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价值走向新高地！金锣集团再次荣耀上榜“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
2022年，肉业龙头金锣集团（以下简称“金锣”）发展势头不减，品牌价值再创新高。近期，品牌价值评估权威机构GYbrand连续第四年发布“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榜单，金锣凭借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优异的市场表现再次荣耀上榜。
金锣上榜“2022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
这一年，疫情反复，驱动用户对健康肉食消费的需求上升到新高度，对整个肉制品市场提出了高端化、健康化、品质化发展的更高要求。这一年，赛道承压，肉制品主赛道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大方向，竞争主要集中在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之间。
在外部和内生的双重夹击中，金锣依然获得高质量发展，获得品牌价值认可，实属不易。这背后，源自金锣二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尤其是近年来，金锣全面革新，从品牌建设、品控管理、产品迭代、技术研发、渠道创新等方面稳中求变、积聚势能，在今年依然实现完美品牌绽放。
匠心品质坚守 奠定品牌价值基石
自创立之初，金锣就确立了“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品牌核心价值观和“打造健康食品产业链，让消费者食肉无忧，美味尽享”的企业使命，并贯穿至今。锚定“健康”定位，金锣把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优质产品当做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构建了严苛到极致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过程中，金锣力促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建立起了一整套标准化体系，实现了原料使用批批把关、生猪屠宰头头检验、成品出厂批批检测、供产运销全程追溯。
全封闭监控生产、全流程动态检验，高度标准化、自动化，全程透明可追溯，这样的产品，给予了消费者可以看得到的放心品质。多年的坚持下来，为金锣这个品牌筑牢了做大做强的根基。如今，“健康”已成为金锣最具辨识度的品牌标识和最具特色的品牌价值，金锣品牌的健康形象已深入人心。
创新产品矩阵 激发品牌持久活力
近年来，依托强健发展根基及创新开拓力量，金锣顺应市场趋势，通过“品类品牌化”运作，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产品品类，形成了冷鲜肉、冻品、熟制品、调理品、调味品等品类齐头并进，中温突破型产品“肉粒多”、高温换代型产品“无淀粉王中王”、德式低温产品“德斯克”、健康创新产品“健食力”、儿童香肠品牌”哈啰伙伴”、家庭餐饮肉制品品牌“好厨易”等明星品牌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速渗透“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品牌价值观，实现品牌的功能延伸和价值拓展。
夯实“科技“力量 彰显品牌硬核实力
各式金锣美食的背后，离不开科研创新力量的支持。事实上，科技创新一直是金锣经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成立至今，金锣依托“一室一院一战”，即：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院、院士工作站，与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食品关键技术领域获得国际PCT专利53项、发明专利35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8项，承担了28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取得了“低温肉制品加工技术”、“冷却肉加工关键技术”、“中国传统肉制品现代加工技术”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
在诸多科研突破的赋能下，金锣一直走在行业研究的前沿，并不断通过创新研发赋予产品更多健康“含金量”：
金锣肉粒多产品经过多年的研发，采用中温肉制品加工技术，既有低温肉制品的美味和营养，又能像高温肉制品一样在常温下保存，美味与营养兼顾，有肉粒更健康。
金锣健食力精选优质瘦肉，通过先进的三重去脂工艺，做到脂肪含量只有2.5%，较同品牌普通香肠减脂60%以上，低脂高蛋白，健康食力派。
德斯克系列肉制品运用德国设备和工艺，采用优质原料和德国进口天然香料，给消费者带来纯正的德国风味体验。
家庭餐饮肉制品全新品牌——金锣好厨易，是金锣把握家庭肉及肉制品消费大趋势下，产品品类升级的又一次全新探索。该品牌以“方便高品质厨房肉制品”为清晰的品牌定位，将秘制排骨、红烧肉、四喜丸子等传统中式家常菜，利用现代化工艺和锁鲜技术，制成即食菜，满足了消费者的营养、健康、便捷化烹饪的需求，既节省了烹饪时间，又能让消费者享受到专业大厨级的烹饪口感。这种方便快捷的家庭饮食体验，为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提供了新选择。
加速布局全渠道生态 赋能品牌价值跃升
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渠道相辅相成。玩转产品和渠道是企业做大做强品牌，实现业务增长的根本。 对于肉制品品牌而言，渠道就是生命线，是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的关键一环。渠道既是销量，也是流量，金锣在巩固和深化现有分销体系，确保大卖场、商超等线下渠道业务稳定不动摇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零售等新兴渠道建设，不断完善销售网络，进而进击市场。
自成立以来，金锣一直十分注重传统渠道建设，构建起紧密合作的新型厂商合作关系，
加大对营销商的帮扶和服务，实现渠道管理精细化且执行效率高。目前，金锣在线下已发展58个系统、30000多家门店、2000多家经销商、100多万个销售网点，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
同时，面对“社区团购”“O2O到家”等新零售模式的崛起，金锣也在逐步加强新兴渠道建设，打造线上消费新体验。其中，通过入驻天猫、京东、零售通、新通路等头部流量电商平台，铺设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研发“金锣优鲜”线上购物平台，金锣借助互联网渠道发展线上销售业务，成功打通了线上线下，实现了互联网趋势下的全渠道融合。
金锣布局直播电商
聚焦体育大事件 创造品牌新高度
正所谓无传播，不品牌，尤其是在媒介碎片化、信息爆炸的当下，传播就是品牌的生命
力。为了实现对用户注意力的强力聚集，金锣在既往的品牌传播中聚焦体育大事件开展创新营销，构建声量场，扩大品牌认知，为品牌做大做强做长久提供永续动力。
早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期，金锣就宣布成为“广州亚运会肉制品供应商”，之后的一系列宣推和传播，将金锣的健康品牌形象深刻植入了消费者心智之中。2018年7月，金锣继续谋求体育营销新攻势，与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达成合作，成为“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供应商”，将双方的“健康理念、拼搏精神”进行融合，全面塑造和传播了金锣品牌的健康形象，助力品牌价值攀登新高度。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更多企业意识到了品牌建设在市场竞争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金锣的品牌意识启蒙较早，此前通过对市场的精准洞察、对产品品类的精心培育、对产品质量的一贯坚持、对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以及对渠道的深耕细作积累了难以复刻的竞争优势，为中国肉制品企业树立了打造强势品牌的典范。
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新兴技术的进步和迭代、商业生态的颠覆与重塑、消费者的代际更替和分化、竞争对手的多维布局和加速成长等都给企业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对此，金锣未来要实现将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做长久的目标，就要树立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居安思危的意识，持续聚焦“品牌”这把利剑的打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品牌永葆活力、制胜未来的出路所在。
2022年，肉业龙头金锣集团（以下简称“金锣”）发展势头不减，品牌价值再创新高。近期，品牌价值评估权威机构GYbrand连续第四年发布“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榜单，金锣凭借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优异的市场表现再次荣耀上榜。
金锣上榜“2022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
这一年，疫情反复，驱动用户对健康肉食消费的需求上升到新高度，对整个肉制品市场提出了高端化、健康化、品质化发展的更高要求。这一年，赛道承压，肉制品主赛道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大方向，竞争主要集中在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之间。
在外部和内生的双重夹击中，金锣依然获得高质量发展，获得品牌价值认可，实属不易。这背后，源自金锣二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尤其是近年来，金锣全面革新，从品牌建设、品控管理、产品迭代、技术研发、渠道创新等方面稳中求变、积聚势能，在今年依然实现完美品牌绽放。
匠心品质坚守 奠定品牌价值基石
自创立之初，金锣就确立了“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品牌核心价值观和“打造健康食品产业链，让消费者食肉无忧，美味尽享”的企业使命，并贯穿至今。锚定“健康”定位，金锣把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优质产品当做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构建了严苛到极致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过程中，金锣力促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建立起了一整套标准化体系，实现了原料使用批批把关、生猪屠宰头头检验、成品出厂批批检测、供产运销全程追溯。
全封闭监控生产、全流程动态检验，高度标准化、自动化，全程透明可追溯，这样的产品，给予了消费者可以看得到的放心品质。多年的坚持下来，为金锣这个品牌筑牢了做大做强的根基。如今，“健康”已成为金锣最具辨识度的品牌标识和最具特色的品牌价值，金锣品牌的健康形象已深入人心。
创新产品矩阵 激发品牌持久活力
近年来，依托强健发展根基及创新开拓力量，金锣顺应市场趋势，通过“品类品牌化”运作，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产品品类，形成了冷鲜肉、冻品、熟制品、调理品、调味品等品类齐头并进，中温突破型产品“肉粒多”、高温换代型产品“无淀粉王中王”、德式低温产品“德斯克”、健康创新产品“健食力”、儿童香肠品牌”哈啰伙伴”、家庭餐饮肉制品品牌“好厨易”等明星品牌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速渗透“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品牌价值观，实现品牌的功能延伸和价值拓展。
夯实“科技“力量 彰显品牌硬核实力
各式金锣美食的背后，离不开科研创新力量的支持。事实上，科技创新一直是金锣经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成立至今，金锣依托“一室一院一战”，即：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技研究院、院士工作站，与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食品关键技术领域获得国际PCT专利53项、发明专利35项，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8项，承担了28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取得了“低温肉制品加工技术”、“冷却肉加工关键技术”、“中国传统肉制品现代加工技术”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
在诸多科研突破的赋能下，金锣一直走在行业研究的前沿，并不断通过创新研发赋予产品更多健康“含金量”：
金锣肉粒多产品经过多年的研发，采用中温肉制品加工技术，既有低温肉制品的美味和营养，又能像高温肉制品一样在常温下保存，美味与营养兼顾，有肉粒更健康。
金锣健食力精选优质瘦肉，通过先进的三重去脂工艺，做到脂肪含量只有2.5%，较同品牌普通香肠减脂60%以上，低脂高蛋白，健康食力派。
德斯克系列肉制品运用德国设备和工艺，采用优质原料和德国进口天然香料，给消费者带来纯正的德国风味体验。
家庭餐饮肉制品全新品牌——金锣好厨易，是金锣把握家庭肉及肉制品消费大趋势下，产品品类升级的又一次全新探索。该品牌以“方便高品质厨房肉制品”为清晰的品牌定位，将秘制排骨、红烧肉、四喜丸子等传统中式家常菜，利用现代化工艺和锁鲜技术，制成即食菜，满足了消费者的营养、健康、便捷化烹饪的需求，既节省了烹饪时间，又能让消费者享受到专业大厨级的烹饪口感。这种方便快捷的家庭饮食体验，为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提供了新选择。
加速布局全渠道生态 赋能品牌价值跃升
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渠道相辅相成。玩转产品和渠道是企业做大做强品牌，实现业务增长的根本。 对于肉制品品牌而言，渠道就是生命线，是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的关键一环。渠道既是销量，也是流量，金锣在巩固和深化现有分销体系，确保大卖场、商超等线下渠道业务稳定不动摇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零售等新兴渠道建设，不断完善销售网络，进而进击市场。
自成立以来，金锣一直十分注重传统渠道建设，构建起紧密合作的新型厂商合作关系，
加大对营销商的帮扶和服务，实现渠道管理精细化且执行效率高。目前，金锣在线下已发展58个系统、30000多家门店、2000多家经销商、100多万个销售网点，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
同时，面对“社区团购”“O2O到家”等新零售模式的崛起，金锣也在逐步加强新兴渠道建设，打造线上消费新体验。其中，通过入驻天猫、京东、零售通、新通路等头部流量电商平台，铺设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研发“金锣优鲜”线上购物平台，金锣借助互联网渠道发展线上销售业务，成功打通了线上线下，实现了互联网趋势下的全渠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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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了实现对用户注意力的强力聚集，金锣在既往的品牌传播中聚焦体育大事件开展创新营销，构建声量场，扩大品牌认知，为品牌做大做强做长久提供永续动力。
早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期，金锣就宣布成为“广州亚运会肉制品供应商”，之后的一系列宣推和传播，将金锣的健康品牌形象深刻植入了消费者心智之中。2018年7月，金锣继续谋求体育营销新攻势，与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达成合作，成为“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供应商”，将双方的“健康理念、拼搏精神”进行融合，全面塑造和传播了金锣品牌的健康形象，助力品牌价值攀登新高度。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更多企业意识到了品牌建设在市场竞争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金锣的品牌意识启蒙较早，此前通过对市场的精准洞察、对产品品类的精心培育、对产品质量的一贯坚持、对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以及对渠道的深耕细作积累了难以复刻的竞争优势，为中国肉制品企业树立了打造强势品牌的典范。
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新兴技术的进步和迭代、商业生态的颠覆与重塑、消费者的代际更替和分化、竞争对手的多维布局和加速成长等都给企业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对此，金锣未来要实现将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做长久的目标，就要树立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居安思危的意识，持续聚焦“品牌”这把利剑的打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品牌永葆活力、制胜未来的出路所在。
【我大使：他们想看笑话，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我大使称有人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5月9日消息，近期法媒密集关注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其中不乏质疑、批评之声，甚至对中方防控措施冷嘲热讽，形成法国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也有部分法国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但难以抵达公众之听；旅法华侨华人面对不同信息，也看法莫衷一是，疑虑颇多。《欧洲时报》特就此采访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请卢大使解读新疫情形势下的中国官方抗疫立场与方略。采访全文发表如下。
一、《欧洲时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方针是由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您对此有何解读？
卢大使：事实和数据表明，坚持“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我们注意到，一些法国专业人士对此表示理解。巴斯德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阿尔诺·丰塔内（Arnaud Fontanet）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均重症病床数量比法国少2倍……如果病毒蔓延，医疗系统可能很快面临饱和。必须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流动，限制病毒传播风险。”
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0倍，如果按法国的比例发生确诊和死亡病例，一定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即便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一些法媒和学者仍在鼓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假如中国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当中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激增时，同一批人恐怕就会转而指责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草菅人命。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无论中国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由，而是想看中国的笑话，等着盼望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早日到来。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那些成天盼望中国失败、崩溃的人注定会失望。
二、《欧洲时报》：一些法媒声称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着力开展疫苗接种运动，疫苗覆盖率低、防护效果差。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卢大使：传播此类论调的人，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也有人是故意散布假消息。我注意到，有法媒称“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60%接种疫苗”。这个数据似是而非。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到4月底已达到2亿270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此外，中国全程接种疫苗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而法国的比例是80%左右。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也已完成7亿5672.3万人，比例约为53%，与法国55%的水平差不多。所谓中国疫苗接种率低、落入“清零”陷阱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作为主流媒体，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是基本职业道德，不应该捕风捉影、张口就来。
有关中国疫苗防护效果差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接种1或2剂灭活疫苗的防护率确实低于信使RNA疫苗。但接种加强针后，两种疫苗防护效果几乎持平。香港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证实，灭活疫苗对预防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重症病例有效率与信使RNA疫苗均达到97%。众所周知，任何疫苗的防护效果都不可能达到100%。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等一众高官先后感染病毒，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王室成员也未能幸免。相信他们都全程接种了信使RNA疫苗，甚至可能接种了加强针，但依然抵挡不住病毒来袭。事实证明，不能盲目迷信信使RNA疫苗的防护效果，接种后依然要坚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基本防护措施。
还有媒体称中国没有信使RNA疫苗。其实早在去年5月，中国沃森生物公司研发的信使RNA疫苗就在墨西哥开展了三期临床试验。只不过因为辉瑞、莫德纳疫苗已经占领市场，商业前景不看好，最终未能投放市场。这与赛诺菲公司研发疫苗进度不如辉瑞和莫德纳而最终放弃的情况类似。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疫苗研发，灭活疫苗、信使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并成功实现临床试验全覆盖，稳居全球先进行列。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有三款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三、《欧洲时报》：一些法媒一边批评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一边赞扬台湾地区防疫效果，并将台称为“民主国家”。您对此有何评论？
卢大使：只要对近期台湾地区疫情形势稍加关注，就知道台防疫表现并不好。4月28日以来，台湾地区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新增破万，其中5月3日单日新增超2.3万人，医疗系统开始不堪重负。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台湾当局选择全面“躺平”。据台湾卫生主管部门预测，疫情将在5月中下旬达到高峰，预估日增超过2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预计最终感染人数会达到350万至500万。得益于“动态清零”措施，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多日明显下降，目前每天只有几百例，疫情传播“拐点”已经出现。两相对比，台湾和上海到底哪个防疫效果更好，自有公论。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法媒在报道疫情时“夹带私货”，将台湾与日本、新西兰等并列称为“国家”。相信这样说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无心之举，但也有一些人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企图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口误”，来逐步篡改国际舆论有关台湾的叙事，让本国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错误观念，将来一旦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制止“台独”、统一祖国时，他们好裹挟民众谴责中国“侵略”。台湾不是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包括法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的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常识，主流报纸的记者和撰稿人作为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个别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文字表述上搬弄是非，就是为了怂恿民进党当局在谋求“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因为“台独”就意味战争。如果未来台海真的生战生乱，所有明里暗里聒噪“台独”言论之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奉劝法国朋友在表述台湾问题时采取更为严谨的态度。试想如果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科西嘉与其他国家并列，称为“国家”，法国人肯定会不高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当法国人将台湾称作“国家”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呢？中国赞赏并相信法国政府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希望它教育本国公民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四、《欧洲时报》：法媒近期非常关注中国“动态清零”可能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回应？
卢大使：世界经济重现低迷不是中国造成的。西方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去年底就出现了，而当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全方位、无底线的制裁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正是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证了国内生产生活秩序正常，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国去年经济增长8.1%，进出口贸易增长21.4%，就是明证。而近期中国一些地方疫情反弹，导致临时关闭工厂、局部停运码头，恰恰是因为个别地方“动态清零”政策执行得不好，麻痹大意了。而中国政府当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生产生活秩序，为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提供助力。要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是最应受指责的。去年下半年，美国疫情高位运行，一度每天确诊病例上百万，导致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大批出现“病假潮”“离职潮”，港口滞压货轮成百上千，直接酿成全球供应链紊乱的严重后果。如果那些批评中国的人真的关心全球供应链，怎么听不到他们对美国有任何抱怨和批评？再者，当华为公司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切断芯片供应时，当上千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断供时，法媒为何不谴责这种公然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行为？华为公司的5G设备已由法国官方权威机构检测证明是安全产品，为什么不能同其他欧洲公司享有同样市场待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更不应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盲目跟从美国脚步。
五、《欧洲时报》：近日，一家法媒在社论中将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封控措施称作“中国古拉格”。在您看来，发表此类言论用意何在？
卢大使：显然这家媒体是在借防疫问题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为了抑制病毒传播，各国都相应采取了封控措施。如法国曾先后实施过三轮封控措施，尤其是2020年3月至5月的第一轮封控十分严格。如果将中国的封控措施称作“古拉格”，法国的封控又该被称作什么呢？在法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空间，有些人一提到中国就表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仇恨。事实上，中、法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既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也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井水不犯河水”，本应相安无事。那些成天想着诋毁、教训中国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到底是站在法国立场，还是美国立场上说话？当你无端指责中国时，不要忘了，一根手指指向中国的同时，还有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我大使称有人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5月9日消息，近期法媒密集关注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其中不乏质疑、批评之声，甚至对中方防控措施冷嘲热讽，形成法国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也有部分法国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但难以抵达公众之听；旅法华侨华人面对不同信息，也看法莫衷一是，疑虑颇多。《欧洲时报》特就此采访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请卢大使解读新疫情形势下的中国官方抗疫立场与方略。采访全文发表如下。
一、《欧洲时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方针是由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您对此有何解读？
卢大使：事实和数据表明，坚持“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我们注意到，一些法国专业人士对此表示理解。巴斯德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阿尔诺·丰塔内（Arnaud Fontanet）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均重症病床数量比法国少2倍……如果病毒蔓延，医疗系统可能很快面临饱和。必须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流动，限制病毒传播风险。”
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0倍，如果按法国的比例发生确诊和死亡病例，一定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即便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一些法媒和学者仍在鼓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假如中国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当中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激增时，同一批人恐怕就会转而指责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草菅人命。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无论中国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由，而是想看中国的笑话，等着盼望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早日到来。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那些成天盼望中国失败、崩溃的人注定会失望。
二、《欧洲时报》：一些法媒声称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着力开展疫苗接种运动，疫苗覆盖率低、防护效果差。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卢大使：传播此类论调的人，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也有人是故意散布假消息。我注意到，有法媒称“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60%接种疫苗”。这个数据似是而非。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到4月底已达到2亿270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此外，中国全程接种疫苗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而法国的比例是80%左右。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也已完成7亿5672.3万人，比例约为53%，与法国55%的水平差不多。所谓中国疫苗接种率低、落入“清零”陷阱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作为主流媒体，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是基本职业道德，不应该捕风捉影、张口就来。
有关中国疫苗防护效果差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接种1或2剂灭活疫苗的防护率确实低于信使RNA疫苗。但接种加强针后，两种疫苗防护效果几乎持平。香港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证实，灭活疫苗对预防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重症病例有效率与信使RNA疫苗均达到97%。众所周知，任何疫苗的防护效果都不可能达到100%。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等一众高官先后感染病毒，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王室成员也未能幸免。相信他们都全程接种了信使RNA疫苗，甚至可能接种了加强针，但依然抵挡不住病毒来袭。事实证明，不能盲目迷信信使RNA疫苗的防护效果，接种后依然要坚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基本防护措施。
还有媒体称中国没有信使RNA疫苗。其实早在去年5月，中国沃森生物公司研发的信使RNA疫苗就在墨西哥开展了三期临床试验。只不过因为辉瑞、莫德纳疫苗已经占领市场，商业前景不看好，最终未能投放市场。这与赛诺菲公司研发疫苗进度不如辉瑞和莫德纳而最终放弃的情况类似。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疫苗研发，灭活疫苗、信使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并成功实现临床试验全覆盖，稳居全球先进行列。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有三款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三、《欧洲时报》：一些法媒一边批评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一边赞扬台湾地区防疫效果，并将台称为“民主国家”。您对此有何评论？
卢大使：只要对近期台湾地区疫情形势稍加关注，就知道台防疫表现并不好。4月28日以来，台湾地区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新增破万，其中5月3日单日新增超2.3万人，医疗系统开始不堪重负。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台湾当局选择全面“躺平”。据台湾卫生主管部门预测，疫情将在5月中下旬达到高峰，预估日增超过2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预计最终感染人数会达到350万至500万。得益于“动态清零”措施，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多日明显下降，目前每天只有几百例，疫情传播“拐点”已经出现。两相对比，台湾和上海到底哪个防疫效果更好，自有公论。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法媒在报道疫情时“夹带私货”，将台湾与日本、新西兰等并列称为“国家”。相信这样说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无心之举，但也有一些人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企图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口误”，来逐步篡改国际舆论有关台湾的叙事，让本国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错误观念，将来一旦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制止“台独”、统一祖国时，他们好裹挟民众谴责中国“侵略”。台湾不是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包括法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的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常识，主流报纸的记者和撰稿人作为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个别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文字表述上搬弄是非，就是为了怂恿民进党当局在谋求“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因为“台独”就意味战争。如果未来台海真的生战生乱，所有明里暗里聒噪“台独”言论之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奉劝法国朋友在表述台湾问题时采取更为严谨的态度。试想如果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科西嘉与其他国家并列，称为“国家”，法国人肯定会不高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当法国人将台湾称作“国家”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呢？中国赞赏并相信法国政府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希望它教育本国公民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四、《欧洲时报》：法媒近期非常关注中国“动态清零”可能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回应？
卢大使：世界经济重现低迷不是中国造成的。西方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去年底就出现了，而当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全方位、无底线的制裁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正是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证了国内生产生活秩序正常，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国去年经济增长8.1%，进出口贸易增长21.4%，就是明证。而近期中国一些地方疫情反弹，导致临时关闭工厂、局部停运码头，恰恰是因为个别地方“动态清零”政策执行得不好，麻痹大意了。而中国政府当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生产生活秩序，为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提供助力。要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是最应受指责的。去年下半年，美国疫情高位运行，一度每天确诊病例上百万，导致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大批出现“病假潮”“离职潮”，港口滞压货轮成百上千，直接酿成全球供应链紊乱的严重后果。如果那些批评中国的人真的关心全球供应链，怎么听不到他们对美国有任何抱怨和批评？再者，当华为公司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切断芯片供应时，当上千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断供时，法媒为何不谴责这种公然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行为？华为公司的5G设备已由法国官方权威机构检测证明是安全产品，为什么不能同其他欧洲公司享有同样市场待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更不应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盲目跟从美国脚步。
五、《欧洲时报》：近日，一家法媒在社论中将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封控措施称作“中国古拉格”。在您看来，发表此类言论用意何在？
卢大使：显然这家媒体是在借防疫问题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为了抑制病毒传播，各国都相应采取了封控措施。如法国曾先后实施过三轮封控措施，尤其是2020年3月至5月的第一轮封控十分严格。如果将中国的封控措施称作“古拉格”，法国的封控又该被称作什么呢？在法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空间，有些人一提到中国就表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仇恨。事实上，中、法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既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也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井水不犯河水”，本应相安无事。那些成天想着诋毁、教训中国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到底是站在法国立场，还是美国立场上说话？当你无端指责中国时，不要忘了，一根手指指向中国的同时，还有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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