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宾# 案例 | 精准筛选人才，打造高效管理天团-某地产公司内部竞聘项目https://t.cn/A6XtcZJo#
对于同一个岗位，我们是用同一套标准来选拔人才，还是要因地制宜考虑差异化呢？在这期案例分享栏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世界百强企业A地产公司的内部竞聘案例。欢迎阅读
以下是部分摘录：
●发现1: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七个项目群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如果用同一套人才画像和能力模型来挑选候选人，既不科学，也会埋没一些“黑马”。有些候选人当下没那么耀眼，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黑马？
●发现2：项目群的成功与否，与项目群总所在的核心管理团队紧密相关。包含向上的分管总、项目群总及向下的项目副群总。在选拔过程中，如果忽略项目群总与团队的适配性，将有可能把好不容易筛选出的人才放错了位置，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发现3：项目群总能力需与高层班子有强承接性。经分析，我们明确“高效计划运营”是每个项目群总必备的能力。因为我们发现A公司高层班子强在战略制定、风险防范意识强、商业敏锐度高，以及统筹协调能力强，但在计划运营能力上有欠缺，所以作为承接战略目标落地的项目群总应该把计划运营能力作为必须的核心能力，基于这个统一的必选能力项，再结合业务管理团队的动态能力做画像。
对于同一个岗位，我们是用同一套标准来选拔人才，还是要因地制宜考虑差异化呢？在这期案例分享栏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世界百强企业A地产公司的内部竞聘案例。欢迎阅读
以下是部分摘录：
●发现1: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七个项目群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如果用同一套人才画像和能力模型来挑选候选人，既不科学，也会埋没一些“黑马”。有些候选人当下没那么耀眼，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黑马？
●发现2：项目群的成功与否，与项目群总所在的核心管理团队紧密相关。包含向上的分管总、项目群总及向下的项目副群总。在选拔过程中，如果忽略项目群总与团队的适配性，将有可能把好不容易筛选出的人才放错了位置，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发现3：项目群总能力需与高层班子有强承接性。经分析，我们明确“高效计划运营”是每个项目群总必备的能力。因为我们发现A公司高层班子强在战略制定、风险防范意识强、商业敏锐度高，以及统筹协调能力强，但在计划运营能力上有欠缺，所以作为承接战略目标落地的项目群总应该把计划运营能力作为必须的核心能力，基于这个统一的必选能力项，再结合业务管理团队的动态能力做画像。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千问千寻大运河】津门老城岁月中 那些不曾逝去的市民文化】 提到天津的市民文化，您能想起什么？
是想起带着一丝调侃的“哏儿都”称号，还是想起那下到十几岁小女孩、上到五六十岁大妈都能喊一声的“姐姐”称呼？
是相声茶楼里抖出个“包袱”后的满堂喝彩，还是市井间接地气又好吃的煎饼果子、嘎巴菜？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津的市民文化，与“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也与天津筑城设卫六百余年积淀下的老城底蕴脉脉相通。
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座老城博物馆与老城小梨园相声茶楼表里相依，共同诉说着津门风韵，讲述着城市文化。
老城博物馆：
还原老天津人生活细节 唤起乡土之情
南开区，清末有人称此地为天津旧城“南边的开洼地”，南开区之名的由来，与此大有渊源。所谓天津旧城，即指鼓楼及其周边地区，素有“老城厢”之称。天津自明永乐年间筑城设卫后，不少富豪商贾陆续在老城厢定居。因此，这里不仅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一，也是天津特色传统民居发轫之处。
天津老城博物馆
如今坐落在南开区鼓楼东街的天津老城博物馆，就是一处具备天津特色的传统民居，也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老城博物馆原为英商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兴建于清末民初，有“徐家大院”之称。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天津市城市改造工作的进行，老城区许多老宅院面临拆迁改建。为了在老城厢保留一处较完整民居，反映天津老城文化和民居风俗，徐朴庵旧居被选定，并于2000年正式筹建为老城博物馆，2004年正式开放。
“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之际，多名专家、学者数次深入老城厢，进行实地的文物考察，最终选择保留了徐朴庵旧居。这座三进四合套院落具备鲜明的天津民居特色。虽然并非当时规模最大的宅院，但保存较为完整，又距离古文化街、鼓楼等不远，很适合向天津乃至全国人民展示天津建筑风貌。”王利文说道。
旧民居保留了下来，但既有博物馆之名，就还需要藏品。筹备展品的过程催生了老城博物馆的又一身份——中国第一家捐赠博物馆。
忆及当年，王利文还记得天津专家学者和市民为老城博物馆捐赠器物的热情，“不少天津专家学者给老城博物馆捐赠了砖雕、石狮子、字画、传统服饰、民俗器具、老家具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普通市民捐赠了炙炉这样的老天津人家中常见的生活物件，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们甚至都没听过‘炙炉’的名称，更遑论知其用途了。”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右）和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
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回忆道，老城博物馆建成后，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曾居住在老城厢的居民。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很多市民参观时的兴奋神情，“老城博物馆内曾有一个显示老城厢风貌的沙盘，天津市民来参观时，不少人指着它向孩子说，自己当年就住在某处，而如今的某处曾是何种设施或建筑，还有老人一边游览、一边讲起自己住在老城厢时的故事。”
王利文表示，人文景观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乡土教育，老城博物馆的民居和展品还原了老天津人的生活细节，人们缅怀故物，自然而然地激发出热爱乡土之情，“天津市民文化蕴藏于代代百姓的生活方式中，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一器一物、一砖一瓦表现出来，能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真是弥足珍贵。”
相声茶馆：
“能拥有天津的相声观众，是相声演员的荣幸”
说起最能代表天津市民文化的艺术形式，恐怕不少天津人都会脱口而出“相声”。其实，非止相声，评书、快板、时调、单弦、大鼓等艺术形式都广受天津市民欢迎，也造就了天津“曲艺之乡”的美名。
与老城博物馆紧邻的是天津老城小梨园，这是一座2009年开业的相声茶馆，如今维持每日3场相声演出，节假日还有加场。表演团队中，不少年轻相声演员广受市民好评。现年54岁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浸润相声艺术数十年，谈及相声艺术与天津市民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渊源，他娓娓道来。
老城小梨园
“旧时天津靠着发达的水系，漕运很是兴旺，天津老城区正是五方杂处的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大伙儿来自各地，口口相传中有趣故事很多。海河两岸的力工、跑船伙计、养船工人们上船下船间，常到岸上歇歇脚，进茶馆坐坐，面前放点茶水瓜子，悠闲地听段相声或评书，内容也多以老城故事为主，天津老话唤作‘看看玩意儿’。”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道，“清末天津卫‘四大茶园’都在老城，老百姓或进来听相声、评书，或品一段鼓曲，看段杂技，天津市民文化中的诙谐淡然和市井气息，就来自这种接地气的文化氛围。”
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闲适的文化气氛，多样的艺术形式，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曲艺、有较高欣赏能力的天津曲艺观众，“就拿我们老城小梨园所在的徐朴庵旧居主人徐朴庵来说，他就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能力，生平热爱曲艺，甚至曾经为有‘女鼓王’之称的著名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改过鼓词。从他的身上，天津人民对曲艺的热爱便可见一斑。”
老城小梨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一聊及天津的众多曲艺爱好者，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言谈间就满是自豪。他表示，全国唯有天津有着如此众多且欣赏水平高超的曲艺观众，这实在是天津相声演员们的幸福。
“只有在天津的舞台上表演相声，才能真正感受到天津观众的‘专业’。一个包袱抖得好，懂行的天津观众能立马来个满堂喝彩；相声演员‘现挂’（即兴发挥），台下真有观众能立刻反应过来，跟台上互动；反过来说，一段相声表演里包袱陈旧、演员没精气神儿时，台下观众也马上就能看出来，甚至来两句‘倒好儿’。我们演员有时开玩笑地说，咱天津的相声观众可‘不好伺候’，这个‘不好伺候’绝对是褒义的，是说咱天津观众真的懂相声、爱相声。有高水平的观众，才能不断逼着表演者推陈出新、反复琢磨自己台上的‘玩意儿’，水平才能越来越高。咱天津出过那么多曲艺‘大腕儿’，和这些可爱的观众密不可分。”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说道。
老城小梨园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有这样的市民文化氛围，表演者自然也更有动力投桃报李，打磨技艺。有幸看过众多前辈相声演员演出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聊起这一行人才的成长，感慨万千，“新人来茶馆，一是熏，即让他多听人家名角儿怎么说的；二是练，既是练基本功，也是练上台的心境；三是说，也就是试着上台说相声，前辈给批评指导。到这一步，才只是刚破题开了扇门，再往上，那就是进门上楼梯，永无止境。能练出来的相声演员，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捶打，很不容易。演员们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不让观众失望。”
作为“九河下梢”和临海港口的天津，随着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其市民文化既呈现出多种内涵兼容并蓄的特征，又像老城博物馆的民居一样，有着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中闲适、幽默、乐观开朗的那一部分，也与这座城市的曲艺文化紧密相连。
滔滔运河水，宛如一条丝带，联结着古今异趣，也串起一方人民的精神世界，缓缓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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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起带着一丝调侃的“哏儿都”称号，还是想起那下到十几岁小女孩、上到五六十岁大妈都能喊一声的“姐姐”称呼？
是相声茶楼里抖出个“包袱”后的满堂喝彩，还是市井间接地气又好吃的煎饼果子、嘎巴菜？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津的市民文化，与“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也与天津筑城设卫六百余年积淀下的老城底蕴脉脉相通。
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座老城博物馆与老城小梨园相声茶楼表里相依，共同诉说着津门风韵，讲述着城市文化。
老城博物馆：
还原老天津人生活细节 唤起乡土之情
南开区，清末有人称此地为天津旧城“南边的开洼地”，南开区之名的由来，与此大有渊源。所谓天津旧城，即指鼓楼及其周边地区，素有“老城厢”之称。天津自明永乐年间筑城设卫后，不少富豪商贾陆续在老城厢定居。因此，这里不仅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一，也是天津特色传统民居发轫之处。
天津老城博物馆
如今坐落在南开区鼓楼东街的天津老城博物馆，就是一处具备天津特色的传统民居，也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老城博物馆原为英商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兴建于清末民初，有“徐家大院”之称。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天津市城市改造工作的进行，老城区许多老宅院面临拆迁改建。为了在老城厢保留一处较完整民居，反映天津老城文化和民居风俗，徐朴庵旧居被选定，并于2000年正式筹建为老城博物馆，2004年正式开放。
“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之际，多名专家、学者数次深入老城厢，进行实地的文物考察，最终选择保留了徐朴庵旧居。这座三进四合套院落具备鲜明的天津民居特色。虽然并非当时规模最大的宅院，但保存较为完整，又距离古文化街、鼓楼等不远，很适合向天津乃至全国人民展示天津建筑风貌。”王利文说道。
旧民居保留了下来，但既有博物馆之名，就还需要藏品。筹备展品的过程催生了老城博物馆的又一身份——中国第一家捐赠博物馆。
忆及当年，王利文还记得天津专家学者和市民为老城博物馆捐赠器物的热情，“不少天津专家学者给老城博物馆捐赠了砖雕、石狮子、字画、传统服饰、民俗器具、老家具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普通市民捐赠了炙炉这样的老天津人家中常见的生活物件，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们甚至都没听过‘炙炉’的名称，更遑论知其用途了。”
老城博物馆原馆长王利文（右）和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
老城博物馆原副馆长段德融回忆道，老城博物馆建成后，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曾居住在老城厢的居民。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很多市民参观时的兴奋神情，“老城博物馆内曾有一个显示老城厢风貌的沙盘，天津市民来参观时，不少人指着它向孩子说，自己当年就住在某处，而如今的某处曾是何种设施或建筑，还有老人一边游览、一边讲起自己住在老城厢时的故事。”
王利文表示，人文景观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乡土教育，老城博物馆的民居和展品还原了老天津人的生活细节，人们缅怀故物，自然而然地激发出热爱乡土之情，“天津市民文化蕴藏于代代百姓的生活方式中，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一器一物、一砖一瓦表现出来，能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真是弥足珍贵。”
相声茶馆：
“能拥有天津的相声观众，是相声演员的荣幸”
说起最能代表天津市民文化的艺术形式，恐怕不少天津人都会脱口而出“相声”。其实，非止相声，评书、快板、时调、单弦、大鼓等艺术形式都广受天津市民欢迎，也造就了天津“曲艺之乡”的美名。
与老城博物馆紧邻的是天津老城小梨园，这是一座2009年开业的相声茶馆，如今维持每日3场相声演出，节假日还有加场。表演团队中，不少年轻相声演员广受市民好评。现年54岁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浸润相声艺术数十年，谈及相声艺术与天津市民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渊源，他娓娓道来。
老城小梨园
“旧时天津靠着发达的水系，漕运很是兴旺，天津老城区正是五方杂处的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大伙儿来自各地，口口相传中有趣故事很多。海河两岸的力工、跑船伙计、养船工人们上船下船间，常到岸上歇歇脚，进茶馆坐坐，面前放点茶水瓜子，悠闲地听段相声或评书，内容也多以老城故事为主，天津老话唤作‘看看玩意儿’。”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道，“清末天津卫‘四大茶园’都在老城，老百姓或进来听相声、评书，或品一段鼓曲，看段杂技，天津市民文化中的诙谐淡然和市井气息，就来自这种接地气的文化氛围。”
老城小梨园负责人介绍，闲适的文化气氛，多样的艺术形式，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曲艺、有较高欣赏能力的天津曲艺观众，“就拿我们老城小梨园所在的徐朴庵旧居主人徐朴庵来说，他就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能力，生平热爱曲艺，甚至曾经为有‘女鼓王’之称的著名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改过鼓词。从他的身上，天津人民对曲艺的热爱便可见一斑。”
老城小梨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一聊及天津的众多曲艺爱好者，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言谈间就满是自豪。他表示，全国唯有天津有着如此众多且欣赏水平高超的曲艺观众，这实在是天津相声演员们的幸福。
“只有在天津的舞台上表演相声，才能真正感受到天津观众的‘专业’。一个包袱抖得好，懂行的天津观众能立马来个满堂喝彩；相声演员‘现挂’（即兴发挥），台下真有观众能立刻反应过来，跟台上互动；反过来说，一段相声表演里包袱陈旧、演员没精气神儿时，台下观众也马上就能看出来，甚至来两句‘倒好儿’。我们演员有时开玩笑地说，咱天津的相声观众可‘不好伺候’，这个‘不好伺候’绝对是褒义的，是说咱天津观众真的懂相声、爱相声。有高水平的观众，才能不断逼着表演者推陈出新、反复琢磨自己台上的‘玩意儿’，水平才能越来越高。咱天津出过那么多曲艺‘大腕儿’，和这些可爱的观众密不可分。”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说道。
老城小梨园中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有这样的市民文化氛围，表演者自然也更有动力投桃报李，打磨技艺。有幸看过众多前辈相声演员演出的老城小梨园负责人，聊起这一行人才的成长，感慨万千，“新人来茶馆，一是熏，即让他多听人家名角儿怎么说的；二是练，既是练基本功，也是练上台的心境；三是说，也就是试着上台说相声，前辈给批评指导。到这一步，才只是刚破题开了扇门，再往上，那就是进门上楼梯，永无止境。能练出来的相声演员，都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捶打，很不容易。演员们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不让观众失望。”
作为“九河下梢”和临海港口的天津，随着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迁移，其市民文化既呈现出多种内涵兼容并蓄的特征，又像老城博物馆的民居一样，有着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中闲适、幽默、乐观开朗的那一部分，也与这座城市的曲艺文化紧密相连。
滔滔运河水，宛如一条丝带，联结着古今异趣，也串起一方人民的精神世界，缓缓流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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