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在图书馆，脑子里灵光乍现，忽然很想看电影，于是匆匆收拾书包。本来我是相当浮躁的人，一般难耐得下心。可昨天的《日日是好日》以及今天的《心灵奇旅》，都让我深陷其中。而两部电影的主题又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个人的理解看来)，似乎都在说，要享受，顺应当下。最近状态一直出奇得糟糕，心里却一直有一个声音，不要急，慢下来，专注自己的节奏，不会错。总感觉冥冥之中，上天在给予我一些特别的指引，永远相信，命运有美丽安排。[心]
庄子：一个千古独绝的心灵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庄子》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其中哪些是由庄子本人所作？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苏东坡认为“说剑”“让王”“盗跖”“渔父”这四篇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明确讲到“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甚至批评其中的一篇是“软美肤俗”（《庄子解·刻意》），在他看来《庄子》的“外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之”。总之，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内、外、杂”都出自于庄子，因为不管是文风、思想境界，还是思想主题、对人物评价，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明显。但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近代学者分成两派，其中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反而不是，在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任继愈，依据是《史记》中司马迁为庄子作传的时候，所引用的庄子的话全都来自“外、杂篇”，而没有引“内篇”。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是不能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要远太多，司马迁当年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更为丰富。另一派则认为“内篇”是出自于庄子本人，而“外、杂篇”则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还是张岱年先生博士的刘笑敢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通过详尽的考证，发现了一个语言发展当中的重要线索，即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的组合词。他注意到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而“外、杂篇”里则开始频繁出现“精神”、“道德”的连用。如果将《庄子》与能够确定年代的经典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和更早的《论语》当中，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荀子》和《韩非子》就开始频繁地出现连用。与此同时，刘笑敢教授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庄子》的“外、杂篇”里有相当部分的篇章是在模仿“内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秋水篇》是在通篇模仿《逍遥游》，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的《庄子》一节中曾在注释中谈到。《逍遥游》七章，《秋水篇》也是七章；《逍遥游》第一章讲“小大之辩”，《秋水篇》第一章也是讲“小大之辩”。《逍遥游》最后两章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秋水篇》最后两章也是庄子和惠施之间的讨论，而且讨论的结构也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秋水篇》对“小大之辩”的讨论，就会发现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在根本上远远达不到《逍遥游》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对《庄子》进行真正的研读，重点就应该放在《庄子》的“内七篇”，但并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因为尽管“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庄子》“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到的文献篇章都离庄子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断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其中的有些篇章也确实很妙。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里，其实《庄子》文章之美、最难写的是非大手笔不能为的《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的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完之后，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其中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和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那么，为什么庄子要用一种最难写的方式写《庄子》？因为之前经典中的对话基本上都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像《孟子》，可能就是文字上有些润色，证据就在于《孟子》有几处“答非所问”的错误，是因为孟子没听清楚对方的问题就直接回答。《论语》里也都是孔子的弟子直接记录孔子的言行，只是在文字上有所润色。然而，《庄子》却不同于《孟子》和《论语》，是庄子编的，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庄子的后学里有人探讨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杂篇”中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比如《内篇·齐物论》中的“昔者尧问于舜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肤浅、庸俗的看法，因为这种引证最终是为了说服别人，但是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要“说不可言说者”。在《庄子》的“内七篇”中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他们都没有说话，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根本就没有出场，而只是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说就代表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语言了，一旦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能够认识到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困境，尤其是对其中最根本所见的表达困境的不只是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不可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言说。如果《庄子》“内七篇”里都是像《齐物论》第二章，或者是《大宗师》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亦或者是《应帝王》的倒数第二章那样的平铺直叙，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谁在说话？说话的这个人是“至德者”吗？说话的人如果是“至德者”，“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就不能进入言说。如果直接写陈述的人，他不是个“至德者”，他既然没达到“至德”，没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他所说的是真知吗？怎么可能是真知呢？这涉及到了说与不可说的根本问题。于是，庄子开始进入到这样的写作当中，开始用对话的方式来写作
所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
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
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
所谓「 不与声闻而相违背 」，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一般人都知道文殊法门「 弹偏斥小 」，
却忽略了文殊法门所弹斥的，乃是小乘的不发心，不是弹斥小乘的修行。
在修行上，三乘同观性空，岂可轻率否定。
通达法性者，自然就明白「 法无定法 」的妙用。
「 法无定法 」是般若智慧的精义之所在。
此一精义，在文殊法门中更是发挥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 法无定法 」如果被滥用，
那么，「 法无定法 」可能就变成无法无天了。
因此，所谓「 善用方便 」，
必须以「 深观法性 」的智慧为基础，
否则方便的结果反而是不方便了。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
所谓
「 无方便慧缚，
有方便慧解，
无慧方便缚，
有慧方便解。」
文殊法门的方便善巧很多。
如实而论，在本文上下文中，很多法门都可以说是方便门。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广引细谈。
9 . 入一切诸佛法门。
在《维摩诘经》（菩萨行品）中，
特别谈到了一个法门，
叫做「 入一切诸佛法门 」。
阿难尊者在维摩诘居士向香积佛请饭之后，不禁大为赞叹。
佛陀便为他说了一番开示。
阿难白佛言：
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作佛事。
佛言：
如是如是，阿难！
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
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
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
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
有以饭食而作佛事，
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
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
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
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
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示无识无作无为而作佛事。
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
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
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
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
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碍不没，
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
这一段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层，施作佛事，方便多多。
香积佛可以用香饭来转化人心，
阿弥陀佛可以用五尘说法来接引众生，
这是何等丰富的启示！
因为施作佛事的方便不同，
因此菩萨对于十方佛土的净与不净，应当一视同仁。
第二层，八万四千烦恼，表面上看来，是八万四千魔，芸芸众生为之疲劳不已，
但从文殊法门看来，这却实是诸佛施作佛事的另一种方便。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有所贪，你贪福报，你贪功德，
很好很好，我来教你布施法门吧，布施可以修福呀！
佛不我欺，布施修久了，贪心慢慢也就化掉了。
《大般若经》所谓
「 如是烦恼于大菩提虽为障碍，
而于能引菩提资粮有能助力。
是故菩萨乃至未坐妙菩提座，不永灭除。
若得菩提，一切顿断。」
贪瞋痴等烦恼，对凡夫而言，
虽然是苦恼的根源，却未尝不可因势利导，
把它转化为引生菩提的资粮。
你不用担心，贪福报、贪功德不也是「 贪 」吗？
没关系，「 若得菩提，一切顿断！」
这一层奥妙，值得善加体会。
《维摩诘经》〈佛道品〉也有一段经文，
与上文善用烦恼而施作佛事的理念可以相互辉映。
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
至于地狱无诸罪垢，
至于畜生无有无明憍慢等过，
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
示行贪欲离诸染着，
示行瞋恚于诸众生无有恚阂，
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
示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
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
乃至小罪犹怀大惧；
示行瞋恚而常慈忍，
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
示行乱意而常念定，
示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
示行谄伪而善方便随诸经义，
示行憍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
示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
示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
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
示入贫穷而有宝手功德无尽，
示入刑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
示入下贱而生佛种姓中，具诸功德，
示入羸劣丑陋而得那罗延身，一切众生之所乐见，
示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畏，
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
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现于讷钝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
示入邪济而以正济度诸众生，现遍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
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
这一段话说明了菩萨道的广大弹性。
但不管弹性有多大，一切作为的业报，都必须由你自己承担。
此所以经中说
「 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乃至小罪犹怀大惧」。
为什么？
戒律是死的，生命情境却是活的。
在常态下，当然要严守净戒，
但遇到非常状况，这个时候，开缘的判断，就非常重要。
因此，有些作为，看来好象是犯戒，其实不然。
不但如此，在佛教的修行上，
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 罪恶感 」。
罪恶感会干扰禅定的生起，
罪恶感会摧毁善念的增长，
罪恶感会导致自暴自弃，最糟糕的是，
罪恶感会障碍智慧的开显。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罪恶感愈重，修行愈不容易得力。
此所以佛教只许「 忏悔 」，
不许「 后悔 」。
「 忏悔 」与
「 后悔 」不同。
「 忏悔 」是断悔，是利用改过迁善来断除心中的悔恨之根。
「 后悔 」则是让自己的心灵在悔恨中不断地「 重复 」而已。
《维摩诘经》〈弟子品〉也触及这个问题。
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
来问我言：
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
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
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所以者何？
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如其心然，
罪垢亦然，
诸法亦然，
不出于如。
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我言：
不也。
维摩诘言：
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
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
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
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
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
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
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
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 犯律行以为耻 」，这是罪恶感。
这个罪恶感的延续，只是增长这两个比丘对戒律与僧团的逃避倾向罢了。
经中所谓「 不敢问佛 」，正是一个讯号。
文殊法门的过失管理，是从「 深观法性 」上，深观罪性不可得，
否则「 戒垢 」就可能被内化为「 心垢 」，这根本不是佛法。
此所以维摩诘居士直接了当地告诉优波离尊者说：
「 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10 . 不动相法门。
《诸法无行经》在佛陀与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中，出现了一段有关「 不动相 」的说明。
世尊！一切诸佛皆成就贪欲，名不动相。
文殊师利！云何是事名不动相？
世尊！一切诸佛皆入贪欲平等法中故，远离诤讼通达贪欲性故，
世尊！贪欲即是菩提。
何以故？
知贪欲实性，说名菩提。
是故一切诸佛，皆成就贪欲，名不动相。
拿贪欲做例子，很多人一听到贪欲，心理上就会起排斥。
但《诸法无行经》经中说，
一切诸佛因为已经深入了一切法的平等性，
在贪欲法上，已经通达了贪欲的法性，也就是空无自性，
所以一切诸佛对于贪欲法，
已经安住在「 不动相 」之中。
所谓「 贪欲即是菩提。
何以故？
知贪欲实性，说名菩提。」
这句话是总关键。
菩提菩提，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通达了贪欲的真实性。
明白处叫做菩提，不明白处叫做贪欲。
已明白者称之为佛，不明白者称之为凡夫。
就是这么简单。
文殊法门在整个佛教的传承上，
基本上是以「 阿閦佛 」为中心，
「 阿閦佛 」意为不动佛，
在五方佛的信仰体系中，属于东方之佛。
《维摩诘经》也特别提到，
维摩诘居士来自「 阿閦佛 」的佛土。
这个「不动相」法门，在文殊法门的修持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文殊法门极为深广奥妙，上文所述，
只不过是笔者个人把这几年来研读
《维摩诘经》与
《诸法无行经》的心得，
稍作整理而已。
限于时间与篇幅，有些细微的地方，不及详论。
再如《文殊.般若经》详述一行三昧的修持法要，
深入阐明「 即心即佛 」的念佛观，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容当另文述之。
整体而论，文殊法门处处不离圆顿要义。
但圆顿要义不是空谈高论，其切入处乃在当下这一念心。
圆顿要义的实现，也离不开日用寻常之间的渐进渐入。
本文写作之际，笔者心中忽现一偈，
爰题之为「 文殊法门摄颂 」，录之如下。
如实深观法界性，
当下烦恼即菩提；
触处皆是不二门，
圆成方便妙吉祥。
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
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
所谓「 不与声闻而相违背 」，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一般人都知道文殊法门「 弹偏斥小 」，
却忽略了文殊法门所弹斥的，乃是小乘的不发心，不是弹斥小乘的修行。
在修行上，三乘同观性空，岂可轻率否定。
通达法性者，自然就明白「 法无定法 」的妙用。
「 法无定法 」是般若智慧的精义之所在。
此一精义，在文殊法门中更是发挥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 法无定法 」如果被滥用，
那么，「 法无定法 」可能就变成无法无天了。
因此，所谓「 善用方便 」，
必须以「 深观法性 」的智慧为基础，
否则方便的结果反而是不方便了。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
所谓
「 无方便慧缚，
有方便慧解，
无慧方便缚，
有慧方便解。」
文殊法门的方便善巧很多。
如实而论，在本文上下文中，很多法门都可以说是方便门。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广引细谈。
9 . 入一切诸佛法门。
在《维摩诘经》（菩萨行品）中，
特别谈到了一个法门，
叫做「 入一切诸佛法门 」。
阿难尊者在维摩诘居士向香积佛请饭之后，不禁大为赞叹。
佛陀便为他说了一番开示。
阿难白佛言：
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作佛事。
佛言：
如是如是，阿难！
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
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
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
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
有以饭食而作佛事，
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
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
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
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
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示无识无作无为而作佛事。
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
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
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
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
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碍不没，
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
这一段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层，施作佛事，方便多多。
香积佛可以用香饭来转化人心，
阿弥陀佛可以用五尘说法来接引众生，
这是何等丰富的启示！
因为施作佛事的方便不同，
因此菩萨对于十方佛土的净与不净，应当一视同仁。
第二层，八万四千烦恼，表面上看来，是八万四千魔，芸芸众生为之疲劳不已，
但从文殊法门看来，这却实是诸佛施作佛事的另一种方便。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有所贪，你贪福报，你贪功德，
很好很好，我来教你布施法门吧，布施可以修福呀！
佛不我欺，布施修久了，贪心慢慢也就化掉了。
《大般若经》所谓
「 如是烦恼于大菩提虽为障碍，
而于能引菩提资粮有能助力。
是故菩萨乃至未坐妙菩提座，不永灭除。
若得菩提，一切顿断。」
贪瞋痴等烦恼，对凡夫而言，
虽然是苦恼的根源，却未尝不可因势利导，
把它转化为引生菩提的资粮。
你不用担心，贪福报、贪功德不也是「 贪 」吗？
没关系，「 若得菩提，一切顿断！」
这一层奥妙，值得善加体会。
《维摩诘经》〈佛道品〉也有一段经文，
与上文善用烦恼而施作佛事的理念可以相互辉映。
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
至于地狱无诸罪垢，
至于畜生无有无明憍慢等过，
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
示行贪欲离诸染着，
示行瞋恚于诸众生无有恚阂，
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
示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
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
乃至小罪犹怀大惧；
示行瞋恚而常慈忍，
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
示行乱意而常念定，
示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
示行谄伪而善方便随诸经义，
示行憍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
示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
示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
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
示入贫穷而有宝手功德无尽，
示入刑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
示入下贱而生佛种姓中，具诸功德，
示入羸劣丑陋而得那罗延身，一切众生之所乐见，
示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畏，
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
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现于讷钝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
示入邪济而以正济度诸众生，现遍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
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
这一段话说明了菩萨道的广大弹性。
但不管弹性有多大，一切作为的业报，都必须由你自己承担。
此所以经中说
「 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乃至小罪犹怀大惧」。
为什么？
戒律是死的，生命情境却是活的。
在常态下，当然要严守净戒，
但遇到非常状况，这个时候，开缘的判断，就非常重要。
因此，有些作为，看来好象是犯戒，其实不然。
不但如此，在佛教的修行上，
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 罪恶感 」。
罪恶感会干扰禅定的生起，
罪恶感会摧毁善念的增长，
罪恶感会导致自暴自弃，最糟糕的是，
罪恶感会障碍智慧的开显。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罪恶感愈重，修行愈不容易得力。
此所以佛教只许「 忏悔 」，
不许「 后悔 」。
「 忏悔 」与
「 后悔 」不同。
「 忏悔 」是断悔，是利用改过迁善来断除心中的悔恨之根。
「 后悔 」则是让自己的心灵在悔恨中不断地「 重复 」而已。
《维摩诘经》〈弟子品〉也触及这个问题。
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
来问我言：
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
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
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所以者何？
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如其心然，
罪垢亦然，
诸法亦然，
不出于如。
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我言：
不也。
维摩诘言：
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
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
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
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
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
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
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
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 犯律行以为耻 」，这是罪恶感。
这个罪恶感的延续，只是增长这两个比丘对戒律与僧团的逃避倾向罢了。
经中所谓「 不敢问佛 」，正是一个讯号。
文殊法门的过失管理，是从「 深观法性 」上，深观罪性不可得，
否则「 戒垢 」就可能被内化为「 心垢 」，这根本不是佛法。
此所以维摩诘居士直接了当地告诉优波离尊者说：
「 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10 . 不动相法门。
《诸法无行经》在佛陀与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中，出现了一段有关「 不动相 」的说明。
世尊！一切诸佛皆成就贪欲，名不动相。
文殊师利！云何是事名不动相？
世尊！一切诸佛皆入贪欲平等法中故，远离诤讼通达贪欲性故，
世尊！贪欲即是菩提。
何以故？
知贪欲实性，说名菩提。
是故一切诸佛，皆成就贪欲，名不动相。
拿贪欲做例子，很多人一听到贪欲，心理上就会起排斥。
但《诸法无行经》经中说，
一切诸佛因为已经深入了一切法的平等性，
在贪欲法上，已经通达了贪欲的法性，也就是空无自性，
所以一切诸佛对于贪欲法，
已经安住在「 不动相 」之中。
所谓「 贪欲即是菩提。
何以故？
知贪欲实性，说名菩提。」
这句话是总关键。
菩提菩提，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通达了贪欲的真实性。
明白处叫做菩提，不明白处叫做贪欲。
已明白者称之为佛，不明白者称之为凡夫。
就是这么简单。
文殊法门在整个佛教的传承上，
基本上是以「 阿閦佛 」为中心，
「 阿閦佛 」意为不动佛，
在五方佛的信仰体系中，属于东方之佛。
《维摩诘经》也特别提到，
维摩诘居士来自「 阿閦佛 」的佛土。
这个「不动相」法门，在文殊法门的修持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文殊法门极为深广奥妙，上文所述，
只不过是笔者个人把这几年来研读
《维摩诘经》与
《诸法无行经》的心得，
稍作整理而已。
限于时间与篇幅，有些细微的地方，不及详论。
再如《文殊.般若经》详述一行三昧的修持法要，
深入阐明「 即心即佛 」的念佛观，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容当另文述之。
整体而论，文殊法门处处不离圆顿要义。
但圆顿要义不是空谈高论，其切入处乃在当下这一念心。
圆顿要义的实现，也离不开日用寻常之间的渐进渐入。
本文写作之际，笔者心中忽现一偈，
爰题之为「 文殊法门摄颂 」，录之如下。
如实深观法界性，
当下烦恼即菩提；
触处皆是不二门，
圆成方便妙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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