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类滞胀”——差序世界中的中国经济】
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与2020年大多数经济体负增长不同，2021年世界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并依稀看到疫情尽头的亮光。然而，那亮光是否预示全球经济还可以重复疫情前的故事？
▍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的新特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2021年在全球194个经济体中，已有近百个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疫情前水平，其中G20中约半数经济体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在疫情肆虐的两年中，全球经济艰难曲折地重上经济增长轨道，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首先，尽管疫情影响了世界经济年度表现，但并未打散经济全球化的结构，反而使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作为消费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供给方的格局。这一结构性特征使两者在全球范围上互补，共同成就了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为对冲或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超常规的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其刺激下，消费需求一反常态的旺盛，进口不断扩大，消费引领经济增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意义，在全球疫情威胁下更加凸显，为全球提供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更加突出。以中美两国为例，2021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到8591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扩大到6764亿美元。不仅两者均创历史纪录，而且两者还互为贸易顺逆差的最大持有国。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6%，占中国贸易顺差的58.6%。
以中美贸易为代表，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顺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在美国看来，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理由之一，必须再平衡。但疫情冲击反而强化了中美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其更加不平衡，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供需互补的结构性特征也更加凸显。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韧性相应地抵消着人为脱钩的企图。
其次，疫情虽然是外在于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却对经济活动产生内生性影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既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增进人类福祉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疫情伤害的是人，使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也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抗疫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它稳定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使经济活动具有了意义。
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经济活动是互联互通的；但抗疫，尤其在疫苗尚未大规模使用前，其措施以隔离为主。一旦互联互通的经济活动被人为措施隔断，经济下行乃至衰退必然发生。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甚至极度扩张，以舒缓经济衰退对社会的伤害。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全球经济迅速脱离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在各国的蔓延程度不同，全球疫苗配置不均所产生的疫苗鸿沟深浅不同，致使各国采取的隔离性抗疫措施强度不一，因此出现了即使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对冲的经济表现差异。根据牛津大学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尽管全球近54%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近62%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但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1%的人接种了一剂以上，在中低收入国家该指标为55%，而在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该指标都接近80%。疫情及疫苗鸿沟造成各国经济生活，尤其是生产活动不同的“开放差”，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不同于过去新兴经济体领先并增长较快的局面，此次是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领先复苏。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两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与发达国家增速之差，将从2015~2019年的平均2.3个百分点下降到2021年的1.2个百分点和2022年的0.6个百分点。这种与以往反向变化的“增速差”使人不安。
最后，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再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发达经济体似乎也难堪重任。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也出现放缓，虽然失业率仍在改善，但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目前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领先势头减弱，将使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回归疫情前低增长的常态。
更加令人气馁的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都在大幅上扬。2021年发达经济体CPI上涨的幅度，已经许多月超过央行曾经制定的2%的目标。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7%，2022年1月则同比增长到7.5%，是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2021年12月，欧元区和英国CPI同比分别增长5%和5.4%，是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的CPI虽然增速较低，2021年12月同比增长仅有2.3%；但PPI快速增长，2020年10月已达到13.5%，尽管随后同比有所回落，但环比仍呈正增长之势。
物价的快速上扬，改变了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低通胀局面，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出现了新变化，“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格局出现了新组合，在经济增长仍趋于下行的同时，物价却在上行。人们担心上世纪70年代“滞胀”再次重现，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40年后又同时并存。
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与2020年大多数经济体负增长不同，2021年世界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并依稀看到疫情尽头的亮光。然而，那亮光是否预示全球经济还可以重复疫情前的故事？
▍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的新特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2021年在全球194个经济体中，已有近百个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疫情前水平，其中G20中约半数经济体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在疫情肆虐的两年中，全球经济艰难曲折地重上经济增长轨道，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首先，尽管疫情影响了世界经济年度表现，但并未打散经济全球化的结构，反而使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作为消费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供给方的格局。这一结构性特征使两者在全球范围上互补，共同成就了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为对冲或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超常规的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其刺激下，消费需求一反常态的旺盛，进口不断扩大，消费引领经济增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意义，在全球疫情威胁下更加凸显，为全球提供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更加突出。以中美两国为例，2021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到8591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扩大到6764亿美元。不仅两者均创历史纪录，而且两者还互为贸易顺逆差的最大持有国。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96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6%，占中国贸易顺差的58.6%。
以中美贸易为代表，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顺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在美国看来，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理由之一，必须再平衡。但疫情冲击反而强化了中美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其更加不平衡，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供需互补的结构性特征也更加凸显。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韧性相应地抵消着人为脱钩的企图。
其次，疫情虽然是外在于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却对经济活动产生内生性影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既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增进人类福祉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疫情伤害的是人，使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也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抗疫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它稳定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使经济活动具有了意义。
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经济活动是互联互通的；但抗疫，尤其在疫苗尚未大规模使用前，其措施以隔离为主。一旦互联互通的经济活动被人为措施隔断，经济下行乃至衰退必然发生。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甚至极度扩张，以舒缓经济衰退对社会的伤害。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全球经济迅速脱离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在各国的蔓延程度不同，全球疫苗配置不均所产生的疫苗鸿沟深浅不同，致使各国采取的隔离性抗疫措施强度不一，因此出现了即使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对冲的经济表现差异。根据牛津大学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尽管全球近54%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近62%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但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1%的人接种了一剂以上，在中低收入国家该指标为55%，而在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该指标都接近80%。疫情及疫苗鸿沟造成各国经济生活，尤其是生产活动不同的“开放差”，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不同于过去新兴经济体领先并增长较快的局面，此次是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领先复苏。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两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与发达国家增速之差，将从2015~2019年的平均2.3个百分点下降到2021年的1.2个百分点和2022年的0.6个百分点。这种与以往反向变化的“增速差”使人不安。
最后，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再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发达经济体似乎也难堪重任。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也出现放缓，虽然失业率仍在改善，但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目前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领先势头减弱，将使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回归疫情前低增长的常态。
更加令人气馁的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都在大幅上扬。2021年发达经济体CPI上涨的幅度，已经许多月超过央行曾经制定的2%的目标。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7%，2022年1月则同比增长到7.5%，是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2021年12月，欧元区和英国CPI同比分别增长5%和5.4%，是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的CPI虽然增速较低，2021年12月同比增长仅有2.3%；但PPI快速增长，2020年10月已达到13.5%，尽管随后同比有所回落，但环比仍呈正增长之势。
物价的快速上扬，改变了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低通胀局面，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出现了新变化，“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格局出现了新组合，在经济增长仍趋于下行的同时，物价却在上行。人们担心上世纪70年代“滞胀”再次重现，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40年后又同时并存。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得了新冠到底有啥后遗症[疑问] 来看看韩国的数据[感冒]】自18日起，韩国全面取消除室外佩戴口罩以外的所有防疫管控措施，伴随着韩国新冠确诊数量趋于稳定下降，人们对奥密克戎所引发的新冠疫情恐惧感降低，但关于新冠后遗症的担忧仍在继续。
随着确诊痊愈后咳嗽症状长期不见改善的病例越来越多，医疗卫生部门对这一现象是否为新冠后遗症的担心加剧。19日，韩国医疗业界表示，咳嗽症状持续3周以内为急性咳嗽，3到8周为亚急性咳嗽，8周以上为慢性咳嗽。一般而言，感染病毒后咳嗽症状会在3周以内痊愈，咳嗽等新冠长期后遗症与慢性咳嗽症状较为相似，如果超过3周甚至8周以上，会引发身体疲劳、头痛、尿失禁等多种并发症，应及时就医。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1615万名受访新冠确诊患者中，19.1%因新冠后遗症有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历。韩国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月面向47名新冠治愈者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痊愈后一年里曾至少经历1次新冠后遗症的受访者占比87.2%。#新冠肺炎治愈后是否有后遗症#
韩国明知医院新冠后遗症诊疗专家朴熙烈（音）在本月5日接受CBS电视台广播电台节目采访时预测称，韩国至少有10%的新冠患者伴有后遗症出现。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600万人，也就意味着，未来将有约200万人经历后遗症之苦。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确诊新冠后伴随有持续2个月以上不明原因症状的长期并发症现象定义为“长期新冠（LONG COVID）”。目前已知的新冠后遗症主要有咳嗽、咳痰、咽喉痛、呼吸困难等新冠确诊症状以及疲劳、头痛、记忆力下降、味觉嗅觉丧失、抑郁不安、肠炎、脱发等。今年1月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公布的报告曾显示，新冠患者发生脱发的可能性是流感患者的1.52倍，痴呆发生率为1.96倍。
有分析认为，新冠病毒等大流行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最终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疾病。据英国BBC日前报道，流行病学家在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幸存者的长期健康状况时发现，那些出生在1888年和1924年之间的人，疫情流行时还是婴儿或儿童，他们长大之后比其它年代出生的人患帕金森症的比率高出两到三倍。
全球范围内罹患“长期新冠”的群体不在少数。根据本月初公布的英国统计厅数据，英国境内确诊患者中出现新冠长期后遗症现象的人数达150万名，其中后遗症持续一年以上的人群为68.5万人。美国非营利组织The Solve Long Covid Initiative曾表示，3名美国境内确诊者中便有一名出现后遗症，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
世界各个主要国家正在加快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美国保健福祉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如何救助遭受“长期新冠”之苦的群体，英国国民保健服务部门早在2020年10月便开始着手应对新冠后遗症，并在全境运营着90个后遗症诊疗中心。
到目前为止，韩国所实行的后遗症调查均以重症患者、住院患者、基础疾病患者为主，尚未面向一般患者群体展开。为更好地反映新冠后遗症的情况，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工团日前表示，将在5月2日前招募相关研究人员，到今年年底前对新冠病毒危险性评价、后遗症、弱势群体新冠确诊后的影响等方面协助疾病管理厅进行共同研究。https://t.cn/A66gIIZG
随着确诊痊愈后咳嗽症状长期不见改善的病例越来越多，医疗卫生部门对这一现象是否为新冠后遗症的担心加剧。19日，韩国医疗业界表示，咳嗽症状持续3周以内为急性咳嗽，3到8周为亚急性咳嗽，8周以上为慢性咳嗽。一般而言，感染病毒后咳嗽症状会在3周以内痊愈，咳嗽等新冠长期后遗症与慢性咳嗽症状较为相似，如果超过3周甚至8周以上，会引发身体疲劳、头痛、尿失禁等多种并发症，应及时就医。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1615万名受访新冠确诊患者中，19.1%因新冠后遗症有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历。韩国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月面向47名新冠治愈者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痊愈后一年里曾至少经历1次新冠后遗症的受访者占比87.2%。#新冠肺炎治愈后是否有后遗症#
韩国明知医院新冠后遗症诊疗专家朴熙烈（音）在本月5日接受CBS电视台广播电台节目采访时预测称，韩国至少有10%的新冠患者伴有后遗症出现。韩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600万人，也就意味着，未来将有约200万人经历后遗症之苦。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确诊新冠后伴随有持续2个月以上不明原因症状的长期并发症现象定义为“长期新冠（LONG COVID）”。目前已知的新冠后遗症主要有咳嗽、咳痰、咽喉痛、呼吸困难等新冠确诊症状以及疲劳、头痛、记忆力下降、味觉嗅觉丧失、抑郁不安、肠炎、脱发等。今年1月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公布的报告曾显示，新冠患者发生脱发的可能性是流感患者的1.52倍，痴呆发生率为1.96倍。
有分析认为，新冠病毒等大流行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最终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疾病。据英国BBC日前报道，流行病学家在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幸存者的长期健康状况时发现，那些出生在1888年和1924年之间的人，疫情流行时还是婴儿或儿童，他们长大之后比其它年代出生的人患帕金森症的比率高出两到三倍。
全球范围内罹患“长期新冠”的群体不在少数。根据本月初公布的英国统计厅数据，英国境内确诊患者中出现新冠长期后遗症现象的人数达150万名，其中后遗症持续一年以上的人群为68.5万人。美国非营利组织The Solve Long Covid Initiative曾表示，3名美国境内确诊者中便有一名出现后遗症，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
世界各个主要国家正在加快对新冠后遗症的研究。美国保健福祉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研究如何救助遭受“长期新冠”之苦的群体，英国国民保健服务部门早在2020年10月便开始着手应对新冠后遗症，并在全境运营着90个后遗症诊疗中心。
到目前为止，韩国所实行的后遗症调查均以重症患者、住院患者、基础疾病患者为主，尚未面向一般患者群体展开。为更好地反映新冠后遗症的情况，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工团日前表示，将在5月2日前招募相关研究人员，到今年年底前对新冠病毒危险性评价、后遗症、弱势群体新冠确诊后的影响等方面协助疾病管理厅进行共同研究。https://t.cn/A66gII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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