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排现今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女排会不会又是一个伦敦周期？！新老球员衔接、主教练更替、各位置的人员储备....
●从2013年开始的郎平执教期，定下的目标就是东京奥运，也是计划东京结束后退休！里约周期应该算是个意外、从9年的人员培养和使用情况来看确实只是考虑到东京而已、巴黎甚至往后并没有在郎平的思考范围里，直白点就是后续情况如何发展管我P事！
●球员培养：东京奥运名单基本都是里约周期球员，新人只有李盈莹、王媛媛和姚迪！没有绝对实力的新人都是跑马灯般过滤一遍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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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位】只有朱婷，朱婷也就是郎平的底线门面名片、朱婷也就代表着郎平自己、也就是为什么谁都能弃换、唯独朱婷无论如何都不行！
○铁打的朱婷、对角有福将刘晓彤、爱徒张常宁、再不济还有刘晏含！里约的成功让郎平对这一批球员有了超强的信心、特别是朱袁张这个自己挖掘培养的名片！
○李盈莹15年世少赛、乃至16年联赛其实就已经展现天赋、但有了冠军班底后已经没有了挖掘培养的兴致，对新人也就屏蔽了！李盈莹排超元年的横空出世大放异彩对于球迷来说是惊喜、但对于公认是善于挖掘人才的郎平来说就是打脸般的存在（都叫去看过了、怎么就没发现天赋呢？）！2018年顺理成章进入国家队的李盈莹最终还是被郎平公开羞辱、甚至于贬低排超联赛，还是体现出没看到李盈莹的潜力！自以为边攻线爱徒众多不缺人、奈何爱徒又不争气屡屡挖坑，奈何李盈莹自己争气没被压垮有屡屡填坑，最终还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留着！姜还是老的辣、不但压制着又能把场面功夫做足、典型的被卖了还得帮着数钱说尽好话！
○2018年世联赛总决赛重用常负效率的刘晓彤输美国、季军赛却首发李盈莹意图难明获季军！（全运会依旧）
○世锦赛半决赛不断的换上替下李盈莹，拦下艾格努艰难拖进决胜局、依旧首发毫无表现的张常宁、前排丢分后才换下，最终2分惜败；季军战全员未从失利走出的低迷下依靠李盈莹单局12分拿下首局才助球队回神！（逆转俄罗斯、美国都难打动）
○2019年打意大利不知悔改希望张常宁挽尊又是惨败二局、无奈启用李盈莹才帮助球队走出连败阴影！（终于有了些许认可）
○2021年打苦主意大利首发李盈莹、更希望表达的是朱婷不上还有谁能上吧，奈何赢了还是横扫！（最终还是困死在朱袁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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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位】主要打算培养杨方旭、其次是龚翔宇！里约的意外夺冠、收获自信使得杨方旭即便伤病严重仍寄予厚望他的伤愈复出、但2018年复出后竞技水平问题又加上出现药检问题才让郎平彻底放弃杨方旭！所以说从杨方旭有伤病到2018年期间完全没有接应位球员匮乏的预案、坚信杨方旭的复出和前途未卜的龚翔宇，也就有了2018年经典的那句：龚翔宇和曾春蕾就是国内最好的接应！
○龚翔宇也就成了9年来唯一培养的接应球员，其他的接应球员都是进队集训看造化、带着一起练打出实力就能替补，自己打不出来就再换一批人再试...接应本位有年轻的也根本不想培养、副攻主攻转接应的过滤一遍，最终还是挑选了准退役老球员应急！东京后退役的退役、剩下29岁又改回主攻的刘晏含、放养的杜清清、没考虑过的陈佩妍...也就导致了东京后接应位彻底形成独苗，所以巴黎周期的接应位只能新教练自己想办法！
○龚翔宇应该属于天之骄子得天时获地利揽人和，这么多年的培养情况用现今的成果来分析、结论就是完全不值得培养（扣高323、拦高317，数据编得再好又有何用）！进攻连小斜线都没有的攻手可以说进攻上限低得可怕；拦防保障环节说句不好听的、但凡是个人全勤在国家队训练和打国际赛、现今就这点实力真不算优秀！无奈没有竞争、依旧会是国家队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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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攻组】也是只培养了袁心玥一个，颜妮不能说是郎平培养、算是慧眼识珠，颜妮能打东京就已经很不错了、铁定无缘巴黎！所以培养后备也不存在、胡明媛、杨涵玉、高意和王媛媛这些潜力副攻基本处于散养状态，机会均等、联赛磨练，最后时刻看情况选择而已！王媛媛最终入围实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跟李盈莹和姚迪是天津队友有默契这个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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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郎平爱徒沈静思结婚生子的缘故，所以不管丁霞之前如何几进几出般嫌弃，最终还是带去里约夺冠的爱徒、自然东京妥妥的主力！东京周期也就考察过小将孙燕、孙海平这些而已、能力平平如上所说般懒得培养过来掉了！替补二传也就是姚迪和刁琳宇了、他们肯定就不存在培养一说了，张常宁不靠谱的那二年其实就把刁琳宇刷下去了、早早就锁定好了和李盈莹更默契的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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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王梦洁就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自由人！就是被强行背锅的和想拉王下位的几拨人不约而同网暴了、强行对比什么德吉纳罗、卡斯蒂略，怎么不对比接应位艾格努和博斯呢，重要的接应位无奈、自由人却要求世界顶级！倪飞飞这种还不是集训走个过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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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球员退的退、伤的伤...新周期的球员断档和成绩压力摆在台面上，以前信誓旦旦为国家队着眼未来培养新人的话完全是扯蛋，千疮百孔的现状又导致了主教练也无人接手！
●中国女排会不会又是一个伦敦周期？！新老球员衔接、主教练更替、各位置的人员储备....
●从2013年开始的郎平执教期，定下的目标就是东京奥运，也是计划东京结束后退休！里约周期应该算是个意外、从9年的人员培养和使用情况来看确实只是考虑到东京而已、巴黎甚至往后并没有在郎平的思考范围里，直白点就是后续情况如何发展管我P事！
●球员培养：东京奥运名单基本都是里约周期球员，新人只有李盈莹、王媛媛和姚迪！没有绝对实力的新人都是跑马灯般过滤一遍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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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位】只有朱婷，朱婷也就是郎平的底线门面名片、朱婷也就代表着郎平自己、也就是为什么谁都能弃换、唯独朱婷无论如何都不行！
○铁打的朱婷、对角有福将刘晓彤、爱徒张常宁、再不济还有刘晏含！里约的成功让郎平对这一批球员有了超强的信心、特别是朱袁张这个自己挖掘培养的名片！
○李盈莹15年世少赛、乃至16年联赛其实就已经展现天赋、但有了冠军班底后已经没有了挖掘培养的兴致，对新人也就屏蔽了！李盈莹排超元年的横空出世大放异彩对于球迷来说是惊喜、但对于公认是善于挖掘人才的郎平来说就是打脸般的存在（都叫去看过了、怎么就没发现天赋呢？）！2018年顺理成章进入国家队的李盈莹最终还是被郎平公开羞辱、甚至于贬低排超联赛，还是体现出没看到李盈莹的潜力！自以为边攻线爱徒众多不缺人、奈何爱徒又不争气屡屡挖坑，奈何李盈莹自己争气没被压垮有屡屡填坑，最终还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留着！姜还是老的辣、不但压制着又能把场面功夫做足、典型的被卖了还得帮着数钱说尽好话！
○2018年世联赛总决赛重用常负效率的刘晓彤输美国、季军赛却首发李盈莹意图难明获季军！（全运会依旧）
○世锦赛半决赛不断的换上替下李盈莹，拦下艾格努艰难拖进决胜局、依旧首发毫无表现的张常宁、前排丢分后才换下，最终2分惜败；季军战全员未从失利走出的低迷下依靠李盈莹单局12分拿下首局才助球队回神！（逆转俄罗斯、美国都难打动）
○2019年打意大利不知悔改希望张常宁挽尊又是惨败二局、无奈启用李盈莹才帮助球队走出连败阴影！（终于有了些许认可）
○2021年打苦主意大利首发李盈莹、更希望表达的是朱婷不上还有谁能上吧，奈何赢了还是横扫！（最终还是困死在朱袁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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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位】主要打算培养杨方旭、其次是龚翔宇！里约的意外夺冠、收获自信使得杨方旭即便伤病严重仍寄予厚望他的伤愈复出、但2018年复出后竞技水平问题又加上出现药检问题才让郎平彻底放弃杨方旭！所以说从杨方旭有伤病到2018年期间完全没有接应位球员匮乏的预案、坚信杨方旭的复出和前途未卜的龚翔宇，也就有了2018年经典的那句：龚翔宇和曾春蕾就是国内最好的接应！
○龚翔宇也就成了9年来唯一培养的接应球员，其他的接应球员都是进队集训看造化、带着一起练打出实力就能替补，自己打不出来就再换一批人再试...接应本位有年轻的也根本不想培养、副攻主攻转接应的过滤一遍，最终还是挑选了准退役老球员应急！东京后退役的退役、剩下29岁又改回主攻的刘晏含、放养的杜清清、没考虑过的陈佩妍...也就导致了东京后接应位彻底形成独苗，所以巴黎周期的接应位只能新教练自己想办法！
○龚翔宇应该属于天之骄子得天时获地利揽人和，这么多年的培养情况用现今的成果来分析、结论就是完全不值得培养（扣高323、拦高317，数据编得再好又有何用）！进攻连小斜线都没有的攻手可以说进攻上限低得可怕；拦防保障环节说句不好听的、但凡是个人全勤在国家队训练和打国际赛、现今就这点实力真不算优秀！无奈没有竞争、依旧会是国家队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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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攻组】也是只培养了袁心玥一个，颜妮不能说是郎平培养、算是慧眼识珠，颜妮能打东京就已经很不错了、铁定无缘巴黎！所以培养后备也不存在、胡明媛、杨涵玉、高意和王媛媛这些潜力副攻基本处于散养状态，机会均等、联赛磨练，最后时刻看情况选择而已！王媛媛最终入围实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跟李盈莹和姚迪是天津队友有默契这个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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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郎平爱徒沈静思结婚生子的缘故，所以不管丁霞之前如何几进几出般嫌弃，最终还是带去里约夺冠的爱徒、自然东京妥妥的主力！东京周期也就考察过小将孙燕、孙海平这些而已、能力平平如上所说般懒得培养过来掉了！替补二传也就是姚迪和刁琳宇了、他们肯定就不存在培养一说了，张常宁不靠谱的那二年其实就把刁琳宇刷下去了、早早就锁定好了和李盈莹更默契的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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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王梦洁就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自由人！就是被强行背锅的和想拉王下位的几拨人不约而同网暴了、强行对比什么德吉纳罗、卡斯蒂略，怎么不对比接应位艾格努和博斯呢，重要的接应位无奈、自由人却要求世界顶级！倪飞飞这种还不是集训走个过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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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球员退的退、伤的伤...新周期的球员断档和成绩压力摆在台面上，以前信誓旦旦为国家队着眼未来培养新人的话完全是扯蛋，千疮百孔的现状又导致了主教练也无人接手！
【声音】胡适：打破浪漫病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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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声音】胡适：打破浪漫病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本文为1928年12月初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张嘉树记录，原载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原题为“治学方法”
来源于：《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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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1600至1900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1609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〇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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