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好书#《月亮与六便士》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月亮和六便士》说问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在小说中，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月亮和六便士》说问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在小说中，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书画##收藏#溥心畬——被市场严重低估的20世纪文人画派代表人物
人称“南张北溥”的张大千与溥心畬，虽然艺术史地位相仿，但近年的每平方尺拍卖均价格却有着将近五倍的价格差距，溥心畬作品的市场价格与其艺术地位、作品价值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偏离与低估。
溥儒(1896~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畬，出生不久就被光绪皇帝赐名“溥儒”，祖父为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溥心畬还曾一度有机会被挑选为皇帝。由于溥心畬优越的社会地位、严格正统的教育，且皇室拥有大量的经典书画收藏得以临摹，再加上其特有的书画天份及诗词造诣，使溥心畬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诗、书、画三绝”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即与张大千和吴湖帆齐名并享有“南张北溥”和“南吴北溥”的盛誉，在去台的“渡海三家”溥心畬、张大千、黄君璧当中溥心畬也是文人气质最浓的一位，溥心畬不但是20世纪文人画派的代表人物，过世后更被认为是“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
从近些年的拍卖成交记录来看，溥心畬作品的每期拍卖总成交金额多维持在5千万RMB至1亿RMB之间，然而张大千作品的每期拍卖总成交金额却常常高达5亿RMB至10亿RMB，两者总成交金额相差10倍，且时常可以看到张大千的”单件” 破亿RMB成交的拍品就远超过溥心畬的同期拍卖”总成交金额”。与欧美经典大师如毕卡索作品的拍卖成交价每每高达上亿美金来比较，张大千的拍卖价格虽然高但也不算被高估，反而是溥心畬的拍卖价格被严重低估了的机会要大些。
张大千的作品价格为何高于溥心畬？为什么溥心畬作品的价格被低估了呢？
首先张大千的拍品正火热，近些年在全球作品总成交额排名靠前，海内外都很受欢迎。
其次二人绘画风格不同，张大千的画作气势磅礴，有很多大尺寸作品，视觉冲击性高，非常适合悬挂于大厅以展现藏家的财力与大气。而溥心畬的画作较为清秀雅致、书卷气韵浓，有一定的欣赏门槛，且画作尺寸一般都较小(黄君璧等人都认为溥心畬越小的作品越精彩)，少有大尺寸的作品，视觉冲击性相对低，较适合典雅低调的藏家欣赏。
生长环境和性格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比起张大千的有意栽花，溥心畬属于无意插柳，虽然溥心畲喜爱绘画且为世人所知者仍然是他的画，但卖画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失去皇室身分后为了糊口不得已之举。截然不同的经营态度对价格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再次，溥心畬去台后，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很长时间缺少应有的关注度与研究，在展览中缺席。过去溥心畬的藏品多在私人藏家手中，藏家分布的广度也比较受限。
最后是绘画生涯寿命的现实因素，西方大师毕卡索九十几岁的人生当中创作了7万多件各式各样优质的艺术品才得以让全世界的藏家认识与收藏，而溥心畬享寿67岁并不算特别长，张大千则享寿85岁直至1983年，在溥心畬去世后张大千可说是独步水墨画坛20年，而在这一段期间内张大千发展出泼墨山水等创新技法使两人画风更加大相迳庭，且更多关注会集中在张大千身上，进而成为拉开两者市场价格的可能因素。
上述原因虽然是造成现今张大千价格高于溥心畬的部份理由，然而，并不代表两者在中国美术史地位的高低，我们相信溥心畬与张大千的作品在艺术本质上仍然是地位相彷的。
人称“南张北溥”的张大千与溥心畬，虽然艺术史地位相仿，但近年的每平方尺拍卖均价格却有着将近五倍的价格差距，溥心畬作品的市场价格与其艺术地位、作品价值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偏离与低估。
溥儒(1896~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字心畬，出生不久就被光绪皇帝赐名“溥儒”，祖父为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溥心畬还曾一度有机会被挑选为皇帝。由于溥心畬优越的社会地位、严格正统的教育，且皇室拥有大量的经典书画收藏得以临摹，再加上其特有的书画天份及诗词造诣，使溥心畬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诗、书、画三绝”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即与张大千和吴湖帆齐名并享有“南张北溥”和“南吴北溥”的盛誉，在去台的“渡海三家”溥心畬、张大千、黄君璧当中溥心畬也是文人气质最浓的一位，溥心畬不但是20世纪文人画派的代表人物，过世后更被认为是“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
从近些年的拍卖成交记录来看，溥心畬作品的每期拍卖总成交金额多维持在5千万RMB至1亿RMB之间，然而张大千作品的每期拍卖总成交金额却常常高达5亿RMB至10亿RMB，两者总成交金额相差10倍，且时常可以看到张大千的”单件” 破亿RMB成交的拍品就远超过溥心畬的同期拍卖”总成交金额”。与欧美经典大师如毕卡索作品的拍卖成交价每每高达上亿美金来比较，张大千的拍卖价格虽然高但也不算被高估，反而是溥心畬的拍卖价格被严重低估了的机会要大些。
张大千的作品价格为何高于溥心畬？为什么溥心畬作品的价格被低估了呢？
首先张大千的拍品正火热，近些年在全球作品总成交额排名靠前，海内外都很受欢迎。
其次二人绘画风格不同，张大千的画作气势磅礴，有很多大尺寸作品，视觉冲击性高，非常适合悬挂于大厅以展现藏家的财力与大气。而溥心畬的画作较为清秀雅致、书卷气韵浓，有一定的欣赏门槛，且画作尺寸一般都较小(黄君璧等人都认为溥心畬越小的作品越精彩)，少有大尺寸的作品，视觉冲击性相对低，较适合典雅低调的藏家欣赏。
生长环境和性格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比起张大千的有意栽花，溥心畬属于无意插柳，虽然溥心畲喜爱绘画且为世人所知者仍然是他的画，但卖画对他来说，似乎只是失去皇室身分后为了糊口不得已之举。截然不同的经营态度对价格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再次，溥心畬去台后，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很长时间缺少应有的关注度与研究，在展览中缺席。过去溥心畬的藏品多在私人藏家手中，藏家分布的广度也比较受限。
最后是绘画生涯寿命的现实因素，西方大师毕卡索九十几岁的人生当中创作了7万多件各式各样优质的艺术品才得以让全世界的藏家认识与收藏，而溥心畬享寿67岁并不算特别长，张大千则享寿85岁直至1983年，在溥心畬去世后张大千可说是独步水墨画坛20年，而在这一段期间内张大千发展出泼墨山水等创新技法使两人画风更加大相迳庭，且更多关注会集中在张大千身上，进而成为拉开两者市场价格的可能因素。
上述原因虽然是造成现今张大千价格高于溥心畬的部份理由，然而，并不代表两者在中国美术史地位的高低，我们相信溥心畬与张大千的作品在艺术本质上仍然是地位相彷的。
【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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