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回暖成本上涨 国产手机集体“涨价”】 随着手机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国内手机产能、需求迅速提升，而在需求回暖、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涨、高端手机高利润以及国产手机在全球的话语权持续提升等因素驱动下，国产手机集体“涨价”。华为、小米、OPPO、vivo、一加、realme等一众国产手机厂商纷纷发力，抢食被苹果、三星等外资巨头垄断的高端手机市场。
3月手机市场加速回暖
3月16日19时30分许，暮色已降临，疫情下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几大主要手机通讯市场远望数码城、曼哈数码广场、飞扬通讯市场早已打烊，但仅供商场商家和内部工作人员通行的市场后门却人流如织，川流不息的拖货车拖着货物，以及周边密集分布的快递网点频繁传出的快速打包声，共同传递出一个信号：忙！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从OPPO、vivo、天音控股等国内主要手机厂商获悉，2月底以来，国内手机销售回暖显著，手机行业全年不必太悲观。
vivo副总裁、中国市场总裁刘宏向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整个手机市场下滑比较严重，但从3月开始，整个行业增长速度比较好，vivo销量比去年同期有超过10%的增长。
“虽然疫情对2月份销售有影响，但我们发现用户对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相对稳定，该买还是要买。”刘宏说。
OPPO副总裁、全球销售总裁吴强也向记者透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OPPO2月销售仅为去年50%左右，不过2月10日很多区域复工以后，OPPO整个销售恢复比较理想，2月底数据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手机销售的复苏说明消费者需求依然存在，因为疫情很多人待在家里，使用手机时长大大超过以前，对那种体验不好或比较老旧的手机，很多人会有换机需求。”吴强认为，2020年国内手机出货量与去年相比，将基本保持平稳，即在3.4亿至3.6亿部之间。
在上周举行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天音控股高管也表示，目前手机市场整体在回暖，近期公司销售节奏加快，预计3月份受疫情影响会很小，疫情过后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反弹增长。
此前，工信部旗下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2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分别下降38.9%、56%。2月25日，中金公司发布报告指出，下调2020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测至3.48亿部，较2019年国内智能手机3.72亿部的出货量下滑6.5%。
复工复产及渠道、库存方面，已传递出积极信号。据记者了解，目前OPPO、vivo、小米等国内主要手机厂商复工率已超过80%，而库存方面，vivo目前在2000元以上价格段已没有库存压力，华为和荣耀则正全力以赴加紧生产。
上游原材料涨价
向终端传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主要电子元器件厂商产能受到影响，但市场需求并未减弱，在此背景下，全球半导体产品开启涨价周期。
以存储器为例，近来，在5G、IoT等市场强势带动下，存储器需求大增，NAND Flash率先涨价，NOR Flash产能吃紧传出涨价消息，DRAM也出现止跌信号，更有预测显示，NAND闪存和DRAM内存的合约价格，预计在今年二季度涨幅将达到两位数。
“半导体产业去年经历下行周期后，今年市场缺货与价格回归理性可能性比较大，今年有部分产品已经涨价了。”上市公司捷捷微电表示。另外，需求量最大的被动元件MLCC行业龙头台湾国巨日前也表示，因需求紧张以及人力、物流成本上升，公司将在3月、4月调涨MLCC和贴片电阻价格30%。
上游半导体的涨价自然将传导至下游行业之一手机行业，而这甚至已提前引爆了一波行业“涨价”潮。
3月10日，一加科技CEO刘作虎发微博暗示，今年一加8系列将标配5G，而该款手机成本比上一代产品一加7 Pro高不少，因此售价将提高。
前不久，小米10的发布，也被外界解读为小米“涨价”了。
在小米9试水2999元之后，小米10一改过去小米产品定价偏低的固有模式，直接把售价大幅提升至3999元起，小米10 Pro更是最高5999元向苹果iPhone 11 Pro和三星Galaxy S20看齐。
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扎堆发布的手机新品中，定位高端、售价在4500元以上的手机不在少数，如OPPO Find X2系列5G新机，起售价5499元，最高至12999元。再如售价16999元的华为折叠屏手机Mate Xs，以及低配版4998元、高配版5298元的vivo高端新机NEX 3S等。此外，据记者了解，华为3月26日将发布P40，消息显示P40价格较上一代P30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此波手机涨价潮中，上游半导体涨价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原因之一，另外，其实近年来行业包括研发、运营成本等在内的整体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此外最新发布的高端手机配置提升成本上涨也是重要推手。”一位手机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预计手机涨价潮主要集中于中高端机型，偏低端手机市场策略为吸引用户，价格将不受影响。
该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市场认定是否为高端机主要看手机三方面配置，首先看是否搭载高通骁龙865芯片，相比骁龙855，865CPU和GPU性能同时提升25%；其次看屏幕每秒刷新频率，目前普遍高端机为90HZ，部分为120HZ；另外再看摄像功能。三方面配置都较高的手机，价格普遍在4500元以上。
“这两天不少人在讨论小米10的成本，小米10成本确实比想象中高，骁龙865比上一代贵一倍，定制的双曲面专业屏幕比AMOLED硬屏贵很多，还有108MP+OIS相机模组，还有……”谈及小米10价格上调，雷军在微博上坦言。
realme最近发布的一款新机X50 Pro 5G也搭载高通骁龙865，售价在3599元至4199元之间。realme副总裁、全球产品总裁王伟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供应链的涨价降价时有发生，是一个常态，这次受疫情影响，一些核心器件涨价也在预期之内，比如说存储器件，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会有所上涨，公司会通过提前预判，进行相应规划，比如提前采购、调整产品配置售价等，总体来说影响可预判、可控制。
高端手机有“利”可图
除成本上升外，高端手机利润更高、高端市场被看好，以及国产手机在全球手机市场话语权提升，也是此波手机集体冲击高端的驱动因素。
2019年全球出货量前十的手机公司中，我国企业占据了七席，分别为华为、小米、OPPO、vivo、联想、realme以及传音，但从利润来看，苹果、三星由于长期占据高端手机市场份额，瓜分了行业大部分利润。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总利润约为120亿美元，其中苹果独占66%，三星占据17%，而华为、OPPO、vivo和小米瓜分了剩余17%的利润，苹果当期出货量仅占全球份额13%。
另外，有专业公司曾对苹果iPhone 11 Pro Max512GB版本的成本进行了拆解，结果发现，售价达12699元的iPhone 11 Pro Max，其元器件成本仅约为3493元。换言之，这款手机的成本只占据国行版售价的三分之一不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手机企业长期微薄的利润，即使国内头部手机企业也不例外。国内某头部手机企业员工向记者透露，公司手机硬件利润率非常低，主要利润来源为软件、广告营销、生态圈。
“国内手机行业过去多年长期处于以低价抢客户、抢市场的阶段，行业利润非常微薄，有时研发一项技术，可能要卖上千万台手机才能持平。”一位手机行业内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
小米中国区总裁卢伟冰近日一语道破行业天机，他表示，手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端机市场利润最高，能彰显厂商的技术实力，容易带动用户口碑，反推中低端手机销量。所以，几乎所有一线手机品牌都在拼命挤占高端市场。
“小米品牌手机已放下对价格的限制，不惜一切追求极致体验，全力以赴冲击高端市场。”近日，雷军公开表态。
据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此前发布的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用户对于价格在600～800美元区间的智能手机需求显著上升，由2018年第三季度占高端机31%的份额上涨至2019年的43%。
国产手机
步入良性增长阶段
对于发力高端市场，OPPO最近新推出了Find X2。吴强向记者表示，公司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提升品牌、做品牌升级，要提升品牌就必须有旗舰产品，“OPPO过去几年在终端市场站稳之后，也要逐步地拓展高端市场了，高端市场将成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吴强认为，从用户层面来看，高端用户更注重品牌力、更注重品牌带来的科技创新，包括是不是有智能终端生态的产品，他们对产品设计、科技会有更高要求，对产品体验也从单一产品走向融合。
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吴强认为，未来5G+IoT+大数据+AR的融合，会为高端市场的拓展带来一些新的机遇，所以对OPPO而言，公司在5G到来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在高端取得突破。
在王伟看来，与其说国产手机厂商集体发力高端手机市场，不如说是国产手机品牌都在逐步地完善自己的产品线，这是国产手机为了能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需求、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对于手机的需求所作出的调整。
“最近看到很多友商冲击高端市场，我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国产手机品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也会进一步刺激消费市场。”一加手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高端手机市场向上拓展空间很大，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都在指向高端市场。
手机行业一位观察人士指出，可以预见，随着国产手机厂商在全球话语权的不断提升，各厂商已逐渐掌握全球手机市场定价权，未来行业有望逐渐走出低利润时代回归理性发展、良性增长阶段，而利好将传导至整个手机产业链。
3月手机市场加速回暖
3月16日19时30分许，暮色已降临，疫情下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几大主要手机通讯市场远望数码城、曼哈数码广场、飞扬通讯市场早已打烊，但仅供商场商家和内部工作人员通行的市场后门却人流如织，川流不息的拖货车拖着货物，以及周边密集分布的快递网点频繁传出的快速打包声，共同传递出一个信号：忙！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从OPPO、vivo、天音控股等国内主要手机厂商获悉，2月底以来，国内手机销售回暖显著，手机行业全年不必太悲观。
vivo副总裁、中国市场总裁刘宏向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整个手机市场下滑比较严重，但从3月开始，整个行业增长速度比较好，vivo销量比去年同期有超过10%的增长。
“虽然疫情对2月份销售有影响，但我们发现用户对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相对稳定，该买还是要买。”刘宏说。
OPPO副总裁、全球销售总裁吴强也向记者透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OPPO2月销售仅为去年50%左右，不过2月10日很多区域复工以后，OPPO整个销售恢复比较理想，2月底数据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手机销售的复苏说明消费者需求依然存在，因为疫情很多人待在家里，使用手机时长大大超过以前，对那种体验不好或比较老旧的手机，很多人会有换机需求。”吴强认为，2020年国内手机出货量与去年相比，将基本保持平稳，即在3.4亿至3.6亿部之间。
在上周举行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天音控股高管也表示，目前手机市场整体在回暖，近期公司销售节奏加快，预计3月份受疫情影响会很小，疫情过后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反弹增长。
此前，工信部旗下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2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分别下降38.9%、56%。2月25日，中金公司发布报告指出，下调2020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测至3.48亿部，较2019年国内智能手机3.72亿部的出货量下滑6.5%。
复工复产及渠道、库存方面，已传递出积极信号。据记者了解，目前OPPO、vivo、小米等国内主要手机厂商复工率已超过80%，而库存方面，vivo目前在2000元以上价格段已没有库存压力，华为和荣耀则正全力以赴加紧生产。
上游原材料涨价
向终端传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主要电子元器件厂商产能受到影响，但市场需求并未减弱，在此背景下，全球半导体产品开启涨价周期。
以存储器为例，近来，在5G、IoT等市场强势带动下，存储器需求大增，NAND Flash率先涨价，NOR Flash产能吃紧传出涨价消息，DRAM也出现止跌信号，更有预测显示，NAND闪存和DRAM内存的合约价格，预计在今年二季度涨幅将达到两位数。
“半导体产业去年经历下行周期后，今年市场缺货与价格回归理性可能性比较大，今年有部分产品已经涨价了。”上市公司捷捷微电表示。另外，需求量最大的被动元件MLCC行业龙头台湾国巨日前也表示，因需求紧张以及人力、物流成本上升，公司将在3月、4月调涨MLCC和贴片电阻价格30%。
上游半导体的涨价自然将传导至下游行业之一手机行业，而这甚至已提前引爆了一波行业“涨价”潮。
3月10日，一加科技CEO刘作虎发微博暗示，今年一加8系列将标配5G，而该款手机成本比上一代产品一加7 Pro高不少，因此售价将提高。
前不久，小米10的发布，也被外界解读为小米“涨价”了。
在小米9试水2999元之后，小米10一改过去小米产品定价偏低的固有模式，直接把售价大幅提升至3999元起，小米10 Pro更是最高5999元向苹果iPhone 11 Pro和三星Galaxy S20看齐。
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扎堆发布的手机新品中，定位高端、售价在4500元以上的手机不在少数，如OPPO Find X2系列5G新机，起售价5499元，最高至12999元。再如售价16999元的华为折叠屏手机Mate Xs，以及低配版4998元、高配版5298元的vivo高端新机NEX 3S等。此外，据记者了解，华为3月26日将发布P40，消息显示P40价格较上一代P30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此波手机涨价潮中，上游半导体涨价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原因之一，另外，其实近年来行业包括研发、运营成本等在内的整体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此外最新发布的高端手机配置提升成本上涨也是重要推手。”一位手机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预计手机涨价潮主要集中于中高端机型，偏低端手机市场策略为吸引用户，价格将不受影响。
该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市场认定是否为高端机主要看手机三方面配置，首先看是否搭载高通骁龙865芯片，相比骁龙855，865CPU和GPU性能同时提升25%；其次看屏幕每秒刷新频率，目前普遍高端机为90HZ，部分为120HZ；另外再看摄像功能。三方面配置都较高的手机，价格普遍在4500元以上。
“这两天不少人在讨论小米10的成本，小米10成本确实比想象中高，骁龙865比上一代贵一倍，定制的双曲面专业屏幕比AMOLED硬屏贵很多，还有108MP+OIS相机模组，还有……”谈及小米10价格上调，雷军在微博上坦言。
realme最近发布的一款新机X50 Pro 5G也搭载高通骁龙865，售价在3599元至4199元之间。realme副总裁、全球产品总裁王伟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供应链的涨价降价时有发生，是一个常态，这次受疫情影响，一些核心器件涨价也在预期之内，比如说存储器件，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会有所上涨，公司会通过提前预判，进行相应规划，比如提前采购、调整产品配置售价等，总体来说影响可预判、可控制。
高端手机有“利”可图
除成本上升外，高端手机利润更高、高端市场被看好，以及国产手机在全球手机市场话语权提升，也是此波手机集体冲击高端的驱动因素。
2019年全球出货量前十的手机公司中，我国企业占据了七席，分别为华为、小米、OPPO、vivo、联想、realme以及传音，但从利润来看，苹果、三星由于长期占据高端手机市场份额，瓜分了行业大部分利润。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总利润约为120亿美元，其中苹果独占66%，三星占据17%，而华为、OPPO、vivo和小米瓜分了剩余17%的利润，苹果当期出货量仅占全球份额13%。
另外，有专业公司曾对苹果iPhone 11 Pro Max512GB版本的成本进行了拆解，结果发现，售价达12699元的iPhone 11 Pro Max，其元器件成本仅约为3493元。换言之，这款手机的成本只占据国行版售价的三分之一不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手机企业长期微薄的利润，即使国内头部手机企业也不例外。国内某头部手机企业员工向记者透露，公司手机硬件利润率非常低，主要利润来源为软件、广告营销、生态圈。
“国内手机行业过去多年长期处于以低价抢客户、抢市场的阶段，行业利润非常微薄，有时研发一项技术，可能要卖上千万台手机才能持平。”一位手机行业内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
小米中国区总裁卢伟冰近日一语道破行业天机，他表示，手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端机市场利润最高，能彰显厂商的技术实力，容易带动用户口碑，反推中低端手机销量。所以，几乎所有一线手机品牌都在拼命挤占高端市场。
“小米品牌手机已放下对价格的限制，不惜一切追求极致体验，全力以赴冲击高端市场。”近日，雷军公开表态。
据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此前发布的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用户对于价格在600～800美元区间的智能手机需求显著上升，由2018年第三季度占高端机31%的份额上涨至2019年的43%。
国产手机
步入良性增长阶段
对于发力高端市场，OPPO最近新推出了Find X2。吴强向记者表示，公司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提升品牌、做品牌升级，要提升品牌就必须有旗舰产品，“OPPO过去几年在终端市场站稳之后，也要逐步地拓展高端市场了，高端市场将成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吴强认为，从用户层面来看，高端用户更注重品牌力、更注重品牌带来的科技创新，包括是不是有智能终端生态的产品，他们对产品设计、科技会有更高要求，对产品体验也从单一产品走向融合。
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吴强认为，未来5G+IoT+大数据+AR的融合，会为高端市场的拓展带来一些新的机遇，所以对OPPO而言，公司在5G到来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在高端取得突破。
在王伟看来，与其说国产手机厂商集体发力高端手机市场，不如说是国产手机品牌都在逐步地完善自己的产品线，这是国产手机为了能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需求、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对于手机的需求所作出的调整。
“最近看到很多友商冲击高端市场，我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国产手机品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也会进一步刺激消费市场。”一加手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高端手机市场向上拓展空间很大，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都在指向高端市场。
手机行业一位观察人士指出，可以预见，随着国产手机厂商在全球话语权的不断提升，各厂商已逐渐掌握全球手机市场定价权，未来行业有望逐渐走出低利润时代回归理性发展、良性增长阶段，而利好将传导至整个手机产业链。
#面膜OEM代加工# 90岁的日化院要为产值超7000亿元的日化业做几件大事
2019年1月14日，由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包装机械展览会（IPE2019）新闻发布会暨《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首发仪式”在上海中星铂尔曼大酒店隆重举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协会组织、企业代表及行业媒体参与了此次盛会，在本次发布会上还举行了 “2019中国日化百强评选”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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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王万绪表示，中国日化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涌现出近4000家化妆品企业，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行业发展迅速，总产值已经超过7 000亿元，成为全球日化产业增速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并以年均10%以上的增速远远领先于其他行业。行业虽然热门，但是各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确参差不齐，差异极大。
王万绪表示，目前日化行业需要亟需搭建提升行业高度的平台，推动和促进中国日化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IPE2019是什么？
IPE2019是2019中国国际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包装机械展览会的简称，2019年即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也是日化院成立90周年。中国日用化学工业信息中心主任裴鸿直言：“日化院重点打造的IPE2019既为日化行业提供了更专业的展会，也是对新中国70周年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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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绪在接受采访
而IPE2019主办单位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则是我国最早从事表面活性剂/洗涤剂研究开发工作的专业机构，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中央直属的专业的日化行业科研院所，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日化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日化院拥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监督检验中心、标准化中心、信息中心，与国内外日化企业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研发成果和专利申请数量居于行业领先水平，在表面活性剂/洗涤剂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王万绪表示：“ 面对新的经济形式，日化企业需要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日化院希望通过打造IPE2019能促进产业资源整合、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为国内外化妆品、洗涤行业原料及设备、包装材料供应商和日化行业生产商搭建一个全新的、多层次的服务平台，对企业品牌推广极具针对性和精准性，最终促进和实现中国日化行业的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据了解，IPE2019将于2019年7月在广州举行，IPE2019将从技术、标准、检测等方面为行业提供支持，保证展会的科学性、权威性。力求以其为中心，发挥其独特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和促进中国日用化学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启动，为企业赋能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日化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日化企业，进一步增强中国日化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决定举办“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并在“2019（第12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论坛”期间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和企业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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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因行业快速发展行业而出现的各类组织、展会、评选活动层出不穷导致行业乱象频发现像时，王万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中国日化行业现拥有近两百家的社会组织， 涌现了很多的展会及评选活动，此次“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由中国日化院牵头，评选从“品牌基础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品牌竞争能力、品牌持续发展能力”等对参评企业进行综合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优中选优原则；坚持有利于企业品牌建设发展原则。旨在通过评选百强企业的方式进行行业梳理和信誉检验，树立名牌，保护名牌，推广名牌，从而促进行业的供应链优化，提升产品力。“
据介绍，企业通过参加“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还将会参与“百强日化企业巡演”，乘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东风，使企业精准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品牌维度，打响企业在海外知名度，提升中国日化企业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
权威采购工具书首发 指引方向
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日化行业的品牌化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并发展成为集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事实上，不管是法律还是行业规范还是行业数据都落后于行业发展，面对信息化的今天，信息不对称、碎片化，信息来源杂乱无章，并不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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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日用化学工业信息中心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日化采购指南》，为中国日化行业打造和提供一本权威的采购工具书，为“采购”的对象提供指引的方向。
据了解，《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中“采购”的对象，涵盖了中国内地日化行业（主要包括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化妆品、口腔清洁用品和香料香精等）全产业链的原材料、产品、技术、设备、信息及服务等，因此相关的政府机构、行业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公司企业都在本书的辑录范围，全书共计十章。
在首发仪式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王万绪还亲自为每一位到会嘉宾送上《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他表示，希望以此带动和促进中国日化行业的可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来源中妆网
2019年1月14日，由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包装机械展览会（IPE2019）新闻发布会暨《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首发仪式”在上海中星铂尔曼大酒店隆重举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协会组织、企业代表及行业媒体参与了此次盛会，在本次发布会上还举行了 “2019中国日化百强评选”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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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王万绪表示，中国日化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涌现出近4000家化妆品企业，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行业发展迅速，总产值已经超过7 000亿元，成为全球日化产业增速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并以年均10%以上的增速远远领先于其他行业。行业虽然热门，但是各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确参差不齐，差异极大。
王万绪表示，目前日化行业需要亟需搭建提升行业高度的平台，推动和促进中国日化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IPE2019是什么？
IPE2019是2019中国国际个人护理用品原料包装机械展览会的简称，2019年即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也是日化院成立90周年。中国日用化学工业信息中心主任裴鸿直言：“日化院重点打造的IPE2019既为日化行业提供了更专业的展会，也是对新中国70周年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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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绪在接受采访
而IPE2019主办单位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则是我国最早从事表面活性剂/洗涤剂研究开发工作的专业机构，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中央直属的专业的日化行业科研院所，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日化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日化院拥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监督检验中心、标准化中心、信息中心，与国内外日化企业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研发成果和专利申请数量居于行业领先水平，在表面活性剂/洗涤剂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王万绪表示：“ 面对新的经济形式，日化企业需要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日化院希望通过打造IPE2019能促进产业资源整合、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为国内外化妆品、洗涤行业原料及设备、包装材料供应商和日化行业生产商搭建一个全新的、多层次的服务平台，对企业品牌推广极具针对性和精准性，最终促进和实现中国日化行业的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据了解，IPE2019将于2019年7月在广州举行，IPE2019将从技术、标准、检测等方面为行业提供支持，保证展会的科学性、权威性。力求以其为中心，发挥其独特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和促进中国日用化学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启动，为企业赋能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日化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日化企业，进一步增强中国日化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决定举办“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并在“2019（第12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论坛”期间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和企业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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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因行业快速发展行业而出现的各类组织、展会、评选活动层出不穷导致行业乱象频发现像时，王万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中国日化行业现拥有近两百家的社会组织， 涌现了很多的展会及评选活动，此次“2019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由中国日化院牵头，评选从“品牌基础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品牌竞争能力、品牌持续发展能力”等对参评企业进行综合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优中选优原则；坚持有利于企业品牌建设发展原则。旨在通过评选百强企业的方式进行行业梳理和信誉检验，树立名牌，保护名牌，推广名牌，从而促进行业的供应链优化，提升产品力。“
据介绍，企业通过参加“中国日化百强企业评选”活动还将会参与“百强日化企业巡演”，乘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东风，使企业精准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品牌维度，打响企业在海外知名度，提升中国日化企业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
权威采购工具书首发 指引方向
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日化行业的品牌化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并发展成为集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事实上，不管是法律还是行业规范还是行业数据都落后于行业发展，面对信息化的今天，信息不对称、碎片化，信息来源杂乱无章，并不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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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日用化学工业信息中心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日化采购指南》，为中国日化行业打造和提供一本权威的采购工具书，为“采购”的对象提供指引的方向。
据了解，《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中“采购”的对象，涵盖了中国内地日化行业（主要包括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化妆品、口腔清洁用品和香料香精等）全产业链的原材料、产品、技术、设备、信息及服务等，因此相关的政府机构、行业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公司企业都在本书的辑录范围，全书共计十章。
在首发仪式上，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院长王万绪还亲自为每一位到会嘉宾送上《中国日化采购指南（2019版）》，他表示，希望以此带动和促进中国日化行业的可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来源中妆网
#艺起新闻# #爱艺起# 文化与自然融合：世界遗产管理与研究的新方向 — — 对话#苏珊·麦金太尔#教授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分离是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诟病的问题。2016年，为了促使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申报过程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问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实施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本文访谈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非物质遗产科学委员会前主席苏珊·麦金太尔（Susan McIntyre-Tamwoy）教授，并联名整理了访谈实录。
“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背景
张柔然（以下简称张）：首先请您谈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麦金太尔教授（以下简称麦）：“文化-自然融合”是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重点合作项目，旨在探索能更好地考察遗产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内在联系的方法。长期以来世界遗产的评定都是被割裂的过程，即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二元区分，分别由ICOMOS和IUCN评定（遗产的文化属性通常由ICOMOS评定，而自然属性则由IUCN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产学者和实践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的两大咨询机构在遗产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评估上没有任何互动和交集。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整合各种资源试图探索打破文化和自然隔阂进而寻找新的方法。这就是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契机。实施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在夏威夷的世界保护大会上迈出的，这得益于IUCN与美国ICOMOS的合作。在这次大会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探讨如何制定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标准。这次会议成功地将IUCN成员和ICOMOS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未来发展的机会。大会上通过了行动文件——《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第二步是2017年12月于印度德里召开的ICOMOS大会，会上由我代表ICOMOS，蒂姆·巴德曼（Tim Badman）教授（IUCN世界遗产项目的主任）代表IUCN，我们组织了17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团队共同编制了第二份行动文件——《声明》。我们提出《声明》的意义在于，从宏观上奠定一个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基调，鼓励继承传统技术，积极利用新技术，促进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对于文化与自然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并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出台阶段性的决议。
“文化景观”类别和“文化-自然融合”之间的联系
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您认为“文化景观”类别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ICOMOS在“文化景观”的遗产评估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
麦：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考虑到很多遗产地自然和文化价值是很难分离的。但在二十多年的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文化景观”类别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遗产地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自然与文化融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动力之一就是遗产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现状的不满。例如，“文化景观”的评定是由ICOMOS负责，大多数ICOMOS专家的专业知识在于评估文化价值，但对于遗产地的自然价值挖掘深度不够，甚至直接忽视。当然，《公约》中也有“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概念，但这类遗产是由ICOMOS和IUCN根据其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分别评估，两个咨询机构之间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很多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以及混合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还是分隔开的。近年来，ICOMOS和IUCN的专家们都意识到，《公约》的两大评估机构需要加强合作，以便更好地对具有文化和自然融合价值的世界遗产进行评估和管理。
关于“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这就好比一个罐子，虽然它的容量是固定的，但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往里面装东西，最后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或许我们需要更综合的工具，抑或我们需要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处理文化与自然融合的问题。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本质上就是更多地强调探索不同的方式来真正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成果能够完善“文化景观”类别，或者找到比“文化景观”类别更好地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方式吗？
麦：是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IUCN和ICOMOS在合作中打破现有的标准和既定规则，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社区中探寻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最终，或许能够得出新的创意和理念以充实《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自然融合”项目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够促进项目的开展？
麦：虽然1972年的《公约》和2003的《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是两个分离的公约，但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学者研究人们的文化观点时，发现他们通常不会把文化等非物质元素和物质载体清楚地割裂开，在他们的意识中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每年在各地区召开的国际会议都会有一项热门议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的联系也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重要目标。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文化-自然融合”，还是“文化景观”都必须由文化来定义。文化涉及的不仅是建筑、遗址或自然景观，还包括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非物质元素，而这些元素使得物质遗产变得有意义。因此，“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调研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怎样通过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表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张：您怎样看待《公约》与《非遗公约》分离的问题？
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公约都谈到了和谐与和平。对于所有世界遗产，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目标。而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有时却会不自觉地把和谐发展变成一种竞争。因此，我对于2003年《非遗公约》的看法是，公约有意设定了区别于《公约》的游戏规则。参与起草2003年《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常在回顾那次会议的时候说：“《非遗公约》是由我们草根组织发起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公约》是自上而下颁布的。” 实际上，这些专家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公约之间可以起到协同的作用。如果在制定《公约》与《非遗公约》的时候，专家们相互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促进两个公约的合作发展，那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澳大利亚开展遗产保护的经验为例，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文化景观由当地土著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波奴鲁鲁国家公园。《非遗公约》旨在保护对社区、群体和个人具有重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怎样保护实际上需要与物质遗产地相结合，具体可以在遗产地通过鼓励土著居民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小规模商业行为，帮助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的价值，从而积极地去保护文化，使其保持活力。在2003年的《非遗公约》会议上，大家还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关于遗产在代际间传承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来说，他们的年轻一代常常会选择放弃传统，搬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了很久，因为除了少数从事艺术事业，比如从事表演，跳舞，绘画工作等的土著居民外，大多数人不了解保护和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认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的关键还是在于怎样将《公约》与《非遗公约》融合或是协调发展。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非遗公约》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麦：我想是的，在遗产实践中我希望“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能促进两大公约的联系，并且鼓励遗产实践者将两大公约结合，从事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由于两个公约的话语体系不同，如何能使两大公约的利用相辅相成，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多的对话探讨。事实上，《非遗公约》的话语体系是基于全球具有普世价值的语境下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实践应用中，比如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下，这很有可能就不符合当地情况了。因此，虽然《非遗公约》颁布了15年，但在很多地区适用程度还不高。我认为在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进程中，大家开始着眼于地区的差异，这对探索《非遗公约》如何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旨在探索不同地区文化与自然融合的共性和差异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将两大公约结合起来，相互支持，那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世界遗产管理中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管理会产生哪些挑战？
麦：我认为会有很多挑战。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其次是项目的实施在很多地区都是由多个政府机构多头管理的，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这两项都是项目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当然比较好的管理体系，例如澳大利亚遗产管理机构没有将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分管理，而是统一由联邦政府的环境与能源部管理。但即便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很多时候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还是分割开的。因此，管理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特别对于亚洲国家，文化和自然在很多遗产地都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良好的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不同国家对自然与文化融合有哪些比较好的案例，其价值评估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向其他地区推广。
张：您认为未来我们将如何打破文化与自然的分界，在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麦：对于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来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都充满了热情。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你现在采访这些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就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们项目组每一次的会议、小组讨论，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文化和自然融合的问题，这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基本工作方式。“文化-自然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我们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阐述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我们会向大家呈现不同文化背景的自然文化融合理念和保护管理案例。我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势头，怀着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能够在将来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分离是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诟病的问题。2016年，为了促使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申报过程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融合问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实施合作项目——“文化-自然融合”。本文访谈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非物质遗产科学委员会前主席苏珊·麦金太尔（Susan McIntyre-Tamwoy）教授，并联名整理了访谈实录。
“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背景
张柔然（以下简称张）：首先请您谈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麦金太尔教授（以下简称麦）：“文化-自然融合”是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重点合作项目，旨在探索能更好地考察遗产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内在联系的方法。长期以来世界遗产的评定都是被割裂的过程，即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二元区分，分别由ICOMOS和IUCN评定（遗产的文化属性通常由ICOMOS评定，而自然属性则由IUCN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产学者和实践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的两大咨询机构在遗产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评估上没有任何互动和交集。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整合各种资源试图探索打破文化和自然隔阂进而寻找新的方法。这就是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契机。实施该项目的第一步是在夏威夷的世界保护大会上迈出的，这得益于IUCN与美国ICOMOS的合作。在这次大会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探讨如何制定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标准。这次会议成功地将IUCN成员和ICOMOS成员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未来发展的机会。大会上通过了行动文件——《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第二步是2017年12月于印度德里召开的ICOMOS大会，会上由我代表ICOMOS，蒂姆·巴德曼（Tim Badman）教授（IUCN世界遗产项目的主任）代表IUCN，我们组织了17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团队共同编制了第二份行动文件——《声明》。我们提出《声明》的意义在于，从宏观上奠定一个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基调，鼓励继承传统技术，积极利用新技术，促进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对于文化与自然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并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出台阶段性的决议。
“文化景观”类别和“文化-自然融合”之间的联系
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您认为“文化景观”类别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ICOMOS在“文化景观”的遗产评估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
麦：1992年将“文化景观”类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考虑到很多遗产地自然和文化价值是很难分离的。但在二十多年的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文化景观”类别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遗产地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自然与文化融合。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动力之一就是遗产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现状的不满。例如，“文化景观”的评定是由ICOMOS负责，大多数ICOMOS专家的专业知识在于评估文化价值，但对于遗产地的自然价值挖掘深度不够，甚至直接忽视。当然，《公约》中也有“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概念，但这类遗产是由ICOMOS和IUCN根据其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分别评估，两个咨询机构之间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很多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以及混合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还是分隔开的。近年来，ICOMOS和IUCN的专家们都意识到，《公约》的两大评估机构需要加强合作，以便更好地对具有文化和自然融合价值的世界遗产进行评估和管理。
关于“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是否解决了文化与自然遗产分离的问题，我认为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这就好比一个罐子，虽然它的容量是固定的，但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往里面装东西，最后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或许我们需要更综合的工具，抑或我们需要不同的合作方式来处理文化与自然融合的问题。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本质上就是更多地强调探索不同的方式来真正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成果能够完善“文化景观”类别，或者找到比“文化景观”类别更好地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方式吗？
麦：是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IUCN和ICOMOS在合作中打破现有的标准和既定规则，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社区中探寻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化和自然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最终，或许能够得出新的创意和理念以充实《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自然融合”项目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够促进项目的开展？
麦：虽然1972年的《公约》和2003的《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是两个分离的公约，但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学者研究人们的文化观点时，发现他们通常不会把文化等非物质元素和物质载体清楚地割裂开，在他们的意识中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每年在各地区召开的国际会议都会有一项热门议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的联系也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重要目标。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文化-自然融合”，还是“文化景观”都必须由文化来定义。文化涉及的不仅是建筑、遗址或自然景观，还包括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等非物质元素，而这些元素使得物质遗产变得有意义。因此，“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调研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怎样通过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表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张：您怎样看待《公约》与《非遗公约》分离的问题？
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公约都谈到了和谐与和平。对于所有世界遗产，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目标。而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有时却会不自觉地把和谐发展变成一种竞争。因此，我对于2003年《非遗公约》的看法是，公约有意设定了区别于《公约》的游戏规则。参与起草2003年《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常在回顾那次会议的时候说：“《非遗公约》是由我们草根组织发起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公约》是自上而下颁布的。” 实际上，这些专家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公约之间可以起到协同的作用。如果在制定《公约》与《非遗公约》的时候，专家们相互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促进两个公约的合作发展，那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澳大利亚开展遗产保护的经验为例，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文化景观由当地土著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比如波奴鲁鲁国家公园。《非遗公约》旨在保护对社区、群体和个人具有重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怎样保护实际上需要与物质遗产地相结合，具体可以在遗产地通过鼓励土著居民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小规模商业行为，帮助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的价值，从而积极地去保护文化，使其保持活力。在2003年的《非遗公约》会议上，大家还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关于遗产在代际间传承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来说，他们的年轻一代常常会选择放弃传统，搬到城市去工作，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了很久，因为除了少数从事艺术事业，比如从事表演，跳舞，绘画工作等的土著居民外，大多数人不了解保护和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认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的关键还是在于怎样将《公约》与《非遗公约》融合或是协调发展。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非遗公约》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麦：我想是的，在遗产实践中我希望“文化-自然融合”项目能促进两大公约的联系，并且鼓励遗产实践者将两大公约结合，从事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由于两个公约的话语体系不同，如何能使两大公约的利用相辅相成，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多的对话探讨。事实上，《非遗公约》的话语体系是基于全球具有普世价值的语境下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但在实践应用中，比如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下，这很有可能就不符合当地情况了。因此，虽然《非遗公约》颁布了15年，但在很多地区适用程度还不高。我认为在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进程中，大家开始着眼于地区的差异，这对探索《非遗公约》如何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旨在探索不同地区文化与自然融合的共性和差异性。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将两大公约结合起来，相互支持，那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世界遗产管理中文化与自然融合
张：您认为“文化-自然融合”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管理会产生哪些挑战？
麦：我认为会有很多挑战。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其次是项目的实施在很多地区都是由多个政府机构多头管理的，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这两项都是项目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当然比较好的管理体系，例如澳大利亚遗产管理机构没有将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分管理，而是统一由联邦政府的环境与能源部管理。但即便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很多时候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还是分割开的。因此，管理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特别对于亚洲国家，文化和自然在很多遗产地都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良好的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开展“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不同国家对自然与文化融合有哪些比较好的案例，其价值评估和管理方法是否能向其他地区推广。
张：您认为未来我们将如何打破文化与自然的分界，在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麦：对于IUCN和ICOMOS两个组织来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都充满了热情。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你现在采访这些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就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们项目组每一次的会议、小组讨论，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文化和自然融合的问题，这是“文化-自然融合”项目的基本工作方式。“文化-自然融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我们计划在2020年悉尼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上阐述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我们会向大家呈现不同文化背景的自然文化融合理念和保护管理案例。我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势头，怀着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能够在将来世界遗产管理和申报中实现文化与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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