识,点画生姿;行文载道,启动情思;书文相映,焕人心仪;承前无愧,不负来时”现在我想再将其概括为:
“积学升华,书文结晶。”
我想这八个字,可以把前边那十六个字,或三十二个字都概括得进来。算作为什么呢?我想先概括到这里,等详细地思考之后再说。我多么希望同道的师友们的高见与指教。
——欧阳中石
【古城故事】惠民县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个惠民人，它是怎样的惠民你清楚吗？
惠民县是中国古代著名“兵圣”孙武的故乡，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地处鲁西北平原。历史悠久，惠民县至今还保留着光绪时期建成的“魏氏庄园”。惠民县拥有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7处、省级旅游强镇6个，省级旅游特色村14个、工农业旅游示范点9处，美食美景美宿多不胜数。
惠民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夏商周三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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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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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在此地设县，名为厌次县，属齐郡。自秦代置县以来，迄今县名改过10余次，多以厌次为名。其治所迁过5次，以此地为县城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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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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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改厌次县为富平县，其故城在今桑落墅镇北7里处，属平原郡所辖之县。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复改富平县为厌次县，治所如故，仍属平原郡管辖。《惠民县志·沿革》载：“汉和帝改千乘为乐安国，至献帝建安中，以乐安分置乐安郡，徙厌次（原属平原郡辖）属焉”。其分置的乐安郡，治所就在厌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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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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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仍名厌次县，也属乐安郡管辖，此地隶属曹魏。至晋代县名依旧，改属于乐陵国。
北魏，厌次县名未改，治所在马岭城（今何坊乡二郎堂村北），改属沧州之乐陵郡所辖。《惠民县志·沿革》载：“按北魏《地形志》乐陵郡有二：一属青州，领县五，刘宋所置；一属沧州，领县四，为北魏所置”。
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除了厌次县，其辖地并入阳信，阳信县治迁到厌次故城。
北齐文宣帝灭东魏后，为了减少行政经费支出，建立精干的行政机构，将全国较小的县合并为大县，当时厌次、阳信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合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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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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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仍为阳信县地，改属渤海郡所辖。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废除渤海郡改置棣州，其他归属棣州，到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又归于沧州之辖地。考《隋书·地理志中》：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置厌次县，属棣州所管辖，并徙州治于此，到了唐代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又废除了棣州，厌次县复属沧州所领；三年后的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沧州所辖的阳信、商河、乐陵、厌次四县置棣州，州治厌次；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复废棣州，其领县又归属沧州所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复析置棣州于厌次县，领县五；天宝初年，改棣州为乐安郡，这正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说的鲁昭公十九年，田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食采乐安相吻合。到了乾元初，又改乐安郡为棣州，治所未变，辖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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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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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仍名厌次县，属棣州所辖。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棣州刺史华温琪为避水患，特将棣州治所迁于厌次县故城东南（今清河镇古城马村南），《惠民县志·沿革》：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割棣州所管辖的蒲台、渤海两县置滨州。棣州辖三县（厌次、商河、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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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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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县名仍为厌次，属河北东路棣州乐安郡所辖。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奏迁棣州及厌次县治于乔子镇的八方寺（即今城址）。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工部尚书牛保奉旨来此修筑县城垣（即今城）。金为厌次县，属山东东路棣州防御郡地。
元代，厌次属济南路棣州之地。据《元史》、《惠民县志》所载：“元初，滨、棣自为一道，中统三年（公元1263年），改置滨棣路安抚司，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仍分置棣州与滨州，改隶济南路”。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废除了厌次县，其地并入济南府所辖的棣州，厌次县名自此不复再存。永乐六年（1408年），改棣州为乐安州；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汉王朱高煦之乱后，又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清初建置未变，仍袭明制为棣州，属济南府所辖。至清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从济南府分出，升为山东布政使直接管辖的直隶州；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升武定州为武定府，始置惠民为附郭县，惠民县之名此始。此时的武定府属山东布政使济东泰武临道所辖，领一州九县。据《嘉靖武定州志》载：“城东南二十里有惠民沟”。可见是以沟名命名县名。
中华民国时期，《续修惠民县志稿》载：“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武定府，惠民改属山东省公署岱北道所辖，不久，又改为济南道辖。民国十五年（1926年），置武定道于惠民，领原武定府所辖之一州九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武定道，惠民等县改属山东省政府直接管辖。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置山东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惠民县，辖惠民等九县”。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十一月侵华日军侵占惠民，初未建置，伪县政府驻惠城，山东省第五行政专员公署移驻农村。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敌伪始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山东省武定道，道尹公置设于惠城，辖惠民等13县。是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边抗日民主政府，在县境西北、正西、西南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建立商惠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撤销。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八月三十日惠民解放。初，惠民县原一、二区归惠民市所辖，市政府驻惠城（后移驻今石庙镇陈集）；其余地区属惠民县所领，县政府驻今辛店乡何李家村。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废商惠县。次年，撤销了惠民市、杨忠县，其辖地各归原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惠民县政府迁入惠城，渤海区第四专员公署改为惠民行政专员公署，专署机关移驻惠城，惠民遂改属惠民专署所辖。
1958年12月30日，撤销滨县并入惠民县，县府机关移驻北镇，撤销惠民行署，改属淄博行署所辖。
1961年4月10日，惠民、滨县分治，各领原属，惠民县府返驻惠城。复置惠民行署于北镇，惠民县归其所属。直至如今。
作为一个惠民人，它是怎样的惠民你清楚吗？
惠民县是中国古代著名“兵圣”孙武的故乡，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地处鲁西北平原。历史悠久，惠民县至今还保留着光绪时期建成的“魏氏庄园”。惠民县拥有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7处、省级旅游强镇6个，省级旅游特色村14个、工农业旅游示范点9处，美食美景美宿多不胜数。
惠民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夏商周三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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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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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在此地设县，名为厌次县，属齐郡。自秦代置县以来，迄今县名改过10余次，多以厌次为名。其治所迁过5次，以此地为县城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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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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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改厌次县为富平县，其故城在今桑落墅镇北7里处，属平原郡所辖之县。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复改富平县为厌次县，治所如故，仍属平原郡管辖。《惠民县志·沿革》载：“汉和帝改千乘为乐安国，至献帝建安中，以乐安分置乐安郡，徙厌次（原属平原郡辖）属焉”。其分置的乐安郡，治所就在厌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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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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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仍名厌次县，也属乐安郡管辖，此地隶属曹魏。至晋代县名依旧，改属于乐陵国。
北魏，厌次县名未改，治所在马岭城（今何坊乡二郎堂村北），改属沧州之乐陵郡所辖。《惠民县志·沿革》载：“按北魏《地形志》乐陵郡有二：一属青州，领县五，刘宋所置；一属沧州，领县四，为北魏所置”。
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废除了厌次县，其辖地并入阳信，阳信县治迁到厌次故城。
北齐文宣帝灭东魏后，为了减少行政经费支出，建立精干的行政机构，将全国较小的县合并为大县，当时厌次、阳信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合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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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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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仍为阳信县地，改属渤海郡所辖。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废除渤海郡改置棣州，其他归属棣州，到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又归于沧州之辖地。考《隋书·地理志中》：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置厌次县，属棣州所管辖，并徙州治于此，到了唐代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又废除了棣州，厌次县复属沧州所领；三年后的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沧州所辖的阳信、商河、乐陵、厌次四县置棣州，州治厌次；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复废棣州，其领县又归属沧州所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复析置棣州于厌次县，领县五；天宝初年，改棣州为乐安郡，这正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说的鲁昭公十九年，田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食采乐安相吻合。到了乾元初，又改乐安郡为棣州，治所未变，辖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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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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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仍名厌次县，属棣州所辖。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棣州刺史华温琪为避水患，特将棣州治所迁于厌次县故城东南（今清河镇古城马村南），《惠民县志·沿革》：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割棣州所管辖的蒲台、渤海两县置滨州。棣州辖三县（厌次、商河、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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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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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县名仍为厌次，属河北东路棣州乐安郡所辖。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奏迁棣州及厌次县治于乔子镇的八方寺（即今城址）。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工部尚书牛保奉旨来此修筑县城垣（即今城）。金为厌次县，属山东东路棣州防御郡地。
元代，厌次属济南路棣州之地。据《元史》、《惠民县志》所载：“元初，滨、棣自为一道，中统三年（公元1263年），改置滨棣路安抚司，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仍分置棣州与滨州，改隶济南路”。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废除了厌次县，其地并入济南府所辖的棣州，厌次县名自此不复再存。永乐六年（1408年），改棣州为乐安州；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汉王朱高煦之乱后，又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清初建置未变，仍袭明制为棣州，属济南府所辖。至清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从济南府分出，升为山东布政使直接管辖的直隶州；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升武定州为武定府，始置惠民为附郭县，惠民县之名此始。此时的武定府属山东布政使济东泰武临道所辖，领一州九县。据《嘉靖武定州志》载：“城东南二十里有惠民沟”。可见是以沟名命名县名。
中华民国时期，《续修惠民县志稿》载：“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武定府，惠民改属山东省公署岱北道所辖，不久，又改为济南道辖。民国十五年（1926年），置武定道于惠民，领原武定府所辖之一州九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武定道，惠民等县改属山东省政府直接管辖。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置山东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惠民县，辖惠民等九县”。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十一月侵华日军侵占惠民，初未建置，伪县政府驻惠城，山东省第五行政专员公署移驻农村。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敌伪始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山东省武定道，道尹公置设于惠城，辖惠民等13县。是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边抗日民主政府，在县境西北、正西、西南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建立商惠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撤销。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八月三十日惠民解放。初，惠民县原一、二区归惠民市所辖，市政府驻惠城（后移驻今石庙镇陈集）；其余地区属惠民县所领，县政府驻今辛店乡何李家村。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废商惠县。次年，撤销了惠民市、杨忠县，其辖地各归原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惠民县政府迁入惠城，渤海区第四专员公署改为惠民行政专员公署，专署机关移驻惠城，惠民遂改属惠民专署所辖。
1958年12月30日，撤销滨县并入惠民县，县府机关移驻北镇，撤销惠民行署，改属淄博行署所辖。
1961年4月10日，惠民、滨县分治，各领原属，惠民县府返驻惠城。复置惠民行署于北镇，惠民县归其所属。直至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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