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诗言志歌永言#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辽阔明净的天空，群群鸿雁乘万里长风而去，面对此景，怎不开怀畅饮醉卧高楼。
先生的文章刚健遒劲颇具建安风骨，我的文章清新俊秀可与谢朓媲美。
我们都怀有凌云壮志，准备登上青空手揽明月。
抽出利刀断绝水流，哪知水流更加湍急。举起酒杯借酒消愁，谁知却引发更多的忧愁。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明天我们就抛弃一切束缚，披头散发，无拘无束驾一叶扁舟，去尽兴漫游。
注释：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辽阔明净的天空，群群鸿雁乘万里长风而去，面对此景，怎不开怀畅饮醉卧高楼。
先生的文章刚健遒劲颇具建安风骨，我的文章清新俊秀可与谢朓媲美。
我们都怀有凌云壮志，准备登上青空手揽明月。
抽出利刀断绝水流，哪知水流更加湍急。举起酒杯借酒消愁，谁知却引发更多的忧愁。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明天我们就抛弃一切束缚，披头散发，无拘无束驾一叶扁舟，去尽兴漫游。
注释：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媒体聚焦# 【回望红色司法路 | 探访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最高人民法院从这里走来】6月8日，由最高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策划开展的“回望红色司法路 寻根溯源再出发”采访活动河北站在石家庄平山县启动。
“回望红色司法路 寻根溯源再出发”采访活动由最高院与福建、江西、湖北、陕西、河北等五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策划开展，活动以红色司法史为切入点，选取上述五省革命苏区老区，通过组织媒体记者采访革命时期红色司法历史旧址、珍贵文物、经典人物与案例，追寻红色司法足迹，传承红色司法基因，见证红色司法传统在当今的继承与发展。
其中，位于石家庄平山县王子村的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是重要红色司法足迹，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身。6月8日上午，记者跟随采访团一行来到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探访。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身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法院作为华北人民政府的19个政府机构之一，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子村成立。华北人民法院时任院长为陈瑾昆。华北人民法院是在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和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的基础上成立的，为终审法院。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后，院长陈瑾昆受木质方印一枚，文曰“华北人民法院之印”；受木质长戳一记，文曰“华北人民法院”。
刚刚成立的华北人民法院办公场所为民房，主要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在一起，寝室在里屋，大堂里摆着桌椅用来办公。“当时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不像现在法院有专门的庭审室，办案就把当事人召集过来，询问记录。”平山县法院法官史青霞说。
2010年8月，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恢复工作正式启动。在经历了旧址的确定和恢复、资料及文物的收集、陈列布展三个阶段的工作后，华北人民法院旧址于2011年6月25日正式开放。
在华北人民法院旧址陈列馆内，陈列展示了不少历史资料，介绍华北人民法院成立的背景和组织架构等。
在华北人民法院旧址门前，王子村村民李保妮老人向采访团回忆了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办案情形和华北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生活细节。“办公用的桌子、椅子都是借来的，吃的也很简单，小米饭，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李保妮说。
这一时期，华北人民法院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政、司法等方面的重要法律、法令、条例、训令等一百七十余项，特别是在司法工作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审级制度、裁判研究委员会制度、刑事复核制度、调解制度等，开展了大规模的司法干部培训工作。1949年2月，华北人民法院由平山县王子村迁往北平（北京）。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交接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在华北人民法院的基础上宣告成立。
“华北人民法院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可以骄傲自豪地说，最高人民法院从这里走来！”史青霞说。
三份判决书彰显司法为民理念
在陈列馆，陈列着不少搜集来的文书资料。其中，留存下来的三份判决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三起案件的纠纷起因和判决结果，从中也能读出当时司法机关的审判司法理念。
平山县闫某与张某自幼被家里大人订了娃娃亲，还给了聘礼。张某长大后，反对包办婚姻，认为闫某比她小三岁，要求退婚。一审平山县司法处出具民事调处书，决定：调处退婚。闫某不服上诉，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北岳分院判决：第一，婚约准予解除，第二，女方张某酌情退还男方闫某边币30万。闫某不服又上诉，华北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起上诉。
“这是一桩普通的解除婚约案件，历经平山县司法处、北岳分院、华北人民法院三审判决，而且经过华北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可见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对于普通百姓的诉求是何等重视。”平山县法院刑庭庭长刘洁说。
刘洁介绍，该案中关于解除婚约，三级法院理由均是维护婚姻自主、自由、自愿原则，反对包办婚姻。关于返还彩礼，因原被告双方陈述不一致，在认定彩礼是赠与行为的情况下，按照双方成分和生活条件确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最后使双方息诉罢访。“可以看出当时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为贫苦大众服务的，是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
传承华北人民法院红色基因
闫玉梁是平山县法院退休老干部，曾参与华北人民法院旧址建设，对华北人民法院历史有深入了解。闫玉梁介绍，通过对华北人民法院历史的挖掘，他感受颇深，“华北人民法院虽然在平山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下去。”
参观华北人民法院旧址。
“华北人民法院时期，第一次正式将法院前面冠于‘人民’二字，从此，各级法院都称为人民法院。华北人民法院体现出的人民性是需要传承的一点。”闫玉梁解释，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后，当地村民为华北人民法院正常办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为了支持法院办公，王子村村民拿出了最好的房屋供法院用。当时，当地老百姓生活还比较困难，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华北人民法院等单位来到王子村后，食堂也设在王子村，当地村民拿出十亩最好的水浇地，供工作人员种菜，保障他们生活。这些小事例都体现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此外，人民性也体现在法院开展审判工作中，华北法院对待人民群众诉讼到法院的案子，不管大小一律认真对待。
闫玉梁说，华北人民法院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工作生活作风需要传承。“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太阳底下开庭，坐在磨盘上调解，提着马灯去调查，点着油灯办案、看卷，可以说条件很艰苦。”同时，在生活上也很简单，吃饭多是小米，有时也吃玉米面饼子加菜汤。一周顶多能改善两次，吃到一点白馍和大米。“虽然条件艰苦，办案人员少，但是办理了大量案件。艰苦奋斗，是华北法院的一种宝贵财富，今后，无论条件怎么变化都应当传承。”
闫玉梁介绍，华北法院时期是法制初步形成和健全的时期，期间制定了大量条令、条例，法院由按照政策办案到依法办案，此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作为法官，必须要具备对法律的自信，对岗位的自信，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司法工作者。”（来源于长城新媒体）
“回望红色司法路 寻根溯源再出发”采访活动由最高院与福建、江西、湖北、陕西、河北等五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策划开展，活动以红色司法史为切入点，选取上述五省革命苏区老区，通过组织媒体记者采访革命时期红色司法历史旧址、珍贵文物、经典人物与案例，追寻红色司法足迹，传承红色司法基因，见证红色司法传统在当今的继承与发展。
其中，位于石家庄平山县王子村的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是重要红色司法足迹，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身。6月8日上午，记者跟随采访团一行来到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探访。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身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法院作为华北人民政府的19个政府机构之一，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子村成立。华北人民法院时任院长为陈瑾昆。华北人民法院是在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和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的基础上成立的，为终审法院。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后，院长陈瑾昆受木质方印一枚，文曰“华北人民法院之印”；受木质长戳一记，文曰“华北人民法院”。
刚刚成立的华北人民法院办公场所为民房，主要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在一起，寝室在里屋，大堂里摆着桌椅用来办公。“当时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不像现在法院有专门的庭审室，办案就把当事人召集过来，询问记录。”平山县法院法官史青霞说。
2010年8月，华北人民法院旧址恢复工作正式启动。在经历了旧址的确定和恢复、资料及文物的收集、陈列布展三个阶段的工作后，华北人民法院旧址于2011年6月25日正式开放。
在华北人民法院旧址陈列馆内，陈列展示了不少历史资料，介绍华北人民法院成立的背景和组织架构等。
在华北人民法院旧址门前，王子村村民李保妮老人向采访团回忆了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办案情形和华北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生活细节。“办公用的桌子、椅子都是借来的，吃的也很简单，小米饭，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李保妮说。
这一时期，华北人民法院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政、司法等方面的重要法律、法令、条例、训令等一百七十余项，特别是在司法工作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审级制度、裁判研究委员会制度、刑事复核制度、调解制度等，开展了大规模的司法干部培训工作。1949年2月，华北人民法院由平山县王子村迁往北平（北京）。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交接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在华北人民法院的基础上宣告成立。
“华北人民法院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是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可以骄傲自豪地说，最高人民法院从这里走来！”史青霞说。
三份判决书彰显司法为民理念
在陈列馆，陈列着不少搜集来的文书资料。其中，留存下来的三份判决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三起案件的纠纷起因和判决结果，从中也能读出当时司法机关的审判司法理念。
平山县闫某与张某自幼被家里大人订了娃娃亲，还给了聘礼。张某长大后，反对包办婚姻，认为闫某比她小三岁，要求退婚。一审平山县司法处出具民事调处书，决定：调处退婚。闫某不服上诉，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北岳分院判决：第一，婚约准予解除，第二，女方张某酌情退还男方闫某边币30万。闫某不服又上诉，华北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起上诉。
“这是一桩普通的解除婚约案件，历经平山县司法处、北岳分院、华北人民法院三审判决，而且经过华北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可见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对于普通百姓的诉求是何等重视。”平山县法院刑庭庭长刘洁说。
刘洁介绍，该案中关于解除婚约，三级法院理由均是维护婚姻自主、自由、自愿原则，反对包办婚姻。关于返还彩礼，因原被告双方陈述不一致，在认定彩礼是赠与行为的情况下，按照双方成分和生活条件确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最后使双方息诉罢访。“可以看出当时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为贫苦大众服务的，是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
传承华北人民法院红色基因
闫玉梁是平山县法院退休老干部，曾参与华北人民法院旧址建设，对华北人民法院历史有深入了解。闫玉梁介绍，通过对华北人民法院历史的挖掘，他感受颇深，“华北人民法院虽然在平山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下去。”
参观华北人民法院旧址。
“华北人民法院时期，第一次正式将法院前面冠于‘人民’二字，从此，各级法院都称为人民法院。华北人民法院体现出的人民性是需要传承的一点。”闫玉梁解释，华北人民法院成立后，当地村民为华北人民法院正常办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为了支持法院办公，王子村村民拿出了最好的房屋供法院用。当时，当地老百姓生活还比较困难，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华北人民法院等单位来到王子村后，食堂也设在王子村，当地村民拿出十亩最好的水浇地，供工作人员种菜，保障他们生活。这些小事例都体现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此外，人民性也体现在法院开展审判工作中，华北法院对待人民群众诉讼到法院的案子，不管大小一律认真对待。
闫玉梁说，华北人民法院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工作生活作风需要传承。“当时华北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太阳底下开庭，坐在磨盘上调解，提着马灯去调查，点着油灯办案、看卷，可以说条件很艰苦。”同时，在生活上也很简单，吃饭多是小米，有时也吃玉米面饼子加菜汤。一周顶多能改善两次，吃到一点白馍和大米。“虽然条件艰苦，办案人员少，但是办理了大量案件。艰苦奋斗，是华北法院的一种宝贵财富，今后，无论条件怎么变化都应当传承。”
闫玉梁介绍，华北法院时期是法制初步形成和健全的时期，期间制定了大量条令、条例，法院由按照政策办案到依法办案，此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作为法官，必须要具备对法律的自信，对岗位的自信，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司法工作者。”（来源于长城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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