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经济学想做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明白人,想摆脱直觉和经验的控制,想了解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想颠覆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和思维定式,想对这个由海量陌生人紧密连接而成的社会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人类面临着四大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
在生活中，很多人讨论什么才是公正的，但背后其实很可能是在对效率做出考量。
四大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缺乏反馈机制，委托代理问题，所托非人问题，养懒汉效应。
稀缺，选择，区别对待和歧视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一体的，只要有一个就意味着同时有其他三个。
成本是放弃其他可能性。
今天的人喜欢讲“不忘初心”,但为科么不忘初心那么难呢?因为当初你有“初心”的时候选择的那么多,所以比较容易坚持，但随着境遇的变化,机会增加,你要坚持原来的看法就越来越难了,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放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因此“不忘初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要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源都叫资产，而对资产的付费就叫租。
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
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被称为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个人，就被称为连环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万人呢？那他是个将军。暴利，只有当它失败的时候，人们才会谴责它。
那些童年的伙伴，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他们当年的能力，智力，本事其实差不多，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展，遇到的是不同的机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渐行渐远了。
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互相服务。
能力取决于自己能够占有多少，而权利则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愿意给你多少。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权利，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相反的权利。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办法：细分，把不同人的需求做精细划分。
社会的真实利率取决于人们的不耐程度。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建立互信,人类社会构想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解决方案,从重复交易到第三方背书,从质保、延保,再到收益共享。此外,还有三种非常接近的建立信任的办法:付出沉没成本、给出人质或者给出抵押。
损失掉一部分品牌的多样性,换来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么做可能是现代社会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的一种趋势。
他认为只要产品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无须证据就可以判企业疏忽,企业应该对自己的产品负有严格的责任,顾客不需要提供关。
于疏忽的证据就能够获得赔偿。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叫“严格责任”。
当船主避免意外所付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概率乘以意外发生产生的损失(预计的损失)时,船主就应该承担责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要盯住的，永远不是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而是多个指标之间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要盯住的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平衡。
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多只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
货物总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就越小。而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货币流通量成正比,货币
流通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同时它也跟货币流通的速度成正比,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
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看完之后我可能仍是一个经济学小白，依然发现不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笑cry]
人类面临着四大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
在生活中，很多人讨论什么才是公正的，但背后其实很可能是在对效率做出考量。
四大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缺乏反馈机制，委托代理问题，所托非人问题，养懒汉效应。
稀缺，选择，区别对待和歧视这四个概念，其实是一体的，只要有一个就意味着同时有其他三个。
成本是放弃其他可能性。
今天的人喜欢讲“不忘初心”,但为科么不忘初心那么难呢?因为当初你有“初心”的时候选择的那么多,所以比较容易坚持，但随着境遇的变化,机会增加,你要坚持原来的看法就越来越难了,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放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因此“不忘初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要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源都叫资产，而对资产的付费就叫租。
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
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被称为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个人，就被称为连环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万人呢？那他是个将军。暴利，只有当它失败的时候，人们才会谴责它。
那些童年的伙伴，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他们当年的能力，智力，本事其实差不多，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展，遇到的是不同的机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渐行渐远了。
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互相服务。
能力取决于自己能够占有多少，而权利则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愿意给你多少。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权利，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相反的权利。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办法：细分，把不同人的需求做精细划分。
社会的真实利率取决于人们的不耐程度。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建立互信,人类社会构想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解决方案,从重复交易到第三方背书,从质保、延保,再到收益共享。此外,还有三种非常接近的建立信任的办法:付出沉没成本、给出人质或者给出抵押。
损失掉一部分品牌的多样性,换来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么做可能是现代社会提高产品质量可靠性的一种趋势。
他认为只要产品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无须证据就可以判企业疏忽,企业应该对自己的产品负有严格的责任,顾客不需要提供关。
于疏忽的证据就能够获得赔偿。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叫“严格责任”。
当船主避免意外所付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概率乘以意外发生产生的损失(预计的损失)时,船主就应该承担责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要盯住的，永远不是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而是多个指标之间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要盯住的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平衡。
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多只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
货物总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就越小。而社会的平均物价跟货币流通量成正比,货币
流通量越大,产生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同时它也跟货币流通的速度成正比,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通货膨胀的机会也越大。
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看完之后我可能仍是一个经济学小白，依然发现不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笑cry]
#经济学笔记# 看哈耶克怎么说
1974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公诸于世时，经济学界一片哗然。人们面面相觑，怀疑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在与世人开玩笑。哈耶克这个经济学界的“叛逆者”，竟然会获得如此崇高的殊荣?
人们的疑惑和不满，并非没有理由。的确，长期以来。哈耶克一直被人们视为“异端”。本来他早年就已名扬天下，但在30年代，他孤身一人公开向凯恩斯叫板、然终因一时疏忽，败下阵来。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结果又触犯了众怒，从社会主义拥护者，到资本主义改良者，甚至到祈求政府救助的贫民，无不对他予以抨击，哈耶克由此声誉日下，以致人们得知他荣获诺奖时，已然对他有几分陌生，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稀记得一些他当年单枪匹马，在思想界苦苦拼搏的往事。
二战爆发后，德国和前苏联两个中央集权国家，都显示出非凡实力。战争伊始，德国来势凶猛，所到之处，无不一触即溃。而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又日益凸现，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与美国平分秋色。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如何演变?计划和市场究竟孰优孰劣?社会主义究竟何去何从?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
在本书引论中，哈耶克大声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因为一股祟尚社会主义之风，正在这些国家到处弥漫，而作为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渐渐被人淡忘。哈耶克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指惟我独尊、自行其是，而是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每个人都能各显其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自由也不意味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而是说人们干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被强按着牛头喝水，身不由已。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天生就具有独裁主义倾向。当法国作家们在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时，就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独裁较之政府管制更为有害，它从根本上危及到个人自由。因此，以自由为灵魂的民主主义，势必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它们除了“平等”二字以外，别无共同之处，但即便是平等，二者也有云泥之别。民主主义是从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平等，只能是从奴役和抑制中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是徒有虚名。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哈耶克以冷峻的目光，透视出战后冷战的必然。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把实行私有制的社会，称作“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他看来，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私有制社会，穷人的机会虽然比富人少一些，但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同样可以发财致富，虽然每个人的收入不可能均等，但走向致富之路的机会却是均等的。这是真正的社会平等。可在公有制社会里，尽管穷人名义上是公有财产的主人，但实际上，哪一部分财产也没他的份。不仅如此，由于事无巨细都被当局牢牢控制，老百姓只得低声下气，任人摆布，靠当权者的“恩施”过日子。哈耶克于是问道，究竟是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好，还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好呢?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它们都是集体主义。哈耶克认为，迄今为止，对配置资源来说，竞争最为有效，计划是与竞争鲜明对抗的，它只有被用来弥补市场缺陷时，才能与竞争结合起来。如果完全限制竞争，而用计划取而代之，那么结果必将一塌糊涂。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
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浩如烟海，情况复杂多变，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因此，分散决策势在必行，由当局用单一的计划来控制经济，只会弄巧成拙。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企业家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这样，企业家与其“眼睛朝内”，在企业埋头苦干，还不如“眼睛朝上”，多与上级部门联络感情。加之在计划体制下责权不清，企业无论亏赚，都与企业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决策时，通常并不从企业利益出发，而是投上级所好，看他们眼色行事。事已至此，企业又何谈经济效益呢?
更糟糕的是，经济计划必然导致政治集权。假如要制定一项登山计划，由于个人的偏好不一致，在选择目的地上，难免意见分歧。或许有人想看泰山的日出，有人想欣赏华山的险峻，也有人想一睹黄山的风姿……结果大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计划胎死腹中。要想计划顺利进行，就得推出一个权威，由他独揽大权，最后一锤定音。这样，“独裁”就不可避免。而且，要大规模地推行计划，独裁的效果最为明显。因此哈耶克说，独裁和计划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随，形影不离。
政治上的专制，又会产生“当代蒙昧主义”。所谓 “当代蒙昧主义”，是指“思想的统一性”。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当局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总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向人们灌输同样的思想，结果全体人民形成了同样的思想模式，最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思想支配一切。 “当代蒙昧主义”之所以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当局炮制了一种“高尚的谎言”，使得人们相信：当局要建立的道德标准，是惟一正确的；当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他们所希求的。比如，30年代德国政府为了消灭犹太人、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 “理由”，大造舆论，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个观念：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必先诛之而后快。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青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反而洋洋自得，充满崇高的使命感。他们空有健康的躯壳，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明眼人不难看出，哈耶克此书多有谬论。比如，他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断地混为一谈, 显然是一叶障目，有失偏颇。不过，在我们耳闻目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就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都不幸被哈耶克一一言中。在50多年后的今天，当你静下心来重读这本《通向奴役之路》时，必会觉得意味深长，感慨良多。
1974年，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公诸于世时，经济学界一片哗然。人们面面相觑，怀疑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在与世人开玩笑。哈耶克这个经济学界的“叛逆者”，竟然会获得如此崇高的殊荣?
人们的疑惑和不满，并非没有理由。的确，长期以来。哈耶克一直被人们视为“异端”。本来他早年就已名扬天下，但在30年代，他孤身一人公开向凯恩斯叫板、然终因一时疏忽，败下阵来。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结果又触犯了众怒，从社会主义拥护者，到资本主义改良者，甚至到祈求政府救助的贫民，无不对他予以抨击，哈耶克由此声誉日下，以致人们得知他荣获诺奖时，已然对他有几分陌生，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稀记得一些他当年单枪匹马，在思想界苦苦拼搏的往事。
二战爆发后，德国和前苏联两个中央集权国家，都显示出非凡实力。战争伊始，德国来势凶猛，所到之处，无不一触即溃。而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又日益凸现，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与美国平分秋色。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如何演变?计划和市场究竟孰优孰劣?社会主义究竟何去何从?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
在本书引论中，哈耶克大声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因为一股祟尚社会主义之风，正在这些国家到处弥漫，而作为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渐渐被人淡忘。哈耶克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指惟我独尊、自行其是，而是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每个人都能各显其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自由也不意味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而是说人们干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被强按着牛头喝水，身不由已。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天生就具有独裁主义倾向。当法国作家们在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时，就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独裁较之政府管制更为有害，它从根本上危及到个人自由。因此，以自由为灵魂的民主主义，势必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它们除了“平等”二字以外，别无共同之处，但即便是平等，二者也有云泥之别。民主主义是从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平等，只能是从奴役和抑制中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是徒有虚名。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哈耶克以冷峻的目光，透视出战后冷战的必然。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把实行私有制的社会，称作“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他看来，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私有制社会，穷人的机会虽然比富人少一些，但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同样可以发财致富，虽然每个人的收入不可能均等，但走向致富之路的机会却是均等的。这是真正的社会平等。可在公有制社会里，尽管穷人名义上是公有财产的主人，但实际上，哪一部分财产也没他的份。不仅如此，由于事无巨细都被当局牢牢控制，老百姓只得低声下气，任人摆布，靠当权者的“恩施”过日子。哈耶克于是问道，究竟是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好，还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好呢?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它们都是集体主义。哈耶克认为，迄今为止，对配置资源来说，竞争最为有效，计划是与竞争鲜明对抗的，它只有被用来弥补市场缺陷时，才能与竞争结合起来。如果完全限制竞争，而用计划取而代之，那么结果必将一塌糊涂。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
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浩如烟海，情况复杂多变，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因此，分散决策势在必行，由当局用单一的计划来控制经济，只会弄巧成拙。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企业家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这样，企业家与其“眼睛朝内”，在企业埋头苦干，还不如“眼睛朝上”，多与上级部门联络感情。加之在计划体制下责权不清，企业无论亏赚，都与企业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决策时，通常并不从企业利益出发，而是投上级所好，看他们眼色行事。事已至此，企业又何谈经济效益呢?
更糟糕的是，经济计划必然导致政治集权。假如要制定一项登山计划，由于个人的偏好不一致，在选择目的地上，难免意见分歧。或许有人想看泰山的日出，有人想欣赏华山的险峻，也有人想一睹黄山的风姿……结果大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计划胎死腹中。要想计划顺利进行，就得推出一个权威，由他独揽大权，最后一锤定音。这样，“独裁”就不可避免。而且，要大规模地推行计划，独裁的效果最为明显。因此哈耶克说，独裁和计划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随，形影不离。
政治上的专制，又会产生“当代蒙昧主义”。所谓 “当代蒙昧主义”，是指“思想的统一性”。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当局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总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向人们灌输同样的思想，结果全体人民形成了同样的思想模式，最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思想支配一切。 “当代蒙昧主义”之所以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当局炮制了一种“高尚的谎言”，使得人们相信：当局要建立的道德标准，是惟一正确的；当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他们所希求的。比如，30年代德国政府为了消灭犹太人、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 “理由”，大造舆论，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个观念：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必先诛之而后快。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青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反而洋洋自得，充满崇高的使命感。他们空有健康的躯壳，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明眼人不难看出，哈耶克此书多有谬论。比如，他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断地混为一谈, 显然是一叶障目，有失偏颇。不过，在我们耳闻目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就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都不幸被哈耶克一一言中。在50多年后的今天，当你静下心来重读这本《通向奴役之路》时，必会觉得意味深长，感慨良多。
#读书[超话]##读书笔记# [心]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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