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最后5年缴费对养老金的影响最大？是真的吗？看完才明白】谁都想在退休后能多拿养老金，让晚年生活更有经济保障。很多人都说：养老保险最后5年的缴费档次非常重要！确实是这样吗？最后五年的缴费对养老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很多民营、私营企业都没有按照实际工资给员工缴纳社保，很多公司甚至是按照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给员工上社保。我们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就是按照每个员工的基本工资来缴纳社保。体制外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我是公司的人事经理，财务部的财务主管张姐今年50岁，再过五年就满55周岁退休了。上周她特意找我说要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张姐说她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自己也不愿意搞特殊化，给公司添麻烦。她要求公司按照她的实际工资缴纳社保，那么，交社保要多支付的钱，她会补给公司。张姐的基本工资是8000元，每月绩效工资是5000元，各类固定补助是1000元。公司是按照8000元给张姐上社保，张姐要求把社保基数改为14000元。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姐说想在工作的最后五年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这样的话，以后养老金拿得多。养老保险最后五年的缴费档次很重要，对今后养老金的领取影响最大。现在，哪怕是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后五年的社保档次提高上去！
一、最后五年社保缴费对养老金提高起到一定作用
养老金的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长缴、多缴、晚退都会提高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平均工资每大约以年8%-10%的增长幅度在提高；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和最高缴费基数每年都在增长；各地区的最低工资也在逐年提高。这样来看，最后五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肯定是比你在这之前的缴费水平所产生收益效果要更明显。所以，最后五年缴费重要不无道理，提高缴费档次，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金水平。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你原来的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一直比较低，会面临养老金水平低的问题。最后五年提高缴费基数，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金水平。
二、最后五年社保缴费对养老金水平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现在来简单试算一下，最后五年按照不同缴费基数来缴纳，养老金的差距有多大呢
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
1、基础养老金=所在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个人平均缴费指数）÷2 ×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
2、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缴费本息总额÷计发月数；
3、过渡性养老金=所在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过渡系数×本人视同缴费指数×视同缴费年限；
社保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我们假设就是按照15年来缴纳社保，最后5年按照不同的缴费基数来缴纳养老保险，对退休时到手的养老金影响有多大？
刘女士，50周岁时，已经缴满10年的养老保险（按照社平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
假设目前社平工资为8000元，不计算过渡性养老金，暂不考虑平均工资上涨、个人账户利息等因素，55岁退休的计发月数是170。最后5年分别按平均工资60%、100%和300%为基数缴纳。这样计算出来的数据肯定不准确，只是供参考。看一下不同缴费档次产生的差距。看看最后五年提高缴费档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最后5年按照6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
基础养老金：8000×（1+0.6）÷2×15×1%=960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8000×60%×8%×12×15）÷170=406元
基本养老金=960+406=1366元
2、最后5年按照10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10+1*5）÷15=0.73
基础养老金：8000×（1+0.73）÷2×15×1%= 1038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8000×60%×8%×12×10）（8000×100%×8%×12×5】÷170=（46080+38400）÷170=497元
基本养老金=1038+497=1535元
3、最后5年按照30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10+3*5）÷15=1.4
基础养老金：8000×（1+1.4）÷2×15×1%=1440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
【（8000×60%×8%×12×10）（8000×300%×8%×12×5】÷170=（46080+115200）÷170=949元
基本养老金=1440+949=2389元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15年的社保缴费基数均按60%来算，退休后每月领可1366元；如果前10年按60%，最后5年缴费基数改为100%，在60%的基础上，每月提高了169元，若最后5年缴费基数改为300%，每月竟提高了1023元！
三、写在最后
显而易见，最后五年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可以直接提高养老金水平。把缴费档次提高到最高，养老金水平提高得更加明显！！
养老金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的激励机制。养老金水平取决于累计缴费年限、缴费档次、退休年龄等等，某一个时间段的缴费档次不会起关键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越往后，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也会越高，最后5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例，一般也就会高于前些年，这样也会影响到养老金，不过除非是你将最后5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提高得非常高，否则保持相同的缴费档次下，对于养老金的提升也是有限的。
所以说，最后5年缴纳养老保险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贡献比较大，但说是最重要的，就有点过于绝对了。另外，养老保险是一项长期工程，除了多缴，长缴对养老金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很多民营、私营企业都没有按照实际工资给员工缴纳社保，很多公司甚至是按照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给员工上社保。我们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就是按照每个员工的基本工资来缴纳社保。体制外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我是公司的人事经理，财务部的财务主管张姐今年50岁，再过五年就满55周岁退休了。上周她特意找我说要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张姐说她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自己也不愿意搞特殊化，给公司添麻烦。她要求公司按照她的实际工资缴纳社保，那么，交社保要多支付的钱，她会补给公司。张姐的基本工资是8000元，每月绩效工资是5000元，各类固定补助是1000元。公司是按照8000元给张姐上社保，张姐要求把社保基数改为14000元。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张姐说想在工作的最后五年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这样的话，以后养老金拿得多。养老保险最后五年的缴费档次很重要，对今后养老金的领取影响最大。现在，哪怕是省吃俭用，都要把最后五年的社保档次提高上去！
一、最后五年社保缴费对养老金提高起到一定作用
养老金的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长缴、多缴、晚退都会提高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平均工资每大约以年8%-10%的增长幅度在提高；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和最高缴费基数每年都在增长；各地区的最低工资也在逐年提高。这样来看，最后五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肯定是比你在这之前的缴费水平所产生收益效果要更明显。所以，最后五年缴费重要不无道理，提高缴费档次，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金水平。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你原来的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一直比较低，会面临养老金水平低的问题。最后五年提高缴费基数，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金水平。
二、最后五年社保缴费对养老金水平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现在来简单试算一下，最后五年按照不同缴费基数来缴纳，养老金的差距有多大呢
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
1、基础养老金=所在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个人平均缴费指数）÷2 ×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
2、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缴费本息总额÷计发月数；
3、过渡性养老金=所在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过渡系数×本人视同缴费指数×视同缴费年限；
社保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我们假设就是按照15年来缴纳社保，最后5年按照不同的缴费基数来缴纳养老保险，对退休时到手的养老金影响有多大？
刘女士，50周岁时，已经缴满10年的养老保险（按照社平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
假设目前社平工资为8000元，不计算过渡性养老金，暂不考虑平均工资上涨、个人账户利息等因素，55岁退休的计发月数是170。最后5年分别按平均工资60%、100%和300%为基数缴纳。这样计算出来的数据肯定不准确，只是供参考。看一下不同缴费档次产生的差距。看看最后五年提高缴费档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最后5年按照6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
基础养老金：8000×（1+0.6）÷2×15×1%=960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8000×60%×8%×12×15）÷170=406元
基本养老金=960+406=1366元
2、最后5年按照10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10+1*5）÷15=0.73
基础养老金：8000×（1+0.73）÷2×15×1%= 1038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8000×60%×8%×12×10）（8000×100%×8%×12×5】÷170=（46080+38400）÷170=497元
基本养老金=1038+497=1535元
3、最后5年按照300%社平缴费基数计算
个人平均缴费指数=（0.6*10+3*5）÷15=1.4
基础养老金：8000×（1+1.4）÷2×15×1%=1440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
【（8000×60%×8%×12×10）（8000×300%×8%×12×5】÷170=（46080+115200）÷170=949元
基本养老金=1440+949=2389元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15年的社保缴费基数均按60%来算，退休后每月领可1366元；如果前10年按60%，最后5年缴费基数改为100%，在60%的基础上，每月提高了169元，若最后5年缴费基数改为300%，每月竟提高了1023元！
三、写在最后
显而易见，最后五年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可以直接提高养老金水平。把缴费档次提高到最高，养老金水平提高得更加明显！！
养老金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的激励机制。养老金水平取决于累计缴费年限、缴费档次、退休年龄等等，某一个时间段的缴费档次不会起关键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越往后，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也会越高，最后5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例，一般也就会高于前些年，这样也会影响到养老金，不过除非是你将最后5年的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提高得非常高，否则保持相同的缴费档次下，对于养老金的提升也是有限的。
所以说，最后5年缴纳养老保险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贡献比较大，但说是最重要的，就有点过于绝对了。另外，养老保险是一项长期工程，除了多缴，长缴对养老金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什么样的公司留不住人？
疫情持续，导致经济环境不好，一些小的民营公司正在艰难挣扎。有人说，越到艰难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公司的发展潜力和领导者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暗淡的经济大环境下，一般具有长远发展眼光的领导人，依然在开疆拓土；而质量低劣的创始人，只会向内看，不断缩减公司员工的福利制度，通过所谓“收缩成本”而增长利润。
所以，对这样的公司除了失望之外，还要为自己打算，这里不是长待之处。
疫情持续，导致经济环境不好，一些小的民营公司正在艰难挣扎。有人说，越到艰难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公司的发展潜力和领导者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暗淡的经济大环境下，一般具有长远发展眼光的领导人，依然在开疆拓土；而质量低劣的创始人，只会向内看，不断缩减公司员工的福利制度，通过所谓“收缩成本”而增长利润。
所以，对这样的公司除了失望之外，还要为自己打算，这里不是长待之处。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整理自刘尚希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峰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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