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二十四分，失眠！事情很多。繁琐！
夜晚走在路上，有点难过！
孰是孰非，我还是分得清的！
今天同事问我为何最近都不发朋友圈了？
某某发来信息和号码，我没回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原来我还有一个价值，原来这个社会真的是一个大染缸，还有许多看似蜜糖一样的诱惑！
寻寻觅觅，再无人如你一样。品行兼优！
夜晚走在路上，有点难过！
孰是孰非，我还是分得清的！
今天同事问我为何最近都不发朋友圈了？
某某发来信息和号码，我没回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原来我还有一个价值，原来这个社会真的是一个大染缸，还有许多看似蜜糖一样的诱惑！
寻寻觅觅，再无人如你一样。品行兼优！
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形便不同了。这里时空不是平坦的，而是弯曲的，并且在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使它变形。时空的曲率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如此微小，至少在宏观的尺度上，它和我们通常的时间观念不冲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薛定谔方程中仍然可用这种时间去得到波函数的决定性的演化。然而，我们一旦允许时空弯曲，则另外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即时空具有一种不允许对于每一观察者都光滑增长的时间结构，那正是我们对于合理的时间测量所期望的性质。例如，假设时空像一个垂直的圆柱面（图4.7）。
圆柱面的垂直往上方向是时间测度，对于每位观察者它从负无限流逝到正无限。然而，取而代之我们将时空想象成一个带把手（或“虫洞”）的圆柱面，这个把手从主圆柱面分叉开来又合并回去。那么任何时间测量都在把手和主圆柱面接合处有一停滞点：这就是时间静止之点。对于任何观察者而言，时间在这些点不流逝。在这样的时空中，我们不能用薛定谔方程去得到波函数的决定性的演化。谨防虫洞：你永远不知道从它们那儿会冒出什么来。
黑洞是我们认为时间对任何观察者并非总是增加的原因。1783年人们首次讨论黑洞。一位剑桥的学监，约翰·米歇尔进行了如下的论证。如果有人垂直向上射出一个粒子，譬如炮弹，它的上升将被引力所减缓，而且这个粒子最终将停止上升并返回落下（图4.8）。然而，如果初始往上的速度超过称作逃逸速度的临界值，引力将永远不够强大到足以停止该粒子，而它将飞离远去。对于地球而言逃逸速度大约为每秒12千米，对于太阳则大约为每秒100千米。这两个速度都比真正的炮弹速度高出许多，但是它们和光速相比就显得很可怜，后者是每秒300000千米。这样，光可以从地球或者太阳轻而易举地逃逸。然而，米歇尔论断，可以存在比太阳更大质量的恒星，其逃逸速度超过光速（图4.9）。因为任何发出的光都被这些恒星的引力拖曳回去，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它们。这样，它们就是米歇尔叫做暗星而我们现在叫做黑洞的东西。
米歇尔暗星的思想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牛顿理论中的时间是绝对的，不管发生任何事件它都正常流逝。这样，在经典的牛顿图象中它们不影响我们预言将来的能力。但是，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形就非常不同，大质量物体使时空弯曲。
1916年，广义相对论被提出之后不久，卡尔·施瓦兹席尔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病，不久死于俄国前线）找到广义相对论中场方程的代表一个黑洞的解。在很多年里，施瓦兹席尔德找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理解或者重视。爱因斯坦本人从不相信黑洞，而且大多数广义相对论的元老认同他的态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巴黎做学术报告，那是关于我发现的量子理论意味着黑洞不是完全黑的。我的学术报告彻底失败，因为那时候在巴黎几乎无人相信黑洞。法国人还觉得这个名字，如他们所翻译的，trou noir具有可疑的性暗示，应该代之以 astre occlu或“隐星”。然而，无论是这个还是其他提议的名字都无法像黑洞这个术语那样能抓住公众的想像力。这是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阿契巴尔德·惠勒首先引进的，他激发了这个领域中的大量的现代研究。
1963年类星体的发现引起大量有关黑洞的理论研究以及检测它们的观察尝试（图4.10），这就是呈现出的图景。考虑我们相信的具有2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的历史。这类恒星是由诸如猎户座星云中的那些气体云形成的（图4.11）。当气体云在自身的引力下收缩时，气体被加热上去，并且最终热到足以开始热聚变反应，把氢转化成氦。这个步骤产生的热量制造了压力，使恒星对抗住自身的引力，并且阻止它进一步收缩。一个恒星在这种状态停留很长时期，燃烧氢并将光辐射到太空中去。恒星引力场影响从它出发的光线的途径。人们可以画一张图，往上方向表示时间，水平方向代表离开恒星中心的距离（图4.12）。在这张图上，恒星的表面由两根垂直线代表，在中心的两边各有一根。时间的单位可选为秒，而距离单位选择光秒———也就是光在一秒钟内行进的距离。当我们使用这些单位时，光速为1，也就是光速为每秒一光秒。这意味着远离恒星及其引力场，图上的光线的轨迹是一根和垂直方向成45°角的直线。然而，邻近恒星处，由恒星质量产生的时空曲率改变了光线的轨迹，使它们和垂直方向夹更小的角。
大质量恒星把它们的氢燃烧成氦，将比太阳更快速得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短到几亿年的时间内把氢耗尽。此后，这类恒星面临着危机。它们能把氦燃烧成诸如碳和氧等更重的元素，但是这些核反应不会释放出大量能量，这样恒星失去支持自身对抗引力的热量和热压力。因此它们开始变得更小。如果它们质量比大约两倍太阳的质量还大，其压力将永远不足以停住收缩。它们将坍缩成零尺度和无限密度，从而形成所谓的奇点（图4.13）。在这张时间对离开中心距离的图上，随着恒星缩小，从它表面出发的光线轨迹会在起始时和垂直线夹越来越小的角度。当恒星达到一定的临界半径，其轨迹就变成图上的垂线，这意味着光线将在离恒星常距离处逗留，永远不能离开。光线的临界轨迹掠过的表面称作事件视界，它把时空中的光线能够逃逸的区域和不能逃逸的区域隔开来。在恒星通过其事件视界后，从它表面发射的任何光线将被时空曲率向里面弯折。恒星就成为一个米歇尔的暗星，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黑洞。
如果光线不能从黑洞跑出，你何以检测它呢？其答案是，黑洞正如坍缩之前的物体那样，仍然把同样的引力拉力施加在周围的对象上。如果太阳是一个黑洞而且在转变成黑洞之前没有损失任何质量，则行星将仍然像现在这样围绕着它公转。
因此搜索黑洞的一种方法是寻找围绕着似乎是看不见的致密的大质量物体公转的物体。若干这样的系统已被观测到。发生在星系和类星体中心的巨大黑洞也许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图4.15）。
迄今讨论到的黑洞的性质还未触犯决定论。一个落进黑洞并撞到奇点上去的航天员的时间将会终结。然而，在广义相对论中，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随意地以不同的速率来测量时间。因此，人们可以在航天员接近奇点时加快他或她的手表，使之仍然记下无限的时间间隔。在时间—距离图上，这个新时间的常数值的表面将会在中心拥挤在一起，刚好在奇性出现的点的下头。但是它们在远离黑洞的几乎平坦的时空中和通常的时间测度相一致（图4.1）。
人们可以在薛定谔方程中使用这个时间，如果他知道初始的波函数，便能计算后来的波函数。这样，人们仍然拥有决定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波函数的一部分处于黑洞之内，它不能被外界的人观察到。这样，一位明智到避免落入黑洞的观察者不能往过去方向演化薛定谔方程而计算出早先时刻的波函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或她就需要知道黑洞之内的那一部分波函数。这包含有落进黑洞的物体的信息。因为一个给定质量和旋转速度的黑洞可由非常大量的不同的粒子集合形成，所以这可能是非常大量的信息；一个黑洞与坍缩形成它的物体的性质无关。约翰·惠勒把这个结果称为“黑洞无毛”。对于法国人而言，这正好证实了他们的猜疑。
当我发现了黑洞不是完全黑的时候，就引起了和决定论的冲突。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量子理论意味着，甚至在所谓的真空中场也不能够精确地为零。如果它们为零，则它们不但有精确的值或位置为零，而且有精确的变化率或速度亦为零。这就违反了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讲，不能同时很好地定义位置和速度。相反，所有的场必须具有一定量的所谓的真空起伏（和在第二章中的单摆必须具有零点起伏的方式一样)。可以用几种似乎不同的方式來解释真空起伏，但是这几种方式事实上在数学中是等效的。根据实证主义观点，人们可以随意选取任何对该问题最有用的图象。在这种情形下，使用下述的图象来理解真空起伏是非常有助的。在时空的某处同时出现的虚粒子对相互分离，再回到一块而且相互湮灭。“虚的”表明这些粒子不能被直接观测到，但是它们的间接效应能被测量到，而且它们和理论预言相符合的精度令人印象深刻（图4.16）。
如果一个黑洞在场的话，则粒子对中的一个成员可以落入黑洞，让另一个成员自由地逃往无限远处（图4.17）。从远离黑洞的某人的观点看，逃逸粒子就显得是被黑洞辐射出来。黑洞的谱刚好是我们从一个热体所预期到的谱，其温度和视界——黑洞的边界——上的引力场成正比。换言之，黑洞的温度依赖于它的大小。
一个具有几倍太阳质量的黑洞的温度大约为百万分之一度的绝对温度，而一个更大的黑洞之温度甚至更低。这样，从这类黑洞出来的任何量子辐射完全被淹没在热大爆炸遗留下的2.7度的辐射，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宇宙背景辐射之中。人们也许可能检测到从小很多即热很多的黑洞来的辐射，但是似乎它们在附近也不很多。这是一个遗憾。如果有一个被发现，我就要得到诺贝尔奖。然而，我们拥有这种辐射的间接观测证据，它来自于早期宇宙。正如在第三章中描述的，人们认为宇宙的极早期历史经历了一个暴胀时期。宇宙在这一时期以不断增加的速率膨胀。这个时期的膨胀如此之快速，以至于有些物体离开我们太远，它们的光线从未抵达我们这里；在光线向我们传来时，宇宙已膨胀得太多太快了。这样，在宇宙中存在一个视界，正如黑洞的视界那样，把以光线能抵达我们的区域和不能抵达的区域分隔开来（图4.18）。
非常类似的论证表明，如同存在从黑洞视界来的辐射那样，也应该存在从这个视界来的热辐射。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在热辐射中预期密度起伏的特征谱。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密度起伏会随着宇宙而膨胀。当它们的长度尺度超出事件视界的尺度时，它们就被凝固了，这样它们作为从早期宇宙残存下来的宇宙背景辐射的温度中的小变化，今天可以被我们观察到。这些变化的观测和热起伏的预言相互一致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圆柱面的垂直往上方向是时间测度，对于每位观察者它从负无限流逝到正无限。然而，取而代之我们将时空想象成一个带把手（或“虫洞”）的圆柱面，这个把手从主圆柱面分叉开来又合并回去。那么任何时间测量都在把手和主圆柱面接合处有一停滞点：这就是时间静止之点。对于任何观察者而言，时间在这些点不流逝。在这样的时空中，我们不能用薛定谔方程去得到波函数的决定性的演化。谨防虫洞：你永远不知道从它们那儿会冒出什么来。
黑洞是我们认为时间对任何观察者并非总是增加的原因。1783年人们首次讨论黑洞。一位剑桥的学监，约翰·米歇尔进行了如下的论证。如果有人垂直向上射出一个粒子，譬如炮弹，它的上升将被引力所减缓，而且这个粒子最终将停止上升并返回落下（图4.8）。然而，如果初始往上的速度超过称作逃逸速度的临界值，引力将永远不够强大到足以停止该粒子，而它将飞离远去。对于地球而言逃逸速度大约为每秒12千米，对于太阳则大约为每秒100千米。这两个速度都比真正的炮弹速度高出许多，但是它们和光速相比就显得很可怜，后者是每秒300000千米。这样，光可以从地球或者太阳轻而易举地逃逸。然而，米歇尔论断，可以存在比太阳更大质量的恒星，其逃逸速度超过光速（图4.9）。因为任何发出的光都被这些恒星的引力拖曳回去，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它们。这样，它们就是米歇尔叫做暗星而我们现在叫做黑洞的东西。
米歇尔暗星的思想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牛顿理论中的时间是绝对的，不管发生任何事件它都正常流逝。这样，在经典的牛顿图象中它们不影响我们预言将来的能力。但是，在广义相对论中情形就非常不同，大质量物体使时空弯曲。
1916年，广义相对论被提出之后不久，卡尔·施瓦兹席尔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病，不久死于俄国前线）找到广义相对论中场方程的代表一个黑洞的解。在很多年里，施瓦兹席尔德找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理解或者重视。爱因斯坦本人从不相信黑洞，而且大多数广义相对论的元老认同他的态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巴黎做学术报告，那是关于我发现的量子理论意味着黑洞不是完全黑的。我的学术报告彻底失败，因为那时候在巴黎几乎无人相信黑洞。法国人还觉得这个名字，如他们所翻译的，trou noir具有可疑的性暗示，应该代之以 astre occlu或“隐星”。然而，无论是这个还是其他提议的名字都无法像黑洞这个术语那样能抓住公众的想像力。这是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阿契巴尔德·惠勒首先引进的，他激发了这个领域中的大量的现代研究。
1963年类星体的发现引起大量有关黑洞的理论研究以及检测它们的观察尝试（图4.10），这就是呈现出的图景。考虑我们相信的具有2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的历史。这类恒星是由诸如猎户座星云中的那些气体云形成的（图4.11）。当气体云在自身的引力下收缩时，气体被加热上去，并且最终热到足以开始热聚变反应，把氢转化成氦。这个步骤产生的热量制造了压力，使恒星对抗住自身的引力，并且阻止它进一步收缩。一个恒星在这种状态停留很长时期，燃烧氢并将光辐射到太空中去。恒星引力场影响从它出发的光线的途径。人们可以画一张图，往上方向表示时间，水平方向代表离开恒星中心的距离（图4.12）。在这张图上，恒星的表面由两根垂直线代表，在中心的两边各有一根。时间的单位可选为秒，而距离单位选择光秒———也就是光在一秒钟内行进的距离。当我们使用这些单位时，光速为1，也就是光速为每秒一光秒。这意味着远离恒星及其引力场，图上的光线的轨迹是一根和垂直方向成45°角的直线。然而，邻近恒星处，由恒星质量产生的时空曲率改变了光线的轨迹，使它们和垂直方向夹更小的角。
大质量恒星把它们的氢燃烧成氦，将比太阳更快速得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短到几亿年的时间内把氢耗尽。此后，这类恒星面临着危机。它们能把氦燃烧成诸如碳和氧等更重的元素，但是这些核反应不会释放出大量能量，这样恒星失去支持自身对抗引力的热量和热压力。因此它们开始变得更小。如果它们质量比大约两倍太阳的质量还大，其压力将永远不足以停住收缩。它们将坍缩成零尺度和无限密度，从而形成所谓的奇点（图4.13）。在这张时间对离开中心距离的图上，随着恒星缩小，从它表面出发的光线轨迹会在起始时和垂直线夹越来越小的角度。当恒星达到一定的临界半径，其轨迹就变成图上的垂线，这意味着光线将在离恒星常距离处逗留，永远不能离开。光线的临界轨迹掠过的表面称作事件视界，它把时空中的光线能够逃逸的区域和不能逃逸的区域隔开来。在恒星通过其事件视界后，从它表面发射的任何光线将被时空曲率向里面弯折。恒星就成为一个米歇尔的暗星，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黑洞。
如果光线不能从黑洞跑出，你何以检测它呢？其答案是，黑洞正如坍缩之前的物体那样，仍然把同样的引力拉力施加在周围的对象上。如果太阳是一个黑洞而且在转变成黑洞之前没有损失任何质量，则行星将仍然像现在这样围绕着它公转。
因此搜索黑洞的一种方法是寻找围绕着似乎是看不见的致密的大质量物体公转的物体。若干这样的系统已被观测到。发生在星系和类星体中心的巨大黑洞也许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图4.15）。
迄今讨论到的黑洞的性质还未触犯决定论。一个落进黑洞并撞到奇点上去的航天员的时间将会终结。然而，在广义相对论中，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随意地以不同的速率来测量时间。因此，人们可以在航天员接近奇点时加快他或她的手表，使之仍然记下无限的时间间隔。在时间—距离图上，这个新时间的常数值的表面将会在中心拥挤在一起，刚好在奇性出现的点的下头。但是它们在远离黑洞的几乎平坦的时空中和通常的时间测度相一致（图4.1）。
人们可以在薛定谔方程中使用这个时间，如果他知道初始的波函数，便能计算后来的波函数。这样，人们仍然拥有决定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波函数的一部分处于黑洞之内，它不能被外界的人观察到。这样，一位明智到避免落入黑洞的观察者不能往过去方向演化薛定谔方程而计算出早先时刻的波函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或她就需要知道黑洞之内的那一部分波函数。这包含有落进黑洞的物体的信息。因为一个给定质量和旋转速度的黑洞可由非常大量的不同的粒子集合形成，所以这可能是非常大量的信息；一个黑洞与坍缩形成它的物体的性质无关。约翰·惠勒把这个结果称为“黑洞无毛”。对于法国人而言，这正好证实了他们的猜疑。
当我发现了黑洞不是完全黑的时候，就引起了和决定论的冲突。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量子理论意味着，甚至在所谓的真空中场也不能够精确地为零。如果它们为零，则它们不但有精确的值或位置为零，而且有精确的变化率或速度亦为零。这就违反了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讲，不能同时很好地定义位置和速度。相反，所有的场必须具有一定量的所谓的真空起伏（和在第二章中的单摆必须具有零点起伏的方式一样)。可以用几种似乎不同的方式來解释真空起伏，但是这几种方式事实上在数学中是等效的。根据实证主义观点，人们可以随意选取任何对该问题最有用的图象。在这种情形下，使用下述的图象来理解真空起伏是非常有助的。在时空的某处同时出现的虚粒子对相互分离，再回到一块而且相互湮灭。“虚的”表明这些粒子不能被直接观测到，但是它们的间接效应能被测量到，而且它们和理论预言相符合的精度令人印象深刻（图4.16）。
如果一个黑洞在场的话，则粒子对中的一个成员可以落入黑洞，让另一个成员自由地逃往无限远处（图4.17）。从远离黑洞的某人的观点看，逃逸粒子就显得是被黑洞辐射出来。黑洞的谱刚好是我们从一个热体所预期到的谱，其温度和视界——黑洞的边界——上的引力场成正比。换言之，黑洞的温度依赖于它的大小。
一个具有几倍太阳质量的黑洞的温度大约为百万分之一度的绝对温度，而一个更大的黑洞之温度甚至更低。这样，从这类黑洞出来的任何量子辐射完全被淹没在热大爆炸遗留下的2.7度的辐射，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宇宙背景辐射之中。人们也许可能检测到从小很多即热很多的黑洞来的辐射，但是似乎它们在附近也不很多。这是一个遗憾。如果有一个被发现，我就要得到诺贝尔奖。然而，我们拥有这种辐射的间接观测证据，它来自于早期宇宙。正如在第三章中描述的，人们认为宇宙的极早期历史经历了一个暴胀时期。宇宙在这一时期以不断增加的速率膨胀。这个时期的膨胀如此之快速，以至于有些物体离开我们太远，它们的光线从未抵达我们这里；在光线向我们传来时，宇宙已膨胀得太多太快了。这样，在宇宙中存在一个视界，正如黑洞的视界那样，把以光线能抵达我们的区域和不能抵达的区域分隔开来（图4.18）。
非常类似的论证表明，如同存在从黑洞视界来的辐射那样，也应该存在从这个视界来的热辐射。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在热辐射中预期密度起伏的特征谱。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密度起伏会随着宇宙而膨胀。当它们的长度尺度超出事件视界的尺度时，它们就被凝固了，这样它们作为从早期宇宙残存下来的宇宙背景辐射的温度中的小变化，今天可以被我们观察到。这些变化的观测和热起伏的预言相互一致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兴奋的人群中，孙军显得很安静。3000米考核出发线上，有人不停地活动脚腕，有人快速高抬腿，有人原地小跑，甚至按捺不住来一段冲刺……孙军如同每次起飞前一样，从表情到身体，都透着一种专注和沉稳。终于出发了。
脚下的跑道，是这群人再熟悉不过的机场跑道。飞行员们冲出去，原本横向队列逐渐拉开差距，变成长长的纵队。
孙军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前不后。临近终点冲刺时，他没有发出那种嘶吼，摆臂的幅度和步频也没有明显加快，但他仍超过几个前面的人，以超越满分的成绩抵达终点。
“状态有点下降了。”他语调平静，看不出多巴胺释放后的那种兴奋，就连呼吸也是均匀平和的。
作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孙军的跑步节奏一如带部队的节奏一样，处于一种内里紧张、外表从容的稳态。
“看似稳，骨子里却是快。”跟随孙军在天空南征北战的飞行员们，早已熟知这位80后旅长的节奏。那是一种人生不断加劲奔跑的状态，也是一支歼击机部队不断加力起飞的状态。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孙军说。
[飞机]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使命
相比于他驾驶的战机——歼-10C在世人眼中的耀眼光芒，孙军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蓝天上的战机英姿，只需高倍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能捕捉到精彩瞬间。但飞行员们的飞翔人生，更多时候在人们视线之外。
孙军的人生轨迹，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航道一样，充满了许多偶然和必然。那些或偶然或必然的选择，塑造了他，最终也成就了他。
少年时，孙军帮父母养过鸡、种过田、干过电工、修过房子。尽管摆在这位农家子弟面前的命运前景并不明朗，但少年时埋下的草蛇灰线，在日后成长中逐渐显露。
初二时春游，学校组织到附近的机场参观。坐在大巴上，看到战机编队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孙军对飞行员羡慕极了。多年以后，当他驾驶战机飞向蓝天，那熟悉的轰鸣声，立刻召唤出了蛰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命运，总是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布局着必然的逻辑。
当年，空军到学校招飞。大家都去报名，孙军不为所动。那时，孙军想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
“天空比大海更辽阔。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何不试一下？”班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航迹。
这一试，一发不可收。从优秀飞行学员到优秀飞行员再到优秀指挥员，孙军以一种加速奔跑的方式成长着，并用一连串的“优秀”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评价：他天生就是干飞行的料。
驾驶着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带领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团队，年轻的80后旅长……无论放在哪个坐标系审视，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航空兵旅旅长，都足够让人羡慕。
“我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孙军的话语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对自己，更对祖国。
即便是已经无数次在跑道上加力起飞，孙军描述起那一刻时仍激情满怀：“越是挣脱大地、直冲云霄，越能感受到祖国的澎湃推力。”
孙军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跨进歼-10座舱时的情景。那时候，他正痴迷于研究外军先进战斗机，从外形、布局到参数，如数家珍。但那一刻，他着实感到惊讶和兴奋：“没想到我们中国也能造出如此先进的战机！”
或许，只有熟知中国空军发展历史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孙军这句话的含义；或许，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时代坐标上审视，才能读懂一个人、一代人的成长遇见了什么——
1999年，孙军考上飞行学院。那一年，歼-10战机刚刚迎来首飞。国庆50周年阅兵的空中梯队中，还没有它的身影。
仅仅10年之后，孙军和战友们就驾驶着歼-10战机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
再10年之后，孙军已担任航空兵某旅旅长一年，所在部队早已换装歼-10的最新升级版。国庆70周年阅兵那天，天安门上空再次成为展示中国空中力量的“T型台”：歼-10C，歼-20、歼-16……
中国战鹰的“换羽”速度有多快，孙军们的成长就有多快。孙军当旅长那年，他的同批军校同学蒋佳冀也在另一个航空兵旅当旅长。放眼更多空军部队，他们的同龄人大多走上旅团主官岗位。
托举他们快速成长的不仅有澎湃国力，还有改革强军释放的效能。在改革转型的洪流中，他们不仅被一项项新任务推着跑，更被一个个新理念领着跑。
“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使命。”孙军称自己这代人是“改革一代”。他常问自己一句话：“改革需要什么？我能干什么？”
“匹配时代的需求，才能赢得时代的选择。”他说。
[飞机]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这些年，处在奔跑状态的孙军和战友们，一直在做“填空题”。
做过试卷的人都知道，填空题比选择题难做。填空题不仅拒绝侥幸，还要求你对括号里的内容了如指掌。但对孙军来说，填空题难做，难的不是括号里的答案，难的是发现那些“括号”在哪儿。
那些“括号”，涵盖在一次次新型战机改装、一次次执行重大任务、一次次实弹实战演练中。
它们通过一个个行动代号、一个个耀眼成绩，不断擦亮着一支部队的番号，最终迎来上级的信任、兄弟单位的尊重，以及更多走在前面的试点、更多重大任务……
对于孙军所在的这支部队来说，“第一”“首次”早已不是新闻：“截至2014年，我们就已经创造100多项第一了。后来，我们干脆就不总结了。”
部队第三次迎来新机型改装那年，孙军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处在部队改装的一线，还处在空军转型的前哨。“我们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走在转型的“无人区”，他们迈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这里按下的“快门”，锁定的是空军转型的大景深，每一个镜头都不可替代——
一次次飞向东海、飞向南海，一次次飞向雪山、飞向大漠……他们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与战斗力提升的进度息息相关；他们的精彩与传奇，注定成为空军转型故事的一部分。
聊起训练、聊起改装、聊起转型，孙军的眼眸里瞬间射出光芒，整个人如同切换了一个频道。那高频的语速和高密度的专业词汇，仿佛等待已久。此刻，他所展现出的自信，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灼热，而是带着一种研讨式的温和，随时期待你和他一起探讨。
飞行员们说，旅长脑袋里装满了问题，随时问自己，也问别人。那天，面对记者，孙军突然停住话语，以一种征询的语气问：“我们经常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问题是——仗究竟怎么打，我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时刻投射在日常训练课题中。争吵伴随着他们的探索之旅，也成为这群探路者最有效的沟通：“每一次争吵只有一个结果，便是达成进一步的共识。每一次共识的形成，便是又一个探索成果的固化。”
在孙军看来，探路的乐趣正在于此：“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干成了一件别人没干成的事！”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实更快。”在孙军印象最深的那些飞行任务中，有两次是失败的经历。当旅长之后，这两次失败的经历经常浮现在他脑海，提醒他：“探路者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要经得起检验。”
营区道路两侧，一块块宣传牌上的精彩瞬间，记录着这支部队的跨越足迹。走在这条路上，孙军常常感到肩头的沉重：“‘使命面前敢担当、困难面前敢压倒、强敌面前敢战胜’，这三‘敢’是我们旅的精神，‘敢’没问题，关键是我们的本领能否支撑这些‘敢’。”
“迈向世界一流，我们首先得明白‘世界一流’的坐标在哪儿。”孙军说。
他提醒记者查一下他们机场的历史资料——这里，曾是抗战时著名的“驼峰航线”的重要节点。70多年前，这里云集着世界最先进的战机，接受战火的洗礼。
今天，战争的形态在加速演变。“我们在跑着追赶，人家也在跑着前进。我们只有跑得比人家更快，才能赶上他们。”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经历三次中外联训、每天带着飞行员学半小时英语、逼着飞行员翻译外军原著的旅长，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写道：“我们要清醒看到自己与世界空军强国之间的差距，认识差距、正视差距、研究差距，这是缩小差距的第一步……”
[飞机]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名和飞行代号是同一个单词：“cannon”，中文意思是“加农炮”——一种炮弹膛口速度高的火炮。
人如其名。外表沉稳的孙军批评起人来，“语速快，骂得准，杀伤力大”。
虽然孙旅长的批评“从来都对事不对人”，但让官兵惊讶的是，孙旅长关注的“事”可谓事无巨细：上到天上飞行、下到地面机务，大到实战演练、小到日常管理……
孙军称自己是复合型性格，“在大事上举重若轻，在小事上举轻若重”。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他的方法只有一个：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目的也只有一个：要干就要干好。
“要干就要干好”，这既是孙军性格中不服输的天然属性，也是他一路成长的朴素总结。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屋，一天不打扫就到处是灰，他就天天仔细打扫，弄得家里一尘不染。中学时，因为担心“上不好学就得回家养鸡”，他埋头读书，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
“就连打球，也必须争第一名。”这位喜欢和官兵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的旅长，每次组织比赛，只奖励第一名。在他眼中，“打球和打仗一样，只有第一才是赢家”。
“要干就要干好”，在孙军看来，是对职业的基本尊重——歼击机飞行员是勇敢者的职业，也是需要天赋的职业。“做优秀的自己，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天赋、配得上国家的培养、配得上时代赋予的使命。”
当旅长后，孙军做了一个决定：在歼-10C战机上喷涂曾中断了几年的“红鹰”标识。他希望，这支部队带着鹰的眼光、鹰的胸襟、鹰的本领，驰骋未来战场。
11月7日，记者全程见证了他们的自由空战训练以及之后的复盘讲评。在弥漫着求胜欲望的空气中，他那加农炮般的批评弹雨，早已被飞行员们所熟悉并折服。在飞行员的世界里，树立权威靠的不是级别，而是专业。
飞行员就是这样的事业，它让你臣服于一种类似于修炼的节奏。专业的修炼、技能的修炼、身体的修炼、精神的修炼……反复修炼让人纯粹，纯粹到直面最简单的法则——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儿子的照片，朋友圈的主题就像很多军人一样，充满了家国情怀。
这一年，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天。他像流星一样，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上来回腾挪，一个人扮演着现实这部纷繁电影中的许多个角色。
抛开对家人的歉疚，他骨子里最钟情的还是飞行员这个角色。
那天，从来不发空中照片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万米高空拍下的雪山照片，配了一句话——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来保卫！”（解放军报）
脚下的跑道，是这群人再熟悉不过的机场跑道。飞行员们冲出去，原本横向队列逐渐拉开差距，变成长长的纵队。
孙军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前不后。临近终点冲刺时，他没有发出那种嘶吼，摆臂的幅度和步频也没有明显加快，但他仍超过几个前面的人，以超越满分的成绩抵达终点。
“状态有点下降了。”他语调平静，看不出多巴胺释放后的那种兴奋，就连呼吸也是均匀平和的。
作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孙军的跑步节奏一如带部队的节奏一样，处于一种内里紧张、外表从容的稳态。
“看似稳，骨子里却是快。”跟随孙军在天空南征北战的飞行员们，早已熟知这位80后旅长的节奏。那是一种人生不断加劲奔跑的状态，也是一支歼击机部队不断加力起飞的状态。
“加力起飞，只为配得上这个时代。”孙军说。
[飞机]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使命
相比于他驾驶的战机——歼-10C在世人眼中的耀眼光芒，孙军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蓝天上的战机英姿，只需高倍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能捕捉到精彩瞬间。但飞行员们的飞翔人生，更多时候在人们视线之外。
孙军的人生轨迹，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航道一样，充满了许多偶然和必然。那些或偶然或必然的选择，塑造了他，最终也成就了他。
少年时，孙军帮父母养过鸡、种过田、干过电工、修过房子。尽管摆在这位农家子弟面前的命运前景并不明朗，但少年时埋下的草蛇灰线，在日后成长中逐渐显露。
初二时春游，学校组织到附近的机场参观。坐在大巴上，看到战机编队在跑道上滑行、起飞，孙军对飞行员羡慕极了。多年以后，当他驾驶战机飞向蓝天，那熟悉的轰鸣声，立刻召唤出了蛰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命运，总是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布局着必然的逻辑。
当年，空军到学校招飞。大家都去报名，孙军不为所动。那时，孙军想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
“天空比大海更辽阔。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何不试一下？”班主任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航迹。
这一试，一发不可收。从优秀飞行学员到优秀飞行员再到优秀指挥员，孙军以一种加速奔跑的方式成长着，并用一连串的“优秀”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评价：他天生就是干飞行的料。
驾驶着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带领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团队，年轻的80后旅长……无论放在哪个坐标系审视，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航空兵旅旅长，都足够让人羡慕。
“我真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孙军的话语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对自己，更对祖国。
即便是已经无数次在跑道上加力起飞，孙军描述起那一刻时仍激情满怀：“越是挣脱大地、直冲云霄，越能感受到祖国的澎湃推力。”
孙军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跨进歼-10座舱时的情景。那时候，他正痴迷于研究外军先进战斗机，从外形、布局到参数，如数家珍。但那一刻，他着实感到惊讶和兴奋：“没想到我们中国也能造出如此先进的战机！”
或许，只有熟知中国空军发展历史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孙军这句话的含义；或许，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时代坐标上审视，才能读懂一个人、一代人的成长遇见了什么——
1999年，孙军考上飞行学院。那一年，歼-10战机刚刚迎来首飞。国庆50周年阅兵的空中梯队中，还没有它的身影。
仅仅10年之后，孙军和战友们就驾驶着歼-10战机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
再10年之后，孙军已担任航空兵某旅旅长一年，所在部队早已换装歼-10的最新升级版。国庆70周年阅兵那天，天安门上空再次成为展示中国空中力量的“T型台”：歼-10C，歼-20、歼-16……
中国战鹰的“换羽”速度有多快，孙军们的成长就有多快。孙军当旅长那年，他的同批军校同学蒋佳冀也在另一个航空兵旅当旅长。放眼更多空军部队，他们的同龄人大多走上旅团主官岗位。
托举他们快速成长的不仅有澎湃国力，还有改革强军释放的效能。在改革转型的洪流中，他们不仅被一项项新任务推着跑，更被一个个新理念领着跑。
“被时代推着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幸运；跟着时代往前跑，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使命。”孙军称自己这代人是“改革一代”。他常问自己一句话：“改革需要什么？我能干什么？”
“匹配时代的需求，才能赢得时代的选择。”他说。
[飞机]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这些年，处在奔跑状态的孙军和战友们，一直在做“填空题”。
做过试卷的人都知道，填空题比选择题难做。填空题不仅拒绝侥幸，还要求你对括号里的内容了如指掌。但对孙军来说，填空题难做，难的不是括号里的答案，难的是发现那些“括号”在哪儿。
那些“括号”，涵盖在一次次新型战机改装、一次次执行重大任务、一次次实弹实战演练中。
它们通过一个个行动代号、一个个耀眼成绩，不断擦亮着一支部队的番号，最终迎来上级的信任、兄弟单位的尊重，以及更多走在前面的试点、更多重大任务……
对于孙军所在的这支部队来说，“第一”“首次”早已不是新闻：“截至2014年，我们就已经创造100多项第一了。后来，我们干脆就不总结了。”
部队第三次迎来新机型改装那年，孙军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处在部队改装的一线，还处在空军转型的前哨。“我们不仅是新机型的飞行员，更是新时代改革转型的‘试飞员’。”
走在转型的“无人区”，他们迈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新的。这里按下的“快门”，锁定的是空军转型的大景深，每一个镜头都不可替代——
一次次飞向东海、飞向南海，一次次飞向雪山、飞向大漠……他们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与战斗力提升的进度息息相关；他们的精彩与传奇，注定成为空军转型故事的一部分。
聊起训练、聊起改装、聊起转型，孙军的眼眸里瞬间射出光芒，整个人如同切换了一个频道。那高频的语速和高密度的专业词汇，仿佛等待已久。此刻，他所展现出的自信，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灼热，而是带着一种研讨式的温和，随时期待你和他一起探讨。
飞行员们说，旅长脑袋里装满了问题，随时问自己，也问别人。那天，面对记者，孙军突然停住话语，以一种征询的语气问：“我们经常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问题是——仗究竟怎么打，我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时刻投射在日常训练课题中。争吵伴随着他们的探索之旅，也成为这群探路者最有效的沟通：“每一次争吵只有一个结果，便是达成进一步的共识。每一次共识的形成，便是又一个探索成果的固化。”
在孙军看来，探路的乐趣正在于此：“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干成了一件别人没干成的事！”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实更快。”在孙军印象最深的那些飞行任务中，有两次是失败的经历。当旅长之后，这两次失败的经历经常浮现在他脑海，提醒他：“探路者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要经得起检验。”
营区道路两侧，一块块宣传牌上的精彩瞬间，记录着这支部队的跨越足迹。走在这条路上，孙军常常感到肩头的沉重：“‘使命面前敢担当、困难面前敢压倒、强敌面前敢战胜’，这三‘敢’是我们旅的精神，‘敢’没问题，关键是我们的本领能否支撑这些‘敢’。”
“迈向世界一流，我们首先得明白‘世界一流’的坐标在哪儿。”孙军说。
他提醒记者查一下他们机场的历史资料——这里，曾是抗战时著名的“驼峰航线”的重要节点。70多年前，这里云集着世界最先进的战机，接受战火的洗礼。
今天，战争的形态在加速演变。“我们在跑着追赶，人家也在跑着前进。我们只有跑得比人家更快，才能赶上他们。”
在一份报告中，这位经历三次中外联训、每天带着飞行员学半小时英语、逼着飞行员翻译外军原著的旅长，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写道：“我们要清醒看到自己与世界空军强国之间的差距，认识差距、正视差距、研究差距，这是缩小差距的第一步……”
[飞机]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名和飞行代号是同一个单词：“cannon”，中文意思是“加农炮”——一种炮弹膛口速度高的火炮。
人如其名。外表沉稳的孙军批评起人来，“语速快，骂得准，杀伤力大”。
虽然孙旅长的批评“从来都对事不对人”，但让官兵惊讶的是，孙旅长关注的“事”可谓事无巨细：上到天上飞行、下到地面机务，大到实战演练、小到日常管理……
孙军称自己是复合型性格，“在大事上举重若轻，在小事上举轻若重”。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他的方法只有一个：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目的也只有一个：要干就要干好。
“要干就要干好”，这既是孙军性格中不服输的天然属性，也是他一路成长的朴素总结。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屋，一天不打扫就到处是灰，他就天天仔细打扫，弄得家里一尘不染。中学时，因为担心“上不好学就得回家养鸡”，他埋头读书，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
“就连打球，也必须争第一名。”这位喜欢和官兵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的旅长，每次组织比赛，只奖励第一名。在他眼中，“打球和打仗一样，只有第一才是赢家”。
“要干就要干好”，在孙军看来，是对职业的基本尊重——歼击机飞行员是勇敢者的职业，也是需要天赋的职业。“做优秀的自己，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天赋、配得上国家的培养、配得上时代赋予的使命。”
当旅长后，孙军做了一个决定：在歼-10C战机上喷涂曾中断了几年的“红鹰”标识。他希望，这支部队带着鹰的眼光、鹰的胸襟、鹰的本领，驰骋未来战场。
11月7日，记者全程见证了他们的自由空战训练以及之后的复盘讲评。在弥漫着求胜欲望的空气中，他那加农炮般的批评弹雨，早已被飞行员们所熟悉并折服。在飞行员的世界里，树立权威靠的不是级别，而是专业。
飞行员就是这样的事业，它让你臣服于一种类似于修炼的节奏。专业的修炼、技能的修炼、身体的修炼、精神的修炼……反复修炼让人纯粹，纯粹到直面最简单的法则——负起那些必须负起的“重”，打赢那些必须打赢的“仗”。
孙军的微信头像是两个儿子的照片，朋友圈的主题就像很多军人一样，充满了家国情怀。
这一年，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天。他像流星一样，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上来回腾挪，一个人扮演着现实这部纷繁电影中的许多个角色。
抛开对家人的歉疚，他骨子里最钟情的还是飞行员这个角色。
那天，从来不发空中照片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万米高空拍下的雪山照片，配了一句话——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来保卫！”（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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