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试水！惠州交警昼夜奋战护平安】“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水在日前抵达惠州，我市各地普降大雨，市民正常出行受到影响。极端恶劣天气下，惠州交警持续加大巡逻管控频次密度，全力疏堵保畅、查违纠违、救助群众......即使风雨交加，“荧光绿”始终坚守在最前线，以身试水，昼夜奋战，守护一方平安。#惠州交警护航交通#
一、大树倾倒，交警冒雨清理
5月11日晚，惠州市区迎来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
21时20分，鳄湖路一棵大树倾倒横躺道路中央。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江南大队下角执勤组民警刘家兵、辅警陈成东、廖嘉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着大雨，用砍刀、手锯砍下树枝，与特巡队员、派出所警力合力迅速将树枝、树干清理出路面，并安排专人指挥疏导车辆，确保交通安全畅通。无独有偶，21时30分，长寿路一棵大树倾倒横躺道路中央，西湖中队民警吴竞玮、辅警曾京波、钟志伟、彭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尽快恢复交通，现场警力通知环卫、园林等部门后，冒雨徒手齐心协力将倒塌的树枝清理出路面，快速恢复交通，避免拥堵。
二、道路积水，交警徒手排堵
5月11日，惠东大雨滂沱。当晚，惠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员巡逻至吉黄路信利达路口时，发现该路段出现积水内涝，给过往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造成极大的不便。随即，警员立即展开了清淤排堵工作。由于积水过深，排水口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警员以身试水，在浑浊的积水中徒手一步步地摸索。待摸到井盖后，警员使用工具将下水道井盖用力撬开，再用双手一点一点地将堵塞的杂物清理。在警员的不懈努力下，积水被排尽，道路恢复正常秩序。当日11时许，一名女子驾驶小车与家人正从巽寮赶回淡水，小车前轮胎突然爆裂，无法行驶。此时雨势正猛，正在附近检查站执勤的警员卢小明、马启伟、邓君志等人见状，立马脱下制服、鞋袜，卷起裤腿，俯下身来为小车换上备用轮胎。轮胎换好后，车辆恢复正常，车上一行人向警员再三道谢。
三、群众突发疾病，交警紧急护送
5月11日上午，大亚湾区公安局交警大队特勤警员杨明山、翟建城巡逻至中兴中路红树林路段时，接到一女子求助称，其丈夫突发疾病，心脏不适，需要紧急送往医院就医。警员掌握相关情况后，立即将情况上报，打开警灯、鸣响警笛，迅速开启“绿色通道”。由一名警员驾驶求助人车辆，另一人驾驶警用摩托车在前方紧急开道。一路上，警员不断通过喊话器提示过往车辆避让，仅用时5分钟便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为其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见病人得到妥善救治后，警员离开继续投入到了执勤之中。
四、顶风冒雨，查患纠违不停歇
5月11日19时许，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巡逻至龙门服务区时，一辆小客车迎面驶来，车内人头攒动，车身明显下沉，存在超员嫌疑，民警随即上前将其拦停。经进一步核查，该车核载9人，实载10人，超员1人。据了解，车上乘客均为东莞某驾校学员，准备前往韶关考试。暴雨天气，驾驶员自认为交警都忙于执勤抢险，无暇顾及查处交通违法行为，于是心存侥幸上路行驶。针对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予以相应的处罚，超员乘客在民警的监督下得到安全转运。
五、突现“拦路虎”，交警快速处置
5月11日15时33分，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甬莞高速惠州往东莞方向良井服务区附近有大树倒下，影响了行车安全。接警后，执勤民警黄卫平、辅警方业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只见倒伏的大树占据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情况紧急，民警迅速拉响警笛，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同闻讯赶来的路政、养护人员开展紧张的清理工作。约半小时后，树枝被清理完毕，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5月12日清晨6时20分，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纪武昊、辅警吴嘉华巡逻至甬莞高速往惠东方向1405公里处时，发现行车道内掉落有一块轮胎皮，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执勤警员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果断上前迅速将轮胎皮清理至护栏外，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经检查，轮胎皮系大货车爆胎后的遗留物，质地坚硬，钢丝外露，一旦有车辆碾压，极有可能再次引发爆胎，后果不堪设想。
不惧风雨、逆流而上，惠州交警将继续坚守“战汛”一线，努力确保群众出行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请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请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一、大树倾倒，交警冒雨清理
5月11日晚，惠州市区迎来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
21时20分，鳄湖路一棵大树倾倒横躺道路中央。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江南大队下角执勤组民警刘家兵、辅警陈成东、廖嘉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着大雨，用砍刀、手锯砍下树枝，与特巡队员、派出所警力合力迅速将树枝、树干清理出路面，并安排专人指挥疏导车辆，确保交通安全畅通。无独有偶，21时30分，长寿路一棵大树倾倒横躺道路中央，西湖中队民警吴竞玮、辅警曾京波、钟志伟、彭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尽快恢复交通，现场警力通知环卫、园林等部门后，冒雨徒手齐心协力将倒塌的树枝清理出路面，快速恢复交通，避免拥堵。
二、道路积水，交警徒手排堵
5月11日，惠东大雨滂沱。当晚，惠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员巡逻至吉黄路信利达路口时，发现该路段出现积水内涝，给过往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造成极大的不便。随即，警员立即展开了清淤排堵工作。由于积水过深，排水口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警员以身试水，在浑浊的积水中徒手一步步地摸索。待摸到井盖后，警员使用工具将下水道井盖用力撬开，再用双手一点一点地将堵塞的杂物清理。在警员的不懈努力下，积水被排尽，道路恢复正常秩序。当日11时许，一名女子驾驶小车与家人正从巽寮赶回淡水，小车前轮胎突然爆裂，无法行驶。此时雨势正猛，正在附近检查站执勤的警员卢小明、马启伟、邓君志等人见状，立马脱下制服、鞋袜，卷起裤腿，俯下身来为小车换上备用轮胎。轮胎换好后，车辆恢复正常，车上一行人向警员再三道谢。
三、群众突发疾病，交警紧急护送
5月11日上午，大亚湾区公安局交警大队特勤警员杨明山、翟建城巡逻至中兴中路红树林路段时，接到一女子求助称，其丈夫突发疾病，心脏不适，需要紧急送往医院就医。警员掌握相关情况后，立即将情况上报，打开警灯、鸣响警笛，迅速开启“绿色通道”。由一名警员驾驶求助人车辆，另一人驾驶警用摩托车在前方紧急开道。一路上，警员不断通过喊话器提示过往车辆避让，仅用时5分钟便将病人安全送达医院，为其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见病人得到妥善救治后，警员离开继续投入到了执勤之中。
四、顶风冒雨，查患纠违不停歇
5月11日19时许，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巡逻至龙门服务区时，一辆小客车迎面驶来，车内人头攒动，车身明显下沉，存在超员嫌疑，民警随即上前将其拦停。经进一步核查，该车核载9人，实载10人，超员1人。据了解，车上乘客均为东莞某驾校学员，准备前往韶关考试。暴雨天气，驾驶员自认为交警都忙于执勤抢险，无暇顾及查处交通违法行为，于是心存侥幸上路行驶。针对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予以相应的处罚，超员乘客在民警的监督下得到安全转运。
五、突现“拦路虎”，交警快速处置
5月11日15时33分，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甬莞高速惠州往东莞方向良井服务区附近有大树倒下，影响了行车安全。接警后，执勤民警黄卫平、辅警方业康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只见倒伏的大树占据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情况紧急，民警迅速拉响警笛，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同闻讯赶来的路政、养护人员开展紧张的清理工作。约半小时后，树枝被清理完毕，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5月12日清晨6时20分，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纪武昊、辅警吴嘉华巡逻至甬莞高速往惠东方向1405公里处时，发现行车道内掉落有一块轮胎皮，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执勤警员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果断上前迅速将轮胎皮清理至护栏外，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经检查，轮胎皮系大货车爆胎后的遗留物，质地坚硬，钢丝外露，一旦有车辆碾压，极有可能再次引发爆胎，后果不堪设想。
不惧风雨、逆流而上，惠州交警将继续坚守“战汛”一线，努力确保群众出行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请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请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三联美食# 北方人对春天的渴望要比南方人强烈一些，因为即使南方在冬天也总可以找到春天遗留的气息，绿色还是可见的。而北方到了冬天万物凋零，只剩下单一乏味的黄褐色，枯燥得人心都冬眠了。并且春天总是先到南方溜达一圈后，才拐了个弯慢吞吞地来到北方。
好在迟归迟，春天还是来了。公园里的桃树开花了，路边的野草泛出了新绿。虽然还是乍暖还寒，但小城的帅哥美女耐不住寂寞，提前穿起了短袖、裙子和春天争一份春色。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小区的不远处有一夜市，随着天气变暖，夜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下班回家经过夜市的时候，人声鼎沸灯光灿烂的夜市传来的一股股香味总让我直奔夜市而去。
夜市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人生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我经常光顾的是一个卖爆炒田螺的小摊，老板是夫妻两人，年纪大约都三十几岁。男人胖乎乎的，长着一张娃娃脸，整天笑眯眯的。女人小巧玲珑，笑起来嘴边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去的次数多了，彼此都熟悉了。我一到夫妻二人的小摊位，老板娘不用我说什么，就直接拿了一大杯扎啤放在我面前，笑一笑说：“来了。”然后忙着招呼其他客人去了。而老板则叮叮当当地操作起来，开了火，炒瓢里倒了油，给我爆炒起田螺来，他们夫妻二人都知道我就好那一口。
油烟起，老板将葱、姜、蒜等各种佐料入锅。“哧啦”一声响，香味蹿出，缕缕勾魂。佐料炸出香味，田螺登场，处理好的田螺一入锅，高温的油飞溅而出，锅底的火焰引燃了锅中的油。锅中的田螺就在火焰中跳舞。老板急速地翻动炒瓢，锅中的田螺高高被抛起，又一个不落地入锅。田螺在锅中发出沙沙的响声，与锅奏出一曲完美的美食合奏曲。
不一会功夫，一盘热气腾腾的香辣爆炒田螺就放在了我面前。手上戴起一次性塑料手套，直接拿起一个田螺送到嘴边，轻轻地一嘬，吮吸的啧啧有声，那声音是消魂的，是对美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田螺肉滑嫩入口，肉细腻而又不失Q弹，肉虽然少，但肉感细腻、滑嫩、筋道、肉香满满。吃了田螺肉，不忘记再嘬嘬田螺坚硬的外壳，麻辣鲜香全员集合，麻而不躁、辣而不火、油而不腻，麻中有辣，辣中有鲜，味蕾感觉到不同层次的味道，最后糅合到一起就只剩下一个字“香”。
我吃田螺用江湖话叫“武吃”，就是直接用手抓起来吃，有点有失风度。还有一种吃法叫“文吃”，也可以叫作“雅吃”，用牙签挑了田螺壳里的肉，优雅地送到嘴里，也吃出了万种风情。
爆炒田螺配扎啤，那简直就是神仙搭配。夜晚褪去了白天的闷热与烦恼，坐在烟火气满满的小吃摊，吹着清凉的小风，头顶是深邃的天空，天空中繁星闪烁。吃一个田螺，让肉香充溢着口腔。然后喝一口啤酒，高大透明的玻璃杯中的啤酒是快乐的源泉。
诱人的金黄色啤酒升腾起肉眼可见的一连串细小的泡泡，在杯口堆积起一朵轻盈洁白的云，细小的泡沫嗤嗤地破灭，声音欢快悦耳。喝一口啤酒，啤酒的泡沫温柔地包围了口腔，接着一股清凉入喉，啤酒恰到好处的微甘微苦伴随清凉瞬间就让人有说不出的舒服。
吃田螺讲究的是细嚼慢咽，田螺肉少，不像吃大鱼大肉一样能大快朵颐，此种滋味只有慢慢品尝，吃的是味道与愉悦的心情。时间在悄悄地流淌，身体一点点放松，忘却疲劳，忘却烦恼，进入最佳的境界，脑中只有美食没有其他。
田螺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款从古至今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不论是达官贵族，还是文人墨客、平民走卒都追捧的美食。
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对田螺的赞美是不吝笔墨。
春秋时期的《国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国境内遭受了一次罕见严重的旱灾，国库空虚，市无食粮，为了让百姓们填饱肚子，吴国政府下令百姓前往东海之滨，在这里可以以“蒲赢”为食，这里的“蒲赢”指的就是田螺。
而且在南北朝的文献记录中，将田螺描写成为“大如梨橘，小如桃李”的体型，可见古时候的田螺最大的作用是“管饱”。等过了天灾战乱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开始富足了，于是也学会了享受生活，此时品尝田螺不光是吃饱了，而且还想品尝一些难得的美味佳肴，这才不枉来人间一趟，于是就有了“啄螺蛳过酒，强盗赶来勿肯走”的说法。
其实就连尝尽了人世间山珍海味的帝王，也无法抵抗田螺的魅力，南宋的建国者宋高宗赵构，在他去臣子家吃饭的时候，这位大臣为了讨好帝王，于是足足准备了30道不同珍馐美食，其中就有“香螺炸肚”“姜醋生螺”两道以田螺为原料的美食。
我喜欢吃田螺由来已久，小时候便喜欢吃田螺。在农村长大，每到夏末秋初的时候，正是田螺肥美的时候，经常到小溪里或者池塘边摸了田螺让妈妈做了吃。
妈妈把我摸回来的田螺浸泡在清水中，倒一点菜籽油进去让田螺吐出泥沙。然后剪去尾部，清洗干净沥干水分备用。接着准备好姜片、蒜片、葱花、干辣椒段。起锅烧油，油温八成热，倒入姜片、蒜片、干辣椒段爆香，接着倒入田螺，大火翻炒。然后加入少许的盐，花椒面，花椒粒、姜粉调料，倒入酱油上色，白酒去腥，继续翻炒。爆炒3至5分钟，再倒入清水焖煮几分钟收汁。出锅的时候撒上备好的葱花，一盘麻辣鲜香的爆炒田螺就新鲜出炉了。
这是小时候“妈妈版”的田螺，那时候物质匮乏，爆炒田螺的时候不像现在一样有什么火锅底料、豆瓣酱等佐料可以用，用的都是最简单的食材。就是“妈妈版”的简单的爆炒田螺让我吃的有滋有味，抓了田螺就往嘴里塞，双手油渍渍的，恨不得把手指头咬了吃，馋哭了邻居的小孩。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就了一个人的胃。在外的游子，无论在外面漂泊了多久，家乡的味道才是最纯正的，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华灯初上，拖着一身的疲惫，走进喧嚣的夜市。喊一声：“老板，来一盘爆炒田螺，一杯扎啤。”田螺滑嫩麻辣鲜香，啤酒清爽，慢慢品尝。在慢时光中让身心放松，疲劳尽散，美哉快哉！
《爆炒田螺配扎啤，夜市上难以抵挡的诱惑》 文 | 刘旭
好在迟归迟，春天还是来了。公园里的桃树开花了，路边的野草泛出了新绿。虽然还是乍暖还寒，但小城的帅哥美女耐不住寂寞，提前穿起了短袖、裙子和春天争一份春色。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小区的不远处有一夜市，随着天气变暖，夜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下班回家经过夜市的时候，人声鼎沸灯光灿烂的夜市传来的一股股香味总让我直奔夜市而去。
夜市的诱惑是不可阻挡的，人生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我经常光顾的是一个卖爆炒田螺的小摊，老板是夫妻两人，年纪大约都三十几岁。男人胖乎乎的，长着一张娃娃脸，整天笑眯眯的。女人小巧玲珑，笑起来嘴边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去的次数多了，彼此都熟悉了。我一到夫妻二人的小摊位，老板娘不用我说什么，就直接拿了一大杯扎啤放在我面前，笑一笑说：“来了。”然后忙着招呼其他客人去了。而老板则叮叮当当地操作起来，开了火，炒瓢里倒了油，给我爆炒起田螺来，他们夫妻二人都知道我就好那一口。
油烟起，老板将葱、姜、蒜等各种佐料入锅。“哧啦”一声响，香味蹿出，缕缕勾魂。佐料炸出香味，田螺登场，处理好的田螺一入锅，高温的油飞溅而出，锅底的火焰引燃了锅中的油。锅中的田螺就在火焰中跳舞。老板急速地翻动炒瓢，锅中的田螺高高被抛起，又一个不落地入锅。田螺在锅中发出沙沙的响声，与锅奏出一曲完美的美食合奏曲。
不一会功夫，一盘热气腾腾的香辣爆炒田螺就放在了我面前。手上戴起一次性塑料手套，直接拿起一个田螺送到嘴边，轻轻地一嘬，吮吸的啧啧有声，那声音是消魂的，是对美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田螺肉滑嫩入口，肉细腻而又不失Q弹，肉虽然少，但肉感细腻、滑嫩、筋道、肉香满满。吃了田螺肉，不忘记再嘬嘬田螺坚硬的外壳，麻辣鲜香全员集合，麻而不躁、辣而不火、油而不腻，麻中有辣，辣中有鲜，味蕾感觉到不同层次的味道，最后糅合到一起就只剩下一个字“香”。
我吃田螺用江湖话叫“武吃”，就是直接用手抓起来吃，有点有失风度。还有一种吃法叫“文吃”，也可以叫作“雅吃”，用牙签挑了田螺壳里的肉，优雅地送到嘴里，也吃出了万种风情。
爆炒田螺配扎啤，那简直就是神仙搭配。夜晚褪去了白天的闷热与烦恼，坐在烟火气满满的小吃摊，吹着清凉的小风，头顶是深邃的天空，天空中繁星闪烁。吃一个田螺，让肉香充溢着口腔。然后喝一口啤酒，高大透明的玻璃杯中的啤酒是快乐的源泉。
诱人的金黄色啤酒升腾起肉眼可见的一连串细小的泡泡，在杯口堆积起一朵轻盈洁白的云，细小的泡沫嗤嗤地破灭，声音欢快悦耳。喝一口啤酒，啤酒的泡沫温柔地包围了口腔，接着一股清凉入喉，啤酒恰到好处的微甘微苦伴随清凉瞬间就让人有说不出的舒服。
吃田螺讲究的是细嚼慢咽，田螺肉少，不像吃大鱼大肉一样能大快朵颐，此种滋味只有慢慢品尝，吃的是味道与愉悦的心情。时间在悄悄地流淌，身体一点点放松，忘却疲劳，忘却烦恼，进入最佳的境界，脑中只有美食没有其他。
田螺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款从古至今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不论是达官贵族，还是文人墨客、平民走卒都追捧的美食。
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对田螺的赞美是不吝笔墨。
春秋时期的《国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国境内遭受了一次罕见严重的旱灾，国库空虚，市无食粮，为了让百姓们填饱肚子，吴国政府下令百姓前往东海之滨，在这里可以以“蒲赢”为食，这里的“蒲赢”指的就是田螺。
而且在南北朝的文献记录中，将田螺描写成为“大如梨橘，小如桃李”的体型，可见古时候的田螺最大的作用是“管饱”。等过了天灾战乱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开始富足了，于是也学会了享受生活，此时品尝田螺不光是吃饱了，而且还想品尝一些难得的美味佳肴，这才不枉来人间一趟，于是就有了“啄螺蛳过酒，强盗赶来勿肯走”的说法。
其实就连尝尽了人世间山珍海味的帝王，也无法抵抗田螺的魅力，南宋的建国者宋高宗赵构，在他去臣子家吃饭的时候，这位大臣为了讨好帝王，于是足足准备了30道不同珍馐美食，其中就有“香螺炸肚”“姜醋生螺”两道以田螺为原料的美食。
我喜欢吃田螺由来已久，小时候便喜欢吃田螺。在农村长大，每到夏末秋初的时候，正是田螺肥美的时候，经常到小溪里或者池塘边摸了田螺让妈妈做了吃。
妈妈把我摸回来的田螺浸泡在清水中，倒一点菜籽油进去让田螺吐出泥沙。然后剪去尾部，清洗干净沥干水分备用。接着准备好姜片、蒜片、葱花、干辣椒段。起锅烧油，油温八成热，倒入姜片、蒜片、干辣椒段爆香，接着倒入田螺，大火翻炒。然后加入少许的盐，花椒面，花椒粒、姜粉调料，倒入酱油上色，白酒去腥，继续翻炒。爆炒3至5分钟，再倒入清水焖煮几分钟收汁。出锅的时候撒上备好的葱花，一盘麻辣鲜香的爆炒田螺就新鲜出炉了。
这是小时候“妈妈版”的田螺，那时候物质匮乏，爆炒田螺的时候不像现在一样有什么火锅底料、豆瓣酱等佐料可以用，用的都是最简单的食材。就是“妈妈版”的简单的爆炒田螺让我吃的有滋有味，抓了田螺就往嘴里塞，双手油渍渍的，恨不得把手指头咬了吃，馋哭了邻居的小孩。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就了一个人的胃。在外的游子，无论在外面漂泊了多久，家乡的味道才是最纯正的，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华灯初上，拖着一身的疲惫，走进喧嚣的夜市。喊一声：“老板，来一盘爆炒田螺，一杯扎啤。”田螺滑嫩麻辣鲜香，啤酒清爽，慢慢品尝。在慢时光中让身心放松，疲劳尽散，美哉快哉！
《爆炒田螺配扎啤，夜市上难以抵挡的诱惑》 文 |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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