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新冠病毒因何变异#】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报告了我国首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型BA.2.12.1的境外输入病例的具体情况。这一病例系入境广东省广州市的境外旅客，已被转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第八医院接受治疗。
截至目前，已有多国报告发现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BA.4、BA.5和重组变异株XQ、XE、XM。奥密克戎持续“进化”令人困扰，那么新冠病毒会一直“变变变”吗？
为生存奥密克戎不得不“善变”
“新冠病毒之所以‘善变’，是因为它是RNA（核糖核酸）病毒。”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RNA病毒复制依赖于自身携带的RNA聚合酶，这种聚合酶纠错能力比较差，若病毒在复制时发生基因突变，聚合酶不会清除出现突变的基因。长此以往，突变基因就会在RNA病毒中不断积累，最终导致RNA病毒不停变异。
除此之外，新冠病毒“善变”是它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
病毒是结构非常简单的微小生物，它不能单独生存，必须生存在其他生物的细胞内，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于宿主的细胞才能进行生存与繁殖。人类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病毒和人类免疫系统的相互适应促使两者共同进化。
“也就是说，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使得它们不断地进化，最终得以共同生存。”王涛表示，“我们有时用军备竞赛来描述两者间的关系，如果人的免疫系统强大了，能压制住病毒，当病毒进入人体后就会被免疫系统清除掉；病毒为了活下去，也要提升自己的‘军备’，即不停地变异，以适应宿主免疫，而后病毒得以继续在宿主身上进行复制。”
在这场较量中，有时人类占上风，有时病毒占上风。
感染性强的变异株会替代弱的
不少人会感到疑惑，为什么现在除了奥密克戎，已经很少听到其他新冠病毒变异株了，似乎只有奥密克戎还在不停地“变变变”。
对此，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解释道，病毒的变异没有方向性，可能变强也可能变弱。变强的病毒对宿主产生的危害较大，因而较难进行大范围传播。而变弱的病毒，对宿主造成的损伤较小，其在宿主身上就能停留更长时间，同时由于其对宿主影响小，不会太影响宿主进行活动，因此变相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弱的病毒反而更容易传播。
一项来自南非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来自英国的流行病学研究都表明，感染奥密克戎的人群中出现重症的概率，比感染德尔塔的下降了25%左右。
同时，在《化学信息与建模杂志》上刊发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人工智能模型深入分析了奥密克戎变体的感染性、疫苗的突破性和抗体抗性。结果表明，奥密克戎的感染性是原始新冠病毒的10倍以上，比德尔塔感染性高出2.8倍。
“病毒复制次数越多，说明其感染人数越多，它发生突变的几率就越大、出现变体的数量就越多。奥密克戎就是这样，它可以感染大量的宿主，并可与宿主更长时间的共存，所以人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存在。”陈纯琪表示，同时奥密克戎感染性更强，感染性强的变异株也会逐渐取代感染性弱的变异株。当感染德尔塔的人数增多，人群中更多人体内产生了针对德尔塔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即形成了群体免疫，使得德尔塔感染者减少，即传染源减少，其感染新宿主的难度就增加了，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最终可能会消失。这也是后面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往往会取代前面流行的变异株的原因。
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并不算快
其实，不只是新冠病毒，自然界其他病毒也在不停地“变变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认为，与其他病毒相比，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并不快，变异速度“只约为流感病毒的1/2、艾滋病毒的1/4”。
“单纯从变异角度来讲，与其他病毒相比，新冠病毒没有太大优势。但由于其传播力强，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呼吸系统，这就增加了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难度。”陈纯琪进一步说，目前新冠病毒中的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刺突蛋白区域，新冠病毒通过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侵入人体。而既往感染新冠病毒产生的抗体就附着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与受体结合的位点上，一般来说它们是可以阻断这种结合的，但由于新冠病毒变异了，新型变异株能采用新方式与受体进行结合，那么已有免疫“武器”的威力就减弱了，这也是防控奥密克戎的难点所在。
在自然界，比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的病毒有很多，比如麻疹病毒。“但麻疹病毒变异后就失去了传播力，而且它只有人类一个宿主，对付它打疫苗就非常有效。”王涛举例道，再比如丙型肝炎病毒，它的变异能力高于奥密克戎，但由于其只能通过血液或性传播，所以传播力远不如奥密克戎。
不过，新冠病毒变异还是有终极限制的。牛津大学病毒进化专家阿丽斯·卡佐拉奇斯认为，新冠病毒不大可能变异出一种集所有糟糕突变为一体的超级变异株。（北京晚报）
截至目前，已有多国报告发现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12.1、BA.4、BA.5和重组变异株XQ、XE、XM。奥密克戎持续“进化”令人困扰，那么新冠病毒会一直“变变变”吗？
为生存奥密克戎不得不“善变”
“新冠病毒之所以‘善变’，是因为它是RNA（核糖核酸）病毒。”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RNA病毒复制依赖于自身携带的RNA聚合酶，这种聚合酶纠错能力比较差，若病毒在复制时发生基因突变，聚合酶不会清除出现突变的基因。长此以往，突变基因就会在RNA病毒中不断积累，最终导致RNA病毒不停变异。
除此之外，新冠病毒“善变”是它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
病毒是结构非常简单的微小生物，它不能单独生存，必须生存在其他生物的细胞内，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于宿主的细胞才能进行生存与繁殖。人类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病毒和人类免疫系统的相互适应促使两者共同进化。
“也就是说，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使得它们不断地进化，最终得以共同生存。”王涛表示，“我们有时用军备竞赛来描述两者间的关系，如果人的免疫系统强大了，能压制住病毒，当病毒进入人体后就会被免疫系统清除掉；病毒为了活下去，也要提升自己的‘军备’，即不停地变异，以适应宿主免疫，而后病毒得以继续在宿主身上进行复制。”
在这场较量中，有时人类占上风，有时病毒占上风。
感染性强的变异株会替代弱的
不少人会感到疑惑，为什么现在除了奥密克戎，已经很少听到其他新冠病毒变异株了，似乎只有奥密克戎还在不停地“变变变”。
对此，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解释道，病毒的变异没有方向性，可能变强也可能变弱。变强的病毒对宿主产生的危害较大，因而较难进行大范围传播。而变弱的病毒，对宿主造成的损伤较小，其在宿主身上就能停留更长时间，同时由于其对宿主影响小，不会太影响宿主进行活动，因此变相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弱的病毒反而更容易传播。
一项来自南非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来自英国的流行病学研究都表明，感染奥密克戎的人群中出现重症的概率，比感染德尔塔的下降了25%左右。
同时，在《化学信息与建模杂志》上刊发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人工智能模型深入分析了奥密克戎变体的感染性、疫苗的突破性和抗体抗性。结果表明，奥密克戎的感染性是原始新冠病毒的10倍以上，比德尔塔感染性高出2.8倍。
“病毒复制次数越多，说明其感染人数越多，它发生突变的几率就越大、出现变体的数量就越多。奥密克戎就是这样，它可以感染大量的宿主，并可与宿主更长时间的共存，所以人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存在。”陈纯琪表示，同时奥密克戎感染性更强，感染性强的变异株也会逐渐取代感染性弱的变异株。当感染德尔塔的人数增多，人群中更多人体内产生了针对德尔塔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即形成了群体免疫，使得德尔塔感染者减少，即传染源减少，其感染新宿主的难度就增加了，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最终可能会消失。这也是后面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往往会取代前面流行的变异株的原因。
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并不算快
其实，不只是新冠病毒，自然界其他病毒也在不停地“变变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认为，与其他病毒相比，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并不快，变异速度“只约为流感病毒的1/2、艾滋病毒的1/4”。
“单纯从变异角度来讲，与其他病毒相比，新冠病毒没有太大优势。但由于其传播力强，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呼吸系统，这就增加了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难度。”陈纯琪进一步说，目前新冠病毒中的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刺突蛋白区域，新冠病毒通过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侵入人体。而既往感染新冠病毒产生的抗体就附着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与受体结合的位点上，一般来说它们是可以阻断这种结合的，但由于新冠病毒变异了，新型变异株能采用新方式与受体进行结合，那么已有免疫“武器”的威力就减弱了，这也是防控奥密克戎的难点所在。
在自然界，比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的病毒有很多，比如麻疹病毒。“但麻疹病毒变异后就失去了传播力，而且它只有人类一个宿主，对付它打疫苗就非常有效。”王涛举例道，再比如丙型肝炎病毒，它的变异能力高于奥密克戎，但由于其只能通过血液或性传播，所以传播力远不如奥密克戎。
不过，新冠病毒变异还是有终极限制的。牛津大学病毒进化专家阿丽斯·卡佐拉奇斯认为，新冠病毒不大可能变异出一种集所有糟糕突变为一体的超级变异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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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感谢唐武宗，没了他，中国也许是个大几万倍的梵蒂冈
唐代第十五任君主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藩王林立，藩王之间因为地盘常年处在战争状态，唐武宗李炎出兵削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内忧外患之时，唐武宗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就是“灭佛”。
梵蒂冈一直以来都是天主教的圣地，众所周知，梵蒂冈国土面积不足几十个足球场大小，被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梵蒂冈是个国际教堂。
梵蒂冈没有元首、总统，最高行政长官只有教皇。那为什么说几千年的中国险些成为大几万倍的梵蒂冈呢？
佛教早在唐初就开始盛行，但那时由于贞观之治社会可以说还是非常繁荣的，所以唐初信佛之人还是少数。正所谓“治世道，乱世佛”，意思就是生逢乱世才会想到希望寻得佛祖的保佑。历经社会动荡的百姓在唐武宗在位时，佛教的传播达到了巅峰。
唐武宗年间佛教势力有多大呢？据记载，当时大一些的佛教寺院要比皇宫还要大，还要华丽，僧侣多到无法记录。并且由于唐初武则天的影响，天下到处修建佛像、名堂，导致大量各行各业的百姓都有去出家的例子，估计唐玄宗也不会想到“天竺”取来的经这么厉害吧！
史料记载，唐武宗上位初，全国有超过10万多座寺庙，大者连横千座，四千八百之多。大片土地已然为僧尼侵占，高达2千万多万亩，已经达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48。户部保守统计有超过800多万人寄身寺庙为寺庙所严控。
而且佛寺这个机构很特别，似乎超出了政权的管制，在当时的百姓心中佛祖要比唐武宗重要得多，而且寺庙接受的施舍是可以不用纳税的，这么以来朝廷的收入就少了一大笔，出家的僧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一度造成无人耕地无人参军的局面。
本来就为削藩后财政赤字烦恼的唐武宗一看更为恼火，没人生产，都去削发为僧，用不了几十年人口就得指数下降，“天朝”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佛国”，这是一个统治者最无法接受的事情，佛教的盛行直接影响到了唐武宗的统治地位。
早在唐初僧侣们不仅有地，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佛教还将佛理融入到政治、金融等等体系之内，一时间成为了各自为政的小国度，甚至很多寺庙还做起了不需要纳税的生意。这些继位后的唐武宗全部都看在眼里。
自古道教和佛教都不太和睦，道教作为本土教派怎会安心屈服于佛教之下。更何况统治者为了寻求不死仙药，向来是宁断三江水，不毁道人心。唐武宗亦是如此，道士赵归真的“长生”理念深得唐武宗之心，这也成为了“灭佛”的加速剂。
唐武宗还曾拜师于赵归真，以求长生之法，道士赵归真也趁机在唐武宗面前说尽了佛教要害，最终唐武宗李炎在双重压力下发布的《拆寺制》，其中罗列了佛教一系列的罪状，要“惩千古之蠢源”，以“济人利众”。
《拆寺制》落实以后也惊得所有人一身冷汗，几个月之内，全国共折毁寺院4600所，偏僻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这还没有结束，之后，他又陆续下达“杀沙门令”，拆毁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庙财产。
这也让唐武宗大赚了一笔，要知道如此多的佛教寺庙一年香火无数，这些年的积累足以让唐武宗着实感到震惊。唐武宗还规定，将国内寺分为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严格控制寺庙的规模，包括香火，僧人的规范都被唐武宗重新定义。
唐武宗灭佛实在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树大招风，寺庙的财产比官府还要多，着实撼动了政权。另外大量的僧众也是个大问题，农民不用种地，每天打坐念佛就能吃饱，这又影响到地主的利益。
此外，在唐武宗眼里，僧众人数之多足以匹敌国家军队，倘若有一天有人利用佛法煽动僧侣起义再加上这些寺庙的财力支持，要扳倒“政府”那简直太容易不过了。所以综合原因和所有人的利益，唐武宗成为了历史上灭佛最彻底的君主。
还有一种野史记载，唐武宗继位后依然坐立不安，担心他的叔叔李忱会来争夺皇位，便要派人杀了李忱。而后李忱逃往佛门，混入僧侣之间。所以有人推断这也与唐武宗灭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唐武宗对佛教痛下杀手，我们都要感谢他。在唐武宗后的唐宣宗也是个痴迷的佛信徒，倘若没有唐武宗，任由佛教继续发展下去，过不了多久中华大地就会沦为宗教国家。
放眼望去千里之外的梵蒂冈就因为千年来信奉天主教，很快就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剩下一个小城立足。宗教的作用应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社会稳定性，如果发展为危害社会稳定性那就和宗教引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试想一个国家的百姓如果过分的信奉和依赖佛教，遇到事情就去想着求佛祖保佑，而不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每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只想着怎么去拜佛，怎么去祈求神佛的保佑，这样的国家必然慢慢会失去主权甚至领土。
历史学家曾批唐武宗灭佛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反观之，这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民的宗教情结慢性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勇于挑战的性格，那才是最可悲的，所以我们真应该感谢唐武宗，挽救了中华血脉，有效防止了中国成为比梵蒂冈大几万倍的宗教国度。
唐代第十五任君主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藩王林立，藩王之间因为地盘常年处在战争状态，唐武宗李炎出兵削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内忧外患之时，唐武宗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就是“灭佛”。
梵蒂冈一直以来都是天主教的圣地，众所周知，梵蒂冈国土面积不足几十个足球场大小，被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梵蒂冈是个国际教堂。
梵蒂冈没有元首、总统，最高行政长官只有教皇。那为什么说几千年的中国险些成为大几万倍的梵蒂冈呢？
佛教早在唐初就开始盛行，但那时由于贞观之治社会可以说还是非常繁荣的，所以唐初信佛之人还是少数。正所谓“治世道，乱世佛”，意思就是生逢乱世才会想到希望寻得佛祖的保佑。历经社会动荡的百姓在唐武宗在位时，佛教的传播达到了巅峰。
唐武宗年间佛教势力有多大呢？据记载，当时大一些的佛教寺院要比皇宫还要大，还要华丽，僧侣多到无法记录。并且由于唐初武则天的影响，天下到处修建佛像、名堂，导致大量各行各业的百姓都有去出家的例子，估计唐玄宗也不会想到“天竺”取来的经这么厉害吧！
史料记载，唐武宗上位初，全国有超过10万多座寺庙，大者连横千座，四千八百之多。大片土地已然为僧尼侵占，高达2千万多万亩，已经达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48。户部保守统计有超过800多万人寄身寺庙为寺庙所严控。
而且佛寺这个机构很特别，似乎超出了政权的管制，在当时的百姓心中佛祖要比唐武宗重要得多，而且寺庙接受的施舍是可以不用纳税的，这么以来朝廷的收入就少了一大笔，出家的僧人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一度造成无人耕地无人参军的局面。
本来就为削藩后财政赤字烦恼的唐武宗一看更为恼火，没人生产，都去削发为僧，用不了几十年人口就得指数下降，“天朝”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佛国”，这是一个统治者最无法接受的事情，佛教的盛行直接影响到了唐武宗的统治地位。
早在唐初僧侣们不仅有地，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佛教还将佛理融入到政治、金融等等体系之内，一时间成为了各自为政的小国度，甚至很多寺庙还做起了不需要纳税的生意。这些继位后的唐武宗全部都看在眼里。
自古道教和佛教都不太和睦，道教作为本土教派怎会安心屈服于佛教之下。更何况统治者为了寻求不死仙药，向来是宁断三江水，不毁道人心。唐武宗亦是如此，道士赵归真的“长生”理念深得唐武宗之心，这也成为了“灭佛”的加速剂。
唐武宗还曾拜师于赵归真，以求长生之法，道士赵归真也趁机在唐武宗面前说尽了佛教要害，最终唐武宗李炎在双重压力下发布的《拆寺制》，其中罗列了佛教一系列的罪状，要“惩千古之蠢源”，以“济人利众”。
《拆寺制》落实以后也惊得所有人一身冷汗，几个月之内，全国共折毁寺院4600所，偏僻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这还没有结束，之后，他又陆续下达“杀沙门令”，拆毁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庙财产。
这也让唐武宗大赚了一笔，要知道如此多的佛教寺庙一年香火无数，这些年的积累足以让唐武宗着实感到震惊。唐武宗还规定，将国内寺分为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严格控制寺庙的规模，包括香火，僧人的规范都被唐武宗重新定义。
唐武宗灭佛实在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树大招风，寺庙的财产比官府还要多，着实撼动了政权。另外大量的僧众也是个大问题，农民不用种地，每天打坐念佛就能吃饱，这又影响到地主的利益。
此外，在唐武宗眼里，僧众人数之多足以匹敌国家军队，倘若有一天有人利用佛法煽动僧侣起义再加上这些寺庙的财力支持，要扳倒“政府”那简直太容易不过了。所以综合原因和所有人的利益，唐武宗成为了历史上灭佛最彻底的君主。
还有一种野史记载，唐武宗继位后依然坐立不安，担心他的叔叔李忱会来争夺皇位，便要派人杀了李忱。而后李忱逃往佛门，混入僧侣之间。所以有人推断这也与唐武宗灭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唐武宗对佛教痛下杀手，我们都要感谢他。在唐武宗后的唐宣宗也是个痴迷的佛信徒，倘若没有唐武宗，任由佛教继续发展下去，过不了多久中华大地就会沦为宗教国家。
放眼望去千里之外的梵蒂冈就因为千年来信奉天主教，很快就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剩下一个小城立足。宗教的作用应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社会稳定性，如果发展为危害社会稳定性那就和宗教引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试想一个国家的百姓如果过分的信奉和依赖佛教，遇到事情就去想着求佛祖保佑，而不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每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只想着怎么去拜佛，怎么去祈求神佛的保佑，这样的国家必然慢慢会失去主权甚至领土。
历史学家曾批唐武宗灭佛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反观之，这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民的宗教情结慢性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勇于挑战的性格，那才是最可悲的，所以我们真应该感谢唐武宗，挽救了中华血脉，有效防止了中国成为比梵蒂冈大几万倍的宗教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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