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 【怎样闭环管理？入境有哪些要求？#专家解读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发布# 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冬奥组委10月25日同步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一版）》（下称《手册》）。北京日报记者在《手册》发布后采访了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他就《手册》相关问题做了解答。
记者：《手册》是在什么样背景下发布的？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手册》？接下来会进行调整吗？
黄春：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在蔓延，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给主办城市带来疫情输入和传播的风险。所以必须要制定防疫手册，让所有涉奥人员共同遵循防疫准则。
现在的《手册》是第一版。这一版就是先告知所有的来华人员，他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东西。10月到12月，北京将举办国际系列测试赛、国际训练周和测试活动，都是按照冬奥会赛时防疫标准进行的。通过这些赛事，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并不断完善《手册》，充实内容。
今年12月份《手册》将推出第二版，也是最终版。第二版在每个大原则下，很多细节将会说得很清楚。这之前还要考虑全球疫情的形势，不断地进行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并做出一些防控措施的调整，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手册》。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制定《手册》的依据是什么？
黄春：防疫手册的制定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商讨来制定的。
制定《手册》以中国的防疫政策为主，在北京冬奥会的整体防控方案中确定了六个原则：一是非必要不来华的原则；二是分类管理原则，即运动员接种新冠疫苗“应接尽接”，其他境外人员来华则是二选一，打了疫苗免隔离，不打疫苗就一定要接受21天的集中隔离；第三是闭环管理原则，境外人员入境中国之后，要全程接受闭环管理；第四是应急处置原则，发生突发事件如发现新冠阳性病例，尽快按照预案控制疫情；第五是常态化防控原则，就是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等一系列的常态化防控措施；最后是动态调整原则。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政策的调整、疫苗接种覆盖率效果综合来评判，由专家对疫情形势进行分析和风险评估，动态调整相关的防疫措施和要求。
记者：请举例介绍下《手册》有哪些特色？
黄春：《手册》发布后，需要所有涉奥人员认真阅读，认真领会，而且必须要严格执行，约束自身行为，履行自己的防疫责任。《手册》更加突出的重点就是新冠疫苗接种，要求所有来华的人员在入境之前必须完成全程疫苗接种，不但是要求境外人员，国内的涉奥人员都要求全程接种。
另一方面是闭环管理。北京冬奥会的闭环管理更加严格。但这个闭环管理不是完全限制涉奥人员的活动自由，它是在闭环的大区域里，通过闭环内专用的交通工具，涉奥人员可以在驻地、场馆、场馆之间包括三个赛区之间流动。强调的是必须在一个闭环管理的区域内流动，与社会面隔开。
北京冬奥组委会给运动员、教练员包括官员等在闭环区域内提供一些良好、舒适的体验。比如说提供一些特色的餐饮和零售商品，设置咖啡厅、健身房和其他休闲娱乐的设施等。
记者：请您介绍下什么叫闭环管理？
黄春：闭环管理就是境外来华的人员，从入境进入海关后开始体温筛查，经过核酸采样，然后直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送到奥运村或签约酒店。每个奥运村和签约酒店，都是一个独立的闭环。从入境到抵离，交通、餐饮、住宿、训练、比赛，包括媒体的采访，形成了多个闭环点，通过交通工具在这些闭环点连线移动进行活动和工作，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记者：如何进行赛区间的闭环管理工作？
黄春：以交通为例。北京冬奥会配备了足够的大巴车、中巴车、小客车，还有高铁，在交通沿线乘车过程中，包括作息安排，都是有特定的防护要求。
另外，北京冬奥会安排涉奥人员乘坐专用的车辆，不能乘坐社会公共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底线，不能脱离闭环。
记者：《手册》中针对出入境管理有哪些要求？
黄春：说到出入境管理，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在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对出入境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从远端开始，涉奥人员确定参加北京冬奥会后，一定要在来华前14天进行健康监测，包括体温检测等。第二个方面是要求在来华14天前完成了全程疫苗接种。第三个在来华前96小时之内，要做两次的核酸检测。另外，在飞机旅途中，要求戴N95口罩，除了餐饮尽量不摘口罩，要尽可能地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交谈等等。
涉奥人员进入中国海关完成健康声明及核酸采样后，不必在机场等候结果，直接由专门车辆送到住所，但在结果没出之前不能离开房间。检测结果阴性者，享受免隔离政策。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则对其进行复检，复检依然是阳性者，有症状人员将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无症状阳性人员，则在专门指定场所进行隔离。
记者：核酸检测有怎样的要求？
黄春：涉奥人员进入闭环管理后，每天要健康监测测体温，另外就是每天要做核酸检测，但是要求不同，境外人员包括为境外人员服务的国内工作人员，是按照境外人员同等的闭环管理的要求去做，每天要进行一次咽拭子检测。而闭环外围的服务人员，隔天做一次核酸检测。一旦发现阳性，我们能够及时地捕捉到，及时控制疫情的蔓延。
记者：《手册》是如何定义密切接触者的？
黄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8版，有一个关于密接的判定，但这与《手册》里的定义略有不同。总体的判断密接的一个标准是发现感染者症状出现的前两天，或者核酸标本采样前两天的时间段里，与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在一米的范围之内，并逗留了15分钟以上。其他参考标准包括是否有有效的口罩防护，监控视频资料等，还有就是通过每个代表团、每个竞赛团队、媒体团队新冠联络官掌握的依据，综合来判断是否为密接者。（北京日报）
记者：《手册》是在什么样背景下发布的？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手册》？接下来会进行调整吗？
黄春：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在蔓延，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给主办城市带来疫情输入和传播的风险。所以必须要制定防疫手册，让所有涉奥人员共同遵循防疫准则。
现在的《手册》是第一版。这一版就是先告知所有的来华人员，他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东西。10月到12月，北京将举办国际系列测试赛、国际训练周和测试活动，都是按照冬奥会赛时防疫标准进行的。通过这些赛事，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并不断完善《手册》，充实内容。
今年12月份《手册》将推出第二版，也是最终版。第二版在每个大原则下，很多细节将会说得很清楚。这之前还要考虑全球疫情的形势，不断地进行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并做出一些防控措施的调整，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手册》。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制定《手册》的依据是什么？
黄春：防疫手册的制定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商讨来制定的。
制定《手册》以中国的防疫政策为主，在北京冬奥会的整体防控方案中确定了六个原则：一是非必要不来华的原则；二是分类管理原则，即运动员接种新冠疫苗“应接尽接”，其他境外人员来华则是二选一，打了疫苗免隔离，不打疫苗就一定要接受21天的集中隔离；第三是闭环管理原则，境外人员入境中国之后，要全程接受闭环管理；第四是应急处置原则，发生突发事件如发现新冠阳性病例，尽快按照预案控制疫情；第五是常态化防控原则，就是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等一系列的常态化防控措施；最后是动态调整原则。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政策的调整、疫苗接种覆盖率效果综合来评判，由专家对疫情形势进行分析和风险评估，动态调整相关的防疫措施和要求。
记者：请举例介绍下《手册》有哪些特色？
黄春：《手册》发布后，需要所有涉奥人员认真阅读，认真领会，而且必须要严格执行，约束自身行为，履行自己的防疫责任。《手册》更加突出的重点就是新冠疫苗接种，要求所有来华的人员在入境之前必须完成全程疫苗接种，不但是要求境外人员，国内的涉奥人员都要求全程接种。
另一方面是闭环管理。北京冬奥会的闭环管理更加严格。但这个闭环管理不是完全限制涉奥人员的活动自由，它是在闭环的大区域里，通过闭环内专用的交通工具，涉奥人员可以在驻地、场馆、场馆之间包括三个赛区之间流动。强调的是必须在一个闭环管理的区域内流动，与社会面隔开。
北京冬奥组委会给运动员、教练员包括官员等在闭环区域内提供一些良好、舒适的体验。比如说提供一些特色的餐饮和零售商品，设置咖啡厅、健身房和其他休闲娱乐的设施等。
记者：请您介绍下什么叫闭环管理？
黄春：闭环管理就是境外来华的人员，从入境进入海关后开始体温筛查，经过核酸采样，然后直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送到奥运村或签约酒店。每个奥运村和签约酒店，都是一个独立的闭环。从入境到抵离，交通、餐饮、住宿、训练、比赛，包括媒体的采访，形成了多个闭环点，通过交通工具在这些闭环点连线移动进行活动和工作，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记者：如何进行赛区间的闭环管理工作？
黄春：以交通为例。北京冬奥会配备了足够的大巴车、中巴车、小客车，还有高铁，在交通沿线乘车过程中，包括作息安排，都是有特定的防护要求。
另外，北京冬奥会安排涉奥人员乘坐专用的车辆，不能乘坐社会公共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底线，不能脱离闭环。
记者：《手册》中针对出入境管理有哪些要求？
黄春：说到出入境管理，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在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对出入境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从远端开始，涉奥人员确定参加北京冬奥会后，一定要在来华前14天进行健康监测，包括体温检测等。第二个方面是要求在来华14天前完成了全程疫苗接种。第三个在来华前96小时之内，要做两次的核酸检测。另外，在飞机旅途中，要求戴N95口罩，除了餐饮尽量不摘口罩，要尽可能地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交谈等等。
涉奥人员进入中国海关完成健康声明及核酸采样后，不必在机场等候结果，直接由专门车辆送到住所，但在结果没出之前不能离开房间。检测结果阴性者，享受免隔离政策。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则对其进行复检，复检依然是阳性者，有症状人员将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无症状阳性人员，则在专门指定场所进行隔离。
记者：核酸检测有怎样的要求？
黄春：涉奥人员进入闭环管理后，每天要健康监测测体温，另外就是每天要做核酸检测，但是要求不同，境外人员包括为境外人员服务的国内工作人员，是按照境外人员同等的闭环管理的要求去做，每天要进行一次咽拭子检测。而闭环外围的服务人员，隔天做一次核酸检测。一旦发现阳性，我们能够及时地捕捉到，及时控制疫情的蔓延。
记者：《手册》是如何定义密切接触者的？
黄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8版，有一个关于密接的判定，但这与《手册》里的定义略有不同。总体的判断密接的一个标准是发现感染者症状出现的前两天，或者核酸标本采样前两天的时间段里，与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在一米的范围之内，并逗留了15分钟以上。其他参考标准包括是否有有效的口罩防护，监控视频资料等，还有就是通过每个代表团、每个竞赛团队、媒体团队新冠联络官掌握的依据，综合来判断是否为密接者。（北京日报）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
法治日报 2021-03-10
□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是一体两面的概念，本质上是“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运用。个人享有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必然要求国家对个人在信息处理领域中的个人进行保护与支援。在此语境下，确立与澄清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便需要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价值基础、主要类型与权利结构进行识别与辨析。
（一）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两种类型
1.国家的消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防御权功能。
基本权利最原始的机能是防御权，即公民对抗国家不当干预其自由和侵害其财产的权利。当国家试图侵害被基本权利所保障之法益时，公民可以直接按照基本权利规范来请求国家不得干预或侵害。该种要求停止干预或侵害的请求权机能，反射至国家一方，也就是国家身负不得侵犯的禁止作为义务。
2.国家的积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
虽然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曾长期以消极义务为主要呈现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传统“私人生活保护”所遵循的“权利具有绝对性质，信息获取便推定违法”的古典自由权逻辑在许多场景下已不再适用。相较而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基本假设是，个人信息本身便具有一定的交互性与公共性，个人信息处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必要的。尽管应考虑到某些条件和保障措施，但对个人信息的基本推定是“可以被处理”。而真正需要国家介入的关键在于：个人此时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私人主体，而是强大的、组织化的信息处理机构；加之信息时代下个人信息处理往往是动态化、复杂化、风险不确定的过程，因此个人难以在参与及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警惕、知情及自治。为使个人免于受到信息处理机构的支配，就需要国家积极保护相关个人。由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变成了一项积极的权利，具备了客观价值秩序（客观法）的功能，即国家必须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环境。
3.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安顿。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在我国宪法上的首要根据便是宪法第三十三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应前述两种类型的国家义务，“尊重”侧重国家对私人生活的不得侵犯，是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主观防御功能与国家消极义务的体现；“保障”则更侧重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方面功能，其中就包含了要求国家积极通过立法和其他公权力行为，以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免于受支配或陷入信息处理者制造的危险或风险的含义。这两种类型的义务又可以被统摄于宪法第三十八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之中。
（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
基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实现的宪法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逻辑结构由“侵害来源”和“保护方式”两部分构成，也就是针对何种侵害源的保护、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
1.个人信息国家保护所针对的侵害风险源。
在现代社会，信息处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与可能获得的结果。亦即，数据权力（data power）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事实。当下诸多具备大数据挖掘能力的专业或商业机构具有以下特征：“掌握庞大的数据量、超乎常人想象的收集速度、多元的数据种类、潜在的详尽范围以及强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数据关联与整合能力。”可以说，在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都已形成“数据依赖”的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不仅关涉个体，还与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相关联。
可以说，面对这些来自数据权力的侵害风险，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形式化的个人自主决定和支配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看似体现了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实际上是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数据权力的控制之下，缺乏制衡能力与信息资源的个人并无法凭借“信息自决”来实现对上述侵害风险的防御与保护，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权利模式”对于控制大规模、持续性的信息处理风险而言显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国家保护义务这一兼具公共强制与理性治理的机制，才能有效防范数据处理风险，使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构成合理的制衡状态，从而避免个人时刻处于被数据权力支配的恐惧之中。这构成了国家落实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必要和正当理由。
2.控制侵害风险的基本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更多贯彻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所指向的积极义务，这要求国家针对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而提供积极保护。若是从体系化视角观察国家积极义务的实现途径，基于客观法功能导出的国家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公民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侵害的防止义务）这三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权力需要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体人格和尊严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秩序担保。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和落实，是一个综合不同法律技术与制度工具的系统过程，需要国家统筹协调不同部门法工具，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兼顾对个人信息的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
（一）消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在传统上，消极保护义务所指向的个人防御权要求国家不得侵入个人信息领域。但在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国”时代，以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为核心的“监控”已成为一个普遍事实。在这个背景下，落实国家消极保护义务的关键，并非禁止国家使用监控等数据处理技术，而在于强调监控手段运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监控（surveillance）是在传统安全观念和治理手段基础上，为回应复杂、多样的安全风险而孕育的权力和技术工具，在反恐、传染病监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公共安全等领域已普遍使用。但数据监控工具如果不能被有效控制在以宪法为根基的法秩序之内，则极易被滥用，甚至导致工具的“反噬效应”。因此，不能仅关注监控的有效性，应当在消极保护义务的价值规范要求下，考虑工具有效性和私人生活安宁之间的平衡，具体可从立法规则表达、过程控制与救济机制三个层面进行落实。
（二）积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1.制度性保障。
国家首先需要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制度，设定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确保个人实质性参与信息处理过程，对信息处理者形成制衡，以充分实现权益保障目标，这便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制度性保障面向。制度性保障课予国家建构和维护一套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基本制度的“客观”义务。基于支援个人对抗数据权力的需要，立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制度建构，赋予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工具性权利，同时设定信息处理者的相应义务与行为模式，从而建立起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由于数据处理者与个人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不对称地位，个人单凭其自身力量将无法对抗数据权力的压迫和支配，因此，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必然要求国家介入，提供一套制衡性的个人信息处理权利义务规则。
2.组织与程序保障。
制度性保障重点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组织与程序保障则主要指：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需要通过组织和程序设计，为国家保护义务之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以促进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实现。这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负有保护职责的组织系统如何设计；其次，信息处理者组织结构如何优化；最后，面向个人提供哪些基本的法律程序保护。
3.侵害防止义务。
在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之外，国家保护义务的落实还指向侵害防止义务。国家需要综合运用多重工具，通过构建预防机制和协同法律责任来营造个人不受数据权力侵害的法秩序环境。由于单一部门法所提供的责任机制无法独自完成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任务，因此，应从整体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来思考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民法、行政法、消费者法、刑法都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责任机制，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个典型的“领域法”。我们应当摆脱部门法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考虑多元法律责任机制的协同。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
（责任编辑：金燕)
法治日报 2021-03-10
□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是一体两面的概念，本质上是“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运用。个人享有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必然要求国家对个人在信息处理领域中的个人进行保护与支援。在此语境下，确立与澄清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涵，便需要对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价值基础、主要类型与权利结构进行识别与辨析。
（一）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两种类型
1.国家的消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防御权功能。
基本权利最原始的机能是防御权，即公民对抗国家不当干预其自由和侵害其财产的权利。当国家试图侵害被基本权利所保障之法益时，公民可以直接按照基本权利规范来请求国家不得干预或侵害。该种要求停止干预或侵害的请求权机能，反射至国家一方，也就是国家身负不得侵犯的禁止作为义务。
2.国家的积极义务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
虽然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曾长期以消极义务为主要呈现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传统“私人生活保护”所遵循的“权利具有绝对性质，信息获取便推定违法”的古典自由权逻辑在许多场景下已不再适用。相较而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基本假设是，个人信息本身便具有一定的交互性与公共性，个人信息处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必要的。尽管应考虑到某些条件和保障措施，但对个人信息的基本推定是“可以被处理”。而真正需要国家介入的关键在于：个人此时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私人主体，而是强大的、组织化的信息处理机构；加之信息时代下个人信息处理往往是动态化、复杂化、风险不确定的过程，因此个人难以在参与及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警惕、知情及自治。为使个人免于受到信息处理机构的支配，就需要国家积极保护相关个人。由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变成了一项积极的权利，具备了客观价值秩序（客观法）的功能，即国家必须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环境。
3.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安顿。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在我国宪法上的首要根据便是宪法第三十三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应前述两种类型的国家义务，“尊重”侧重国家对私人生活的不得侵犯，是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主观防御功能与国家消极义务的体现；“保障”则更侧重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方面功能，其中就包含了要求国家积极通过立法和其他公权力行为，以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免于受支配或陷入信息处理者制造的危险或风险的含义。这两种类型的义务又可以被统摄于宪法第三十八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之中。
（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
基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实现的宪法规范要求，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逻辑结构由“侵害来源”和“保护方式”两部分构成，也就是针对何种侵害源的保护、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
1.个人信息国家保护所针对的侵害风险源。
在现代社会，信息处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与可能获得的结果。亦即，数据权力（data power）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事实。当下诸多具备大数据挖掘能力的专业或商业机构具有以下特征：“掌握庞大的数据量、超乎常人想象的收集速度、多元的数据种类、潜在的详尽范围以及强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数据关联与整合能力。”可以说，在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都已形成“数据依赖”的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不仅关涉个体，还与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相关联。
可以说，面对这些来自数据权力的侵害风险，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形式化的个人自主决定和支配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机制，看似体现了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实际上是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数据权力的控制之下，缺乏制衡能力与信息资源的个人并无法凭借“信息自决”来实现对上述侵害风险的防御与保护，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权利模式”对于控制大规模、持续性的信息处理风险而言显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国家保护义务这一兼具公共强制与理性治理的机制，才能有效防范数据处理风险，使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构成合理的制衡状态，从而避免个人时刻处于被数据权力支配的恐惧之中。这构成了国家落实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必要和正当理由。
2.控制侵害风险的基本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更多贯彻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客观法功能所指向的积极义务，这要求国家针对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而提供积极保护。若是从体系化视角观察国家积极义务的实现途径，基于客观法功能导出的国家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公民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侵害的防止义务）这三项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国家权力需要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体人格和尊严提供制度性保障和秩序担保。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展开和落实，是一个综合不同法律技术与制度工具的系统过程，需要国家统筹协调不同部门法工具，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兼顾对个人信息的消极保护和积极保护。
（一）消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在传统上，消极保护义务所指向的个人防御权要求国家不得侵入个人信息领域。但在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信息国”时代，以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为核心的“监控”已成为一个普遍事实。在这个背景下，落实国家消极保护义务的关键，并非禁止国家使用监控等数据处理技术，而在于强调监控手段运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监控（surveillance）是在传统安全观念和治理手段基础上，为回应复杂、多样的安全风险而孕育的权力和技术工具，在反恐、传染病监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公共安全等领域已普遍使用。但数据监控工具如果不能被有效控制在以宪法为根基的法秩序之内，则极易被滥用，甚至导致工具的“反噬效应”。因此，不能仅关注监控的有效性，应当在消极保护义务的价值规范要求下，考虑工具有效性和私人生活安宁之间的平衡，具体可从立法规则表达、过程控制与救济机制三个层面进行落实。
（二）积极保护义务的落实
1.制度性保障。
国家首先需要建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制度，设定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确保个人实质性参与信息处理过程，对信息处理者形成制衡，以充分实现权益保障目标，这便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制度性保障面向。制度性保障课予国家建构和维护一套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基本制度的“客观”义务。基于支援个人对抗数据权力的需要，立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制度建构，赋予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工具性权利，同时设定信息处理者的相应义务与行为模式，从而建立起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由于数据处理者与个人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不对称地位，个人单凭其自身力量将无法对抗数据权力的压迫和支配，因此，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必然要求国家介入，提供一套制衡性的个人信息处理权利义务规则。
2.组织与程序保障。
制度性保障重点关注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组织与程序保障则主要指：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需要通过组织和程序设计，为国家保护义务之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以促进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之实现。这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首先，负有保护职责的组织系统如何设计；其次，信息处理者组织结构如何优化；最后，面向个人提供哪些基本的法律程序保护。
3.侵害防止义务。
在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之外，国家保护义务的落实还指向侵害防止义务。国家需要综合运用多重工具，通过构建预防机制和协同法律责任来营造个人不受数据权力侵害的法秩序环境。由于单一部门法所提供的责任机制无法独自完成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任务，因此，应从整体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来思考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民法、行政法、消费者法、刑法都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责任机制，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个典型的“领域法”。我们应当摆脱部门法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考虑多元法律责任机制的协同。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
（责任编辑：金燕)
2021 2⃣️
本周 《一九八四》
#读书笔记# 生活在这样一个被绝对监控的世界，讽刺的是最底层的“无产者”才拥有相对的自由。本以为“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是规训人们思想的口号，而在那样的世界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深层内涵。而最终，作者也彻底打破了我对反抗胜利的希望，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本周 《一九八四》
#读书笔记# 生活在这样一个被绝对监控的世界，讽刺的是最底层的“无产者”才拥有相对的自由。本以为“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是规训人们思想的口号，而在那样的世界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深层内涵。而最终，作者也彻底打破了我对反抗胜利的希望，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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