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物#【万寿寺】位于甘州区县府南街。又名木塔寺，寺院最早创建于北周时期。1993 年，万寿寺（包括木塔及藏经楼）被公布为甘肃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由甘州区博物馆负责管理。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钟庚起撰《甘州府志》载：“万寿寺木塔九层，罗汉五百，俗名木塔寺，（北周）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 年）重建。”大业二年（609 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曾命随行名僧慧乘在万寿寺为高昌王及二十七国使者讲授《金光明经》。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大将尉迟恭曾奉唐太宗之命负责监修万寿寺塔。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路经张掖，曾在万寿寺礼佛诵经。《重刊甘镇志》载，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重修万寿寺，将木塔由原 15 层改为 9 层。永乐十六年（1418 年）又大修寺塔。《马克•波罗行记》中对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时的万寿寺有记载。明宣德年间（1426 ～ 1435 年），镇守甘肃太监王贵曾上疏请明宣宗颁赐“万寿寺”匾额，又赐藏经。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甘肃提督孙思克主持筹资维修，并刻立《重修万寿寺碑记》，碑文称当时修缮“楼殿一新，廊庑改观，500 罗汉，尊尊光明，二十诸天，在在圆满，卧像显丈六金身，千佛耸百尺高阁。伽蓝护法山门厨库，无一不重加修理。”清代名僧卜舟写有《万寿寺木塔》诗一首。清末，木塔被大风毁坏，1926 年重建。
万寿寺原建筑坐西朝东，院落式布局，中轴线有山门、殿堂、佛塔、藏经楼、僧舍等，现仅存木塔和藏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寿寺改为张掖中学校址，殿堂被改建为校舍，部分殿堂被拆除。20 世纪 90 年代，扩建广场，原格局不存。
现存木塔 1983 ～ 1986 年维修，砖木结构八面九级空心阁楼式，外檐均为木构出廊，金柱间砌筑青砖墙，通高 32.8 米，檐柱与金柱间施单步梁拉结，塔内有木楼梯和扶手栏杆。建于砖石砌筑的方形须弥座台基上，台基四面有垂带踏步、抱鼓石及望柱栏杆，台基顶部四周置石雕望柱栏杆，台基底边长 20.3米，高 1.5 米。第一塔身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结构，四面金柱明间装槅扇门，次间开方窗，门额上方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入三摩地”，东侧为“登极乐天”；第二层塔身外檐平面呈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周出廊结构，金柱平面布局为八角形，金柱间砌筑砖墙，东、西面各开拱形假门洞，南、北面开假窗，门楣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宝筏金绳”，东侧为“西天正觉”。一、二层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端部施灰陶跑龙，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第三至第九层塔身外檐柱、金柱的平面布局呈八角形，四周环绕廊，金柱间砌筑砖墙，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四面分层开门窗，其中第三层四面辟门，无窗；第四层东、西面辟门，无窗，东门两侧砖刻楹联“玲珑塔下祥光晃，紫金钵里千朵莲”，门额题“千佛明经”，西门两侧砖刻楹联“九级浮图光闪烁，千层莲座镇金刹”，门额题“万法归空”；第五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设假窗，东门两侧砖雕楹联“宝寺犹云中世界，高塔如静里乾坤”，门额题“西来妙意”，西门砖刻楹联“平安两字西方佛，清静三途上界仙”，额题“甘泉福荫”；第六层四面辟门；第七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开月窗。第八层檐柱间装木雕栏杆；第九层室内为木构井式塔顶，原悬挂铜钟一口，已取下，屋面八角攒尖顶，塔顶攒尖处置灰陶宝瓶。各层檐下施木雕十二生肖图案，挑檐角梁雕刻龙头，下挂风铎。“木塔毓钟”是古代张掖八景之一。木塔前有清代《重修万寿寺石碑》一通。
藏经楼位于木塔西面 10 米处，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三檐歇山顶，建于高 0.4 米的水泥台基上，第一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檐下施五踩花牙子斗栱；屋面覆盖筒板瓦，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砌筑。第二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四周出廊，下檐施五踩花牙子斗栱，上檐施七踩花牙子斗栱，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屋面覆盖筒板瓦，正脊、垂脊、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正脊两端置龙吻，中间有跑兽、宝瓶，垂兽、戗兽俱全。
2014年，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省文物局《关于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甘文局发〔2014〕300号）公布其保护范围为：“东至木塔踏步外侧以东90 米，南至藏经楼南侧台基外侧以南60 米，西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30 米，北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60 米。” 2018年，省文物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甘文局联发〔2018〕3号）公布其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向东、南、西、北各延伸50 米。”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钟庚起撰《甘州府志》载：“万寿寺木塔九层，罗汉五百，俗名木塔寺，（北周）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 年）重建。”大业二年（609 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曾命随行名僧慧乘在万寿寺为高昌王及二十七国使者讲授《金光明经》。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大将尉迟恭曾奉唐太宗之命负责监修万寿寺塔。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路经张掖，曾在万寿寺礼佛诵经。《重刊甘镇志》载，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重修万寿寺，将木塔由原 15 层改为 9 层。永乐十六年（1418 年）又大修寺塔。《马克•波罗行记》中对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时的万寿寺有记载。明宣德年间（1426 ～ 1435 年），镇守甘肃太监王贵曾上疏请明宣宗颁赐“万寿寺”匾额，又赐藏经。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甘肃提督孙思克主持筹资维修，并刻立《重修万寿寺碑记》，碑文称当时修缮“楼殿一新，廊庑改观，500 罗汉，尊尊光明，二十诸天，在在圆满，卧像显丈六金身，千佛耸百尺高阁。伽蓝护法山门厨库，无一不重加修理。”清代名僧卜舟写有《万寿寺木塔》诗一首。清末，木塔被大风毁坏，1926 年重建。
万寿寺原建筑坐西朝东，院落式布局，中轴线有山门、殿堂、佛塔、藏经楼、僧舍等，现仅存木塔和藏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寿寺改为张掖中学校址，殿堂被改建为校舍，部分殿堂被拆除。20 世纪 90 年代，扩建广场，原格局不存。
现存木塔 1983 ～ 1986 年维修，砖木结构八面九级空心阁楼式，外檐均为木构出廊，金柱间砌筑青砖墙，通高 32.8 米，檐柱与金柱间施单步梁拉结，塔内有木楼梯和扶手栏杆。建于砖石砌筑的方形须弥座台基上，台基四面有垂带踏步、抱鼓石及望柱栏杆，台基顶部四周置石雕望柱栏杆，台基底边长 20.3米，高 1.5 米。第一塔身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结构，四面金柱明间装槅扇门，次间开方窗，门额上方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入三摩地”，东侧为“登极乐天”；第二层塔身外檐平面呈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周出廊结构，金柱平面布局为八角形，金柱间砌筑砖墙，东、西面各开拱形假门洞，南、北面开假窗，门楣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宝筏金绳”，东侧为“西天正觉”。一、二层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端部施灰陶跑龙，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第三至第九层塔身外檐柱、金柱的平面布局呈八角形，四周环绕廊，金柱间砌筑砖墙，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四面分层开门窗，其中第三层四面辟门，无窗；第四层东、西面辟门，无窗，东门两侧砖刻楹联“玲珑塔下祥光晃，紫金钵里千朵莲”，门额题“千佛明经”，西门两侧砖刻楹联“九级浮图光闪烁，千层莲座镇金刹”，门额题“万法归空”；第五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设假窗，东门两侧砖雕楹联“宝寺犹云中世界，高塔如静里乾坤”，门额题“西来妙意”，西门砖刻楹联“平安两字西方佛，清静三途上界仙”，额题“甘泉福荫”；第六层四面辟门；第七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开月窗。第八层檐柱间装木雕栏杆；第九层室内为木构井式塔顶，原悬挂铜钟一口，已取下，屋面八角攒尖顶，塔顶攒尖处置灰陶宝瓶。各层檐下施木雕十二生肖图案，挑檐角梁雕刻龙头，下挂风铎。“木塔毓钟”是古代张掖八景之一。木塔前有清代《重修万寿寺石碑》一通。
藏经楼位于木塔西面 10 米处，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三檐歇山顶，建于高 0.4 米的水泥台基上，第一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檐下施五踩花牙子斗栱；屋面覆盖筒板瓦，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砌筑。第二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四周出廊，下檐施五踩花牙子斗栱，上檐施七踩花牙子斗栱，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屋面覆盖筒板瓦，正脊、垂脊、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正脊两端置龙吻，中间有跑兽、宝瓶，垂兽、戗兽俱全。
2014年，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省文物局《关于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甘文局发〔2014〕300号）公布其保护范围为：“东至木塔踏步外侧以东90 米，南至藏经楼南侧台基外侧以南60 米，西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30 米，北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60 米。” 2018年，省文物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甘文局联发〔2018〕3号）公布其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向东、南、西、北各延伸50 米。”
#甘肃文物##万寿寺#位于甘州区县府南街。又名木塔寺，寺院最早创建于北周时期。1993 年，万寿寺（包括木塔及藏经楼）被公布为甘肃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由甘州区博物馆负责管理。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钟庚起撰《甘州府志》载：“万寿寺木塔九层，罗汉五百，俗名木塔寺，（北周）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 年）重建。”大业二年（609 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曾命随行名僧慧乘在万寿寺为高昌王及二十七国使者讲授《金光明经》。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大将尉迟恭曾奉唐太宗之命负责监修万寿寺塔。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路经张掖，曾在万寿寺礼佛诵经。《重刊甘镇志》载，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重修万寿寺，将木塔由原 15 层改为 9 层。永乐十六年（1418 年）又大修寺塔。《马克•波罗行记》中对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时的万寿寺有记载。明宣德年间（1426 ～ 1435 年），镇守甘肃太监王贵曾上疏请明宣宗颁赐“万寿寺”匾额，又赐藏经。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甘肃提督孙思克主持筹资维修，并刻立《重修万寿寺碑记》，碑文称当时修缮“楼殿一新，廊庑改观，500 罗汉，尊尊光明，二十诸天，在在圆满，卧像显丈六金身，千佛耸百尺高阁。伽蓝护法山门厨库，无一不重加修理。”清代名僧卜舟写有《万寿寺木塔》诗一首。清末，木塔被大风毁坏，1926 年重建。
万寿寺原建筑坐西朝东，院落式布局，中轴线有山门、殿堂、佛塔、藏经楼、僧舍等，现仅存木塔和藏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寿寺改为张掖中学校址，殿堂被改建为校舍，部分殿堂被拆除。20 世纪 90 年代，扩建广场，原格局不存。
现存木塔 1983 ～ 1986 年维修，砖木结构八面九级空心阁楼式，外檐均为木构出廊，金柱间砌筑青砖墙，通高 32.8 米，檐柱与金柱间施单步梁拉结，塔内有木楼梯和扶手栏杆。建于砖石砌筑的方形须弥座台基上，台基四面有垂带踏步、抱鼓石及望柱栏杆，台基顶部四周置石雕望柱栏杆，台基底边长 20.3米，高 1.5 米。第一塔身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结构，四面金柱明间装槅扇门，次间开方窗，门额上方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入三摩地”，东侧为“登极乐天”；第二层塔身外檐平面呈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周出廊结构，金柱平面布局为八角形，金柱间砌筑砖墙，东、西面各开拱形假门洞，南、北面开假窗，门楣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宝筏金绳”，东侧为“西天正觉”。一、二层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端部施灰陶跑龙，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第三至第九层塔身外檐柱、金柱的平面布局呈八角形，四周环绕廊，金柱间砌筑砖墙，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四面分层开门窗，其中第三层四面辟门，无窗；第四层东、西面辟门，无窗，东门两侧砖刻楹联“玲珑塔下祥光晃，紫金钵里千朵莲”，门额题“千佛明经”，西门两侧砖刻楹联“九级浮图光闪烁，千层莲座镇金刹”，门额题“万法归空”；第五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设假窗，东门两侧砖雕楹联“宝寺犹云中世界，高塔如静里乾坤”，门额题“西来妙意”，西门砖刻楹联“平安两字西方佛，清静三途上界仙”，额题“甘泉福荫”；第六层四面辟门；第七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开月窗。第八层檐柱间装木雕栏杆；第九层室内为木构井式塔顶，原悬挂铜钟一口，已取下，屋面八角攒尖顶，塔顶攒尖处置灰陶宝瓶。各层檐下施木雕十二生肖图案，挑檐角梁雕刻龙头，下挂风铎。“木塔毓钟”是古代张掖八景之一。木塔前有清代《重修万寿寺石碑》一通。
藏经楼位于木塔西面 10 米处，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三檐歇山顶，建于高 0.4 米的水泥台基上，第一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檐下施五踩花牙子斗栱；屋面覆盖筒板瓦，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砌筑。第二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四周出廊，下檐施五踩花牙子斗栱，上檐施七踩花牙子斗栱，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屋面覆盖筒板瓦，正脊、垂脊、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正脊两端置龙吻，中间有跑兽、宝瓶，垂兽、戗兽俱全。
2014年，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省文物局《关于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甘文局发〔2014〕300号）公布其保护范围为：“东至木塔踏步外侧以东90 米，南至藏经楼南侧台基外侧以南60 米，西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30 米，北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60 米。” 2018年，省文物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甘文局联发〔2018〕3号）公布其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向东、南、西、北各延伸50 米。”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钟庚起撰《甘州府志》载：“万寿寺木塔九层，罗汉五百，俗名木塔寺，（北周）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 年）重建。”大业二年（609 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曾命随行名僧慧乘在万寿寺为高昌王及二十七国使者讲授《金光明经》。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大将尉迟恭曾奉唐太宗之命负责监修万寿寺塔。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路经张掖，曾在万寿寺礼佛诵经。《重刊甘镇志》载，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重修万寿寺，将木塔由原 15 层改为 9 层。永乐十六年（1418 年）又大修寺塔。《马克•波罗行记》中对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时的万寿寺有记载。明宣德年间（1426 ～ 1435 年），镇守甘肃太监王贵曾上疏请明宣宗颁赐“万寿寺”匾额，又赐藏经。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甘肃提督孙思克主持筹资维修，并刻立《重修万寿寺碑记》，碑文称当时修缮“楼殿一新，廊庑改观，500 罗汉，尊尊光明，二十诸天，在在圆满，卧像显丈六金身，千佛耸百尺高阁。伽蓝护法山门厨库，无一不重加修理。”清代名僧卜舟写有《万寿寺木塔》诗一首。清末，木塔被大风毁坏，1926 年重建。
万寿寺原建筑坐西朝东，院落式布局，中轴线有山门、殿堂、佛塔、藏经楼、僧舍等，现仅存木塔和藏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寿寺改为张掖中学校址，殿堂被改建为校舍，部分殿堂被拆除。20 世纪 90 年代，扩建广场，原格局不存。
现存木塔 1983 ～ 1986 年维修，砖木结构八面九级空心阁楼式，外檐均为木构出廊，金柱间砌筑青砖墙，通高 32.8 米，檐柱与金柱间施单步梁拉结，塔内有木楼梯和扶手栏杆。建于砖石砌筑的方形须弥座台基上，台基四面有垂带踏步、抱鼓石及望柱栏杆，台基顶部四周置石雕望柱栏杆，台基底边长 20.3米，高 1.5 米。第一塔身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结构，四面金柱明间装槅扇门，次间开方窗，门额上方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入三摩地”，东侧为“登极乐天”；第二层塔身外檐平面呈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周出廊结构，金柱平面布局为八角形，金柱间砌筑砖墙，东、西面各开拱形假门洞，南、北面开假窗，门楣嵌砖雕匾额，西侧为“宝筏金绳”，东侧为“西天正觉”。一、二层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端部施灰陶跑龙，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第三至第九层塔身外檐柱、金柱的平面布局呈八角形，四周环绕廊，金柱间砌筑砖墙，屋面覆盖灰筒板瓦，垂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垒砌，四面分层开门窗，其中第三层四面辟门，无窗；第四层东、西面辟门，无窗，东门两侧砖刻楹联“玲珑塔下祥光晃，紫金钵里千朵莲”，门额题“千佛明经”，西门两侧砖刻楹联“九级浮图光闪烁，千层莲座镇金刹”，门额题“万法归空”；第五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设假窗，东门两侧砖雕楹联“宝寺犹云中世界，高塔如静里乾坤”，门额题“西来妙意”，西门砖刻楹联“平安两字西方佛，清静三途上界仙”，额题“甘泉福荫”；第六层四面辟门；第七层东、西面辟门，南、北面开月窗。第八层檐柱间装木雕栏杆；第九层室内为木构井式塔顶，原悬挂铜钟一口，已取下，屋面八角攒尖顶，塔顶攒尖处置灰陶宝瓶。各层檐下施木雕十二生肖图案，挑檐角梁雕刻龙头，下挂风铎。“木塔毓钟”是古代张掖八景之一。木塔前有清代《重修万寿寺石碑》一通。
藏经楼位于木塔西面 10 米处，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层三檐歇山顶，建于高 0.4 米的水泥台基上，第一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檐下施五踩花牙子斗栱；屋面覆盖筒板瓦，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博脊用青砖瓦条砌筑。第二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四周出廊，下檐施五踩花牙子斗栱，上檐施七踩花牙子斗栱，前檐金柱明间、次间装木槅扇门，梢间为槛墙、槛窗，其他三面均青砖砌墙；屋面覆盖筒板瓦，正脊、垂脊、戗脊用雕花脊筒子砌筑，正脊两端置龙吻，中间有跑兽、宝瓶，垂兽、戗兽俱全。
2014年，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省文物局《关于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甘文局发〔2014〕300号）公布其保护范围为：“东至木塔踏步外侧以东90 米，南至藏经楼南侧台基外侧以南60 米，西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30 米，北至藏经楼北侧台基外侧以北60 米。” 2018年，省文物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甘文局联发〔2018〕3号）公布其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向东、南、西、北各延伸50 米。”
#科技# 植保无人机成田间地头“新宠”
近年来，在广袤的农田上，无人机的身影越来越多。精准施药效果好、节水节药能力强、省时省力效率高，2012年以来开始加速应用的植保无人机正在进入爆发增长阶段。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市场生态远未成熟，价格战等行业潜在发展风险仍需警惕——
作为农业高新装备，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效果好、节水节药能力强、省时省力效率高，成为田间地头“新宠”，短短几年时间涌现出上千家无人机制造和服务企业，大大缓解了我国农业植保环节长期存在的“打药难”问题。在当前农村劳动力短缺情况下，植保无人机前景广阔。但是，作为新兴产业，植保无人机发展受到技术、政策、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究竟能飞多高？
植保无人机成农田“新宠”
9月，在新疆广袤的棉田上，极飞科技总经理彭斌看着自己公司生产的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在进行棉花脱叶剂喷洒作业。“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与传统人工喷药相比，每架植保无人机的工作效率相当于60个劳动力，可以大幅节省农村劳动力。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可以节省30%的农药和90%的水资源。”彭斌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我国用于农作物植保的农用飞机发展很快，新机型和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水稻、小麦、玉米、甘蔗、果树、棉花等多种作物病虫害防治作业上。中国农机化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正在服役的有人驾驶农用飞机约130架左右，主要集中分布在黑龙江和新疆地区，其中北大荒通航公司拥有国内外机型101架，年作业覆盖面积3000万亩左右。而2012年以来，植保无人机应用逐年加速发展，产品覆盖单旋翼、多旋翼、油动、电动等多个品种，至2018年底，国内植保无人机拥有量已达3万多架，全年作业量达3亿亩次，预计2019年底，拥有量将超过4万架，作业面积将超过4亿亩次。
“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欢迎是植保飞机特别是植保无人机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农机化协会副会长、农用航空分会主任委员杨林说。我国农业植保机械化水平低，施药技术落后，70%以上地区采用人工背负式喷雾机械或机动喷雾机械，特别是南方水稻产区，由于有水的稻田还没有适用的地面植保机械施药作业，只能依靠人工背负机动半机动施药器械作业，高温天气极易出现作业人员中毒、伤亡事故。植保无人机的推广使用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农药中毒、伤亡事故发生,还具有节水省药、不伤农作物、便捷高效、调度转场方便和环境条件适应性广的显著优势。
“国家大力扶持是驱动植保无人机市场发展的强劲动力。”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兰玉彬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农用航空建设”，引发了国内植保无人机产业爆发性增长。2017年以来，有关部门试点推行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支持引进植保无人机技术推进了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进一步激发了植保无人机市场需求。
植保无人机改变了我国传统人工喷施农药植保方式，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目前我国拥有耕地面积20亿亩，年病虫害发生面积40亿至50亿亩次，但植保无人机年作业面积远低于总防治面积，供不应求。
“虽然植保无人机有着广阔发展前景，但也存在很多利空因素。”大疆农业公关经理樊文泽认为，目前植保无人机市场各个要素还不完善，市场生态距离成熟还很遥远。飞防植保知识的普及，销售与服务渠道建设，植保队商业模式建立等，均需大量投入与长周期运营。
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植保机械总体发展较好形势下，植保无人机成为行业投资热点。我国植保无人机发展始于本世纪初，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全丰航空、极飞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企业成为这个市场早期开拓者。2015年，在无人机市场声名赫赫的大疆发布大疆“MG-1”农业植保机，正式进军植保无人机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00家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同场竞技。
随着竞争加剧，植保无人机市场近两年进入加速洗牌关键期，一些生产规模小、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产加工企业、组装厂商被淘汰出局，一批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生产规模优势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大疆农业和极飞科技两家企业植保无人机销量占国内市场销量的70%以上，并且拟向全球市场提供植保无人机。
植保无人机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企业研发着力点。近几年，在充分市场竞争中，植保无人机企业针对农业生产环境条件下的技术研发投入相较前几年有了很大提高，在已经成熟的普遍应用大田作物植保施药全自主规划航线飞行作业基础上，精准定位、避绕障碍、仿地飞行、夜间飞行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逐渐发展和成熟，增强了植保飞机安全性功能，大幅提高了植保无人机的环境条件适应性。
“技术发展永无止境。植保无人机技术应用有进一步提高空间，标准规范建设非常必要，但决不应成为阻滞企业主动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改进和提高农用无人机产品性能质量及智能化水平的障碍。”杨林说。
确保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作为新兴产业，植保无人机发展前景诱人，但是，市场生态远未成熟。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要通力合作，确保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减少植保无人机行业乱象。
要避免整个行业陷入价格战漩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植保无人机虽然刚刚起步，但是随着行业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价格战苗头,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已经从十几万元下降至五六万元甚至四五万元。持续的低价竞争必然会影响产品质量提升，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对于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来说，应该尽量规避恶性价格竞争，而应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还要避免走入大载重无人机发展误区。目前，国内植保无人机以中小型电动机为主，因药液添充和电池同步更换的限制，载药量一般在15升左右，起降比较频繁。一些企业把植保无人机的载重和续航时间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着力开发更大载重的无人机，已有企业研发出载药量80升的植保无人机，一天作业量达到1500亩至2000亩左右。但是，这种大载重无人机比较适应于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北方大面积田块，而在全国大部分20亩至200亩之间的小田块上，少有用武之地。
要理性对待植保无人机智能化问题，做好基础功能。业界普遍认为，智能化是植保无人机未来发展方向。在彭斌看来，植保无人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机，而是一种新型信息工具、智慧农业装备，可以利用农业物联系统辅助生产决策，科学管理农田，实现农作物生产全程可追溯。从当前来看，植保无人机集“遥感+施药”于一体，实现精准/变量施药，能够快速分析及诊断农田信息，开展农田无人巡查、病虫草害监测、旱情、出苗率评估、产量预测等。但是，植保仍是农用无人机最基础功能，企业在大力推动智能化的同时，要脚踏实地研发生产出能够满足农民除草、杀虫、施肥等植保要求的高品质无人机。
图：图为正在田中作业的植保无人机。 刘 慧摄
来源：经济日报
近年来，在广袤的农田上，无人机的身影越来越多。精准施药效果好、节水节药能力强、省时省力效率高，2012年以来开始加速应用的植保无人机正在进入爆发增长阶段。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市场生态远未成熟，价格战等行业潜在发展风险仍需警惕——
作为农业高新装备，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效果好、节水节药能力强、省时省力效率高，成为田间地头“新宠”，短短几年时间涌现出上千家无人机制造和服务企业，大大缓解了我国农业植保环节长期存在的“打药难”问题。在当前农村劳动力短缺情况下，植保无人机前景广阔。但是，作为新兴产业，植保无人机发展受到技术、政策、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究竟能飞多高？
植保无人机成农田“新宠”
9月，在新疆广袤的棉田上，极飞科技总经理彭斌看着自己公司生产的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在进行棉花脱叶剂喷洒作业。“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与传统人工喷药相比，每架植保无人机的工作效率相当于60个劳动力，可以大幅节省农村劳动力。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可以节省30%的农药和90%的水资源。”彭斌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我国用于农作物植保的农用飞机发展很快，新机型和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水稻、小麦、玉米、甘蔗、果树、棉花等多种作物病虫害防治作业上。中国农机化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正在服役的有人驾驶农用飞机约130架左右，主要集中分布在黑龙江和新疆地区，其中北大荒通航公司拥有国内外机型101架，年作业覆盖面积3000万亩左右。而2012年以来，植保无人机应用逐年加速发展，产品覆盖单旋翼、多旋翼、油动、电动等多个品种，至2018年底，国内植保无人机拥有量已达3万多架，全年作业量达3亿亩次，预计2019年底，拥有量将超过4万架，作业面积将超过4亿亩次。
“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欢迎是植保飞机特别是植保无人机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农机化协会副会长、农用航空分会主任委员杨林说。我国农业植保机械化水平低，施药技术落后，70%以上地区采用人工背负式喷雾机械或机动喷雾机械，特别是南方水稻产区，由于有水的稻田还没有适用的地面植保机械施药作业，只能依靠人工背负机动半机动施药器械作业，高温天气极易出现作业人员中毒、伤亡事故。植保无人机的推广使用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农药中毒、伤亡事故发生,还具有节水省药、不伤农作物、便捷高效、调度转场方便和环境条件适应性广的显著优势。
“国家大力扶持是驱动植保无人机市场发展的强劲动力。”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兰玉彬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农用航空建设”，引发了国内植保无人机产业爆发性增长。2017年以来，有关部门试点推行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支持引进植保无人机技术推进了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进一步激发了植保无人机市场需求。
植保无人机改变了我国传统人工喷施农药植保方式，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目前我国拥有耕地面积20亿亩，年病虫害发生面积40亿至50亿亩次，但植保无人机年作业面积远低于总防治面积，供不应求。
“虽然植保无人机有着广阔发展前景，但也存在很多利空因素。”大疆农业公关经理樊文泽认为，目前植保无人机市场各个要素还不完善，市场生态距离成熟还很遥远。飞防植保知识的普及，销售与服务渠道建设，植保队商业模式建立等，均需大量投入与长周期运营。
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植保机械总体发展较好形势下，植保无人机成为行业投资热点。我国植保无人机发展始于本世纪初，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全丰航空、极飞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企业成为这个市场早期开拓者。2015年，在无人机市场声名赫赫的大疆发布大疆“MG-1”农业植保机，正式进军植保无人机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00家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同场竞技。
随着竞争加剧，植保无人机市场近两年进入加速洗牌关键期，一些生产规模小、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产加工企业、组装厂商被淘汰出局，一批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生产规模优势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大疆农业和极飞科技两家企业植保无人机销量占国内市场销量的70%以上，并且拟向全球市场提供植保无人机。
植保无人机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企业研发着力点。近几年，在充分市场竞争中，植保无人机企业针对农业生产环境条件下的技术研发投入相较前几年有了很大提高，在已经成熟的普遍应用大田作物植保施药全自主规划航线飞行作业基础上，精准定位、避绕障碍、仿地飞行、夜间飞行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逐渐发展和成熟，增强了植保飞机安全性功能，大幅提高了植保无人机的环境条件适应性。
“技术发展永无止境。植保无人机技术应用有进一步提高空间，标准规范建设非常必要，但决不应成为阻滞企业主动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改进和提高农用无人机产品性能质量及智能化水平的障碍。”杨林说。
确保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作为新兴产业，植保无人机发展前景诱人，但是，市场生态远未成熟。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要通力合作，确保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减少植保无人机行业乱象。
要避免整个行业陷入价格战漩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植保无人机虽然刚刚起步，但是随着行业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价格战苗头,一架植保无人机价格已经从十几万元下降至五六万元甚至四五万元。持续的低价竞争必然会影响产品质量提升，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对于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来说，应该尽量规避恶性价格竞争，而应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还要避免走入大载重无人机发展误区。目前，国内植保无人机以中小型电动机为主，因药液添充和电池同步更换的限制，载药量一般在15升左右，起降比较频繁。一些企业把植保无人机的载重和续航时间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着力开发更大载重的无人机，已有企业研发出载药量80升的植保无人机，一天作业量达到1500亩至2000亩左右。但是，这种大载重无人机比较适应于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北方大面积田块，而在全国大部分20亩至200亩之间的小田块上，少有用武之地。
要理性对待植保无人机智能化问题，做好基础功能。业界普遍认为，智能化是植保无人机未来发展方向。在彭斌看来，植保无人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机，而是一种新型信息工具、智慧农业装备，可以利用农业物联系统辅助生产决策，科学管理农田，实现农作物生产全程可追溯。从当前来看，植保无人机集“遥感+施药”于一体，实现精准/变量施药，能够快速分析及诊断农田信息，开展农田无人巡查、病虫草害监测、旱情、出苗率评估、产量预测等。但是，植保仍是农用无人机最基础功能，企业在大力推动智能化的同时，要脚踏实地研发生产出能够满足农民除草、杀虫、施肥等植保要求的高品质无人机。
图：图为正在田中作业的植保无人机。 刘 慧摄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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