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41年1月11日，晚上六点，与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黄日光夫妇、汪国舆夫妇等人吃饭，“多数皆有醉意”。3月8日，“晚赴吴肖园夫妇在商务酒店之约”，吴肖园者，当时昆明金城银行经理。4月27日晚七点半，“校友聚餐，在海棠春，共三十二桌，饮酒尚不太多”，酒虽喝的不多，但这顿饭却从七点半一直吃到了十点多，饭后又与家人和一众朋友去利沙喝咖啡，十一点半才回家。又如5月1日晚上，在自己公寓里招待联大航空及昆虫两组讨论会诸君晚餐，摆了三桌，“饮酒稍多”，“疲乏不堪”。诸如此类的记载非常多，几乎伴随梅贻琦主持联大工作始终。从这些记录来看，中国的酒桌文化，或者在酒桌上工作，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至少在民国那个时候，已经见怪不怪了。工作需要喝酒，那么工作之外呢？在我看来，这一点最能体现梅贻琦纵酒买醉的豪爽性情。《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梅校长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或美食家的不二本色，就像我们今天点了外卖会刷评价一样，梅校长几乎每天都会对自己所吃过的饭菜在日记中进行点评。如果某次和朋友们吃饭，酒肴比较好，他就会打好评，写上“酒肴颇好”；如果一般般，就会打中评，写上“尚可”；而如果酒也不好，菜也不好，那肯定就是差评，写上“酒菜皆不好”。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喝的开心，在和一些关系比较好或者场合随意的饭局中，梅校长会亲自携美酒而去，倘若遇到了同样的酒中豪杰，便会记“亦有酒兴不差者”、“痛饮”、“快饮”，推测局面应是相当嗨皮。而如果座中无人善饮，没喝开心，则会记“善饮者不多耳”、“惜无人能饮者”，流露出满满的遗憾。
如此好酒，酒量又怎么样呢？细读《日记》，也能管窥一二。

如1941年1月11日，与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黄日光夫妇、汪国舆夫妇等人吃饭，共设三桌，当晚“大家酒兴颇好，共饮三十斤，多数皆有醉意”，
又如1942年6月23日“六人共饮大曲一斤”，1943年2月11日，“与饮十余杯”，
2月13日“佐以黄酒十斤”，
2月28日“饮尽七八斤”，
1943年5月8日，“饮酒廿余斤”，
9月1日，昆明水泥厂厂长陈作新夫妇请客，座中陈雪屏（余英时先生岳丈）“颇善饮，共饮十余斤，畅快之至”，真不愧为酒中豪杰。

几个有故事的面包
今晚吃了小菜园的外卖，一共六个菜左右，我的天啊，味道差到老外能立马对中餐lose faith的程度。我算不上美食家，但我绝对能吃出来它的油用的是几十元一桶价位的色拉油，绝对能吃出来菜品用的是冷冻菜或者料理包。我吃饭是很慢那种，所以不存在吃得太快导致反胃，吃到第五口就想吐。不是因为太油也不是因为不好吃，毕竟我连水煮菜和蔬菜粉都能畅快地下咽、刷几层油的烧烤也能大快朵颐，单纯是因为它菜的品质以及口味实在是太差了。我要用整个晚上去治愈它几十元一桶的色拉油口感和料理包的沤烂味儿，我吓得直接去面包店买了三个可颂和两个红豆奶油包，这两个东西我平时一般不会想吃，但今晚 我需要它们来洗涤我的灵魂。
必胜客麦当劳也是冷冻食品半成品，我为什么不拿它们说事，因为中餐天花板很高、下限很低，你用不干净不新鲜的食材就是板上钉钉的难吃 https://t.cn/R2Wx0Ch

ᵕ̈ ᵕ̈ | +❤️=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这一波是妈妈回来后的健康晚餐，终于不用吃外卖了（美食家说的对，外卖没有好吃的，再好吃的东西送过来都不好吃了）
咋整，这标准太高了，我可没有信心成为我妈这样的母亲[doge]
不过听说教育部发通知了要小孩学做饭，吃我还是会的[doge]
#今日嘚吧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