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优秀“基因”
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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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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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太阳落山后到5月19日，以色列迎来篝火节。[话筒][话筒]节日是从passover节第二晚开始数麦子，计算收割日期，到第33个夜晚就是篝火节，所以又叫数麦穗节。篝火节起源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为纪念知名犹太教拉比2400名学生死于的一场瘟疫得到缓解；有的说是纪念知名拉比解释了犹太人重要经文；还有的说是纪念犹太人出埃及在西奈山接受上帝律法。
去年篝火节庆祝造成严重踩踏事故，上百人死伤。今年的庆祝和平落幕，数万人参加聚集后安全撤离。
去年篝火节庆祝造成严重踩踏事故，上百人死伤。今年的庆祝和平落幕，数万人参加聚集后安全撤离。
康德哲学与先验自我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康德总结了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以来，特别是笛卡尔以后，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明确地把人的问题置
于哲学的首位，对人的问题从多种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研究的哲学传统。严格说来，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意识问题的探讨，只是到了康德这里，才真正形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犹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既反映出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为后人启示着条条思想发展之路，从而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休漠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诘难。休漠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以“观念的显微镜”去
验证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认为经验只能扩展知识而不能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经验归纳法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果推断值得怀疑，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数学与几何知识都值得怀疑。休漠的怀疑论动摇了传统科学知识大厦之根基，也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通过对先验自我意识在认知活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通过先验自我意识具体化、经验化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递增的经验的认知能力，同时在三个阶段分别产生纯直观形式、知性范畴、理性理念，并且分别以它们作出先验的和经验的综合来“为自然立法”，从而既解决了知识如何扩展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因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所以说，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从某种角度上回
答了休漠对知识的诘难，解答了长期困扰哲学界的“休漠问题”，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表现出其哲学思想的终极关怀，第一次指明了人类追求真、善、美之永恒理想。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所表达的先验
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先验自我意识于不同的领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认知领域，先验自我意识设定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自在之物一方面包括物质性的部分，它刺激经验主体而最终构成知识中质料的因素，成为对感性材料来源的终极解释;另一方面，自在之物又包括先验自我意识本身这一精神性的部分，它产生知识中作为形式的诸先天因素。先验主体以这些先天的形式要素去综合质料的因素，来为自然立法，而对这种被立法的自然(康德称为现象界)，人类要在其中认识的，正是其先前早己放进去的东西，故而能够获得“真”的认识，这就追求到了“真”。同时，先验自我意识成为对经验主体存在的终极解释。这两者相结合就表现出对整个宇宙(包括经验
主体人)的终极解释与终极存在的关怀。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即“至善”，这就实现了“善，表现出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在审美活动领域，先验自我意识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道德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的客观目的相符合，这时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完全消失。人一方面超越了自然，另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形式的自身，这就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了真正的美感，追求到了美。故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宙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虽然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但是，只有到了康德这里才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是、以及如何达到人类追求真、善、美这一永恒理想，第一次全面地展示出其思想
的终极关怀。
最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高扬了人类理性，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曾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他根据自我意识的状态和形式而对认识的诸种形式的论证。”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关键在于他定下了其批判哲学的“对象必须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基调，而这一基调则是通过他那以先验自我意识一为其前提与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主旋律得以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先验自我
意识，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就没有全新的知识论。同时，没有先验自我意识，其同样富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伦理学与美学也不会存在。康德正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其思想体系大厦之坚固基石。他在建造思想体系大厦的过程中，以先验自我意识的形式高扬了人类之普遍理性，突出地表现了人类在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抬升了人类在宇宙中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在康德思想中的人，不再是受自然控制、受上帝支配的、处处被动的人，而是超越了自然、超越了自身，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完全自由的、追求到了真善美的人，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人。正因为如此，康德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体现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法国政治革命，它成为当时德国社会中思想启蒙的先导。
尽管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它依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需要我们予以正确地认识。
其一，先验自我意识不能等同于主体。康德指出先验自我意识为一种单纯的形式主体与逻辑设定，他以先验自我意识代称人类的普遍理性，甚至指称整
个人类，而以经验自我意识指代经验主体，即个人。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是先验自我意识在进行认知活动，是先验自我意识在制订先验道德律，在实施反思判断。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意本质上是等同于主体的。但是我们认为，而且康德也曾明确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本质上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是属于主体所有的。先验自我意识与主体的关系是主体的属性或能力与主体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虽然先验自我意识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严格说来，先验自我意识不等同于主体，两者毕竟有差别。
其二，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颠倒了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位置。康德的思想，尤其是知识论，是以先验自我意识为最终根据与最高条件的。他认为，
感性直观之纯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理性理念，皆先天地产生于先验自我意识，逻辑上先于知识经验而存在。先验自我意识通过先验综合与经验综合的作用才使得他称之为现象界的自然得以成立。自然界的一切都打上了人的主观烙印，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人化自然”颇为相似。但实质上，外界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人类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这一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对之实施科学的合理的能动的改造与利用，从而才在原始的自然界打上人的主观烙印。正是在此意义下，马克思才提出“人化自然”这一概念。康德试图让“对象依照知识”，让客观符合主观，虽然对于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根本上说，这是颠倒了主
客观位置，是一种本末倒置。
其三，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夸大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并未真正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对立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康德的自然界其质料因素即感性杂多由物自体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其认识论中可贵的唯物成分。但是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他过分夸大了先验自我意识所体现出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先验自我意识产生先天的知识形式对感性杂多予以规整，从而为整个自然界立法。康德在主客观关系上的本末倒置，使得他建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界。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指出，康德的“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所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对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公然把自己的那种认识论思想称为“形式的唯心主义”或“先验的唯心主义”，以期与笛卡尔的“经验的唯心主义”也与贝克莱式的“质料的唯心主义”或“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康德说:“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而是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我们认为，康德的这种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是人类始终面临的屏障，人类只可认识与利用而不可绝对地改变，人类不可能在实质上为自然立法。康德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知活动中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中为人自身立法，只注重人的自身而忽视客观自然的存在，这使他的理论始终在主观的圈子里打转，使得他试图解决的主客观的统一，不过是在真正的物质与意识的统一问题上打了一个擦边球而己。康德并未彻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体系所表现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之永恒理想，无异于沙滩上建楼房，是不具备稳固基础的。
其四，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理论讨论的是人的抽象的认识能力，它所表现的主体为抽象的人。康德为了克服唯理论者的“独断论”和经验论者的“怀疑
论”，提出在认识世界之前要事先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确定它所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具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去考察认识能力，这是一种抽象的考察，一种片面的考察。对此，黑格尔曾批判说，这就好象是“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或是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康德要求在求知前考察认识能力诚然不错，但他没认识到，考察思维形式己经是一种历程了。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
到水中。”我们认为，认识能力是体现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的，而具体的认识活动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种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劳动实践，实践产生了认识。实践过程中，人类对客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各种概念，如时间、空间等。这些概逐渐念固化在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认知结构。人类正是以这些认知结构进行再认识，继而指导进一步的实践。这本是一个在
不断往复中前进的过程，但是康德却孤立地抽去其中一个片段，当作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他把纯时空形式与知性范畴认作先验自我意识所产生，却不能够解释如何产生，以致于带有“天赋观念论”之嫌疑的原因。由于康德考察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能力，为此，这种抽象的认识能力所体现的主体也就是抽象的人，而非处于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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