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关于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样的两类女子，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个自始自终都在追求理想事业与生活状态，以及，喜爱红玫瑰般娇媚天真的女子，却因匮乏对自身掌控力的信心与对未来不安稳状态的惶恐，而娶了乏味寻常的美貌姑娘，又因生活的空虚与生理的渴求，而不断作死的寻常男子罢了。
参考文献：张爱玲著《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https://t.cn/R2WJoRw
参考文献：张爱玲著《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 https://t.cn/R2WJoRw
#一青读历史# 【唐代的翰林学士——唐代的“内相”】
说起唐代宰相，我们往往会想到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就是所谓的“左相”和“右相”。后来条件放宽，官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之号，即被视为真宰相，可以参加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会议。
但除了这些由朝廷任命的官方宰相，唐代还有一种“无冕之相”，虽无宰相之名，却可在一定程度上行宰相之实——唐翰林学士。
一 起源——翰林学士的萌芽及初使命
翰林学士之职，始设于南北朝。
唐初便在禁中置翰林院。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轮流入翰林院当值，以备皇帝召见。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就是：陪伴皇帝下棋、作画、写字或进行诗文唱和，有时候还要为皇帝占卜、治病。
此时的这些人，相当于一批御用文人，以他们的特长为皇帝及皇室贵族服务，完全充当了政治花瓶的作用。皇帝有时召见他们，也只是讲论文义，不及时政。
不过，凡事都无绝对之说。太宗时，就有时召名儒学士草制，只是此时他们未有名号。
《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
二 权力上升——翰林学士的发展阶段
《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参与处理政务，以分割宰相权力“时谓‘北门学士’。”
自此，这些参与机密政务，能起到分割宰相权力之人，才有了正经名号——北门学士。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玄宗亲信为之，为他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玄宗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出现翰林学士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分为内制和外制。
内制是撰写机密诏书的，为加快速度而直接发出，提高效率。抑或是该诏书由敏感信息，皇帝无意让中书舍人得知。外制指走官方程序，由中书舍人“五花判事”，进行商讨后所拟成，并由宰相过目后，在中书门下正规机构发出的诏书。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白居易才思敏捷，文笔优美，因此得以帮皇帝秉笔草诏。在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诏书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区别。
由于外制要经过中书门下的层层审核，还要有宰相过目，虽然这也是为减少政治失误而做的必要保险措施，但大多数皇帝显然不愿让更多人对他自己的决定置喙，于是唐朝中后期内制十分兴盛，翰林学士的地位，也因此而水涨船高。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翰林学士的人数和选拔范围。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职务，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计官阶品秩。有说法是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则说，“出于所命，盖无定数”，数量是不定的。并且翰林学士的选人也很宽泛，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六部尚书是尚书省中的各部长官，位高权重。而校书郎则是士人释褐时担任的小官，只有区区八品，人微言轻。由此看来，翰林学士的选拔覆盖范围实属广阔。
三 内相阶段——翰林学士的辉煌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此时的翰林院可谓是独揽大权，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而是直接越过中书省，草诏下发。
“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此时翰林学士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诏令了，往往还会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得以分割外朝宰相之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内相”了。
唐自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一百十七年中,凡任命翰林学士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五人，后来都做到宰相,占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反映了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和光辉前途。
当时宰相尚且不能单独进见皇帝,军国大务需得皇帝“开延英”，就是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进行商讨，而且是以群体召见的形式。但翰林学士却不受此束缚，因为要起草机要文书，可以单独面见皇帝。有时还能把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给皇帝，形成一个私密但可靠的信息传递渠道。
如甘露事变之后,唐文宗御思政殿,
“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日，“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日:“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候，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甘露之变后，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并遥控外庭的士大夫。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此时正值牛李党争时期，牛党李党却都要投靠内廷之宦官，以希取得他们的支持。此时，甚至皇帝的废立，性命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唐文宗一代英主，受制于“家奴”，内心的凄苦自不用多言。但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这些知心话，文宗只敢和翰林学士讲，可见翰林学士和皇帝的亲近程度。
唐宪宗元和初,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处分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中书门下两省。凡放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任免三公宰相，并用白麻纸,锁院起草、绝对保密。
起草诏书令时，翰林学士互不相知，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元和二年正月已酉，唐宪宗准备提拔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
此时，李吉甫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和另翰林学士裴垍同直，宪宗命裴垍草李吉甫拜相制，命李吉甫草武元衡拜相制。锁院之际，“两不相知”。写到晚上，李吉甫不时叹气，而裴垍则一言不发。两制写成，要值日翰林学士同署之后,李吉甫才知道自己也当上宰相。
四 美好生活——翰林学士的待遇
学士院坐落在大明宫官右银台门北面,北连太子宫,西接羽林军。学士上直，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楼,学士们常宴语于此楼。
学士院“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
翰林学士日常待遇很高。“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脍。夏至后,须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宪宗初即位，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学士院内通植松槐、玉蕊、桃李、樱桃、蔷薇、玫瑰、牡丹、芍药、石竹、青菊，繁隘异常，办公环境极好。
翰林学士在皇帝举行内宴时，居于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地位颇高。
翰林学士之职，起于南北朝之际。唐初，翰林学士并无名号，只充御用文人之用。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入直内廷，批答表疏，草拟诏书。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
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地位尊崇，前途辉煌，不少人在担任翰林学士后能升任宰相。
学士院位于禁内，禁署严密，但环境却十分优美，翰林学士还常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待遇很高，由此可见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参考文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新唐书》
《唐会要》
《资治通鉴》
《翰林志》
说起唐代宰相，我们往往会想到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就是所谓的“左相”和“右相”。后来条件放宽，官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之号，即被视为真宰相，可以参加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会议。
但除了这些由朝廷任命的官方宰相，唐代还有一种“无冕之相”，虽无宰相之名，却可在一定程度上行宰相之实——唐翰林学士。
一 起源——翰林学士的萌芽及初使命
翰林学士之职，始设于南北朝。
唐初便在禁中置翰林院。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轮流入翰林院当值，以备皇帝召见。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就是：陪伴皇帝下棋、作画、写字或进行诗文唱和，有时候还要为皇帝占卜、治病。
此时的这些人，相当于一批御用文人，以他们的特长为皇帝及皇室贵族服务，完全充当了政治花瓶的作用。皇帝有时召见他们，也只是讲论文义，不及时政。
不过，凡事都无绝对之说。太宗时，就有时召名儒学士草制，只是此时他们未有名号。
《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
二 权力上升——翰林学士的发展阶段
《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参与处理政务，以分割宰相权力“时谓‘北门学士’。”
自此，这些参与机密政务，能起到分割宰相权力之人，才有了正经名号——北门学士。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玄宗亲信为之，为他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玄宗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出现翰林学士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分为内制和外制。
内制是撰写机密诏书的，为加快速度而直接发出，提高效率。抑或是该诏书由敏感信息，皇帝无意让中书舍人得知。外制指走官方程序，由中书舍人“五花判事”，进行商讨后所拟成，并由宰相过目后，在中书门下正规机构发出的诏书。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白居易才思敏捷，文笔优美，因此得以帮皇帝秉笔草诏。在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诏书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区别。
由于外制要经过中书门下的层层审核，还要有宰相过目，虽然这也是为减少政治失误而做的必要保险措施，但大多数皇帝显然不愿让更多人对他自己的决定置喙，于是唐朝中后期内制十分兴盛，翰林学士的地位，也因此而水涨船高。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翰林学士的人数和选拔范围。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职务，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计官阶品秩。有说法是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则说，“出于所命，盖无定数”，数量是不定的。并且翰林学士的选人也很宽泛，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六部尚书是尚书省中的各部长官，位高权重。而校书郎则是士人释褐时担任的小官，只有区区八品，人微言轻。由此看来，翰林学士的选拔覆盖范围实属广阔。
三 内相阶段——翰林学士的辉煌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此时的翰林院可谓是独揽大权，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而是直接越过中书省，草诏下发。
“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此时翰林学士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诏令了，往往还会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得以分割外朝宰相之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内相”了。
唐自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一百十七年中,凡任命翰林学士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五人，后来都做到宰相,占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反映了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和光辉前途。
当时宰相尚且不能单独进见皇帝,军国大务需得皇帝“开延英”，就是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进行商讨，而且是以群体召见的形式。但翰林学士却不受此束缚，因为要起草机要文书，可以单独面见皇帝。有时还能把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给皇帝，形成一个私密但可靠的信息传递渠道。
如甘露事变之后,唐文宗御思政殿,
“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日，“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日:“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候，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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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一代英主，受制于“家奴”，内心的凄苦自不用多言。但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这些知心话，文宗只敢和翰林学士讲，可见翰林学士和皇帝的亲近程度。
唐宪宗元和初,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处分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中书门下两省。凡放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任免三公宰相，并用白麻纸,锁院起草、绝对保密。
起草诏书令时，翰林学士互不相知，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元和二年正月已酉，唐宪宗准备提拔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
此时，李吉甫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和另翰林学士裴垍同直，宪宗命裴垍草李吉甫拜相制，命李吉甫草武元衡拜相制。锁院之际，“两不相知”。写到晚上，李吉甫不时叹气，而裴垍则一言不发。两制写成，要值日翰林学士同署之后,李吉甫才知道自己也当上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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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之职，起于南北朝之际。唐初，翰林学士并无名号，只充御用文人之用。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入直内廷，批答表疏，草拟诏书。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
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地位尊崇，前途辉煌，不少人在担任翰林学士后能升任宰相。
学士院位于禁内，禁署严密，但环境却十分优美，翰林学士还常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待遇很高，由此可见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参考文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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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福珠宝-－心中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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