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香港见闻录｜昨夜，香江无眠，转机初现？】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内地记者以各种方式记录这个属于自己行业的节日，香港记者则以彻夜工作来度过这一天。
本周一（4日）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停车场从3楼堕楼的22岁科大男生周梓乐，昨晨8时09分离世。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在毕业典礼现场落泪宣布这一消息，并带领全场起立默哀一分钟。下午的第二场典礼全部取消。
香港各届都对周梓乐的去世表示哀悼，市民自发在各处发起了献花和悼念仪式。
各方都担忧，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将加剧警民冲突，并将事件推向升级。
此前，暴力事件日趋严重，但无人在冲突中丧生。
经过几个月沸沸扬扬的“革命”，终于“革”掉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港毒”们，你累了吗？悔了吗？够了吗？你还要怎样？
1
科大学生周梓乐是如何摔下平台，让自己22岁的生命在这个多事之秋嘎然而止？
除了警方发布，坊间还流传着多个版本。
有抗议者说，催泪瓦斯或尝试躲避警方可能是他坠楼的原因。
之前甚至有谣言说，他是被警员“推落”。
而停车场所有者周三公布的10段监控视频显示，在周梓乐坠落之前，该停车场并没出现警察或大量的催泪瓦斯；死者于凌晨1时05分单独进入停车场，有关方面相信大批防暴警察是在他堕楼之后才进入。
他的同学则表示，双方分别离开，周梓乐可能误判地形，以为矮墙外是平地，翻墙时不慎堕楼。
上述说法目前在各方仍未能达成共识，显然香港已陷入“塔西陀陷阱”（注：一种现社会现象，指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反对者当成是说假话、做坏事）。
一些香港市民甚至认为，香港当前，看起来像个“死局”，几乎无棋可走。
风起于青萍之末。没人能够预判，周梓乐的逝去，会将已有暴虐之气的香港引向何方。
2
昨晚，香港不太平静。可却又出乎很多人意料。
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
就我昨晚在尚德停车场（事发地）、铜锣湾以及观看电视直播有限的目测，本次出现在各区的悼念活动，和之前的几次街头运动有几点不同：
一是参与人数多了，蒙面之徒少了；
二是唱悼歌的多了，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少了。口号声依然此起彼伏，但部分地方无论警民，都显得比以往克制；
三是理性悼念的多了，聚集不散的少了。大部分市民献花点蜡后便自行离开。
有香港市民认为，昨夜警方严阵以待，“黑小将”的“战斗力”有所减弱，背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两个“重镑”消息在近两天公布。
其一：香港“修例风波”以来首宗正式受审的案件11月7日在西九龙法院开庭。裁判官行使修订权力，将该16岁男子的第一项控罪修改为“有意图而管有攻击性武器”，并裁定被告两项控罪罪成。
裁判官认为，被告如果只是和平示威，无需带激光笔或其他涉案装备，据此认为被告的辩解属借口。
警方展示被告携带的改装雨伞，拉动伞篷后能露出长达47厘米的伞杆用作伤人，同时可让自己隐藏于伞蓬之中。
其二：刺杀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董姓男子昨日被控一项“企图谋杀罪”，被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要求押后至明年2月3日再审，期间被告不得保释。
无独有偶，用刀割伤警员颈部的19岁暴徒许添力，近日两度申请保释，均被裁判官拒绝。
这几宗判例显示：止暴制乱的法律之剑，一直掌握在香港手中。问题在于：有没有“亮剑”的共识和决心，以及有多少共识、有多大决心？
3
港岛歌赋山道，香港超级富豪聚居地。
夹在一众豪宅中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官邸显得很低调，但它极可能是香港“死局”中的一招“活棋”。
在香港，首席法官排名仅次于特首。
目前，就小仙的观察看来，真正令香港各届“心服口服无话可说”的，是终审法院判决。
这在当下的香港几乎拥有绝对权威。
香港的司法制度非常特殊。
遍查英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我们发现，掌握最终裁决权的终审法院，都不曾有过任何外国人。
香港，是唯一的例外。
2016年任命的新一届终审法院近20位法官中，只有两位是中国籍，其他的常任尤其是非常任法官，大都来自英联邦国家。其中18名非常任法官中，有12位为外籍。
2018年新任命的两位女性非常任法官
以上图两位外籍非常任法官的履历来看，何熙怡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1969年就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2004年成为首位及唯一一位女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并于2017年晋升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麦嘉琳退休前是加拿大最高法院首位女性首席法官。她还曾出任加拿大司法委员会主席、国家司法学院理事会成员及加拿大勋章咨询委员会委员等。2000年成为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现已退休两年。
她们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拥有极高的权威地位，成为香港的终审法官，无疑对保障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增强在香港外籍人的信心，有很大支撑。
4
几个月来，一小撮暴徒围攻港府、立法会和警察总部，甚至公然冲击中联办，挑战中央权威，但最疯狂时对终审法院却不动手。为什么？
有网友评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有朝一日走上法庭，还指望法院的“洋大人”可以庇佑他们。
这并非没有先例，之前非法“占中”和反“占中”的人士被检控等案件，海外法官的国籍和判决，就多次被质疑。
对外籍法官在香港的存在，内地的读者也许颇多不解。
民间很多声音认为，他们是乱港分子抓了又放、乱象不平的重要原因——香港已回归22年，为何还要邀请外国人来判决本地人的案子？
包括香港本土对此也并非全无争议。
议员梁美芬就认为，香港政府应更多委任本地的法律人才。她建议在委任海外法官时有更清晰的准则，并对有关法官进行背景调查，重拾市民对司法机构的信心。
凭心而论，香港法院邀请外籍法官参与审判，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基本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可以说，这也是“一国两制”多年来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石。
香港从开埠以来，就是一个自由港，相对公平和有效率的司法制度，让来自全世界的商人有信心：自己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任何纠纷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讼裁。
学者和港英政府官员的统计显示，1985年时，香港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仍有80%以上是外籍人士。回归后，本土法官人数增长，但外籍法官仍然是香港独一无二的特色，无疑在较长一段时间，这个特色还会保留。
在本次香港持续了150天的风波中，最终法院的判决，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它将向世人宣告：香港，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到底还能不能继续维护它的法治地位？
我相信，香港一定会恢复平静，“黑衣人”必将得到他们应得的最终审判。
历史，也会给他们一个最终审判。
本周一（4日）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停车场从3楼堕楼的22岁科大男生周梓乐，昨晨8时09分离世。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在毕业典礼现场落泪宣布这一消息，并带领全场起立默哀一分钟。下午的第二场典礼全部取消。
香港各届都对周梓乐的去世表示哀悼，市民自发在各处发起了献花和悼念仪式。
各方都担忧，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将加剧警民冲突，并将事件推向升级。
此前，暴力事件日趋严重，但无人在冲突中丧生。
经过几个月沸沸扬扬的“革命”，终于“革”掉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港毒”们，你累了吗？悔了吗？够了吗？你还要怎样？
1
科大学生周梓乐是如何摔下平台，让自己22岁的生命在这个多事之秋嘎然而止？
除了警方发布，坊间还流传着多个版本。
有抗议者说，催泪瓦斯或尝试躲避警方可能是他坠楼的原因。
之前甚至有谣言说，他是被警员“推落”。
而停车场所有者周三公布的10段监控视频显示，在周梓乐坠落之前，该停车场并没出现警察或大量的催泪瓦斯；死者于凌晨1时05分单独进入停车场，有关方面相信大批防暴警察是在他堕楼之后才进入。
他的同学则表示，双方分别离开，周梓乐可能误判地形，以为矮墙外是平地，翻墙时不慎堕楼。
上述说法目前在各方仍未能达成共识，显然香港已陷入“塔西陀陷阱”（注：一种现社会现象，指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反对者当成是说假话、做坏事）。
一些香港市民甚至认为，香港当前，看起来像个“死局”，几乎无棋可走。
风起于青萍之末。没人能够预判，周梓乐的逝去，会将已有暴虐之气的香港引向何方。
2
昨晚，香港不太平静。可却又出乎很多人意料。
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
就我昨晚在尚德停车场（事发地）、铜锣湾以及观看电视直播有限的目测，本次出现在各区的悼念活动，和之前的几次街头运动有几点不同：
一是参与人数多了，蒙面之徒少了；
二是唱悼歌的多了，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少了。口号声依然此起彼伏，但部分地方无论警民，都显得比以往克制；
三是理性悼念的多了，聚集不散的少了。大部分市民献花点蜡后便自行离开。
有香港市民认为，昨夜警方严阵以待，“黑小将”的“战斗力”有所减弱，背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两个“重镑”消息在近两天公布。
其一：香港“修例风波”以来首宗正式受审的案件11月7日在西九龙法院开庭。裁判官行使修订权力，将该16岁男子的第一项控罪修改为“有意图而管有攻击性武器”，并裁定被告两项控罪罪成。
裁判官认为，被告如果只是和平示威，无需带激光笔或其他涉案装备，据此认为被告的辩解属借口。
警方展示被告携带的改装雨伞，拉动伞篷后能露出长达47厘米的伞杆用作伤人，同时可让自己隐藏于伞蓬之中。
其二：刺杀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董姓男子昨日被控一项“企图谋杀罪”，被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要求押后至明年2月3日再审，期间被告不得保释。
无独有偶，用刀割伤警员颈部的19岁暴徒许添力，近日两度申请保释，均被裁判官拒绝。
这几宗判例显示：止暴制乱的法律之剑，一直掌握在香港手中。问题在于：有没有“亮剑”的共识和决心，以及有多少共识、有多大决心？
3
港岛歌赋山道，香港超级富豪聚居地。
夹在一众豪宅中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官邸显得很低调，但它极可能是香港“死局”中的一招“活棋”。
在香港，首席法官排名仅次于特首。
目前，就小仙的观察看来，真正令香港各届“心服口服无话可说”的，是终审法院判决。
这在当下的香港几乎拥有绝对权威。
香港的司法制度非常特殊。
遍查英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我们发现，掌握最终裁决权的终审法院，都不曾有过任何外国人。
香港，是唯一的例外。
2016年任命的新一届终审法院近20位法官中，只有两位是中国籍，其他的常任尤其是非常任法官，大都来自英联邦国家。其中18名非常任法官中，有12位为外籍。
2018年新任命的两位女性非常任法官
以上图两位外籍非常任法官的履历来看，何熙怡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1969年就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2004年成为首位及唯一一位女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并于2017年晋升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麦嘉琳退休前是加拿大最高法院首位女性首席法官。她还曾出任加拿大司法委员会主席、国家司法学院理事会成员及加拿大勋章咨询委员会委员等。2000年成为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现已退休两年。
她们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拥有极高的权威地位，成为香港的终审法官，无疑对保障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增强在香港外籍人的信心，有很大支撑。
4
几个月来，一小撮暴徒围攻港府、立法会和警察总部，甚至公然冲击中联办，挑战中央权威，但最疯狂时对终审法院却不动手。为什么？
有网友评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有朝一日走上法庭，还指望法院的“洋大人”可以庇佑他们。
这并非没有先例，之前非法“占中”和反“占中”的人士被检控等案件，海外法官的国籍和判决，就多次被质疑。
对外籍法官在香港的存在，内地的读者也许颇多不解。
民间很多声音认为，他们是乱港分子抓了又放、乱象不平的重要原因——香港已回归22年，为何还要邀请外国人来判决本地人的案子？
包括香港本土对此也并非全无争议。
议员梁美芬就认为，香港政府应更多委任本地的法律人才。她建议在委任海外法官时有更清晰的准则，并对有关法官进行背景调查，重拾市民对司法机构的信心。
凭心而论，香港法院邀请外籍法官参与审判，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基本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可以说，这也是“一国两制”多年来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石。
香港从开埠以来，就是一个自由港，相对公平和有效率的司法制度，让来自全世界的商人有信心：自己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任何纠纷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讼裁。
学者和港英政府官员的统计显示，1985年时，香港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仍有80%以上是外籍人士。回归后，本土法官人数增长，但外籍法官仍然是香港独一无二的特色，无疑在较长一段时间，这个特色还会保留。
在本次香港持续了150天的风波中，最终法院的判决，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它将向世人宣告：香港，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到底还能不能继续维护它的法治地位？
我相信，香港一定会恢复平静，“黑衣人”必将得到他们应得的最终审判。
历史，也会给他们一个最终审判。
#全国公安厅局长权威访谈[超话]#
你看到的图片中被打伤残的人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厢黄旗村民郭玉艳。
郭玉艳身份证号210881195704101269
郭玉艳电话15611094135
这几起案子起因是官商勾结保护伞开道的涉黑案子。
2004年我村干部将我家60平米住房300平米宅院卖给服装厂老板刘国庆盖厂房，条件是不给回迁楼，不准重新建房。有房产证的房子600元一平米，我家60平米房子3万6千元，经过讨价给到5万元。300平米宅院不给钱，总计就给我们家5万元，请问这5万元能买到60平米的房子吗？给5万元就让我家搬走这是想抢吗？没房住我家决不可能搬走。
2004年10月19日他们找来3个歹徒将我杀倒在家门口，浑身上下二十几处伤经抢救捡回一条命。报警无人管。
事隔一年2005年他们又来让我们搬走，05年10月16日我的西院邻居丁波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3日我的东院邻居闵红英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7日深夜I2点20多人开几辆车拿着铁棒木棒将我家砸毁，报警鲅鱼圈公安局。当夜被砸的还有闵红英家。
这几起案件都报警，鲅鱼圈区公安局没有给我们立案通知书，我们一追案他们就推诿。
我们要上访向上一级反应，鲅鱼圈区公安局控审科长高田钟就打电话告诉我说2005年家被砸案已经破了，法院都判了。
我同闵红英去公安局问什么时间判的，高科长让我俩去问检察院和法院，现在你们的案子到了法院，以后就别在来公安局找事。
我跟闵红英俩人去检察院问，检察院说不知道，我俩又去法院问，法院也说不知情，我们说公安局说案子判了，法院说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跟公安局要判决书！我们又回公安局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法院说谁说判了跟谁要判决书。公安局不给我们答复意见书，一气之下我们去上访！
2006年8月1日公安局又打电话说让我们回来去公安局拿判决书，当时高科长还真拿出一份判决书给我，我俩拿着判决书往外走高科长放下电话大喊郭玉艳抢判决书，冲进来俩个警察就把我俩个给抓起来拘留十五天，〈看图拘留证)。
闵红英从这次拘留后不敢在上访要赔偿了，我家砸的最严重，一份钱没赔偿就结案，我誓死也要找个说法。还有我被暗杀的事一定要个说法。
在我多次上访追案下鲅鱼圈区公安局在2007年3月28日给我出一份答复意见书。
公安局答复郭玉艳2004年10月19被扎伤残案正在侦破中，2005年10月27日家被砸案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06)刑鲅初第75号已判决。(看图)
可见无视法律到什么程度，2006年判的2007年公安局才告知受害人，这是什么司法程序？判决书在公安局的答复意见书中。
我拿着公安答复意见书去检察院不让进大门，我又去法院，法院说公诉案件你不去找检察院找谁？检察院不公诉法院能判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以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审判后将判决书送达给当事人。
但是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开庭既不通知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也不给受害人送达判决书，非法剥夺受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权力，导致受害人至今十五年无法获得民事赔偿。
鲅鱼圈公检法无视法律残废司法程序，公安局不给受害人立案通知，法院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公安局违法程序是不给当事人立案通知书和案件告破通知书。检察院跟法院违法程序是开庭不送达传票，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原鲅鱼圈政法委书记是这样解释的，公诉案件不是自诉案件，当事人无权参加庭审，无权要判决书，无权要民事赔偿。
这几起刑事案件本是一伙人所为，在保护伞的保护下，刑事民事都不判就结案了！
更可恶的是恶势力的保护伞，把受害人郭玉艳多次拘留关黑监狱，劳动教养判刑。
这正是保护伞下出奇案，犯罪分子消遥法外，受害人被关进监狱！冤~冤…冤！
至今十多年了我的案子从上到下没人管，国家信访局说是涉法涉诉不受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说没判决书不受理。
我现在不要说我被害到什么程度，这样在网上影响不好，广大网上的律师，新闻媒体，网上朋友们不要用语言来形容要用心去想！
你看到的图片中被打伤残的人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厢黄旗村民郭玉艳。
郭玉艳身份证号210881195704101269
郭玉艳电话15611094135
这几起案子起因是官商勾结保护伞开道的涉黑案子。
2004年我村干部将我家60平米住房300平米宅院卖给服装厂老板刘国庆盖厂房，条件是不给回迁楼，不准重新建房。有房产证的房子600元一平米，我家60平米房子3万6千元，经过讨价给到5万元。300平米宅院不给钱，总计就给我们家5万元，请问这5万元能买到60平米的房子吗？给5万元就让我家搬走这是想抢吗？没房住我家决不可能搬走。
2004年10月19日他们找来3个歹徒将我杀倒在家门口，浑身上下二十几处伤经抢救捡回一条命。报警无人管。
事隔一年2005年他们又来让我们搬走，05年10月16日我的西院邻居丁波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3日我的东院邻居闵红英家养鸡场被炮崩，10月27日深夜I2点20多人开几辆车拿着铁棒木棒将我家砸毁，报警鲅鱼圈公安局。当夜被砸的还有闵红英家。
这几起案件都报警，鲅鱼圈区公安局没有给我们立案通知书，我们一追案他们就推诿。
我们要上访向上一级反应，鲅鱼圈区公安局控审科长高田钟就打电话告诉我说2005年家被砸案已经破了，法院都判了。
我同闵红英去公安局问什么时间判的，高科长让我俩去问检察院和法院，现在你们的案子到了法院，以后就别在来公安局找事。
我跟闵红英俩人去检察院问，检察院说不知道，我俩又去法院问，法院也说不知情，我们说公安局说案子判了，法院说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跟公安局要判决书！我们又回公安局跟公安局要答复意见书，法院说谁说判了跟谁要判决书。公安局不给我们答复意见书，一气之下我们去上访！
2006年8月1日公安局又打电话说让我们回来去公安局拿判决书，当时高科长还真拿出一份判决书给我，我俩拿着判决书往外走高科长放下电话大喊郭玉艳抢判决书，冲进来俩个警察就把我俩个给抓起来拘留十五天，〈看图拘留证)。
闵红英从这次拘留后不敢在上访要赔偿了，我家砸的最严重，一份钱没赔偿就结案，我誓死也要找个说法。还有我被暗杀的事一定要个说法。
在我多次上访追案下鲅鱼圈区公安局在2007年3月28日给我出一份答复意见书。
公安局答复郭玉艳2004年10月19被扎伤残案正在侦破中，2005年10月27日家被砸案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06)刑鲅初第75号已判决。(看图)
可见无视法律到什么程度，2006年判的2007年公安局才告知受害人，这是什么司法程序？判决书在公安局的答复意见书中。
我拿着公安答复意见书去检察院不让进大门，我又去法院，法院说公诉案件你不去找检察院找谁？检察院不公诉法院能判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以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审判后将判决书送达给当事人。
但是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开庭既不通知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也不给受害人送达判决书，非法剥夺受害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权力，导致受害人至今十五年无法获得民事赔偿。
鲅鱼圈公检法无视法律残废司法程序，公安局不给受害人立案通知，法院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公安局违法程序是不给当事人立案通知书和案件告破通知书。检察院跟法院违法程序是开庭不送达传票，开庭不让受害人出庭，判决后不给受害人判决书。
原鲅鱼圈政法委书记是这样解释的，公诉案件不是自诉案件，当事人无权参加庭审，无权要判决书，无权要民事赔偿。
这几起刑事案件本是一伙人所为，在保护伞的保护下，刑事民事都不判就结案了！
更可恶的是恶势力的保护伞，把受害人郭玉艳多次拘留关黑监狱，劳动教养判刑。
这正是保护伞下出奇案，犯罪分子消遥法外，受害人被关进监狱！冤~冤…冤！
至今十多年了我的案子从上到下没人管，国家信访局说是涉法涉诉不受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说没判决书不受理。
我现在不要说我被害到什么程度，这样在网上影响不好，广大网上的律师，新闻媒体，网上朋友们不要用语言来形容要用心去想！
#微普法# #华星卫视新闻# #华星法援# 山西国联管业：一大型民企涉嫌巨额“骗取”背后 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联管业”）是山西省晋中市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此前并不被外界熟知。而如今，山西国联管业背负着涉嫌民间非法融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备受当地议论。
晋中市利益人薛英（化名）公开反映，在其背后，当地有关部门还涉嫌“以虚假诉讼形式非法转移巨额资产案件久拖不办、查而不决”。她在举报信中介绍，山西国联管业涉嫌民间非法集资6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0多亿元。
2017年12月，山西国联管业法定代表人刘旭东被晋中市警方逮捕。
谁的7500万资产？
薛英称，她的儿子李毛（化名）于2014年被刘旭东伙同他人诈骗3500万元，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诈骗3200万元，经过她几年奔走呼吁，刘于2017年归案。
期间，薛英在法院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山西国联管业位于内蒙古的一宗估值7500万元的土地，被法院判决给山西晋中市王全（化名），巧合的是王全与薛英是同住一个小区十几年的邻居，彼此十分熟悉、了解。王全以回收国联管业废铁、边角料为业，如何具备获得7500万巨额资产的实力？
“我怀疑这是国联管业的实际控制人利用虚假诉讼在非法转移资产，如果他利用这种方式把资产都非法转移了。”薛英称，这意味着该企业欠银行的十几个亿、非法融资5亿还不了，自己被诈骗的3千多万元也无从追回。
她将相关线索及证据举报到了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几经周折，晋中市公安局终于立案了。薛英进一步介绍，她本以为公安机关立案后，就会迅速的办理此案，不仅能将此案查清，还能顺藤摸瓜查清楚该案嫌疑人利用类似手法将十几亿银行贷款的钱、非法融资的5亿元、诈骗她儿子及另外一名受害者共计8千多万元人民币等这数笔巨额资金转移的事情一并查清，揪出她一直认为的嫌疑人及其幕后的保护伞。然而事情发展并未如她所愿，几经更换办案人员后，案件被从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转到晋中市榆次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办理。
“我咨询过的律师等都认为程序比较蹊跷。”薛英说。
薛英开始到处反映、咨询该案，希望能起到督促的作用，以使该案能尽快得到依法处理。据她介绍，截止到现在，榆次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队长已经换了人，她还是得不到这件案子进展的情况。薛英称，有相关领导以企业有重大合作等理由影响了该案的顺利进展。薛英反复强调，只要真正的、公平的依法查这件案子，非法转移7500万资产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个“惊天”的大事儿。
薛英不断地疑问，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谁转移出去的？
难以追回的巨款
据薛英介绍，李毛2012年经人介绍与刘旭东相识，当时觉得很荣幸，一直陪着刘吃喝玩乐、打牌。山西国联管业在被人为搞垮、分支机构更名之前，一直是一个很好的盈利企业，李毛对刘的信任与日俱增。
2014年，刘旭东以企业需要资金周转、银行贷款需要过桥资金等等为由，数次向李毛借取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的资金，前期有借有还还支付了利息，这让李对刘深信不疑。但是就在此时，刘旭东通过山西国联管业向李毛借而未还的钱达到3500万元，并一拖再拖。李毛说，期间刘旭东也很苦恼，他也向作为朋友的李毛发过牢骚，“企业又不是不挣钱，也不知道我二叔（国联管业的第二大股东、刘的亲叔叔）让我到处整（贷款、民间借贷、融资）这么多钱干什么。”
刘这些不经意的话让李毛感到莫名的危机，于是加紧催促刘还钱，后者表示山西国联管业马上就能从中信银行太原市支行得到一具4000万贷款的承兑汇票，并向李毛出示了获取这笔贷款的相关手续。两人约定了还款“协议”，再约定了共同到中信银行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的时间。
然而，在李毛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共同到达中信银行三楼去办理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业务的时候，李毛被一个蹊跷的电话叫到楼下，简单处理后李毛再到楼上准备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继续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时，被中信银行当时负责办理业务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知“下班，业务不能办理了”。李毛问这位工作人员4000万承兑汇票领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明确回答“没有”。
李毛再次约刘旭东共同去中信银行领取这4000万的承兑汇票，都被刘以各种理由推脱。刘最后百般无奈下告诉李毛说，“这钱（4000万承兑汇票）的确领走了，但都是我二叔安排的，我也没有办法，过两天我还有款进来，我再还你。”
“幕后人”涉黑？
此事之后，李毛慌了神，这3500万元除了300万元是他通过家人筹集，其他3200万他也是从4位朋友那里借的，用途对方也都很清楚，如果这钱要不回来，他全家都将“万劫不复”。李毛开始更频繁的催促刘还钱。
之后，李毛和朋友石磊（化名）跟随刘，去刘的二叔担任法人的一处山庄商谈还款事宜，到地方俨然深夜。突然，有不明人员持枪、砍刀等出现在李毛和石磊的车旁，并且有人用枪在车外指着车内的李毛，叫骂中吼道：“再敢要钱就废了你！”，石磊惊慌中驾车逃跑，几辆车随后猛追，过程中几次差点被对方的车别进深沟，形成事故。 之后一段时间李毛不敢再提还钱事宜。薛英说，发现儿子异常后经询问得知了原委。
“为了保护孩子，我才豁出去这60多岁的老命到处去跑让刘还钱。”薛英说，她也向公安机关和扫黑除恶反映过，但是说在他们山庄里摄像头没有录下这个过程、缺少证据而没有查实这件事情。
但因为3000多万也是借的4个债主的，她家里被债主砸的一件儿完整东西都没有，这3000多万如果要不回来，其全家都真的没法儿活了。随着扫黑除恶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债主倒是再没去她家闹过事，但是欠债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刘的归案，薛英也有一些并不确定的消息“打探”出来。
“我还让人给在看守所的刘某送过2千块钱，他因为和孩子关系好，也叫过我干妈。他才30岁冒头，比我儿子还小，在我心里他再坏也是个孩子，还可能变好，并且他也是个受害者，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没这么多心眼儿一个人干这么大的坏事。听说一开始进到看守所，他认为他顶多就坐个5到7年牢，钱在他二叔手里，他二叔就会把他‘捞’出来，后来听说法官给他谈话告诉他可能会判无期，他就崩溃了，不是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了。”薛说。
薛英说，“虚假诉讼非法转移资产”的案子前后共换过四拨人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是她听说最后两拨负责案件的工作人员都没见过山西国联管业的相关账目，很多账目是办案人员通过银行才查到的，她也曾一度怀疑国联管业的账本在公安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丢失。
记者在晋中市政法委采访时，一位官员也表示，薛英的确是受了委屈，薛英反映的虚假诉讼转移财产的案子他也按照领导指示协调过。但同时也表示，政法委的职能只是组织协调，并不能直接干预案件。在晋中市采访期间也听到了国联管业相关人员疑似涉黑的传言，并把这一说法告知给了该官员。他表示，个别百姓还有更严重的传言、说法儿，但是对于薛英反映的情况，他还是希望能得到顺利推进的。
记者就薛英所反映情况的部分内容，也试图联系刘的二叔进行核实，但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晋中市利益人薛英（化名）公开反映，在其背后，当地有关部门还涉嫌“以虚假诉讼形式非法转移巨额资产案件久拖不办、查而不决”。她在举报信中介绍，山西国联管业涉嫌民间非法集资6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0多亿元。
2017年12月，山西国联管业法定代表人刘旭东被晋中市警方逮捕。
谁的7500万资产？
薛英称，她的儿子李毛（化名）于2014年被刘旭东伙同他人诈骗3500万元，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诈骗3200万元，经过她几年奔走呼吁，刘于2017年归案。
期间，薛英在法院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山西国联管业位于内蒙古的一宗估值7500万元的土地，被法院判决给山西晋中市王全（化名），巧合的是王全与薛英是同住一个小区十几年的邻居，彼此十分熟悉、了解。王全以回收国联管业废铁、边角料为业，如何具备获得7500万巨额资产的实力？
“我怀疑这是国联管业的实际控制人利用虚假诉讼在非法转移资产，如果他利用这种方式把资产都非法转移了。”薛英称，这意味着该企业欠银行的十几个亿、非法融资5亿还不了，自己被诈骗的3千多万元也无从追回。
她将相关线索及证据举报到了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几经周折，晋中市公安局终于立案了。薛英进一步介绍，她本以为公安机关立案后，就会迅速的办理此案，不仅能将此案查清，还能顺藤摸瓜查清楚该案嫌疑人利用类似手法将十几亿银行贷款的钱、非法融资的5亿元、诈骗她儿子及另外一名受害者共计8千多万元人民币等这数笔巨额资金转移的事情一并查清，揪出她一直认为的嫌疑人及其幕后的保护伞。然而事情发展并未如她所愿，几经更换办案人员后，案件被从晋中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转到晋中市榆次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办理。
“我咨询过的律师等都认为程序比较蹊跷。”薛英说。
薛英开始到处反映、咨询该案，希望能起到督促的作用，以使该案能尽快得到依法处理。据她介绍，截止到现在，榆次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队长已经换了人，她还是得不到这件案子进展的情况。薛英称，有相关领导以企业有重大合作等理由影响了该案的顺利进展。薛英反复强调，只要真正的、公平的依法查这件案子，非法转移7500万资产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个“惊天”的大事儿。
薛英不断地疑问，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谁转移出去的？
难以追回的巨款
据薛英介绍，李毛2012年经人介绍与刘旭东相识，当时觉得很荣幸，一直陪着刘吃喝玩乐、打牌。山西国联管业在被人为搞垮、分支机构更名之前，一直是一个很好的盈利企业，李毛对刘的信任与日俱增。
2014年，刘旭东以企业需要资金周转、银行贷款需要过桥资金等等为由，数次向李毛借取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的资金，前期有借有还还支付了利息，这让李对刘深信不疑。但是就在此时，刘旭东通过山西国联管业向李毛借而未还的钱达到3500万元，并一拖再拖。李毛说，期间刘旭东也很苦恼，他也向作为朋友的李毛发过牢骚，“企业又不是不挣钱，也不知道我二叔（国联管业的第二大股东、刘的亲叔叔）让我到处整（贷款、民间借贷、融资）这么多钱干什么。”
刘这些不经意的话让李毛感到莫名的危机，于是加紧催促刘还钱，后者表示山西国联管业马上就能从中信银行太原市支行得到一具4000万贷款的承兑汇票，并向李毛出示了获取这笔贷款的相关手续。两人约定了还款“协议”，再约定了共同到中信银行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的时间。
然而，在李毛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共同到达中信银行三楼去办理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业务的时候，李毛被一个蹊跷的电话叫到楼下，简单处理后李毛再到楼上准备和山西国联管业的出纳人员继续领取4000万承兑汇票时，被中信银行当时负责办理业务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知“下班，业务不能办理了”。李毛问这位工作人员4000万承兑汇票领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明确回答“没有”。
李毛再次约刘旭东共同去中信银行领取这4000万的承兑汇票，都被刘以各种理由推脱。刘最后百般无奈下告诉李毛说，“这钱（4000万承兑汇票）的确领走了，但都是我二叔安排的，我也没有办法，过两天我还有款进来，我再还你。”
“幕后人”涉黑？
此事之后，李毛慌了神，这3500万元除了300万元是他通过家人筹集，其他3200万他也是从4位朋友那里借的，用途对方也都很清楚，如果这钱要不回来，他全家都将“万劫不复”。李毛开始更频繁的催促刘还钱。
之后，李毛和朋友石磊（化名）跟随刘，去刘的二叔担任法人的一处山庄商谈还款事宜，到地方俨然深夜。突然，有不明人员持枪、砍刀等出现在李毛和石磊的车旁，并且有人用枪在车外指着车内的李毛，叫骂中吼道：“再敢要钱就废了你！”，石磊惊慌中驾车逃跑，几辆车随后猛追，过程中几次差点被对方的车别进深沟，形成事故。 之后一段时间李毛不敢再提还钱事宜。薛英说，发现儿子异常后经询问得知了原委。
“为了保护孩子，我才豁出去这60多岁的老命到处去跑让刘还钱。”薛英说，她也向公安机关和扫黑除恶反映过，但是说在他们山庄里摄像头没有录下这个过程、缺少证据而没有查实这件事情。
但因为3000多万也是借的4个债主的，她家里被债主砸的一件儿完整东西都没有，这3000多万如果要不回来，其全家都真的没法儿活了。随着扫黑除恶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债主倒是再没去她家闹过事，但是欠债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刘的归案，薛英也有一些并不确定的消息“打探”出来。
“我还让人给在看守所的刘某送过2千块钱，他因为和孩子关系好，也叫过我干妈。他才30岁冒头，比我儿子还小，在我心里他再坏也是个孩子，还可能变好，并且他也是个受害者，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没这么多心眼儿一个人干这么大的坏事。听说一开始进到看守所，他认为他顶多就坐个5到7年牢，钱在他二叔手里，他二叔就会把他‘捞’出来，后来听说法官给他谈话告诉他可能会判无期，他就崩溃了，不是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了。”薛说。
薛英说，“虚假诉讼非法转移资产”的案子前后共换过四拨人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是她听说最后两拨负责案件的工作人员都没见过山西国联管业的相关账目，很多账目是办案人员通过银行才查到的，她也曾一度怀疑国联管业的账本在公安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丢失。
记者在晋中市政法委采访时，一位官员也表示，薛英的确是受了委屈，薛英反映的虚假诉讼转移财产的案子他也按照领导指示协调过。但同时也表示，政法委的职能只是组织协调，并不能直接干预案件。在晋中市采访期间也听到了国联管业相关人员疑似涉黑的传言，并把这一说法告知给了该官员。他表示，个别百姓还有更严重的传言、说法儿，但是对于薛英反映的情况，他还是希望能得到顺利推进的。
记者就薛英所反映情况的部分内容，也试图联系刘的二叔进行核实，但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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