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吴晓求等 | 中国资本市场：第三种模式（中）】（接上）（三）法制建设：从行政规范到依法治市
法制建设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其重要性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加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行政规范先行的办法，并按照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先地方后全国的思路，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在资本市场的初创时期，率先形成的法律规范多服务于探索中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表现出“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因此，初期形成的法律规范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稳定性，呈现较浓的行政化与政策化色彩，有些规则之间甚至存在互相脱节和矛盾的问题。随着《证券法》的颁布与多次修订，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法律体系，涉及证券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并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指导原则依法治市，处理的违规事件数日益增加（见图3），不断提升市场的法治水平。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和透明度建设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资本市场监管立法规范较为庞杂，且相关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2）资本市场相关规范的制定过程存在透明度不足，例如大量的法律规范并非通过立法程序形成，授权立法存在被授权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活动不符合立法的诸多要素等问题，缺乏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3）资本市场监管权力的运行缺乏一定的可预期性、透明度与制约性，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有关，监管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市场发展任务，被赋予更多的权威与权力，容易引发对资本市场活动予以“父爱主义”式的事先干预；（4）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的透明度建设不足，存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参与主体单一、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等问题，且存在“信息堆积”现象，如内幕交易案件；（5）在为投资者提供高透明度的救济规范方面，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仍有待完善。
（四）对外开放：从“走出去、引进来”到互联互通
无论早期推出的B股制度以及正式对外开放投资大门的QFII和RQFII制度，还是鼓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和QDII制度，都是按照“引进来”或“走出去”的战略思路来运用外资发展经济，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这些开放制度都是单向的、管道式的，彼此之间是分割的、互不联系的。
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实施，沪、深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建立起互联互通的双向开放机制。目前，通过陆股通机制进入内地市场的资本已经远超QFII的规模（见图4），既增强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又推动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香港与内地通过“债券通”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北向通”和“南向通”相继上线。此外，“沪伦通”“沪日通”等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一大步，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监管者角色转换：从顶层制度设计者到市场秩序维护者
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不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秩序，仅依赖市场短时间内自发形成是难以实现的。尽管法制约束和市场自律的有机融合对于市场秩序的实现极为重要，但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规则制定上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优势，为资本市场的快速建立并初具规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政府作为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制定者，一方面表现出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公权力较大可能会出现“父爱主义”式干预。
随着金融结构、功能和风险的变化，资本市场监管的逻辑也会发生改变，由此推动监管模式的转变。在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法制的威慑力和约束力日益显著，市场自律机制也随之慢慢形成，行政机制则将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交还给市场，更多地承担起市场合法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管者角色。中国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与占比（见图5）以及违法违规案件（见图3）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监管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地，现代金融体系下的风险来源由资本不足为主演变为透明度与资本不足并存，相应地，监管模式从以资本监管为主向资本监管和透明度监管并重转变。透明度监管意味着监管重心后移，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在设立之初，就注重顶层设计的作用，与不同阶段的经济战略密切联系，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逐步推动市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较短、相对落后，在制度、功能、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的注册制为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堪萨斯州制定的证券法即《蓝天法》和1933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由此形成了双重注册制（沈朝晖，2011）。归根到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诸多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尚未建立起一套全面且细致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以及配套的市场化监管体系，有待形成一个法制具有威慑力、执法严格公正、市场能够自律且互相监督的规范秩序。
法制建设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其重要性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加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行政规范先行的办法，并按照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先地方后全国的思路，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在资本市场的初创时期，率先形成的法律规范多服务于探索中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表现出“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因此，初期形成的法律规范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稳定性，呈现较浓的行政化与政策化色彩，有些规则之间甚至存在互相脱节和矛盾的问题。随着《证券法》的颁布与多次修订，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法律体系，涉及证券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并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指导原则依法治市，处理的违规事件数日益增加（见图3），不断提升市场的法治水平。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和透明度建设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资本市场监管立法规范较为庞杂，且相关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2）资本市场相关规范的制定过程存在透明度不足，例如大量的法律规范并非通过立法程序形成，授权立法存在被授权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活动不符合立法的诸多要素等问题，缺乏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3）资本市场监管权力的运行缺乏一定的可预期性、透明度与制约性，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有关，监管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市场发展任务，被赋予更多的权威与权力，容易引发对资本市场活动予以“父爱主义”式的事先干预；（4）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的透明度建设不足，存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参与主体单一、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等问题，且存在“信息堆积”现象，如内幕交易案件；（5）在为投资者提供高透明度的救济规范方面，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仍有待完善。
（四）对外开放：从“走出去、引进来”到互联互通
无论早期推出的B股制度以及正式对外开放投资大门的QFII和RQFII制度，还是鼓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和QDII制度，都是按照“引进来”或“走出去”的战略思路来运用外资发展经济，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这些开放制度都是单向的、管道式的，彼此之间是分割的、互不联系的。
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实施，沪、深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建立起互联互通的双向开放机制。目前，通过陆股通机制进入内地市场的资本已经远超QFII的规模（见图4），既增强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又推动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香港与内地通过“债券通”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北向通”和“南向通”相继上线。此外，“沪伦通”“沪日通”等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一大步，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监管者角色转换：从顶层制度设计者到市场秩序维护者
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不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秩序，仅依赖市场短时间内自发形成是难以实现的。尽管法制约束和市场自律的有机融合对于市场秩序的实现极为重要，但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规则制定上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优势，为资本市场的快速建立并初具规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政府作为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制定者，一方面表现出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公权力较大可能会出现“父爱主义”式干预。
随着金融结构、功能和风险的变化，资本市场监管的逻辑也会发生改变，由此推动监管模式的转变。在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法制的威慑力和约束力日益显著，市场自律机制也随之慢慢形成，行政机制则将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交还给市场，更多地承担起市场合法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管者角色。中国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与占比（见图5）以及违法违规案件（见图3）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监管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地，现代金融体系下的风险来源由资本不足为主演变为透明度与资本不足并存，相应地，监管模式从以资本监管为主向资本监管和透明度监管并重转变。透明度监管意味着监管重心后移，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在设立之初，就注重顶层设计的作用，与不同阶段的经济战略密切联系，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逐步推动市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较短、相对落后，在制度、功能、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的注册制为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堪萨斯州制定的证券法即《蓝天法》和1933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由此形成了双重注册制（沈朝晖，2011）。归根到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诸多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尚未建立起一套全面且细致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以及配套的市场化监管体系，有待形成一个法制具有威慑力、执法严格公正、市场能够自律且互相监督的规范秩序。
#甘肃身边事# 【甘肃甘南州持续推进整治环境全民行动——水源涵养区如何实现全域无垃圾】“草原湖泊一个样、城市乡村一个样、村里村外一个样、左邻右舍一个样、房前屋后一个样、室内室外一个样、白天晚上一个样”……这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初创建“全域无垃圾示范区”时对“干净整洁”的要求，也是如今显现的成效。
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2015年，甘南州因地制宜，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向“脏乱差”宣战，在全域范围内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
经过多年的治理，甘南不仅成功创建了示范甘肃全省、领先全国的“全域无垃圾”示范州，还铺就了一条引导牧民群众奔小康的生态绿色发展路。
打响治理攻坚战
行走在甘南草原，蓝天白云下，藏族特色浓郁的村寨、干净的街巷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草原上矗立着“您已进入全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区”大型广告牌。
“公路沿线的垃圾有环卫工清扫，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玛曲县境内433公里黄河沿线的垃圾。”玛曲县欧拉乡达尔庆村的卓玛加布说，他正在筹划前往黄河沿线捡拾垃圾。
自2003年起，卓玛加布自发开始清理草原上的垃圾。2012年，有了一些积蓄后，他加入了义务治理草原沙化的队伍，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玛曲草原生态环保卫士。
“去年，我们在黄河沿线连续捡拾了43天垃圾，塑料袋、易拉罐等垃圾都是河水冲下来的。”卓玛加布说，“我们捡拾垃圾是自发行动，每次都有几十人。”
甘南州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但昔日的甘南草原，因为农牧村延续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人畜混居等问题导致村庄、庭院等环境差。
2015年上半年，甘南州在全州范围内开展规模浩大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确定让4.5万平方公里青山绿水大草原“全域无垃圾”的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目标。
随后，甘南州、县、乡以创建卫生城市为标准，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从城乡环境卫生、旅游景区环境、河道水域环境、生态环境污染、城市管理环境5个方面着手，坚持“先地面后立面，以地面带动立面，以立面提升地面；先城市后乡村，以城市带动乡村，以乡村助推城市”的工作思路，打响了一场治“脏”、治“污”、治“乱”的攻坚战和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大会战。
随着整治行动的不断推进，当地群众由一开始的“要我整治”，转变形成为“我要整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为了可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甘南州先后制定出台政策法规，健全完善一整套常管长治的闭环运行体系，推动“环境革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坚持把“环境革命”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和村规民约，划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约束规范，促进整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精细化运行，做到了垃圾不落地、清运不过夜。
如今，甘南“全域无垃圾”已初见成效，擦亮了生态底色、催生了高质量发展业态。
向乡镇村延伸
清运收集镇区及附近4个村庄的生活垃圾，是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垃圾清运司机李富贵每天的工作。
“我们有两大两小4辆垃圾车负责清运镇区周边垃圾，偏远乡村有专门运送的垃圾车。”李富贵说。
在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生活垃圾热解处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将从乡镇运送来的生活垃圾装入低温热解处理器进行无害化处理。
“每天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是8吨左右。”冶力关镇副镇长宋涛说，垃圾热处理中心有2台低温热解处理器，每台机器日处理量是6吨，冶力关镇辖区9个乡村一个社区的生活垃圾全部转运至此，进行闷烧裂解减量无害化处理。
在碌曲县，乡镇、街道随处可见藏汉双语四分类标识的垃圾收运车、垃圾桶、垃圾箱和垃圾亭。
“电池、打印机墨盒都是有害垃圾。”甘南州碌曲县二期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清运管理员学科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垃圾分类和车辆清运。
“我们垃圾四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三个环节已基本打通，为垃圾减量、资源利用等‘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碌曲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周龙说，县城周边镇的垃圾，经环卫工粗分类后运送至县城进行细分类，再进行处理。碌曲县二期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建成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填埋场配置的垃圾分拣室和垃圾打包机正在进行建设安装，所配备的渗滤液处理设备，经处理后达到饮用水级别。
临潭县冶力关镇和碌曲县的垃圾分类处理，是甘南州化解垃圾处理难题的一个缩影。
全域无垃圾，垃圾分类处理是难题也是关键。甘南州坚持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治理，紧盯乡村无害化处理设施滞后短板，不断将整治触角由城市向乡村延伸，由河道向河岸延伸，由房前屋后向农牧村家庭延伸，由公路沿线向草原腹地延伸，由清理垃圾向垃圾分类、恢复植被延伸。在空间上实现全覆盖，不留盲点，起底式对各种存量顽疾进行彻底清除。
如今，全州已建成城镇无害化处理设施50座，其中垃圾无害化卫生填埋场31座，垃圾高温焚烧处理站19座，日处理量845吨多。全州乡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覆盖率达92%。
抵御白色污染
在玛曲草原的商铺和摊点看不到塑料袋，这里实施“禁塑”已经20年。
“塑料袋会污染环境，牛羊误食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工商户刘春武感慨，“只有认识到塑料袋对草原的危害，才能从行动上禁用。”
刘春武自1998年就在玛曲县城经营百货商超，他是玛曲县“禁塑”的见证者。而最初他也是违反“禁塑”倡议的反面教材。
2002年，玛曲县已经试行禁止使用和销售塑料袋、塑料薄膜、塑料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严控“白色污染”。当时，用惯塑料袋的刘春武却不以为然，在工商部门检查时成了反面典型。在了解塑料袋的各种危害后，刘春武意识到自己错了。
刘春武说，“禁塑”后自己开始用报纸包装，现在使用可降解的塑料袋，只要对环境保护有益，他都支持。
2015年起，甘南州政府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禁塑”。去年，甘南州在“禁塑”的基础上，提升标准、扩大范围，推动塑料源头消纳减量，推广应用塑料替代产品，加强回收利用处置，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棉签、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吸管、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和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宾馆、酒店、民宿、超市、景区等场所限制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同时，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应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比例提高。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82%。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建立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大幅提升替代产品推广应用水平。基本实现废旧农膜全回收。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全州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坚决遏制。”甘南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黄云说。
（来源：经济日报）
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2015年，甘南州因地制宜，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向“脏乱差”宣战，在全域范围内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
经过多年的治理，甘南不仅成功创建了示范甘肃全省、领先全国的“全域无垃圾”示范州，还铺就了一条引导牧民群众奔小康的生态绿色发展路。
打响治理攻坚战
行走在甘南草原，蓝天白云下，藏族特色浓郁的村寨、干净的街巷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草原上矗立着“您已进入全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区”大型广告牌。
“公路沿线的垃圾有环卫工清扫，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玛曲县境内433公里黄河沿线的垃圾。”玛曲县欧拉乡达尔庆村的卓玛加布说，他正在筹划前往黄河沿线捡拾垃圾。
自2003年起，卓玛加布自发开始清理草原上的垃圾。2012年，有了一些积蓄后，他加入了义务治理草原沙化的队伍，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玛曲草原生态环保卫士。
“去年，我们在黄河沿线连续捡拾了43天垃圾，塑料袋、易拉罐等垃圾都是河水冲下来的。”卓玛加布说，“我们捡拾垃圾是自发行动，每次都有几十人。”
甘南州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但昔日的甘南草原，因为农牧村延续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人畜混居等问题导致村庄、庭院等环境差。
2015年上半年，甘南州在全州范围内开展规模浩大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确定让4.5万平方公里青山绿水大草原“全域无垃圾”的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目标。
随后，甘南州、县、乡以创建卫生城市为标准，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从城乡环境卫生、旅游景区环境、河道水域环境、生态环境污染、城市管理环境5个方面着手，坚持“先地面后立面，以地面带动立面，以立面提升地面；先城市后乡村，以城市带动乡村，以乡村助推城市”的工作思路，打响了一场治“脏”、治“污”、治“乱”的攻坚战和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大会战。
随着整治行动的不断推进，当地群众由一开始的“要我整治”，转变形成为“我要整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为了可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甘南州先后制定出台政策法规，健全完善一整套常管长治的闭环运行体系，推动“环境革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坚持把“环境革命”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和村规民约，划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约束规范，促进整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精细化运行，做到了垃圾不落地、清运不过夜。
如今，甘南“全域无垃圾”已初见成效，擦亮了生态底色、催生了高质量发展业态。
向乡镇村延伸
清运收集镇区及附近4个村庄的生活垃圾，是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垃圾清运司机李富贵每天的工作。
“我们有两大两小4辆垃圾车负责清运镇区周边垃圾，偏远乡村有专门运送的垃圾车。”李富贵说。
在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生活垃圾热解处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将从乡镇运送来的生活垃圾装入低温热解处理器进行无害化处理。
“每天垃圾无害化处理量是8吨左右。”冶力关镇副镇长宋涛说，垃圾热处理中心有2台低温热解处理器，每台机器日处理量是6吨，冶力关镇辖区9个乡村一个社区的生活垃圾全部转运至此，进行闷烧裂解减量无害化处理。
在碌曲县，乡镇、街道随处可见藏汉双语四分类标识的垃圾收运车、垃圾桶、垃圾箱和垃圾亭。
“电池、打印机墨盒都是有害垃圾。”甘南州碌曲县二期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清运管理员学科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垃圾分类和车辆清运。
“我们垃圾四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三个环节已基本打通，为垃圾减量、资源利用等‘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碌曲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周龙说，县城周边镇的垃圾，经环卫工粗分类后运送至县城进行细分类，再进行处理。碌曲县二期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建成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填埋场配置的垃圾分拣室和垃圾打包机正在进行建设安装，所配备的渗滤液处理设备，经处理后达到饮用水级别。
临潭县冶力关镇和碌曲县的垃圾分类处理，是甘南州化解垃圾处理难题的一个缩影。
全域无垃圾，垃圾分类处理是难题也是关键。甘南州坚持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治理，紧盯乡村无害化处理设施滞后短板，不断将整治触角由城市向乡村延伸，由河道向河岸延伸，由房前屋后向农牧村家庭延伸，由公路沿线向草原腹地延伸，由清理垃圾向垃圾分类、恢复植被延伸。在空间上实现全覆盖，不留盲点，起底式对各种存量顽疾进行彻底清除。
如今，全州已建成城镇无害化处理设施50座，其中垃圾无害化卫生填埋场31座，垃圾高温焚烧处理站19座，日处理量845吨多。全州乡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行政村覆盖率达92%。
抵御白色污染
在玛曲草原的商铺和摊点看不到塑料袋，这里实施“禁塑”已经20年。
“塑料袋会污染环境，牛羊误食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工商户刘春武感慨，“只有认识到塑料袋对草原的危害，才能从行动上禁用。”
刘春武自1998年就在玛曲县城经营百货商超，他是玛曲县“禁塑”的见证者。而最初他也是违反“禁塑”倡议的反面教材。
2002年，玛曲县已经试行禁止使用和销售塑料袋、塑料薄膜、塑料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严控“白色污染”。当时，用惯塑料袋的刘春武却不以为然，在工商部门检查时成了反面典型。在了解塑料袋的各种危害后，刘春武意识到自己错了。
刘春武说，“禁塑”后自己开始用报纸包装，现在使用可降解的塑料袋，只要对环境保护有益，他都支持。
2015年起，甘南州政府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禁塑”。去年，甘南州在“禁塑”的基础上，提升标准、扩大范围，推动塑料源头消纳减量，推广应用塑料替代产品，加强回收利用处置，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棉签、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吸管、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和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宾馆、酒店、民宿、超市、景区等场所限制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同时，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应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比例提高。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82%。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建立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大幅提升替代产品推广应用水平。基本实现废旧农膜全回收。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全州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坚决遏制。”甘南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黄云说。
（来源：经济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