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一定要从反第一巴掌开始” 】山东22岁的方洋洋不孕被夫家虐待致死，藏族网红姑娘拉姆被前夫浇汽油烧伤身亡，河南一25岁女子为躲避前夫的拳头从二楼跳窗逃生，张培萌妻子称被家暴屡次上热搜……2020年，国内几起严重的家暴事件备受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四年后，仍未能阻止方洋洋、拉姆等人悲剧的发生，而普通人对于“家暴就是犯罪”的法律意识也有待加强。今年的“11·25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虽然刚刚过去，但关于家暴事件的讨论和反思，其实远未终结……
“家暴只有0次和N次”
家暴，是否真的只是少数行为，或者只是“热搜”上的偶发事件？全国妇联公布的一组数据不容乐观：截至2019年底，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面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
高珊在黑龙江省妇联负责信访工作，为被家暴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指导。她介绍道，与陌生人之间的暴力不同，家暴往往是循环往复的，并伴随着暴力升级，“家暴只有0次和N次。亲密关系的暴力发生后，加害人道歉，经历一个‘蜜月期’后暴力会再次发生，更严重也更频繁，‘蜜月期’越来越短直至消失。”
高珊发现，有些妇女明明遭受过严重的家暴，但由于取证不及时或者对家暴证据的保留不够专业，到法院起诉离婚时举证不力。
“遭受家暴后，受害者要第一时间报警，去公安医院做专业的伤情鉴定，如果想要自己取证也可以，但要留存有力的证据，如拍受伤照片时要拍到包括全身或者全脸的整体照以证明受伤的人是自己。”另外，高珊提醒道，受害者应注意留存和固定包括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多种证据，各证据之间互相证明并形成证据链共同指向家暴事实。“无论遭受家暴后是否打算离婚，这些证据都应保存。”
有人冲动之下“以暴制暴”
“反家庭暴力，一定要从反第一巴掌开始。”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宋宇叹气道，一些妇女被长期家暴后仍不愿离婚，有的为了孩子忍着，有的担心离婚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有人最终忍无可忍，冲动之下杀死加害人，酿成惨剧。
让宋宇感触最深的是，大多数受害人都遭受过多次家暴，之所以不报警是因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她们不仅不对外人讲，甚至不愿意跟自己的亲人说。一些受害人长时间遭受家暴后，在冲动下选择了以暴制暴。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的王玉珍（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与丈夫张某结婚18年，经常遭受家庭暴力。一次，张某酗酒后辱骂王玉珍，还扬言要拿菜刀砍死她和娘家人，王玉珍苦苦相求夺下菜刀，张某又拿起铁棍殴打她，厮打过程中王玉珍失手将张某打死。
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王玉珍提起公诉。齐齐哈尔市妇联接到王玉珍家人的求助后，通过走访王玉珍的邻居、亲属和辩护律师，了解到王玉珍确实长期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案发当天也是由被害人酗酒打她引发的伤害案件，王玉珍的故意伤害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而且王玉珍在丈夫昏迷后积极将他送入医院进行抢救，并向医生主动交待案发的经过，在知道医生报案时没有逃离现场，符合自首情节。最终王玉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家暴案件中，受害者不仅是被暴打的妇女，还有茫然无措的孩子。即便孩子没有遭受肉体伤害，但暴力环境，对性格养成十分不利。有些人成年后往往难以进入亲密关系，或者亲子关系糟糕，有的甚至为了保护母亲而弑父。
“救救我的儿子吧！”我省一位妇女曾向齐齐哈尔妇联求助，她遭受17年家暴无力摆脱，四次自杀未遂，曾被丈夫威胁：“你要离婚，我就杀你全家。”在一次家暴中，15岁的儿子在保护母亲时，用水果刀捅死了父亲。
律师走访时，男孩的爷爷奶奶证实儿媳曾遭受严重的家暴，邻居也站出来证明，“曾见她挨打后，冬天穿着线衣线裤，光着脚从家里跑出来。”妇联调查家暴证据，提请法院请求轻判，男孩才最终被判缓刑……
疫情居家期间 女大学生发微博替母亲求救
近几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家暴受害者开始借助微博、微信等向外界求助，七台河妇联权益部部长李琼玉对此深有体会。
“救救我和妈妈吧……”今年2月29日，家住七台河的一位女大学生通过微博实名发布“家庭暴力求助”的信息。因微博内容涉嫌家庭暴力，七台河市桃山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母女二人得以安全离家，去亲属家暂避。随后，李琼玉和妇联主席带着法援律师，连夜驱车30多里前去了解情况。得知受害人赵女士经常遭受家暴，疫情居家期间，丈夫更是常因一点儿小事大打出手。赵女士还给妇联的工作人员看了此前被家暴时留存的受伤照片，强烈表示要离婚。
3月1日，桃山派出所将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送达加害人。七台河市妇联与司法局、人民法院积极沟通，法援律师递交了离婚诉状。让赵女士没想到的是，虽在疫情防控期间，但为了当事人的安全，法院不仅受理了此案，而且采用快审快结“绿色通道”。3月3日下午开庭，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就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离婚协议。
“妇联组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密切配合积极联动，终于在短短几日内，让这起家暴案件得到有效解决。”李琼玉欣慰地说。
施暴者质问警察“凭啥把我带走”
4年前，我国首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让公权力介入阻断家暴有法可依。然而，齐齐哈尔妇联权益部四级调研员李雨珈发现，仍有不少施暴者不了解这部法律，“他们普遍觉得，与其他人打架斗殴是违法的，但打媳妇属于家务事。”
2018年10月，李雨珈曾对龙沙公安分局所辖派出所的50多名干警进行培训，不到一周，龙沙公安分局江岸派出所下发了齐齐哈尔首个家庭暴力告诫书。
当时有群众报警，称一位女邻居正遭受家暴，跑到楼道里求救。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发现受害者头部、颈部受伤，制止了暴力行为。李雨珈回忆道，她曾看过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施暴者侯某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极为深刻，在家暴妻子后，侯某理气直壮地质问民警：“你们凭啥把我带走？”
直到侯某被强制带到派出所，警察向他告知《反家暴法》的相关规定，才服软认错。在去邻居家录证言，询问其女儿，充分搜集证据后，对侯某下发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当场对他进行警告并告知如再次实施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侯某吓坏了，后来多次去派出所保证不再实施暴力，并给妻子打电话认错，当地妇联回访，近两年没有发生家暴行为，震慑效果明显。
除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有力武器。2016年3月25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向家庭暴力加害人李某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也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我省第一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时，受害者的母亲找到妇联，称女儿多次挨打想要离婚，女婿殴打女儿致其住院。母女俩害怕施暴者继续到医院和家里作闹，于是想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时反家暴法刚实施20多天。当地市妇联得到授权后，评估受害者家暴程度，查看威胁短信和录音，代母女俩向建华区法院申请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李某对当事人赵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李某骚扰、跟踪申请人及申请人的亲属。如若违反，将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雨珈告诉记者，她事后回访，得知保护令下达后，男方再未骚扰，最终两人在无争执的情况下离婚。
“黑龙江省反家暴条例” 已纳入立法进程
据黑龙江省妇联介绍，她们曾去绥化、大庆等地调研，多次前往当地公安局、法院、家事审判厅法援中心、家暴庇护中心和社区，了解如何各部门联动解决问题，并向省人大提交了《黑龙江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草稿）。目前，省人大已将《黑龙江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纳入2021年立法预备项目。
“家庭暴力的处置需要多部门协作，特别是司法力量干预，也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包括后期对施暴者进行矫正等相关工作。”高珊说。
https://t.cn/A6GezxRi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四年后，仍未能阻止方洋洋、拉姆等人悲剧的发生，而普通人对于“家暴就是犯罪”的法律意识也有待加强。今年的“11·25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虽然刚刚过去，但关于家暴事件的讨论和反思，其实远未终结……
“家暴只有0次和N次”
家暴，是否真的只是少数行为，或者只是“热搜”上的偶发事件？全国妇联公布的一组数据不容乐观：截至2019年底，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面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
高珊在黑龙江省妇联负责信访工作，为被家暴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指导。她介绍道，与陌生人之间的暴力不同，家暴往往是循环往复的，并伴随着暴力升级，“家暴只有0次和N次。亲密关系的暴力发生后，加害人道歉，经历一个‘蜜月期’后暴力会再次发生，更严重也更频繁，‘蜜月期’越来越短直至消失。”
高珊发现，有些妇女明明遭受过严重的家暴，但由于取证不及时或者对家暴证据的保留不够专业，到法院起诉离婚时举证不力。
“遭受家暴后，受害者要第一时间报警，去公安医院做专业的伤情鉴定，如果想要自己取证也可以，但要留存有力的证据，如拍受伤照片时要拍到包括全身或者全脸的整体照以证明受伤的人是自己。”另外，高珊提醒道，受害者应注意留存和固定包括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多种证据，各证据之间互相证明并形成证据链共同指向家暴事实。“无论遭受家暴后是否打算离婚，这些证据都应保存。”
有人冲动之下“以暴制暴”
“反家庭暴力，一定要从反第一巴掌开始。”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宋宇叹气道，一些妇女被长期家暴后仍不愿离婚，有的为了孩子忍着，有的担心离婚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有人最终忍无可忍，冲动之下杀死加害人，酿成惨剧。
让宋宇感触最深的是，大多数受害人都遭受过多次家暴，之所以不报警是因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她们不仅不对外人讲，甚至不愿意跟自己的亲人说。一些受害人长时间遭受家暴后，在冲动下选择了以暴制暴。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的王玉珍（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与丈夫张某结婚18年，经常遭受家庭暴力。一次，张某酗酒后辱骂王玉珍，还扬言要拿菜刀砍死她和娘家人，王玉珍苦苦相求夺下菜刀，张某又拿起铁棍殴打她，厮打过程中王玉珍失手将张某打死。
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王玉珍提起公诉。齐齐哈尔市妇联接到王玉珍家人的求助后，通过走访王玉珍的邻居、亲属和辩护律师，了解到王玉珍确实长期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案发当天也是由被害人酗酒打她引发的伤害案件，王玉珍的故意伤害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而且王玉珍在丈夫昏迷后积极将他送入医院进行抢救，并向医生主动交待案发的经过，在知道医生报案时没有逃离现场，符合自首情节。最终王玉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家暴案件中，受害者不仅是被暴打的妇女，还有茫然无措的孩子。即便孩子没有遭受肉体伤害，但暴力环境，对性格养成十分不利。有些人成年后往往难以进入亲密关系，或者亲子关系糟糕，有的甚至为了保护母亲而弑父。
“救救我的儿子吧！”我省一位妇女曾向齐齐哈尔妇联求助，她遭受17年家暴无力摆脱，四次自杀未遂，曾被丈夫威胁：“你要离婚，我就杀你全家。”在一次家暴中，15岁的儿子在保护母亲时，用水果刀捅死了父亲。
律师走访时，男孩的爷爷奶奶证实儿媳曾遭受严重的家暴，邻居也站出来证明，“曾见她挨打后，冬天穿着线衣线裤，光着脚从家里跑出来。”妇联调查家暴证据，提请法院请求轻判，男孩才最终被判缓刑……
疫情居家期间 女大学生发微博替母亲求救
近几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家暴受害者开始借助微博、微信等向外界求助，七台河妇联权益部部长李琼玉对此深有体会。
“救救我和妈妈吧……”今年2月29日，家住七台河的一位女大学生通过微博实名发布“家庭暴力求助”的信息。因微博内容涉嫌家庭暴力，七台河市桃山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母女二人得以安全离家，去亲属家暂避。随后，李琼玉和妇联主席带着法援律师，连夜驱车30多里前去了解情况。得知受害人赵女士经常遭受家暴，疫情居家期间，丈夫更是常因一点儿小事大打出手。赵女士还给妇联的工作人员看了此前被家暴时留存的受伤照片，强烈表示要离婚。
3月1日，桃山派出所将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送达加害人。七台河市妇联与司法局、人民法院积极沟通，法援律师递交了离婚诉状。让赵女士没想到的是，虽在疫情防控期间，但为了当事人的安全，法院不仅受理了此案，而且采用快审快结“绿色通道”。3月3日下午开庭，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就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离婚协议。
“妇联组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密切配合积极联动，终于在短短几日内，让这起家暴案件得到有效解决。”李琼玉欣慰地说。
施暴者质问警察“凭啥把我带走”
4年前，我国首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让公权力介入阻断家暴有法可依。然而，齐齐哈尔妇联权益部四级调研员李雨珈发现，仍有不少施暴者不了解这部法律，“他们普遍觉得，与其他人打架斗殴是违法的，但打媳妇属于家务事。”
2018年10月，李雨珈曾对龙沙公安分局所辖派出所的50多名干警进行培训，不到一周，龙沙公安分局江岸派出所下发了齐齐哈尔首个家庭暴力告诫书。
当时有群众报警，称一位女邻居正遭受家暴，跑到楼道里求救。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发现受害者头部、颈部受伤，制止了暴力行为。李雨珈回忆道，她曾看过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施暴者侯某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极为深刻，在家暴妻子后，侯某理气直壮地质问民警：“你们凭啥把我带走？”
直到侯某被强制带到派出所，警察向他告知《反家暴法》的相关规定，才服软认错。在去邻居家录证言，询问其女儿，充分搜集证据后，对侯某下发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当场对他进行警告并告知如再次实施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侯某吓坏了，后来多次去派出所保证不再实施暴力，并给妻子打电话认错，当地妇联回访，近两年没有发生家暴行为，震慑效果明显。
除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有力武器。2016年3月25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向家庭暴力加害人李某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也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我省第一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时，受害者的母亲找到妇联，称女儿多次挨打想要离婚，女婿殴打女儿致其住院。母女俩害怕施暴者继续到医院和家里作闹，于是想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时反家暴法刚实施20多天。当地市妇联得到授权后，评估受害者家暴程度，查看威胁短信和录音，代母女俩向建华区法院申请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李某对当事人赵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李某骚扰、跟踪申请人及申请人的亲属。如若违反，将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雨珈告诉记者，她事后回访，得知保护令下达后，男方再未骚扰，最终两人在无争执的情况下离婚。
“黑龙江省反家暴条例” 已纳入立法进程
据黑龙江省妇联介绍，她们曾去绥化、大庆等地调研，多次前往当地公安局、法院、家事审判厅法援中心、家暴庇护中心和社区，了解如何各部门联动解决问题，并向省人大提交了《黑龙江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草稿）。目前，省人大已将《黑龙江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纳入2021年立法预备项目。
“家庭暴力的处置需要多部门协作，特别是司法力量干预，也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包括后期对施暴者进行矫正等相关工作。”高珊说。
https://t.cn/A6GezxRi
【她们的孩子被藏起来了 妈妈为孩子做视频：想让他知道妈妈并没有不要他】2016年，朱莉与前夫离婚诉讼期间，男方带走了5岁的儿子。后来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朱莉，但男方拒绝执行。4年来，朱莉只见过孩子两次，她梦里的儿子总是5岁前的模样。一次争吵后，朱莉与丈夫协商：“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要私自带走小孩。”他同意了，但在她上班后把孩子带回老家。
这是一次漫长的别离。即使朱莉知道孩子在哪，她也见不到。孩子被藏在祖父母家，她几次寻找都没有结果。她推测，只要自己摁下一楼的门禁呼叫铃，孩子就会被迅速转移到邻居家。
当时，朱莉的丈夫占据了主动权。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些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指出，获得子女抚养权可能意味着获得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有的抢、藏孩子的父母将小孩作为诉讼筹码，从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
2017年4月，朱莉通过多方打听，在温州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儿子。她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儿子还安慰她，“我也很想你”。这个小男孩边换鞋子边对妈妈说：“爷爷奶奶都说你把钱都带走了。”
母子分别245天，相聚只有10多分钟。因为幼儿园老师被提前打过招呼，只要看到朱莉就得通知孩子父亲。闻讯而来的男人再一次和朱莉发生了争吵，扛起孩子就走。看着儿子在爸爸肩膀上抽泣，朱莉不愿让孩子再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忍住去看孩子的冲动，改成写信，有时还会买一些生活用品、书、水果，托老师转交。“我想让他知道，妈妈一直都很爱他，没有不要他。”
孩子被带走后，一些妈妈曾尝试报警，结果往往是“无法立案”。张荆律师解释，只要没有发生打架斗殴行为，就不能算治安纠纷；另外，孩子被亲生父母带走，也不属于拐卖人口和下落不明的情况。
作为援助“紫丝带妈妈”的公益律师之一，张荆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她发现，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有家庭暴力行为存在的婚姻诉讼中，祖父母一代也经常参与这一行为，并对孩子进行养育。
报警没有用，只能向法院起诉。但张荆表示，抢夺、藏匿孩子这一行为是没有相关案由的，只能起诉离婚，但在起诉离婚的过程中，对方为了巩固抢夺孩子的成果，一般会采取拖延战术，主张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感情破裂，法院一般会不支持诉讼请求。经常被母亲一方求助的妇联，也并非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
2017年10月，基于朱莉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优于男方，且工作稳定、有房产，母子感情深厚等因素，在证实了孩子从出生到被男方带走藏匿前一直在南京生活由朱莉抚养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孩子由朱莉直接抚养……朱莉给付男方财产分割款826142.9元。
2017年11月，朱莉前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月，二审法院认为“朱莉直接抚养并无不当”，维持原判。朱莉松了口气，但就在她即将去接孩子时，她收到老师的信息，说她儿子被转走了，学籍留在原学校，人却不见了。朱莉没法通过教育系统查到孩子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在上学。
2018年8月，当地公安机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对朱莉前夫立案侦查，由于刑法中对拒执罪是否可以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2年。
过去的4年里，朱莉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妇联之间。最初她一直孤军奋战，直到2019年，她在网上发现一群和她境遇相似的母亲——“紫丝带妈妈”。“加入‘紫丝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孩子确实被藏匿，一个是一直积极地寻找和维权，参与到推动法律完善的活动中。”朱莉看到过一些放弃的案例，她理解维权的不易。慢慢地，“紫丝带妈妈”在多个网络平台建立了账号，微信群里已经有200多名成员，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
朱莉最怕在路上见到和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偶尔听见有小孩叫“妈妈”，她也会下意识地想起儿子。她常常思考，接回儿子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怎样疏解他内心的压力。截至发稿，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朱莉和前夫已达成调解协议，正在商议母亲接回孩子的时间
朱莉自学了剪辑技术，将自己的经历和“紫丝带妈妈”的故事做成短视频，想等孩子回来后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并没有不要他”。
这位母亲曾听老师复述，儿子在那次春游风波中，自称和妈妈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博物院和动物园——都是朱莉带他去过的地方。她推测，孩子说谎，是因为太想念那些时光。（微信公号：冰点周刊）https://t.cn/A6GVOk4I
这是一次漫长的别离。即使朱莉知道孩子在哪，她也见不到。孩子被藏在祖父母家，她几次寻找都没有结果。她推测，只要自己摁下一楼的门禁呼叫铃，孩子就会被迅速转移到邻居家。
当时，朱莉的丈夫占据了主动权。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些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指出，获得子女抚养权可能意味着获得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有的抢、藏孩子的父母将小孩作为诉讼筹码，从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
2017年4月，朱莉通过多方打听，在温州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儿子。她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儿子还安慰她，“我也很想你”。这个小男孩边换鞋子边对妈妈说：“爷爷奶奶都说你把钱都带走了。”
母子分别245天，相聚只有10多分钟。因为幼儿园老师被提前打过招呼，只要看到朱莉就得通知孩子父亲。闻讯而来的男人再一次和朱莉发生了争吵，扛起孩子就走。看着儿子在爸爸肩膀上抽泣，朱莉不愿让孩子再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忍住去看孩子的冲动，改成写信，有时还会买一些生活用品、书、水果，托老师转交。“我想让他知道，妈妈一直都很爱他，没有不要他。”
孩子被带走后，一些妈妈曾尝试报警，结果往往是“无法立案”。张荆律师解释，只要没有发生打架斗殴行为，就不能算治安纠纷；另外，孩子被亲生父母带走，也不属于拐卖人口和下落不明的情况。
作为援助“紫丝带妈妈”的公益律师之一，张荆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她发现，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有家庭暴力行为存在的婚姻诉讼中，祖父母一代也经常参与这一行为，并对孩子进行养育。
报警没有用，只能向法院起诉。但张荆表示，抢夺、藏匿孩子这一行为是没有相关案由的，只能起诉离婚，但在起诉离婚的过程中，对方为了巩固抢夺孩子的成果，一般会采取拖延战术，主张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感情破裂，法院一般会不支持诉讼请求。经常被母亲一方求助的妇联，也并非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
2017年10月，基于朱莉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优于男方，且工作稳定、有房产，母子感情深厚等因素，在证实了孩子从出生到被男方带走藏匿前一直在南京生活由朱莉抚养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孩子由朱莉直接抚养……朱莉给付男方财产分割款826142.9元。
2017年11月，朱莉前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月，二审法院认为“朱莉直接抚养并无不当”，维持原判。朱莉松了口气，但就在她即将去接孩子时，她收到老师的信息，说她儿子被转走了，学籍留在原学校，人却不见了。朱莉没法通过教育系统查到孩子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在上学。
2018年8月，当地公安机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对朱莉前夫立案侦查，由于刑法中对拒执罪是否可以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2年。
过去的4年里，朱莉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妇联之间。最初她一直孤军奋战，直到2019年，她在网上发现一群和她境遇相似的母亲——“紫丝带妈妈”。“加入‘紫丝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孩子确实被藏匿，一个是一直积极地寻找和维权，参与到推动法律完善的活动中。”朱莉看到过一些放弃的案例，她理解维权的不易。慢慢地，“紫丝带妈妈”在多个网络平台建立了账号，微信群里已经有200多名成员，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
朱莉最怕在路上见到和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偶尔听见有小孩叫“妈妈”，她也会下意识地想起儿子。她常常思考，接回儿子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怎样疏解他内心的压力。截至发稿，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朱莉和前夫已达成调解协议，正在商议母亲接回孩子的时间
朱莉自学了剪辑技术，将自己的经历和“紫丝带妈妈”的故事做成短视频，想等孩子回来后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并没有不要他”。
这位母亲曾听老师复述，儿子在那次春游风波中，自称和妈妈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博物院和动物园——都是朱莉带他去过的地方。她推测，孩子说谎，是因为太想念那些时光。（微信公号：冰点周刊）https://t.cn/A6GVOk4I
【她们的孩子被藏起来了 妈妈为孩子做视频：想让他知道妈妈并没有不要他】2016年，朱莉与前夫离婚诉讼期间，男方带走了5岁的儿子。后来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朱莉，但男方拒绝执行。4年来，朱莉只见过孩子两次，她梦里的儿子总是5岁前的模样。一次争吵后，朱莉与丈夫协商：“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要私自带走小孩。”他同意了，但在她上班后把孩子带回老家。
这是一次漫长的别离。即使朱莉知道孩子在哪，她也见不到。孩子被藏在祖父母家，她几次寻找都没有结果。她推测，只要自己摁下一楼的门禁呼叫铃，孩子就会被迅速转移到邻居家。
当时，朱莉的丈夫占据了主动权。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些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指出，获得子女抚养权可能意味着获得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有的抢、藏孩子的父母将小孩作为诉讼筹码，从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
2017年4月，朱莉通过多方打听，在温州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儿子。她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儿子还安慰她，“我也很想你”。这个小男孩边换鞋子边对妈妈说：“爷爷奶奶都说你把钱都带走了。”
母子分别245天，相聚只有10多分钟。因为幼儿园老师被提前打过招呼，只要看到朱莉就得通知孩子父亲。闻讯而来的男人再一次和朱莉发生了争吵，扛起孩子就走。看着儿子在爸爸肩膀上抽泣，朱莉不愿让孩子再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忍住去看孩子的冲动，改成写信，有时还会买一些生活用品、书、水果，托老师转交。“我想让他知道，妈妈一直都很爱他，没有不要他。”
孩子被带走后，一些妈妈曾尝试报警，结果往往是“无法立案”。张荆律师解释，只要没有发生打架斗殴行为，就不能算治安纠纷；另外，孩子被亲生父母带走，也不属于拐卖人口和下落不明的情况。
作为援助“紫丝带妈妈”的公益律师之一，张荆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她发现，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有家庭暴力行为存在的婚姻诉讼中，祖父母一代也经常参与这一行为，并对孩子进行养育。
报警没有用，只能向法院起诉。但张荆表示，抢夺、藏匿孩子这一行为是没有相关案由的，只能起诉离婚，但在起诉离婚的过程中，对方为了巩固抢夺孩子的成果，一般会采取拖延战术，主张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感情破裂，法院一般会不支持诉讼请求。经常被母亲一方求助的妇联，也并非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
2017年10月，基于朱莉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优于男方，且工作稳定、有房产，母子感情深厚等因素，在证实了孩子从出生到被男方带走藏匿前一直在南京生活由朱莉抚养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孩子由朱莉直接抚养……朱莉给付男方财产分割款826142.9元。
2017年11月，朱莉前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月，二审法院认为“朱莉直接抚养并无不当”，维持原判。朱莉松了口气，但就在她即将去接孩子时，她收到老师的信息，说她儿子被转走了，学籍留在原学校，人却不见了。朱莉没法通过教育系统查到孩子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在上学。
2018年8月，当地公安机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对朱莉前夫立案侦查，由于刑法中对拒执罪是否可以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2年。
过去的4年里，朱莉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妇联之间。最初她一直孤军奋战，直到2019年，她在网上发现一群和她境遇相似的母亲——“紫丝带妈妈”。“加入‘紫丝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孩子确实被藏匿，一个是一直积极地寻找和维权，参与到推动法律完善的活动中。”朱莉看到过一些放弃的案例，她理解维权的不易。慢慢地，“紫丝带妈妈”在多个网络平台建立了账号，微信群里已经有200多名成员，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
朱莉最怕在路上见到和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偶尔听见有小孩叫“妈妈”，她也会下意识地想起儿子。她常常思考，接回儿子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怎样疏解他内心的压力。截至发稿，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朱莉和前夫已达成调解协议，正在商议母亲接回孩子的时间
朱莉自学了剪辑技术，将自己的经历和“紫丝带妈妈”的故事做成短视频，想等孩子回来后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并没有不要他”。
这位母亲曾听老师复述，儿子在那次春游风波中，自称和妈妈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博物院和动物园——都是朱莉带他去过的地方。她推测，孩子说谎，是因为太想念那些时光。https://t.cn/A6GVOk4I
这是一次漫长的别离。即使朱莉知道孩子在哪，她也见不到。孩子被藏在祖父母家，她几次寻找都没有结果。她推测，只要自己摁下一楼的门禁呼叫铃，孩子就会被迅速转移到邻居家。
当时，朱莉的丈夫占据了主动权。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些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指出，获得子女抚养权可能意味着获得财产分割上的优势地位。有的抢、藏孩子的父母将小孩作为诉讼筹码，从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
2017年4月，朱莉通过多方打听，在温州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儿子。她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儿子还安慰她，“我也很想你”。这个小男孩边换鞋子边对妈妈说：“爷爷奶奶都说你把钱都带走了。”
母子分别245天，相聚只有10多分钟。因为幼儿园老师被提前打过招呼，只要看到朱莉就得通知孩子父亲。闻讯而来的男人再一次和朱莉发生了争吵，扛起孩子就走。看着儿子在爸爸肩膀上抽泣，朱莉不愿让孩子再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忍住去看孩子的冲动，改成写信，有时还会买一些生活用品、书、水果，托老师转交。“我想让他知道，妈妈一直都很爱他，没有不要他。”
孩子被带走后，一些妈妈曾尝试报警，结果往往是“无法立案”。张荆律师解释，只要没有发生打架斗殴行为，就不能算治安纠纷；另外，孩子被亲生父母带走，也不属于拐卖人口和下落不明的情况。
作为援助“紫丝带妈妈”的公益律师之一，张荆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她发现，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有家庭暴力行为存在的婚姻诉讼中，祖父母一代也经常参与这一行为，并对孩子进行养育。
报警没有用，只能向法院起诉。但张荆表示，抢夺、藏匿孩子这一行为是没有相关案由的，只能起诉离婚，但在起诉离婚的过程中，对方为了巩固抢夺孩子的成果，一般会采取拖延战术，主张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感情破裂，法院一般会不支持诉讼请求。经常被母亲一方求助的妇联，也并非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
2017年10月，基于朱莉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优于男方，且工作稳定、有房产，母子感情深厚等因素，在证实了孩子从出生到被男方带走藏匿前一直在南京生活由朱莉抚养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孩子由朱莉直接抚养……朱莉给付男方财产分割款826142.9元。
2017年11月，朱莉前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月，二审法院认为“朱莉直接抚养并无不当”，维持原判。朱莉松了口气，但就在她即将去接孩子时，她收到老师的信息，说她儿子被转走了，学籍留在原学校，人却不见了。朱莉没法通过教育系统查到孩子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在上学。
2018年8月，当地公安机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对朱莉前夫立案侦查，由于刑法中对拒执罪是否可以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2年。
过去的4年里，朱莉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妇联之间。最初她一直孤军奋战，直到2019年，她在网上发现一群和她境遇相似的母亲——“紫丝带妈妈”。“加入‘紫丝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孩子确实被藏匿，一个是一直积极地寻找和维权，参与到推动法律完善的活动中。”朱莉看到过一些放弃的案例，她理解维权的不易。慢慢地，“紫丝带妈妈”在多个网络平台建立了账号，微信群里已经有200多名成员，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
朱莉最怕在路上见到和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偶尔听见有小孩叫“妈妈”，她也会下意识地想起儿子。她常常思考，接回儿子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怎样疏解他内心的压力。截至发稿，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朱莉和前夫已达成调解协议，正在商议母亲接回孩子的时间
朱莉自学了剪辑技术，将自己的经历和“紫丝带妈妈”的故事做成短视频，想等孩子回来后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并没有不要他”。
这位母亲曾听老师复述，儿子在那次春游风波中，自称和妈妈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博物院和动物园——都是朱莉带他去过的地方。她推测，孩子说谎，是因为太想念那些时光。https://t.cn/A6GVOk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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