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人到中年，艰难得入不敷出时，遵循两个原则，便能翻身】
人到中年，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挣得没有花得多，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很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妨看看股神巴菲特的“幕后智囊”——查理·芒格的中年。那时的芒格，一点也不比你好过，却最终顺利翻身，成了金融大鳄，全球富豪。
6岁时，查理·芒格遇到了经济大萧条，父母没了收入，他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到镇上打工贴补家用。连续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只有2美元报酬，还要交2美分当社保金。
后来，芒格上了大学。刚到大二，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又不得不退学入伍。在军队的时候，他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并有了一个儿子。
退伍后，总该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吧？结果芒格又遭遇了“离婚与丧子”的双重打击。为了给儿子治疗白血病，他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
3年后，芒格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他带着2个孩子，对方带着2个孩子，他们又生了4个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小律师来说，要同时抚养8个孩子，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芒格的二婚婚礼！
这样的经历，如果放在你我身上，恐怕早就绝望了。但芒格却没有被苦难和不幸击倒，正如他的儿子小查尔斯所说：“父亲总是能够义无反顾地摆脱这些悲剧的困扰。”
可芒格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我又重读了一遍《穷查理宝典》，仔仔细细地遵循芒格的发展路径，发现了他的2个逆袭秘诀。只要遵循这两个原则行动，哪怕你现在过得很惨，将来也能有机会翻身过上好日子。
原则一：做好手头事
尽管芒格的日子过得艰难，但他一直遵循着父辈教导的“专注做好手头事”，这才帮助自己走出绝路，顺利翻身。
一名律师的眼前事，就是要全力以赴地服务好律所客户。
在芒格还是初级合伙人的时候，曾接了一个案子，客户没说好哪天，就过来讨论计划。
于是，芒格提前加班熬夜，认真研究案情，分析出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针对每一种方案，给出专业的解决意见。
结果，转天客户就来了。
对方提的果然是芒格前一晚想到的，其中一种方案。这时，资深合伙人就让芒格回去准备方案，让客户明天再过来讨论。芒格却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可以把方案拿出来。”
这让客户非常震惊，也赢得了他的信任。
从那以后，这个客户就指定芒格做他们的委托律师了。
正因为芒格极其认真努力地对待工作，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有一些人就开始和他在更多的领域进行合作。
而这就为芒格以后赚取更多财富的投资生涯，打开了一扇窗。
做好手头事，听起来很普通，但真正能做到的人，非常少。
很多身处低谷的人会觉得：我现在赚不到钱，都是因为做了这个工作，或者入错了行当。
于是就想着跳槽换工作，或者干脆辞职自己干。
结果却很可能是，越换越糟，最后连老本都赔光了。
芒格的亲身经历则说明，只要你能认真、专注地对待当下的工作，就一定能找到转机。
所以怎么才算做好手头事呢？
方法就是不要太精明。
别天天想着，我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
越算计，你心里越不平衡，就会出现懈怠、抵触的情绪，然后就更做不好本职工作，得到的自然就会越少。
一旦进入这个负向循环，再想出来，就非常困难了。
反而，如果你能暂时忽略“钱”上的得失，将注意力放在“把工作做到位”，就相当于启动了一个开关，让自己从负向循环直接切换到正向。
你不仅能从“超预期的工作”中收获“更值钱”的技能，更有可能获得领导、客户的信任，从而顺利走出困境！
原则二：节约支出
光认真做事，坐等好运来，是不够的。
芒格的第二个秘籍，就是要省下所有“不必要开支”，然后将省下的钱，用于投资未来。
有一次，芒格的客户布斯，委托他处理爷爷的遗嘱问题。
在遗产中，有一块加州理工大学街对面的空地。布斯的爸爸觉得没什么用，就准备出手卖了。
而芒格则认定这块空地未来很可能会升值。
20世纪60年代，大量人口正涌入洛杉矶。而加州理工大学恰恰处于洛杉矶郊区的一个枢纽城市，所以芒格判定这块空地未来的价值，他就建议布斯说：“你应当从你爸手里把这块土地给买下，然后自己重建公寓，搞房地产开发。”
可布斯却说：“我没搞过房地产开发，完全不了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为什么不投钱和我一起做呢？”
芒格听了，笑着说：“我要是连自己的建议都不能实行，岂不是自取其辱？”
就这样，他俩各出资一半，共投入10万美元开始开发楼盘。
结果，不出芒格所料，这个房地产开发大获全胜，他们投入了10万元，最后收回了50万美元。
随后，芒格乘胜追击，紧接着开发了第二栋、第三栋楼……短短的三年时间，芒格就赚到了140万美元，赢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可能会说，芒格运气太好了，正赶上地产开发的黄金期。实际上，芒格之所以能抓住这次机会，赢得人生翻盘，最主要的，还是他能拿出最开始的那5万美金的积蓄。
如果没有初始启动资金，即使他判断再准确，地产风口再疯狂，也不会与他有半分钱关系。
可我已经入不敷出了，怎么可能存得下钱呢？这里心眼儿再给你个存钱的方法。
首先，你需要“感知”钱。
很多朋友只知道自己缺钱，但却不清楚自己到底缺多少钱。
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梳理下自己的收入、支出，并将其分为“固定”与“随机”两部分。
固定开支像房租、水电、通勤费、餐饮等等。而随机开支则是一些心血来潮的消费，比如说，发了工资就吃顿大餐犒劳下自己。
第二步，就要尽量去掉随机的部分。
要走出困境，肯定需要有“投资未来”的资金。
如果放任自己随意消费，这部分钱就很难存在，也就自然翻不了身。
所以，在还没有等来机遇时，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花钱的欲望，把省下来的钱投资未来。
但，这不是说让你去买股票、搞理财。最适合普通人的投资，其实是风险最小的存款，国债之类的。但是，千万别忘了留一部分资金用于投资自己。
如果不是长期坚持读书，阅读各类资料，芒格也不会有投资地产的眼光与魄力。
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毕竟，能帮你走出低谷的，只有你自己！
写在最后
人到中年，总有各种说不出的苦难与艰辛。
牛人、普通人都一样，无一例外。
只不过，牛人能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行动力，顺利走出来。
而大部分人则在社会的毒打下，屈服认输了。
如果你正在经历着中年危机，不妨尝试下今天的两个方法，做好当下之事，然后尽力省钱投资未来，说不定，下一个逆风起飞的，就是你！ https://t.cn/z8GEy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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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芒格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他带着2个孩子，对方带着2个孩子，他们又生了4个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小律师来说，要同时抚养8个孩子，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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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大量人口正涌入洛杉矶。而加州理工大学恰恰处于洛杉矶郊区的一个枢纽城市，所以芒格判定这块空地未来的价值，他就建议布斯说：“你应当从你爸手里把这块土地给买下，然后自己重建公寓，搞房地产开发。”
可布斯却说：“我没搞过房地产开发，完全不了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为什么不投钱和我一起做呢？”
芒格听了，笑着说：“我要是连自己的建议都不能实行，岂不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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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如何评价游戏昭和米国物语#
说个有趣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一个所谓的“日本恐慌”。一些人担心日本将在经济上侵蚀美国，通过使美国公司破产和渗透到政府来接管它。
大概在上世界80年代末，日本的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美国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索尼影像娱乐公司）。消息一经传出，美国舆论界顿时哗然，普通民众、报刊媒体、乃至不少政府要员，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这也应该算是这次日本恐慌的巅峰时刻。
起因是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快速增长
到了7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石油危机多种原因而陷入了经济停滞。世界范围内，日本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几乎所向无敌。美国也只有招架之功。整个底特律的汽车业尤其损失惨重。美国汽车工人们天天唠唠叨叨地把日本人挂在嘴边骂个没完。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著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实现贬值。这样也就是提升了日元的币值。“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三倍。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了。这种局势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资产在日本人看来一下子便宜多了。过去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根本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似乎唾手可得。于是，手里拿著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普通消费者在夏威夷之类的地方买一些商品，美国人倒还高兴，但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人对美国企业资产的大量收购。这些挥舞著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
说个其中有趣的事：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国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健力士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话说回来，到了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佈，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徵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举是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著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现在属于日本人了。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併购案，其中有18起的併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你说，这时候美国人慌不慌？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尤其是购买那些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企业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上一次是在珍珠港。美国人甚至自嘲说：说不定什麽时候就会传来消息，日本人买走了自由女神像。那些把资产卖给日本人的美国商人被指责成唯利是图的贪婪之辈。舆论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为了赚钱不惜出卖美国的象徵。他们只关心自己当下的收入，而丝毫不关心国家未来的长久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人呼吁政府出面制止日本人的大肆购买，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要求政府设法防止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被不计成本的日本人不断抬高。总之，美国是一片哀叹之声。美国人感到自己正在开始被咄咄逼人的日本赶下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他们能面对和适应这种无可挽回的变化吗？在日本人这一边，则是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种新奇的体验非常好，日本人一时风光无限。
好景不长，经济规律教训了日本人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就感到了事情恐怕没那麽简单。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行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虽然索尼最终实现了向娱乐公司转型的战略，但花费了多得多的成本和时间。轻率的购买行为不是加速而是延迟了索尼战略的实现。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更典型地表现了那些收购美国资产的日本企业的结果。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一举买下了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优美的“十七英里公路”。眼看著自己的“明珠”落入他人之手，美国人痛心不已。熊取谷稔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日本出售1000张圆石滩球场100万美元一张的会员卡，这样一下就可得到10个亿，减去8.4亿，还有1.6亿美元好赚。但是会员卡销售并没按熊取谷稔设想的那麽顺利，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银行出现了麻烦。到了1998年，日本人终于扛不住了，把高尔夫球场以8.2亿美元的价钱卖还美国买家。日后算帐，人们发现，在这场买进卖出中，损失最惨的就是那位当年豪气冲天的日本人熊取谷稔。而那位当年的卖主美国人马文·戴维斯则赚头最大。1978年他买进这个球场时只花了7200万美元，1990年卖给日本人则拿到了8.4亿。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失去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他们不但在出售资产时没有吃亏，把那些资产日后可能的盈利都提前变现了，而且，出售这些过时的企业资产得到的大量资金，为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并没有因此失去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可是那些日本购买者呢？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初的许多购买行为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让他们头脑发热，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的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所以他们才特别热衷于那些在美国有巨大影响的资产，比如洛克菲勒中心。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感慨，不管怎样，总是美国人胜出。老牌资本主义，果然厉害。还有人因此深信存在某种阴谋。美国人设计了圈套，并成功地诱使日本人上当。但不可否认，美国的经济制度和一些利用这些经济制度来获得更大利益的人才是这场战斗“胜利的”投机者。所以这就是我讨厌资本的原因。
说个有趣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一个所谓的“日本恐慌”。一些人担心日本将在经济上侵蚀美国，通过使美国公司破产和渗透到政府来接管它。
大概在上世界80年代末，日本的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美国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索尼影像娱乐公司）。消息一经传出，美国舆论界顿时哗然，普通民众、报刊媒体、乃至不少政府要员，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这也应该算是这次日本恐慌的巅峰时刻。
起因是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快速增长
到了7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石油危机多种原因而陷入了经济停滞。世界范围内，日本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几乎所向无敌。美国也只有招架之功。整个底特律的汽车业尤其损失惨重。美国汽车工人们天天唠唠叨叨地把日本人挂在嘴边骂个没完。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著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实现贬值。这样也就是提升了日元的币值。“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三倍。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了。这种局势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资产在日本人看来一下子便宜多了。过去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根本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似乎唾手可得。于是，手里拿著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普通消费者在夏威夷之类的地方买一些商品，美国人倒还高兴，但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人对美国企业资产的大量收购。这些挥舞著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
说个其中有趣的事：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国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健力士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话说回来，到了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佈，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徵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举是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著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现在属于日本人了。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併购案，其中有18起的併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你说，这时候美国人慌不慌？日本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资产，尤其是购买那些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样的影响巨大的企业资产，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上一次是在珍珠港。美国人甚至自嘲说：说不定什麽时候就会传来消息，日本人买走了自由女神像。那些把资产卖给日本人的美国商人被指责成唯利是图的贪婪之辈。舆论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为了赚钱不惜出卖美国的象徵。他们只关心自己当下的收入，而丝毫不关心国家未来的长久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人呼吁政府出面制止日本人的大肆购买，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人要求政府设法防止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被不计成本的日本人不断抬高。总之，美国是一片哀叹之声。美国人感到自己正在开始被咄咄逼人的日本赶下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他们能面对和适应这种无可挽回的变化吗？在日本人这一边，则是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种新奇的体验非常好，日本人一时风光无限。
好景不长，经济规律教训了日本人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就感到了事情恐怕没那麽简单。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行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虽然索尼最终实现了向娱乐公司转型的战略，但花费了多得多的成本和时间。轻率的购买行为不是加速而是延迟了索尼战略的实现。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更典型地表现了那些收购美国资产的日本企业的结果。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一举买下了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优美的“十七英里公路”。眼看著自己的“明珠”落入他人之手，美国人痛心不已。熊取谷稔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日本出售1000张圆石滩球场100万美元一张的会员卡，这样一下就可得到10个亿，减去8.4亿，还有1.6亿美元好赚。但是会员卡销售并没按熊取谷稔设想的那麽顺利，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银行出现了麻烦。到了1998年，日本人终于扛不住了，把高尔夫球场以8.2亿美元的价钱卖还美国买家。日后算帐，人们发现，在这场买进卖出中，损失最惨的就是那位当年豪气冲天的日本人熊取谷稔。而那位当年的卖主美国人马文·戴维斯则赚头最大。1978年他买进这个球场时只花了7200万美元，1990年卖给日本人则拿到了8.4亿。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失去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他们不但在出售资产时没有吃亏，把那些资产日后可能的盈利都提前变现了，而且，出售这些过时的企业资产得到的大量资金，为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并没有因此失去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可是那些日本购买者呢？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初的许多购买行为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让他们头脑发热，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可以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的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所以他们才特别热衷于那些在美国有巨大影响的资产，比如洛克菲勒中心。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感慨，不管怎样，总是美国人胜出。老牌资本主义，果然厉害。还有人因此深信存在某种阴谋。美国人设计了圈套，并成功地诱使日本人上当。但不可否认，美国的经济制度和一些利用这些经济制度来获得更大利益的人才是这场战斗“胜利的”投机者。所以这就是我讨厌资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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