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与去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表述相比，要求更高、方向更明。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谢谢侬！”做完血透的80岁上海老奶奶，一定要谢谢这位杭州来的小姑娘】从隔离酒店出发去血透室前，浙大一院血液净化中心副护士长俞伟萍特地在包里装了一些小面包，准备分发给透析患者，“他们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尽可能为他们多准备一些。”
俞伟萍是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的领队兼一组组长。4月2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建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赶赴上海，84名专职血透护士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血液透析服务，缓解当地患者血透难的压力。 ”
小分队由78名女性和6名男性组成，最小的是98年美小护，最大的是65年大姐姐，接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春末的上海，街道寂静无声、行人寥寥。透析患者为了常规治疗奔波赶路，前方正常运转的血透室闪耀着温暖的灯光指引着他们……
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
浙江医护们迎难而上
东方医院的血透室里，几十台透析机规律地运转着，患者安心地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护士们有的忙着操作，有的负责宣教，一切重新步入正轨。
4月2日，接到省卫健委指令的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第一时间抵达上海，连夜开会讨论后于次日清晨进驻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俞伟萍说，血液透析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需要透析治疗来维持，所以血透中心哪怕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也应该保持正常运转，这离不开血液透析专科护士的日夜坚守。
当天接手东方医院血透室的场景，她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对血透室的环境、规章制度、患者病情完全不了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先提前去看了下环境，按照院感要求进行了改造。血透机型号有很多种，有些根本没用过，只能现场互相教互相学，尽快上手。”
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浙江队员们迎难而上，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透析机从早上6点多开启后，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为前一天因为疫情耽搁、最迫切需要治疗的95位患者进行了透析治疗。结束后，他们全都安全回家。
浙大四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一组副组长毛卓英回忆说，“第一天我还没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们是来支援的，都很兴奋，说你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然后全程都很关心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患者对我们的期盼，更能感觉到这段时间他们的不易。”
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毛卓英给出了一个让人踏实的回答，“我们都会等到你们稳定之后再离开。”
很快，浙江医疗队的队员被分成3个班次，为了尽快满足患者们的治疗需要，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透析治疗。除此之外，俞伟萍、毛卓英等有过新冠重症患者护理经验的医务人员，还要进入隔离病房为特殊患者提供必要的穿刺操作、CRRT治疗。
大伯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浙江医疗队接管的三家医院血透室步入正轨后，一些受疫情影响耽误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常规透析，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队友抓拍到一张对毛卓英来说十分珍贵的照片。当时，她正在为一位大伯实施治疗，大伯突然竖起大拇指为浙江队点赞，“我不知道你们要有什么样的动力，抱着多大的决心，才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上海来支援我们。感谢的话我永远说不完……”一句话，一个大拇指，瞬间让她护目镜后的双眼泛起了泪花。
北仑区人民医院护士张珍琪某天下班时，正好遇到一位坐着轮椅来治疗的阿姨，她主动组织病人给护士们让出路来，“让她们先走，现在她们比我们珍贵，我们都要靠她们。”她瞬间被打动，“感觉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保护着。”
血透室的患者中，大都需要一周三次的透析治疗，但当时不少人已经一周多无法透析，所以时不时有突发状况出现，加大了治疗的难度。
俞伟萍遇到了一个60岁出头的上海爷叔，患糖尿病30年，血管条件不好，透析时发现动静脉瘘闭塞。她解释说，动静脉瘘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内瘘闭塞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正常透析，可能引发代谢性酸中毒、高血钾、心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还会威胁生命。
但是，血透室没有条件做扩张手术，她只能采取局部按摩内瘘口等物理疗法，一点一点疏通内瘘，直到内瘘震颤增强再进行穿刺，最终帮爷叔顺利完成了透析。
80多岁的老奶奶血透后说
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管护师钟琦所在的血透三组，对接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是上海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有88台血透机及30余台CRRT机，固定患者近600位，但疫情管控使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对需要定期透析的患者影响不小。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闷与渴是钟琦最直观的感受，一穿上防护服，大家就得坚持六七个小时不喝水，尤其是这几天连续高温，由于疫情防控无法开中央空调，每天都像在蒸桑拿。
“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上下机忙起来就忘了。”钟琦说，刚开始操作时，自己还觉得戴着两层手套进行内瘘穿刺，完全找不到感觉，现在也已完全适应。
虽已连续十天被闷在防护服里，钟琦倒也收获了不少感动：做了血透治疗后的患者，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钟琦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眉眼慈祥，看着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据悉，这位老奶奶是由街道工作人员护送过来做血透的，在这之前已三天没进行血透治疗，为此既不敢多吃饭又不敢喝水，再加上老人的子女都因疫情防控出不了门，她刚到医院时情绪还是比较紧张的。
钟琦则在老人身旁耐心安抚，直到她心情平复了才开始上机操作，并时刻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4个小时的血透结束后，老奶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她用方言对钟琦表示感谢：“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五天没透析的患者腿部抽疼
护士按压膝盖累得大汗淋漓
温州市人民医院的护士林玲霞也是承担中山医院血透中心支援任务的血透三组一员。前些天，一位壮实的中年男病人透析时左下肢突然抽筋，疼得厉害。林玲霞见状，赶紧按住他的膝盖，将脚往胫部方向拉伸，缓解他的疼痛。这个姿势一直持续了45分钟，身穿防护服的她早已大汗淋漓。治疗结束后，病人告知他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以前正常治疗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抽筋的时候实在疼得难受，你帮我压腿真的好了很多！你帽子那里都是汗，多谢你！”
过了几天，林玲霞又碰到这位病人来透析，病人坚持送给她一支笔，“这是我第三次来透析，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找到。我给你带来个小礼物，一支晨光笔，上次看你们笔都很少，你都向人借笔写单子。这支笔很好写的，希望能帮助你工作。”
毛卓英说，疫情之下，面对小区封控、管控、隔离等各种原因，透析患者为了能赶来完成几小时的治疗，都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能够帮助到他们。”（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蕊 金南星 林杨青 杨陶玉）
俞伟萍是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的领队兼一组组长。4月2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建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赶赴上海，84名专职血透护士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血液透析服务，缓解当地患者血透难的压力。 ”
小分队由78名女性和6名男性组成，最小的是98年美小护，最大的是65年大姐姐，接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春末的上海，街道寂静无声、行人寥寥。透析患者为了常规治疗奔波赶路，前方正常运转的血透室闪耀着温暖的灯光指引着他们……
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
浙江医护们迎难而上
东方医院的血透室里，几十台透析机规律地运转着，患者安心地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护士们有的忙着操作，有的负责宣教，一切重新步入正轨。
4月2日，接到省卫健委指令的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第一时间抵达上海，连夜开会讨论后于次日清晨进驻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俞伟萍说，血液透析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需要透析治疗来维持，所以血透中心哪怕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也应该保持正常运转，这离不开血液透析专科护士的日夜坚守。
当天接手东方医院血透室的场景，她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对血透室的环境、规章制度、患者病情完全不了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先提前去看了下环境，按照院感要求进行了改造。血透机型号有很多种，有些根本没用过，只能现场互相教互相学，尽快上手。”
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浙江队员们迎难而上，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透析机从早上6点多开启后，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为前一天因为疫情耽搁、最迫切需要治疗的95位患者进行了透析治疗。结束后，他们全都安全回家。
浙大四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一组副组长毛卓英回忆说，“第一天我还没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们是来支援的，都很兴奋，说你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然后全程都很关心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患者对我们的期盼，更能感觉到这段时间他们的不易。”
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毛卓英给出了一个让人踏实的回答，“我们都会等到你们稳定之后再离开。”
很快，浙江医疗队的队员被分成3个班次，为了尽快满足患者们的治疗需要，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透析治疗。除此之外，俞伟萍、毛卓英等有过新冠重症患者护理经验的医务人员，还要进入隔离病房为特殊患者提供必要的穿刺操作、CRRT治疗。
大伯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浙江医疗队接管的三家医院血透室步入正轨后，一些受疫情影响耽误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常规透析，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队友抓拍到一张对毛卓英来说十分珍贵的照片。当时，她正在为一位大伯实施治疗，大伯突然竖起大拇指为浙江队点赞，“我不知道你们要有什么样的动力，抱着多大的决心，才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上海来支援我们。感谢的话我永远说不完……”一句话，一个大拇指，瞬间让她护目镜后的双眼泛起了泪花。
北仑区人民医院护士张珍琪某天下班时，正好遇到一位坐着轮椅来治疗的阿姨，她主动组织病人给护士们让出路来，“让她们先走，现在她们比我们珍贵，我们都要靠她们。”她瞬间被打动，“感觉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保护着。”
血透室的患者中，大都需要一周三次的透析治疗，但当时不少人已经一周多无法透析，所以时不时有突发状况出现，加大了治疗的难度。
俞伟萍遇到了一个60岁出头的上海爷叔，患糖尿病30年，血管条件不好，透析时发现动静脉瘘闭塞。她解释说，动静脉瘘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内瘘闭塞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正常透析，可能引发代谢性酸中毒、高血钾、心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还会威胁生命。
但是，血透室没有条件做扩张手术，她只能采取局部按摩内瘘口等物理疗法，一点一点疏通内瘘，直到内瘘震颤增强再进行穿刺，最终帮爷叔顺利完成了透析。
80多岁的老奶奶血透后说
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管护师钟琦所在的血透三组，对接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是上海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有88台血透机及30余台CRRT机，固定患者近600位，但疫情管控使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对需要定期透析的患者影响不小。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闷与渴是钟琦最直观的感受，一穿上防护服，大家就得坚持六七个小时不喝水，尤其是这几天连续高温，由于疫情防控无法开中央空调，每天都像在蒸桑拿。
“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上下机忙起来就忘了。”钟琦说，刚开始操作时，自己还觉得戴着两层手套进行内瘘穿刺，完全找不到感觉，现在也已完全适应。
虽已连续十天被闷在防护服里，钟琦倒也收获了不少感动：做了血透治疗后的患者，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钟琦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眉眼慈祥，看着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据悉，这位老奶奶是由街道工作人员护送过来做血透的，在这之前已三天没进行血透治疗，为此既不敢多吃饭又不敢喝水，再加上老人的子女都因疫情防控出不了门，她刚到医院时情绪还是比较紧张的。
钟琦则在老人身旁耐心安抚，直到她心情平复了才开始上机操作，并时刻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4个小时的血透结束后，老奶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她用方言对钟琦表示感谢：“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五天没透析的患者腿部抽疼
护士按压膝盖累得大汗淋漓
温州市人民医院的护士林玲霞也是承担中山医院血透中心支援任务的血透三组一员。前些天，一位壮实的中年男病人透析时左下肢突然抽筋，疼得厉害。林玲霞见状，赶紧按住他的膝盖，将脚往胫部方向拉伸，缓解他的疼痛。这个姿势一直持续了45分钟，身穿防护服的她早已大汗淋漓。治疗结束后，病人告知他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以前正常治疗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抽筋的时候实在疼得难受，你帮我压腿真的好了很多！你帽子那里都是汗，多谢你！”
过了几天，林玲霞又碰到这位病人来透析，病人坚持送给她一支笔，“这是我第三次来透析，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找到。我给你带来个小礼物，一支晨光笔，上次看你们笔都很少，你都向人借笔写单子。这支笔很好写的，希望能帮助你工作。”
毛卓英说，疫情之下，面对小区封控、管控、隔离等各种原因，透析患者为了能赶来完成几小时的治疗，都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能够帮助到他们。”（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蕊 金南星 林杨青 杨陶玉）
“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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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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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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