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民警李罗敏：站完最后一次国庆岗，是我最好的告别】
重庆之声10月1日讯 “我说老李啊，放完假你就去办手续了，你这几天就歇歇吧。”当石坪桥街道石坪村社区原党委书记张国庆在国庆当天看到李罗敏仍穿着警服巡逻时，有点吃惊。因为这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石坪桥派出所的民警10月9日就要退休了。“歇什么哦，过几天我想上班都不行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当是和老邻居们告别了。”李罗敏仍是一如这40年在派出所工作的每一天一样，笑嘻嘻地和这位老兄弟说着。李罗敏一进入公安队伍就在石坪桥派出所，一干就是40年，他见证过这一地区的变迁史，从盛极一时到经历转型阵痛，再到如今涅槃重生，其中的每一次变迁，也都跟李罗敏的工作息息相关。

“李摩托”

1980年底，20岁的李罗敏刚到石坪桥派出所，就被分配到八段当户籍民警，当时重庆城区300户就划一段，而石坪桥的八段足足有1000户人。

所领导安排一个刚工作的年轻小伙去管理所辖区最大一段，李罗敏开始也不理解，直到在辖区几次被群众叫成“陈户籍”，他才发现，之前在这一段工作的户籍民警跟他一样，一张方正脸、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警服一穿，是有几分相似。

原来，八段从造漆村到马王乡，三区交界，城乡结合，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理想，盗抢事件频发，需要一个人高马大的民警来震慑那些不法分子。李罗敏很不服气，自己不能只靠这个外形当好这个片儿警。除了有块头，李罗敏还有干劲。针对八段的特殊环境，李罗敏就每晚熬夜巡逻，“那时候盗抢多，但犯罪手法并不隐蔽，只要我们巡逻得多，抓现行一抓一个准。”几个月下来，段上的居民逐渐和这名新来的片儿警熟悉了起来，总算不叫他“陈户籍”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户籍”，全因为他个子高的特征突出，“嗐，就是不喊我‘李户籍’。”

总被喊错姓氏的尴尬状况至到1983年才改变，他那时候又有了新外号——“李摩托”，骑着派出所当时唯一的“警车”边三轮，笼上皮靴，这名大高个就是当时石坪桥一带“最靓的仔”。不过民警骑摩托不是为了耍帅，而是要频繁去辖区的厂矿，这时的李罗敏已经转到了治安岗位。

“群防群治”

上世纪80年代，石坪桥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工矿企业上百家，食品、家电、生活用品……制造业繁华一时，作为治安民警，企业安全是李罗敏关注的重点。治安民警人手少，“警车”也只有一台边三轮，人力物力都紧张，要管理好大量企业实在有难度。当时在饮料厂上班的张国庆记得，要办理涉企案件不容易，因为派出所没有专门的刑侦民警，都是治安民警一肩挑，假如一个企业发生盗窃案，治安民警出警，能办就办，难度较大则要出动分局的刑警队，而上百家企业，如果遇上连续作案，不仅派出所警力支绌，刑警队人手也不够——因为九龙坡区工业发达，其他区域的涉企案件也不少。

1985年，石坪桥派出所创新机制，整合辖区厂矿的内保力量，推出联勤组，即一个厂出现案件，周边几个厂的保卫科一同出力，协助治安民警办案，算得上是群防群治护企的早期尝试。

李罗敏回忆，在那个年代就有了大型诈骗案件，一名男子3天光顾了4家厂，靠着一张“空头支票”，从这些厂提货，饮料、冰箱、热水瓶、彩电拉了整整一车，价值27万元。接到报警后，李罗敏组织联勤组，丢冰箱的厂派出2名保卫干部，丢饮料的厂提供了一辆212吉普车，一路追上这辆载满赃物的货车。

而在另一起工业材料盗窃案的侦破中，李罗敏还发动过30多人的联勤组人力实施抓捕，要知道，当时整个派出所也没这么多人。在困难的年代，通过发动群众安保力量，联勤组的机制很好地保护好了石坪桥一带的企业平安。

“治安，治是手段，安是目的”

关于这些老国有企业，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很熟悉，倒闭、兼并、买断，90年代中后期，石坪桥那些曾经被人羡慕的产业工人，不得不自己寻求新的出路，这也给治安民警李罗敏带来了压力。

2002年，石坪村步行街由桃花溪支流整治加盖后形成，当时为规范管理，街道统一制作塑钢亭棚临时门面若干个。步行街为曾经的产业工人提供了再就业的平台，本是好事一件，但在第二年，就因为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汽油瓶引发火灾，不少店铺遭了秧。随着步行街两边固定门面经营户和少数下岗失业人员自发违章在步行街中间搭建亭棚，导致步行街环境卫生脏乱差、道路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在有关部门对违章搭建进行依法拆除时，遇上了“刺头”。洪某在步行街上有4个摊位，店铺、加工作坊、住家都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肯配合。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劝不下来，有老同志指了条明路——去派出所找李警官，他在石坪桥搞了20年治安工作，这个治安问题他管不管？

由于乱搭建的摊位存在消防隐患，消防专管民警李罗敏自然要协助做工作。来到现场一看，还真遇到了老熟人：“老洪啊，怎么是你？”洪某是石坪桥一带的手艺人，李罗敏结婚时的家具就是他一手打成。因为有交情，李罗敏先打感情牌，“看在我这几分薄面上，还是同意嘛，大家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信是信得过，但老洪几个摊位正红火，要换个地方再开始，当然也不是几句话就能动摇的。动之以情行不通，就要晓之以理，讲法律讲政策，可这样的话，老洪已经听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讲过很多遍，依旧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李罗敏使出杀手锏，“我就问你支不支持我工作？”“支持是支持，但是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啊。”“好，刚开始跟你讲法律，现在跟你讲法律后果，旁边这些摊位都同意拆除，只剩你这几个，步行街就这么宽，被你这么一占，万一出现火灾，消防车就因为你这几个摊位进不来，你要犯多大的错误？我管消防，我也要担责任，好嘛，到时候我们两个几十岁的人一起去坐牢嘛。”这话一出，老洪震住了，之前步行街起火他是亲历者，知道李罗敏不是在骗他。

等老洪同意之后，社区工作人员都夸李罗敏“吓”得好，只有李罗敏才知道这话不是唬人的。作为消防专管民警，李罗敏的责任重大。石坪桥消防救援队就在派出所附近，每次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李罗敏都会心头一紧，然后趴在窗边看消防车去往的方向。富有责任感的老李，自负责石坪桥街道的消防工作开始，在这37年里，石坪桥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亡人事故。听起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考虑石坪桥的环境，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老旧，是该地区最大的特点。旧小区多，消防设施严重老化，老年人多，防火意识相对淡薄，此外道路还狭窄，因此一旦发生火灾，人员逃生难，消防设施用不上，消防车也很难开进来。消防工作没有捷径，只有笨办法，一家店、一栋楼地走，每一件消防器材定期检查，排除任何可能引发火灾或者影响消防的隐患，不厌其烦地向老居民们宣传增强意识，这样的活，不是熟悉辖区每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老民警，很难交出这样的答卷。

即将退休，李罗敏总算不用“担惊受怕”了，但心中的不舍远远大过放松下来的喜悦，“舍不得，肯定舍不得，之前这40年，也有几次调到其他单位的机会，但我都没有考虑，因为对这里太熟悉了，不愿意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派出所教导员伍建松悄悄地说，“他‘李摩托’哪里会害怕到个新地方的挑战嘛，就是不放心，生怕接手他工作的同事上手不够快，搞不好。”的确，李罗敏对石坪桥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否则也不会为了组建协勤队伍，连续5年住在单位里，不然也不会把消防工作这个责任重、事繁琐的活揽上37年，“肯定有感情啊，半辈子都在这里了，我感觉我自己和石坪桥已经分不开了。”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香水##香评# 爱马仕 闻香系列-玫瑰花道 Hermes Hermessence Rose Ikebana, 2004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条香评微博，是一条吐槽微博。17年我正式入香水坑，那会儿兴致勃勃地买了几十瓶3ml的分装，后来从这些喜欢的分装里去买正装。导致到如今我大概已经有十几二十瓶正装了。所以就剩了许多香水分装还躺在我的抽屉里，外面包裹的泡沫纸都还没拆开。

这次我把之前买的某一批分装给拆了，第一时间跃入眼帘的就是这瓶爱马仕的玫瑰花道。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看上去基本都还是有着完好的3ml，但这瓶不知为何被挥发到只剩1ml的（也可能是店主发的时候就只发了1ml？但概率应该不大）。我一向对爱马仕的香情有独钟，但这支香还没开瓶我就对它无语了……怎么会这样……

然后因为它所剩无几，我也只能喷一次来尝试了，没有办法给出更多信息（而且估计前调都跑走了）。

那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没有感受。如图2评论所说，第一反应是不像玫瑰，但像什么我也并不清楚，就是乍一嗅get不到任何个性的香味。而且真的真的，留香太短，我上午出门的时候喷的，到下午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了。

记忆中的文安驿
文安驿，曾经的一个驿站，一座古城，一处官方和民间经常擦肩而过的街道。
“文安”的意思，应当是取“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之意，当年的统治者希望这个靠近边塞的地方，能够为国家效力，为社稷争光。文安驿是古代的一个官方接待站，从京师到边关、从朝廷到地方的文书圣旨，只要路过延川，都要在此歇脚。文安驿究竟经历了哪些风雨，已无案可稽；究竟埋藏了多少秘密，更无人知晓。 当我记事的时候，文安驿已经步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文安驿辉煌得如日中天。一个公社，一个供销社，一个医院，一个邮电所，一个粮站，一个国营食堂，一个养鹿场，一所中学，加上街道两边挨挨挤挤的窑洞，以及不远处的一个解放军哨所，组成了国家最稳固的基层。文安驿二十二个村庄所有的人，都离不开文安驿。每逢集日，街道上摩肩接踵的熙攘，供销社里人头攒动的拥挤，墙壁上趾高气扬的口号，无不宣示着这里就是二十二个村庄的“首都”。
忘记是几岁了，跟着爷爷到文安驿赶集。一进街口，便看见吐着火舌的铁匠炉和两个光着膀子轮着铁锤的大汉，锤起锤落在眨眼之间，看得人提心吊胆。叮叮当当的声音震耳欲聋，炭火的刺鼻味弥漫空中。走到一个墙角，我们停了下来，我的任务是照看父亲起早贪黑箍的木桶，看能不能把它变成现金；爷爷的任务是逛街。爷爷是老红军，肩上斜挎着一个黄色挎包，嘴里噙着烟锅，手背着，在狭窄的街道上转悠。密密麻麻的人群，吵吵闹闹的人声，炽热的阳光，闷热的空气，以及从食堂里飘荡出来的馍香味、菜香味，让人昏昏欲睡。这时爷爷回到我面前，弯下腰问一声：有人问价钱了没有？我说没有，他便背着手，噙着烟锅又转去了。我坐着坐着瞌睡得不由打盹，忽然，一股铺天盖地的猪肉香味轰然而至，把我惊醒。扭头寻找，原来在一个小巷里的石墙下，几块石头顶着一个小铁锅，锅底下的柴草冒着浓烟吐着火舌，一个婆姨正在炒猪肉。据说是一个小猪从窑硷上掉下去摔死了，自家舍不得吃，卖生肉又没卖相，就带着锅碗柴火炒熟了卖。那股香味太浓烈了，如同一根绳子拴住了我的目光，虽然悄悄警告自己不要看不要看，丢人哩，但总是忍不住不停地朝那里看。一个老汉坐了下来，要了一小碗肉，从衣兜里掏出一瓶烧酒，用筷子夹一片肉放嘴里，夸张地嚼几下，然后仰起脖子咕嘟嘟喝一大口烧酒。不一会，老汉已经喝得满头大汗，醉眼朦胧，夹起肉片向跟前的人礼让：“来，吃一口，香日它了！”别人笑笑走开了；他又举起瓶子：“来，喝一口，美日它了！”别人又笑笑走开了。老汉终于吃完了碗里的肉，把酒瓶盖住，举起来摇晃一下，还剩一半，站起身来，把酒瓶装在衣兜里，摇摇晃晃地走了。
有人慨叹道：人家是退休老干部，每个集日都来吃香的喝辣的，不像咱们受苦人，唉…….
好不容易等到爷爷转累了，顶替我照看木桶，我赶紧起身去认识文安驿。穿过街道，路过供销社、国营食堂、邮电所，下了一道长坡，看见医院，医院上面是粮站，下面是河滩。河滩里有一个牲畜市场，牛、驴、猪、羊或站或卧，或动或静，不喜不怒，不惊不恐。交易双方把粗糙的大手放在衣角下捏码子搞价，成交了，便拉着牲畜走。这时牲畜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卖了，一边大声嘶叫，一边四蹄蹬地赖着不走。原来的主人在牲畜屁股上狠踢一脚，牲畜才委屈地、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地跟随新主人走了。
文安驿就这么热闹，热闹得像另外一个世界。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上了高中，放暑假的时候，跟着大人到粮站交公粮。交公粮一般也是在集日，为的是“公私兼顾”，顺便买点日常用品。交公粮是有时限的，几日之内必须交了，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几乎所有的大队都挤在一块。粮站验收员特别牛，一家一家往过检查，验收通过了，给你开一张条子，你才能交进去；验收通不过，赶紧找个地方把一人高的装小麦的袋子扛到阳光照射的地方，一袋一袋倒出来晾晒。要不然再拉回去，明天又要拉来，既误工又麻烦。验收员不紧不慢地走着，看着，抓一把麦子，放几颗在嘴里，咬一下，圪崩响一声，说明麦子干透了，通过；咬一下，没有声响，说明没干透，不行。所有的人都盯着验收员的嘴，希望从他嘴里进去的是麦子，出来的是“能行”。然而那张“让人喜欢让人愁”的嘴，总是蹦出“不行！”
晾晒麦子要非常小心，文安驿的小孩很“热情”地帮你的时候，便是他们偷麦子的前奏。当你把麦子倒出来正准备往开摊，五六个小孩跑来爬在麦堆上，一边摊一边帮着骂验收员是个“坏怂”，一边偷偷往背心里面刨。背心的下端塞在裤子里，是一个天然的小“粮仓”。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熬过炽热的中午，下午献媚般地把验收员请来，照样抓一把麦子，放嘴里咬，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好不容易等到那张嘴“啪”吐掉咬烂的麦粒：“能行了！”赶快欢天喜地地把摊在地上的小麦装进口袋，一袋一袋地过秤，扛到肩上，在粮站窑洞的侧面陡峭的台阶上一步一惊心地攀上去，倒进深不见底的洞口里，任务才算完成。
这时，远远看见粮站外面的西瓜摊旁边，正站着偷了麦子的小孩，他们拿小麦换西瓜吃。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随母亲一起去文安驿赶集，我照样担着木桶、木锨，在街道的一孔窑洞前摆好等着买家的光顾。母亲去供销社买点油盐酱醋，回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说顺便到邮电所去了一下，看有没有我大姐的来信，因为那时候我大姐在外地，经常写信回来。我接过一看，是延安大学寄给我的，打开来，是录取通知书。周围的人一听，都围了上来。他们跟我一样，从来没见过大学通知书是什么样子。母亲自豪地吩咐我念一下信的内容。我念了一遍，人们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赞叹道：咱文安驿又出了一个大学生。
后来经常路过文安驿，文安驿一直在改变，最先消失的是公社、供销社、国营食堂、邮电所、粮站，后来连中学、街道、以及两边挨挨挤挤的窑洞都不见了。文安驿一天天变得洋气了，阔气了，大气了。楼房，广场，工厂，清华附中文安驿中学…….这一切，告诉着人们：文安驿走进了新时代。
文安驿，如今是一个乡镇，一个有点名气的大乡镇。她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她管辖着一个闻名遐迩的村庄——梁家河。
原刊于《山花》2019年第1期总第2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