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道定人道！
这部旷世奇书，
影响了华夏历史2000多年
导读 ：
在现实中，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方法。
而想要制定一套有效的方法，
就必须了解某件事情背后的基本逻辑。
但遗憾的是，
很多人即使了解了事物运行的逻辑和规律。
却依旧无法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规律，
来制定攻略。
用古人的话来说，
就是不懂得道与术之间的关系。
《 新语 》
这是一本讲透了道与术的奇书，
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奇人。
他的名字叫做陆贾，
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一位重要谋臣。
虽然他的名号并不怎么响亮，
但是他在整个华夏文明中所发挥的影响和地位，
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本名为
《 新语 》的古书。
在这本书里，
陆贾不仅从天道的法则中，
找到了人道运行的规律。
而且还融入了自己对于古今兴亡，
以及人生与时代命运的独特见解。
最终形成了一套堪称巅峰之作的，
治世御人之学。
而他也因此被许多人奉为最完美的帝王之师。
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这部著作，
依旧被奉为古代成功学的经典。
帝王之学，
以道为基
提起帝王之学，
人们总是会把先秦时期的韩非子，
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
但事实上韩非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之师，
这一点我们只看秦国的结局，
就能够一目了然。
因为秦始皇所推行的，
就是韩非子的政治主张的。
在这个过程中，
秦朝虽然盛极一时，
但却很快就如昙花一样初开便败。
所以说真正的帝王之学，
应该是能够打造出一个长久的太平盛世，
而不是只追求巩固君主的地位和权利。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
单纯的法家思想其实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天下的重任，
更不能作为一套完美的帝王准则。
而陆贾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个结果，
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只局限在法家，
或者儒家道家等某一个流派当中。
而是开始从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为出发点，
以纵观全局的思维，
逐渐梳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总结了各个时期不同的特性以及共同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套更为完善的理念，
来支撑人类社会的构架。
而且在他的这一套理念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以道为基，
所以他给自己全书的第1篇命名为
《 道基 》。
所谓
“ 道基 ”
就是以天地之间的自然大道作为基础，
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探索，
来完善人类社会的种种法则。
这种感觉有点像古人所说的 ：
“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在这一条理念当中，
道就像是一种贯穿整个世界的基本规律，
世间所有的法则都是大道的延伸譬如 ：
伏羲氏从中体会到了阴阳的消长变化。
神农氏从中感悟出了四季的时令迁移。
黄帝从中归纳出了世间万物的各自特性和用途。
皋陶依据这个规律，
制定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法度。
而在他们之后的历代圣贤，
则从道的理念中衍生出了用来规范人类精神思想的，
仁义礼智等概念。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天道定人道的过程，
正如《易传》中所说 ：
“ 天生万物，
以地养之，
圣人成之。”
就是把天然存在的规则加以变通，
运用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完善当中。
无论是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
还是后来的大禹、
商汤、
周文王，
其实都是在不断探索大道对于人世间的作用。
包括后来的诸子百家也是一样，
他们或者是从大道之中，
或者是从前人治理天下的经验当中，
找到了一部分具有价值的亮点。
然后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
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的设想，
并且付出实践。
在陆贾看来，
道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底层规律，
但是人们对于这个底层规律的运用，
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所以才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
和千奇百怪的思想流派。
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其实就是道与术的关系。
以术为变
其实陆贾所说的道与术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现在网络平台上的算法和攻略一样。
道就相当于一个平台的运行机制和逻辑算法，
而术就是针对于这套机制的玩法和攻略。
虽然平台的大环境一直都在不断变化，
但是它背后的运行机制却始终如一。
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彻底摸清网络平台的底层运算逻辑，
就完全可以跟上大环境的变化，
制定出完全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实用性攻略。
而且一个人对这套机制的运算逻辑越了解，
那么他在制定攻略的时候就越轻松越完美。
而人们按照他给出的这套攻略去运作，
也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就是说在陆贾看来，
一个能够抓住大道本质的人。
无论处在任何时代背景之下，
其实都能够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
给出一套完美的方法去治理天下。
但无奈的是，
世人们总是以为古人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才是最有道理，
最有依据的。
所以很多人宁可去推崇，
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旧时代制度，
也不愿意考虑当世人杰所提出的治世之法。
这样的想法，
就好比把能够填饱肚子的五谷杂粮丢弃在地上一样。
反而抱着看似珍贵，
但实际上却不能吃不能喝的金银珠宝，
在那里忍饥挨饿。
因为那些旧时代的制度，
虽然曾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
发挥过极大的价值。
可是随着时代和大环境的改变，
以及人类在精神和物质层次上的追求不断提升。
曾经的那些规则和制度，
早就已经不能再继续承载人类文明的重量。
这就像一匹小马驹在刚生下来的时候，
人们只需要用一根非常细小的绳子，
就能够拴住它。
但是当这匹小马驹长大之后，
你再用这根细小的绳子去牵，
结果肯定就会被挣脱，
甚至把绳子崩断，
而这也正是导致周朝和秦朝相继灭亡的根本原因。
比如周朝曾经用礼制统治了人类社会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
人类文明一直都在不断成长，
可是那一套所谓的礼乐制度，
却始终不曾有过任何改变，
所以最终难免不堪重负，
秩序崩塌。
而之后的秦朝也是一样，
只是一味地追求法治，
只用法家这一根绳子来维系社会的运转。
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
天下分崩离析。
然而陆贾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因此他强调要想让整个天下能够安稳运行，
就不能单纯依靠某一种制度去治理。
这就像人们要想驾驭一匹奔腾的骏马，
就必须用多条绳子编织成一套缰绳，
才不至于失控。
所以他觉得君王治理天下，
也应该像编绳子一样，
把各种思想和制度的精髓编织在一起，
用来规范整个社会的秩序。
无论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风俗制度，
还是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各自闪光点。
只要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都可以将它们熔炼到社会体系的构架之中。
正所谓 ：
“ 书不必起于重尼之门，
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
合之者善，
可以为法，
因世而权行。”
而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想要制定管理天下的方针。
除了可以继承已有的制度和思想之外，
还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探索和创新。
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肯定也会出现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
而针对于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现象，
人们肯定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统治者也就需要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形，
来采纳一些全新的观念，
替换一些陈旧的规则。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天下长久保持活力，
生机延绵不绝。
这一套理念，
就是陆贾为当时的大汉王朝开出的济世良方，
总结起来就是5个字 ——
化道术为用。
化道术为用
在陆贾给出的这一套方案当中，
君王无疑处在整个天下金字塔最顶端的位置，
但是也正因如此，
难免会有畏高而威的处境。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动荡，
甚至是国家倾覆。
这部旷世奇书，
影响了华夏历史2000多年
导读 ：
在现实中，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方法。
而想要制定一套有效的方法，
就必须了解某件事情背后的基本逻辑。
但遗憾的是，
很多人即使了解了事物运行的逻辑和规律。
却依旧无法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
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规律，
来制定攻略。
用古人的话来说，
就是不懂得道与术之间的关系。
《 新语 》
这是一本讲透了道与术的奇书，
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奇人。
他的名字叫做陆贾，
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一位重要谋臣。
虽然他的名号并不怎么响亮，
但是他在整个华夏文明中所发挥的影响和地位，
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本名为
《 新语 》的古书。
在这本书里，
陆贾不仅从天道的法则中，
找到了人道运行的规律。
而且还融入了自己对于古今兴亡，
以及人生与时代命运的独特见解。
最终形成了一套堪称巅峰之作的，
治世御人之学。
而他也因此被许多人奉为最完美的帝王之师。
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这部著作，
依旧被奉为古代成功学的经典。
帝王之学，
以道为基
提起帝王之学，
人们总是会把先秦时期的韩非子，
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
但事实上韩非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之师，
这一点我们只看秦国的结局，
就能够一目了然。
因为秦始皇所推行的，
就是韩非子的政治主张的。
在这个过程中，
秦朝虽然盛极一时，
但却很快就如昙花一样初开便败。
所以说真正的帝王之学，
应该是能够打造出一个长久的太平盛世，
而不是只追求巩固君主的地位和权利。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
单纯的法家思想其实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天下的重任，
更不能作为一套完美的帝王准则。
而陆贾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个结果，
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只局限在法家，
或者儒家道家等某一个流派当中。
而是开始从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为出发点，
以纵观全局的思维，
逐渐梳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总结了各个时期不同的特性以及共同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套更为完善的理念，
来支撑人类社会的构架。
而且在他的这一套理念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以道为基，
所以他给自己全书的第1篇命名为
《 道基 》。
所谓
“ 道基 ”
就是以天地之间的自然大道作为基础，
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探索，
来完善人类社会的种种法则。
这种感觉有点像古人所说的 ：
“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在这一条理念当中，
道就像是一种贯穿整个世界的基本规律，
世间所有的法则都是大道的延伸譬如 ：
伏羲氏从中体会到了阴阳的消长变化。
神农氏从中感悟出了四季的时令迁移。
黄帝从中归纳出了世间万物的各自特性和用途。
皋陶依据这个规律，
制定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法度。
而在他们之后的历代圣贤，
则从道的理念中衍生出了用来规范人类精神思想的，
仁义礼智等概念。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天道定人道的过程，
正如《易传》中所说 ：
“ 天生万物，
以地养之，
圣人成之。”
就是把天然存在的规则加以变通，
运用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完善当中。
无论是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
还是后来的大禹、
商汤、
周文王，
其实都是在不断探索大道对于人世间的作用。
包括后来的诸子百家也是一样，
他们或者是从大道之中，
或者是从前人治理天下的经验当中，
找到了一部分具有价值的亮点。
然后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
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的设想，
并且付出实践。
在陆贾看来，
道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底层规律，
但是人们对于这个底层规律的运用，
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所以才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
和千奇百怪的思想流派。
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
其实就是道与术的关系。
以术为变
其实陆贾所说的道与术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现在网络平台上的算法和攻略一样。
道就相当于一个平台的运行机制和逻辑算法，
而术就是针对于这套机制的玩法和攻略。
虽然平台的大环境一直都在不断变化，
但是它背后的运行机制却始终如一。
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彻底摸清网络平台的底层运算逻辑，
就完全可以跟上大环境的变化，
制定出完全符合当下实际情况的实用性攻略。
而且一个人对这套机制的运算逻辑越了解，
那么他在制定攻略的时候就越轻松越完美。
而人们按照他给出的这套攻略去运作，
也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就是说在陆贾看来，
一个能够抓住大道本质的人。
无论处在任何时代背景之下，
其实都能够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
给出一套完美的方法去治理天下。
但无奈的是，
世人们总是以为古人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才是最有道理，
最有依据的。
所以很多人宁可去推崇，
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旧时代制度，
也不愿意考虑当世人杰所提出的治世之法。
这样的想法，
就好比把能够填饱肚子的五谷杂粮丢弃在地上一样。
反而抱着看似珍贵，
但实际上却不能吃不能喝的金银珠宝，
在那里忍饥挨饿。
因为那些旧时代的制度，
虽然曾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
发挥过极大的价值。
可是随着时代和大环境的改变，
以及人类在精神和物质层次上的追求不断提升。
曾经的那些规则和制度，
早就已经不能再继续承载人类文明的重量。
这就像一匹小马驹在刚生下来的时候，
人们只需要用一根非常细小的绳子，
就能够拴住它。
但是当这匹小马驹长大之后，
你再用这根细小的绳子去牵，
结果肯定就会被挣脱，
甚至把绳子崩断，
而这也正是导致周朝和秦朝相继灭亡的根本原因。
比如周朝曾经用礼制统治了人类社会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
人类文明一直都在不断成长，
可是那一套所谓的礼乐制度，
却始终不曾有过任何改变，
所以最终难免不堪重负，
秩序崩塌。
而之后的秦朝也是一样，
只是一味地追求法治，
只用法家这一根绳子来维系社会的运转。
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
天下分崩离析。
然而陆贾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因此他强调要想让整个天下能够安稳运行，
就不能单纯依靠某一种制度去治理。
这就像人们要想驾驭一匹奔腾的骏马，
就必须用多条绳子编织成一套缰绳，
才不至于失控。
所以他觉得君王治理天下，
也应该像编绳子一样，
把各种思想和制度的精髓编织在一起，
用来规范整个社会的秩序。
无论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风俗制度，
还是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各自闪光点。
只要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都可以将它们熔炼到社会体系的构架之中。
正所谓 ：
“ 书不必起于重尼之门，
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
合之者善，
可以为法，
因世而权行。”
而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想要制定管理天下的方针。
除了可以继承已有的制度和思想之外，
还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探索和创新。
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肯定也会出现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
而针对于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现象，
人们肯定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统治者也就需要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形，
来采纳一些全新的观念，
替换一些陈旧的规则。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天下长久保持活力，
生机延绵不绝。
这一套理念，
就是陆贾为当时的大汉王朝开出的济世良方，
总结起来就是5个字 ——
化道术为用。
化道术为用
在陆贾给出的这一套方案当中，
君王无疑处在整个天下金字塔最顶端的位置，
但是也正因如此，
难免会有畏高而威的处境。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动荡，
甚至是国家倾覆。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万佛洲（1）
2021年“问道敦煌”游学参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甘肃的炳灵寺石窟。
因为7月10日飞兰州的两个航班都遇到了严重的延误，给我们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义工们毫无怨言，把计划被打乱后的繁杂事务默默承担了下来。待前后两批入住兰州新区离机场较近的酒店休息都已子夜已过。
第二天，7月11日，我们在兰州新区的酒店用了简单的早餐，便坐上大巴驱车出发，到永靖县城用午餐已近十二点了。城不大，倒也清净，并不喧嚣。天气非常晴朗，街边的西瓜又大又甜，天蓝得几乎将人心都要化了。
炳灵寺石窟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的大寺沟村，我们从县城驱车往西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大巴穿行在西北高原土黄色的群山间，窗外天高云淡，人烟稀少。一路颠簸后，当炳灵湖渐渐呈现在眼前，内心还是非常惊喜和雀跃的。这一片水域非常大，其实是刘家峡水电站的水库，面积有130平方公里，石窟就在它的上游，需要换乘游艇穿炳灵湖，这来回得一个多小时。这里的旅游设施比较简陋，游艇比较小，我们只能分批出发。炳灵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域之广阔，让人错觉置身于江南。黄河之水在这里如此清澈无染，真的令人意外，仿佛是甘肃疆域里的一片海，难怪有游客称它是“高原上的马尔代夫”。乘船溯流而上，静如处子的炳灵湖如一面硕大的明镜，碧波荡漾的湖水在群山之中如此鲜活灵动，飞驰其中，远山朦胧，岸树成荫，使人顿感心旷神怡。进入峡谷后，呈现在眼前的炳灵石林是新生代早期白垩纪紫红色细砂岩堆积而成的丹霞地貌，连绵的奇峰与奔流的河水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缓缓展开。两岸奇峰对峙，壁立千仞，雄奇挺拔，摩肩接踵，如万笏朝天，庄严绝妙。数百条支沟曲折蜿蜒，恣意纵横，目移景变，峰峰成形，岩岩成景，仰首山巅，顿生出尘之想。这些形态各异的石峰如巨人般，行走在这西北旷古的高原之上，伟岸霸气，令人浮想联翩。这里河水壮阔灵秀，丹霞石林雄峻，集灵秀江南的秀丽和西北高原的雄浑于一体，真的可与桂林山水、巫峡绮丽相媲美！
饱览着这样的千峰竞秀、湖光山色，下午两点半多，炳灵寺便出现在我们目前，颇有“深山藏古寺”之感。之前的这段旅程，似乎是对我们不远万里前来朝圣的一种奖励与嘉勉。炳灵寺是甘肃三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五大石窟之一，地处永靖县西南约52公里小积石山黄河北岸大寺沟西侧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根据《法苑珠林》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公元265年），正式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分上下四层。据说北魏前这里被称为“唐述窟”，是羌语“鬼窟”的音译。西汉前，这一带是羌人的聚居地，所以积石山称为唐述山，山下的河水也被称为唐述水，此地在古人眼中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的“河水”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可见当年石窟名气之大。
此地地势险要，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还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十六国时期，鲜卑族乞伏氏曾在抱罕。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市建立西秦政权（公元385－431年），统治达47年之久。西秦乞伏氏曾费时三年在此架设了高166米的飞桥，如今桥已不见，徒留“天下第一桥”刻在江边的石碑上，供后人凭吊。西秦氏信佛法，曾礼请中原和西域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炳灵寺遂成西秦佛教胜地。梁《高僧传》记载：西域禅学大师昙摩毗来到西秦国都袍罕，“领立徒众，训以禅道，西秦奉为国师。”高僧昙弘、玄绍诸法师也到过此地，玄绍法师还在炳灵寺“蝉蜕而逝”。足见当时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崇佛风尚。相传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往印度时曾在此驻留，由此渡过黄河。169窟至今还保留着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大师的墨迹，弥足珍贵。
至唐代，唐述山渐成佛教丛林，遂改称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强盛的吐蕃王朝政权一度也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明朝永乐年后才改称丙灵寺、冰灵寺、炳灵寺。
今天的炳灵寺山门是仿唐木建筑，面阔三间，与南禅寺颇类似。屋檐平直，如翼斯飞，补间斗栱采用人字栱，山门上的匾额，是我们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题写，非常娟秀。“炳灵”本为藏语“仙巴本朗”的音译，也称“强巴苯朗”、“香巴苯朗”，有“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2014年6月，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门外的路边矗立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告诉世人，这里所有的国宝遗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未完待续）
2022 4 15 子夜写于无为寺水月寮丈室
2021年“问道敦煌”游学参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甘肃的炳灵寺石窟。
因为7月10日飞兰州的两个航班都遇到了严重的延误，给我们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义工们毫无怨言，把计划被打乱后的繁杂事务默默承担了下来。待前后两批入住兰州新区离机场较近的酒店休息都已子夜已过。
第二天，7月11日，我们在兰州新区的酒店用了简单的早餐，便坐上大巴驱车出发，到永靖县城用午餐已近十二点了。城不大，倒也清净，并不喧嚣。天气非常晴朗，街边的西瓜又大又甜，天蓝得几乎将人心都要化了。
炳灵寺石窟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的大寺沟村，我们从县城驱车往西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大巴穿行在西北高原土黄色的群山间，窗外天高云淡，人烟稀少。一路颠簸后，当炳灵湖渐渐呈现在眼前，内心还是非常惊喜和雀跃的。这一片水域非常大，其实是刘家峡水电站的水库，面积有130平方公里，石窟就在它的上游，需要换乘游艇穿炳灵湖，这来回得一个多小时。这里的旅游设施比较简陋，游艇比较小，我们只能分批出发。炳灵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域之广阔，让人错觉置身于江南。黄河之水在这里如此清澈无染，真的令人意外，仿佛是甘肃疆域里的一片海，难怪有游客称它是“高原上的马尔代夫”。乘船溯流而上，静如处子的炳灵湖如一面硕大的明镜，碧波荡漾的湖水在群山之中如此鲜活灵动，飞驰其中，远山朦胧，岸树成荫，使人顿感心旷神怡。进入峡谷后，呈现在眼前的炳灵石林是新生代早期白垩纪紫红色细砂岩堆积而成的丹霞地貌，连绵的奇峰与奔流的河水如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卷在天地间缓缓展开。两岸奇峰对峙，壁立千仞，雄奇挺拔，摩肩接踵，如万笏朝天，庄严绝妙。数百条支沟曲折蜿蜒，恣意纵横，目移景变，峰峰成形，岩岩成景，仰首山巅，顿生出尘之想。这些形态各异的石峰如巨人般，行走在这西北旷古的高原之上，伟岸霸气，令人浮想联翩。这里河水壮阔灵秀，丹霞石林雄峻，集灵秀江南的秀丽和西北高原的雄浑于一体，真的可与桂林山水、巫峡绮丽相媲美！
饱览着这样的千峰竞秀、湖光山色，下午两点半多，炳灵寺便出现在我们目前，颇有“深山藏古寺”之感。之前的这段旅程，似乎是对我们不远万里前来朝圣的一种奖励与嘉勉。炳灵寺是甘肃三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五大石窟之一，地处永靖县西南约52公里小积石山黄河北岸大寺沟西侧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根据《法苑珠林》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公元265年），正式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分上下四层。据说北魏前这里被称为“唐述窟”，是羌语“鬼窟”的音译。西汉前，这一带是羌人的聚居地，所以积石山称为唐述山，山下的河水也被称为唐述水，此地在古人眼中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的“河水”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可见当年石窟名气之大。
此地地势险要，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还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十六国时期，鲜卑族乞伏氏曾在抱罕。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市建立西秦政权（公元385－431年），统治达47年之久。西秦乞伏氏曾费时三年在此架设了高166米的飞桥，如今桥已不见，徒留“天下第一桥”刻在江边的石碑上，供后人凭吊。西秦氏信佛法，曾礼请中原和西域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炳灵寺遂成西秦佛教胜地。梁《高僧传》记载：西域禅学大师昙摩毗来到西秦国都袍罕，“领立徒众，训以禅道，西秦奉为国师。”高僧昙弘、玄绍诸法师也到过此地，玄绍法师还在炳灵寺“蝉蜕而逝”。足见当时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崇佛风尚。相传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往印度时曾在此驻留，由此渡过黄河。169窟至今还保留着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就是大师的墨迹，弥足珍贵。
至唐代，唐述山渐成佛教丛林，遂改称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强盛的吐蕃王朝政权一度也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明朝永乐年后才改称丙灵寺、冰灵寺、炳灵寺。
今天的炳灵寺山门是仿唐木建筑，面阔三间，与南禅寺颇类似。屋檐平直，如翼斯飞，补间斗栱采用人字栱，山门上的匾额，是我们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题写，非常娟秀。“炳灵”本为藏语“仙巴本朗”的音译，也称“强巴苯朗”、“香巴苯朗”，有“千佛”、“十万弥勒佛洲”之意。2014年6月，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门外的路边矗立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告诉世人，这里所有的国宝遗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未完待续）
2022 4 15 子夜写于无为寺水月寮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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