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对比的帖子，因为看到某些把个别人的说法奉为圭臬，然后暗戳戳的抨击国家政策的帖子着实让人气愤。我是社会上的普通一员， 想谈论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
1、经济的投入
这次上海的疫情给我们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事实，这其中的原因我们无法具体说清，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的对比。我们以上海本轮疫情为例，算一下放开后可能的医疗投入。首先，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现有的诊疗手段下，确诊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7万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5万元。如果放开，可能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去医院，我们假设大部分人吃莲花清瘟，每次新冠需要花费20元。由于重症率不是很高且重症率花费远高于20元，我们假设这是最基础的医疗花费。其次，我们讨论中重症的投入，关于中重症率，大家争议很大，标准也不统一，之前国内疫情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很难去考虑放开的成本。但是现在新冠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了，并且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我们假设这些死亡病例一定是重症的，并且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人均花费15万元，计算一下上海的人均治疗花费。595人死亡 x 15万 ÷ 60万阳性=人均150元（粗略计算）。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费用不包括其他治疗成功的中重症病例的花费，也不包括一般轻症可能产生的就医费用。但是即便是这种最最最保守的估计，得一次新冠人均的花费也要150+20=170元。但是我们从上海的情况可以看到，以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导致大家的感染，而且新冠可以反复得，假设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呢？（正常人一年得一两次感冒总还是可能的，更别说是奥密克戎）这个投入和花费无法想象。更别说可能某些人可能会用到辉瑞2300一盒的特效药。
但是按照国家最新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政策，在控制住本轮疫情以后，按照一周一次核酸的规模（本轮疫情前北京高校的管控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每次核酸3-5元（北京现在3.4元每人份，国家医保局前几日要求多人混管费用降至5元以内），一年52周，也就是200元左右。按照这样的政策，预计疫情可以很快发现并控制住，那么产生的治疗费用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这是经济上投入的估算，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谁想没事去得一次新冠呢？家长们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得新冠去医院呢？家里有老人的普通老百姓有多少能负担得起老人得住院费用呢？
2、时间上的投入
很多人批评国家现有的封控政策，我也被封控过，也知道国家现有政策有些执行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可以改进的。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除了20年初的封控和本轮疫情，几乎没有大的封控，平均下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往前看，即便是本轮疫情，除了上海，大部分人也没有受到严格的居家隔离。我在海淀，虽然居家办公，但是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我女朋友在苏州，他们村上有人确诊，但是生活上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上海被封控时间最长，大概两个月，但是全国大部分还是好的，平均下来可能全国人本轮疫情被封控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一两周。但是如果放开呢，按照上面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的假设，每次休息一周，大概也就是现有政策可能被封控的时间投入了。而且在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后，这样被大规模封控的可能只会更小。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动态清零时间上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上面是关于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投入的估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放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想想印度21年尸横遍野的惨象，我们可以接受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我去年去过几次医院都是人满为患（非三甲）。想象平时发烧门诊也应该是这样吧，如果放开，不说每个人都去医院，即便是10%的人去医院，医疗资源也是要被挤兑光的。再考虑0.2%的重症和危重症率，这一部分人肯定是要住院的，我们有那么多床位吗？如果没有，到时候就不是方方之流在网上谩骂了，至于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是我的一些讨论，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补充：
1.关于死亡人数与所谓“大号流感”的问题
我们以美国的数据预估一下。之所以选择美国的数据是因为美国很早就放开了对疫情的管制，经历了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的变化，疫情发展经过较为完整，另一方面美国的数据统计较为完善，样本量也足够大（美帝的能力还是要承认的）。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年死亡35.65万人，21年死亡46.2万人，截止到现在死亡103.1万人，也就是说美国在22年前5个月死亡21.25万人，按照这个情况预计，22年全年死亡51万人。可以看到，虽然新冠从德尔塔变成了奥密克戎，美国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可能致死率有所下降，但是传染力增强导致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奥密克戎也绝不是所谓的“大号流感”。
接下来预估一下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情况。美国3.4亿人22年全年预计死亡51万人，我国以14亿人口计，一年将死亡210万人。但是美国的数据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确诊人数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而没有去医院做核酸，选择了自测，甚至有的人没有测，这部分数据低估了，所以真实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会比现有数据高。如果按照210万人口死亡，0.1%死亡率，一年内感染人次在21亿左右，所以假设一个人得一两次是合理的。
2.核酸乱象的问题
首先，按照上面的计算结果，核酸的花费要低于甚至远放开后可能的医疗花费，产生的利润也远低于放开后的医疗费用。这也就是说放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为了谋利而产生更多的乱象。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核酸的乱象只要抓住核酸检测机构谋利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了，国家也在努力规范核酸检测机构的行为。但是放开后，一旦疫情爆发产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是核酸检测不能比的，所以比起放开，常态化核酸检测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
3.是否要一直采取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问题
上面的阐述都是基于现有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展开的，国家也没有说过要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到什么时候，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放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新冠变异到对人体危害很小，国家肯定会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可能也包括放开，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一直都是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在慢慢转变，做相应的调整。举个例子，在20年初新冠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封控的措施，后来疫情控制住了又及时转变为动态清零，使得我们在20年下半年与整个21年都没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但是在今年3月，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上海和长春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国家也因此改变了政策，在之前措施的基础上试行常态化核酸。这都说明国家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的。我也相信国家一定能够应对好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1、经济的投入
这次上海的疫情给我们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事实，这其中的原因我们无法具体说清，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动态清零和放开的对比。我们以上海本轮疫情为例，算一下放开后可能的医疗投入。首先，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现有的诊疗手段下，确诊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7万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15万元。如果放开，可能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去医院，我们假设大部分人吃莲花清瘟，每次新冠需要花费20元。由于重症率不是很高且重症率花费远高于20元，我们假设这是最基础的医疗花费。其次，我们讨论中重症的投入，关于中重症率，大家争议很大，标准也不统一，之前国内疫情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很难去考虑放开的成本。但是现在新冠在上海大规模爆发了，并且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我们假设这些死亡病例一定是重症的，并且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人均花费15万元，计算一下上海的人均治疗花费。595人死亡 x 15万 ÷ 60万阳性=人均150元（粗略计算）。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费用不包括其他治疗成功的中重症病例的花费，也不包括一般轻症可能产生的就医费用。但是即便是这种最最最保守的估计，得一次新冠人均的花费也要150+20=170元。但是我们从上海的情况可以看到，以奥密克戎的传染力，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导致大家的感染，而且新冠可以反复得，假设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呢？（正常人一年得一两次感冒总还是可能的，更别说是奥密克戎）这个投入和花费无法想象。更别说可能某些人可能会用到辉瑞2300一盒的特效药。
但是按照国家最新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政策，在控制住本轮疫情以后，按照一周一次核酸的规模（本轮疫情前北京高校的管控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每次核酸3-5元（北京现在3.4元每人份，国家医保局前几日要求多人混管费用降至5元以内），一年52周，也就是200元左右。按照这样的政策，预计疫情可以很快发现并控制住，那么产生的治疗费用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这是经济上投入的估算，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谁想没事去得一次新冠呢？家长们有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得新冠去医院呢？家里有老人的普通老百姓有多少能负担得起老人得住院费用呢？
2、时间上的投入
很多人批评国家现有的封控政策，我也被封控过，也知道国家现有政策有些执行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可以改进的。自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除了20年初的封控和本轮疫情，几乎没有大的封控，平均下来的时间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往前看，即便是本轮疫情，除了上海，大部分人也没有受到严格的居家隔离。我在海淀，虽然居家办公，但是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我女朋友在苏州，他们村上有人确诊，但是生活上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上海被封控时间最长，大概两个月，但是全国大部分还是好的，平均下来可能全国人本轮疫情被封控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一两周。但是如果放开呢，按照上面一人一年得两次新冠的假设，每次休息一周，大概也就是现有政策可能被封控的时间投入了。而且在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以后，这样被大规模封控的可能只会更小。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动态清零时间上的成本也是很低的。
上面是关于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投入的估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放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想想印度21年尸横遍野的惨象，我们可以接受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我去年去过几次医院都是人满为患（非三甲）。想象平时发烧门诊也应该是这样吧，如果放开，不说每个人都去医院，即便是10%的人去医院，医疗资源也是要被挤兑光的。再考虑0.2%的重症和危重症率，这一部分人肯定是要住院的，我们有那么多床位吗？如果没有，到时候就不是方方之流在网上谩骂了，至于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是我的一些讨论，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评论留言。
补充：
1.关于死亡人数与所谓“大号流感”的问题
我们以美国的数据预估一下。之所以选择美国的数据是因为美国很早就放开了对疫情的管制，经历了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的变化，疫情发展经过较为完整，另一方面美国的数据统计较为完善，样本量也足够大（美帝的能力还是要承认的）。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0年死亡35.65万人，21年死亡46.2万人，截止到现在死亡103.1万人，也就是说美国在22年前5个月死亡21.25万人，按照这个情况预计，22年全年死亡51万人。可以看到，虽然新冠从德尔塔变成了奥密克戎，美国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可能致死率有所下降，但是传染力增强导致死亡人数并没有下降，奥密克戎也绝不是所谓的“大号流感”。
接下来预估一下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情况。美国3.4亿人22年全年预计死亡51万人，我国以14亿人口计，一年将死亡210万人。但是美国的数据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确诊人数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感染了而没有去医院做核酸，选择了自测，甚至有的人没有测，这部分数据低估了，所以真实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会比现有数据高。如果按照210万人口死亡，0.1%死亡率，一年内感染人次在21亿左右，所以假设一个人得一两次是合理的。
2.核酸乱象的问题
首先，按照上面的计算结果，核酸的花费要低于甚至远放开后可能的医疗花费，产生的利润也远低于放开后的医疗费用。这也就是说放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为了谋利而产生更多的乱象。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核酸的乱象只要抓住核酸检测机构谋利这个主要矛盾就可以了，国家也在努力规范核酸检测机构的行为。但是放开后，一旦疫情爆发产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是核酸检测不能比的，所以比起放开，常态化核酸检测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
3.是否要一直采取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问题
上面的阐述都是基于现有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展开的，国家也没有说过要采取动态清零政策到什么时候，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放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新冠变异到对人体危害很小，国家肯定会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可能也包括放开，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一直都是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在慢慢转变，做相应的调整。举个例子，在20年初新冠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封控的措施，后来疫情控制住了又及时转变为动态清零，使得我们在20年下半年与整个21年都没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但是在今年3月，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上海和长春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国家也因此改变了政策，在之前措施的基础上试行常态化核酸。这都说明国家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的。我也相信国家一定能够应对好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三联读书# #杨绛去世6周年#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今天做体检我给我爸爸也约了一个让他来长沙跟我们一起做的，我比他和老王先做完，就先打车回家了，现在已经立刻在家躺着了好爽好困！！他还在医院给袁王勇一起做，他们的项目好像多一点，本来是打算跟他一起吃个午饭的，可是太困了！！我让他把他的车留给我们在长沙开，然后我让袁王勇送他去高铁站他自己回家！他们都让我补个觉，下午再工作！OK睡回笼觉咯！好安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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