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察：哲学家Eric Hoffer，7岁时失明，15岁时奇迹般恢复了视力，18岁时成为独身者，从那时起在图书馆自学。 虽然他分析大众社会的书很出色，如《真正的信徒：关于群众运动本质的思考》，Eric Hoffer的许多话都抓住了人性的本质。
「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时，他们通常会相互模仿。」
「当我们一心想着未来的时候，不仅忽视了现在的真实情况，而且我们往往最终会伪造过去。」
「对幸福的追求，这是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语言是为了提出问题而发明的。 可以用嘲讽和手势来回答，但问题必须用语言表达。 当人们说出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时，人类就出现了。社会停滞不是因为缺乏答案，而是因为缺乏提出问题的冲动。」
「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时，他们通常会相互模仿。」
「当我们一心想着未来的时候，不仅忽视了现在的真实情况，而且我们往往最终会伪造过去。」
「对幸福的追求，这是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语言是为了提出问题而发明的。 可以用嘲讽和手势来回答，但问题必须用语言表达。 当人们说出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时，人类就出现了。社会停滞不是因为缺乏答案，而是因为缺乏提出问题的冲动。」
《我的妈妈，是个朴素的英雄》文｜读者：李尚清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晚饭后路过操场，看到航院和化院比赛，渗透进夏夜微风里汗水的味道，是青春的气息了~
此刻路过别人的青春，回忆起自己的年少，真正体会到“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的含义，显然这已经不再属于现在的我。
打游戏的过程都是从低难度到高难度的，生活也是。前面那么多关卡都通过了，这次也是一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给我冲！
没有永远的困难，只有一次又一次超跃，然后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此刻路过别人的青春，回忆起自己的年少，真正体会到“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的含义，显然这已经不再属于现在的我。
打游戏的过程都是从低难度到高难度的，生活也是。前面那么多关卡都通过了，这次也是一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给我冲！
没有永远的困难，只有一次又一次超跃，然后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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