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超话]##克里希那穆提#
行动带来恐惧，恐惧作为记忆储存起来，那记忆局限、控制并塑造行动。所以，如果想摆脱恐惧，就必须了解恐惧就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不会有恐惧。如果没有明天，只有现在，那么作为思想运动的恐惧就终止了。
除了钟表上的时间，我们还有心理时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在这个思想即时间运动的领域中，这些行动始终处于思想（即时间和衡量）的运动之中。
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在潜意识中，或者意识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叫做焦虑、痛苦、悲伤、不幸和恐惧。你也许从心理上害怕明天，害怕会发生什么，或者害怕也许无法达成什么。这正是你心里担忧的事情，因为心灵、头脑的运转需要稳定性、需要安全。
大脑会得出各种结论，因为那让它安全。大脑会紧紧抓住这些不放，因为它们为行动提供了一种彻底的安全感。
所以，既有意识到的恐惧，也有潜意识的、潜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它们从未被探索过、开启过。恐惧就像悲伤一样，是扭曲所有行动的乌云。它滋生出绝望、愤世嫉俗或者希望——这些都是不理性的。而恐惧是思想也就是时间的运动，所以它是真实的，并不是虚假的。
如果你抛弃了那一切，真正地抛弃，因为它们毫无意义，如果心能够观察、能够了解恐惧的整体，那么潜意识就没有什么重要性，继而更重要的东西就会冲散次要的东西。
恐惧是思想制造出来的，尽管思想制造了恐惧，但恐惧独立于思想而存在吗？如果恐惧独立于思想而存在，就像山脉那样，那么并非由思想所制造的恐惧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它由思想制造，就像麦克风那样，那么就可以洞察思想也就是恐惧的整个运动。
要察觉的是恐惧的整体，而不是不同形式的恐惧各个支离破碎的片段，也不是意识中和潜意识中的恐惧，而是恐惧的整体？我如何洞察我的全部，这个“我”由思想所建造，被思想所隔绝、所分裂，而思想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以为自己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但是思想制造了“我”，制造了“我”及其所有的焦虑、恐惧、虚荣、痛苦、快乐和希望。思想制造的那个“我”，以为自己有独立的生命，思想制造的“我”说：“我独立于思想而存在！”
若要看到某件事情的整体，或者全然倾听什么，就必须有自由，必须摆脱所有偏见、摆脱你的结论、摆脱你想消除恐惧的愿望、摆脱将恐惧合理化、摆脱想要控制恐惧的愿望。
我害怕无法成为什么，因为我被社会所教育、所制约，社会说我必须成为什么人，做一名艺术家、工程师、医生、政客，或者无论什么，我必须成为某个人物。一颗恐惧的种子就从那里发芽了。
思想害怕不确定的恐惧——思想永远都不牢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碎片。思想永远无法看到整体，因为作为一个碎片，它只能片段化地观察。你可以描述出各种形式的恐惧，每一种都无法解决，因为它们被思想所割裂。
恐惧的来源是不确定性，因而心理上没有稳定性和安全感，这会影响身体的行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如果有心理上的彻底安全，就不会有恐惧。
所以，心从哪里找到彻底的安全——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安全？思想想得到安全。大脑需要彻底的安全，因为只有此时它才能理智地运作。于是它在知识中、科学中、关系中、教堂中和结论中寻找安全，却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里面找到。
思想投射出的安全毫无意义，无论那安全是什么。我想要了解在哪里能找到绝对的安全——如果拥有了它，这整个恐惧的问题，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所有恐惧，就都结束了。
思想总是在试图找到一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持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能够保持不变。思想制造的东西，是支离破碎的，是彻底的不安全。
所以，在完全的“无”中，有彻底的安全——那意味着没有思想制造的任何东西。彻底地“无”，意味着与你所学到的一切、思想所拼凑的一切完全矛盾，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有了彻底的安全。只有在成为什么、得到什么、想要什么和追求什么之中，才会有不安全。
看到了钟表时间之外的那个时间，也就是思想运动的本质，看到了作为思想运动的恐惧的整个本质——那是实现某个想法，或者活在过去中，活在浪漫的、愚蠢的、多愁善感的过去中，或者活在同样支离破碎的知识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行动始终是支离破碎的，从来都不是完整的。
行动意味着现在去做，而只有在彻底安全时，这才会发生。思想制造的安全不是安全。这是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发生在一切空无，你一无所是时。然后当我们一无所是时，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稳固的，因而那是一场无尽的斗争、无尽的分别，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快乐，彼此互相隔离。那种关系，因为不安全，所以必然会导致分裂，进而导致冲突，对吗？当那种关系之中有彻底的安全，就不会有冲突。但也许你完全一无所是，而我不是。
关系不是思想制造出来的确定性，也不是这样一个人的确定性——他说“我相信那个”——用信念和制约构筑自己的关系，而那会滋生恐惧继而带来分裂。
行动带来恐惧，恐惧作为记忆储存起来，那记忆局限、控制并塑造行动。所以，如果想摆脱恐惧，就必须了解恐惧就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不会有恐惧。如果没有明天，只有现在，那么作为思想运动的恐惧就终止了。
除了钟表上的时间，我们还有心理时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在这个思想即时间运动的领域中，这些行动始终处于思想（即时间和衡量）的运动之中。
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在潜意识中，或者意识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叫做焦虑、痛苦、悲伤、不幸和恐惧。你也许从心理上害怕明天，害怕会发生什么，或者害怕也许无法达成什么。这正是你心里担忧的事情，因为心灵、头脑的运转需要稳定性、需要安全。
大脑会得出各种结论，因为那让它安全。大脑会紧紧抓住这些不放，因为它们为行动提供了一种彻底的安全感。
所以，既有意识到的恐惧，也有潜意识的、潜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它们从未被探索过、开启过。恐惧就像悲伤一样，是扭曲所有行动的乌云。它滋生出绝望、愤世嫉俗或者希望——这些都是不理性的。而恐惧是思想也就是时间的运动，所以它是真实的，并不是虚假的。
如果你抛弃了那一切，真正地抛弃，因为它们毫无意义，如果心能够观察、能够了解恐惧的整体，那么潜意识就没有什么重要性，继而更重要的东西就会冲散次要的东西。
恐惧是思想制造出来的，尽管思想制造了恐惧，但恐惧独立于思想而存在吗？如果恐惧独立于思想而存在，就像山脉那样，那么并非由思想所制造的恐惧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它由思想制造，就像麦克风那样，那么就可以洞察思想也就是恐惧的整个运动。
要察觉的是恐惧的整体，而不是不同形式的恐惧各个支离破碎的片段，也不是意识中和潜意识中的恐惧，而是恐惧的整体？我如何洞察我的全部，这个“我”由思想所建造，被思想所隔绝、所分裂，而思想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以为自己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但是思想制造了“我”，制造了“我”及其所有的焦虑、恐惧、虚荣、痛苦、快乐和希望。思想制造的那个“我”，以为自己有独立的生命，思想制造的“我”说：“我独立于思想而存在！”
若要看到某件事情的整体，或者全然倾听什么，就必须有自由，必须摆脱所有偏见、摆脱你的结论、摆脱你想消除恐惧的愿望、摆脱将恐惧合理化、摆脱想要控制恐惧的愿望。
我害怕无法成为什么，因为我被社会所教育、所制约，社会说我必须成为什么人，做一名艺术家、工程师、医生、政客，或者无论什么，我必须成为某个人物。一颗恐惧的种子就从那里发芽了。
思想害怕不确定的恐惧——思想永远都不牢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碎片。思想永远无法看到整体，因为作为一个碎片，它只能片段化地观察。你可以描述出各种形式的恐惧，每一种都无法解决，因为它们被思想所割裂。
恐惧的来源是不确定性，因而心理上没有稳定性和安全感，这会影响身体的行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如果有心理上的彻底安全，就不会有恐惧。
所以，心从哪里找到彻底的安全——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安全？思想想得到安全。大脑需要彻底的安全，因为只有此时它才能理智地运作。于是它在知识中、科学中、关系中、教堂中和结论中寻找安全，却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里面找到。
思想投射出的安全毫无意义，无论那安全是什么。我想要了解在哪里能找到绝对的安全——如果拥有了它，这整个恐惧的问题，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所有恐惧，就都结束了。
思想总是在试图找到一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持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能够保持不变。思想制造的东西，是支离破碎的，是彻底的不安全。
所以，在完全的“无”中，有彻底的安全——那意味着没有思想制造的任何东西。彻底地“无”，意味着与你所学到的一切、思想所拼凑的一切完全矛盾，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有了彻底的安全。只有在成为什么、得到什么、想要什么和追求什么之中，才会有不安全。
看到了钟表时间之外的那个时间，也就是思想运动的本质，看到了作为思想运动的恐惧的整个本质——那是实现某个想法，或者活在过去中，活在浪漫的、愚蠢的、多愁善感的过去中，或者活在同样支离破碎的知识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行动始终是支离破碎的，从来都不是完整的。
行动意味着现在去做，而只有在彻底安全时，这才会发生。思想制造的安全不是安全。这是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发生在一切空无，你一无所是时。然后当我们一无所是时，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稳固的，因而那是一场无尽的斗争、无尽的分别，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快乐，彼此互相隔离。那种关系，因为不安全，所以必然会导致分裂，进而导致冲突，对吗？当那种关系之中有彻底的安全，就不会有冲突。但也许你完全一无所是，而我不是。
关系不是思想制造出来的确定性，也不是这样一个人的确定性——他说“我相信那个”——用信念和制约构筑自己的关系，而那会滋生恐惧继而带来分裂。
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佛教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在一切有情众生之中只有人能修行解脱，所以佛陀慈悲开示，要佛弟子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更要慈爱他人的生命。当今世界，自杀已经成为最为危险的现象，不但社会上因挫折压力而自杀者越来越多，而且受各种邪恶极端组织蛊惑胁迫而自杀的人亦为数不少。我们身为佛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遵佛陀教诲，慈悲为怀，关爱生命，护持净戒，不自杀生，亦不教唆他人犯杀生戒。
一、众生平等，善待生命
生命从何而来，死后又归何处？这是人类永恒追寻的话题。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体现出儒家对现实人生和生命价值的重视。佛教进而探究人生的实相，追求生命的本源，提出了缘起论、佛性说，以及六道轮回、生死解脱等完整的理论和修行方法。
四圣谛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后于鹿野苑所宣讲的四种修学法门，是佛教理论和修行解脱的基石。四圣谛中首先是苦谛，讲人生是苦，生命是无常的。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等八种苦，包括三个方面，即人自身因身心的变化而发生的生老病死苦，外界因物欲的得失而发生的求不得苦，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眷属朋友分离、仇敌冤家共住等痛苦。在所有痛苦中，最终又归结为“五蕴盛苦”，五蕴炽盛如火，所以苦海无边。佛教是最平实的，就是要解决现实人生是苦这一根本问题，所以真正的佛教徒从不介入有违慈悲济世精神的活动，而是以超然出世的品格利乐一切有情。
缘起思想是佛教教义的根本，其经典概括是《阿含经》中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待而有，一切法皆依赖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和消亡。一切生命都由众多因缘聚集以及因果联系而存在，蕴、处、界是组成生命的要素，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由色、受、想、行、识五蕴，随六处而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认识作用，以及地、水、火、风四大，从不同侧面论证了有情众生是色与心，物质和精神和合的存在。
由缘起论可以推知，一切生命都是因缘而生，有生必有死，这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有情生命是有限的，死后亦非断灭而归于无。《成唯识论》云：“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诸非常者，必不遍故。”一期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永恒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一期生命的开始。有情生命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生命轮转的方向，完全是由自己所作的业决定的，在六趣中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唯有圣者才能解脱生死，出离轮回之苦。
透过佛教缘起论，进而可以通达诸法平等无自性，即平等一如的法性。大乘佛教进而认为，一切众生皆具有清净的如来藏佛性，众生与佛是平等的，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平等的生命观要求我们要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更要慈爱善待一切众生的生命，不可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甚至是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最为宝贵，要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解决生命的痛苦，最终达到生死的解脱。
二、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佛教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六道中的众生只有人能够值遇佛法，修行解脱。六道轮回是佛教信仰的基础，佛教认为，生命的存在形式有六种，众生因为自身的善业和恶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等六道之中流转往复，此死彼生，了无出期。
在六道之中，人道众生具有其他各类生命所无法比拟的殊胜之处。三恶道众生因为寒热苦、残杀苦、饥渴苦等众苦煎逼，苦多于乐，故无法修学佛法。阿修罗道众生则嗔恨心重，多数时间都在与天争斗，所以也无暇修学善法。天道众生多为五欲尘心所染，过分贪著享乐，亦无法修行。太苦无力修行，太乐又易于贪著享受，只有人道苦乐参半，有时间思考人生，有惭愧心，有意志力，能够发起宏誓愿力，所以才能参究生命的实相，追求真理，有机会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因此经中常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
佛陀常用“盲龟浮木”来比喻人生的珍贵。《阿含经》中说，人身极为难得，如大海盲龟，百年一现，有浮轭木有孔，在海上随风飘动，当盲龟浮出水面，其颈正好穿入孔中。这种机会少之又少，佛以此比喻人身难得。佛经中讲，从恶趣死，生恶趣者多，如大地土；从恶趣死，生善趣者少，如爪上土。所以人身难得，人死之后堕三恶道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
总之，人道的殊胜非其他生命所能比，所以佛教非常重视人生的价值。经中有警示：“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古人也有劝勉：“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佛教要求我们重视人生，其目的就是要我们珍惜此身，用于修学佛法，求证解脱。依据佛陀的遗教和佛法的精神，在没有得到真正解脱之前，绝不可自暴自弃，甚至自残生命。愿所有佛子谨遵佛陀的教诲，切莫辜负此人身！
三、严持净戒，誓不杀生
佛教修学的体系是戒定慧三学，这是解脱生死、通往涅槃的唯一道路。戒是三无漏学的基础，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是佛法修学之正途。《华严经》中讲，“戒为无上菩提本”，佛陀临终时教诫弟子们要“以戒为师”，所以遵守戒律是佛弟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和根本标准。
无论是在家五戒，还是出家比丘戒以及菩萨戒，都将杀生作为根本重罪。《阿含经》中讲：“尼拘陀！云何是汝修行所持四戒？谓不自杀生、不教他杀、不隨喜杀；不自偷盗、不教他盗、不隨喜盗；不自妄语、不教他妄语、不隨喜妄语；不自邪染、不教他邪染、不隨喜邪染。”《梵网经》云：“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自恣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是佛教戒律中最严重的罪行，比喻为断头，不能再生。犯杀生戒者，将永远被驱除僧团，死后堕落地狱。《华严经》中亦讲到杀生的果报：“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墮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
杀生戒包括不杀一切有情众生，而以杀人之罪为最重，既不许自杀、亲手杀，也不许教他杀、劝他自杀。根据道宣律师的南山律，具足五个条件即犯杀人戒：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杀心，四与方便，五命断。即要以人作为对象、要知道所杀者是人、要有杀人的动机、要有杀人的方法手段以及最终将人杀死等五个方面。根据这五个方面判断，自杀即是杀生，同样是违背佛戒的。
佛教认为死亡有三种：寿尽而死、福尽而死、非时横死。《瑜伽师地论略纂》中说：“寿尽死，则业命终；福尽死，则衣食阙；不避不平等，则余缘枉横死。”非时横死是遇到自然界水火灾害及恶缘人祸等而枉死，自杀即属于非时横死之一种。而赞美自杀、教唆自杀者罪业更重，道宣律师说：“今多有人自焚，多有愚从七众赞美其人，令生欣乐，并如律本结重。”也就是说，自焚致死，即犯杀戒；赞美自焚者，也同样犯杀戒。我们佛弟子要坚持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不要受邪恶势力的蛊惑，轻弃人身，罪莫大焉，后悔莫及。
四、结语
佛教是爱好和平、珍惜生命、积极向善的宗教，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杀戮。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是受错误观念以及极端思想的蛊惑胁迫所致，与佛教慈悲为怀、关爱生命的根本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不管是出自何种目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教唆他人自杀，都是邪恶愚痴的行为，都严重违反了佛教的根本精神。所谓的“自焚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最高境界”、“自焚不违背佛教教义”等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珍惜人生、关爱生命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只有宗教极端组织等，如臭名昭著的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才会鼓吹自焚和暴力活动，这种无视人类文明、戕害生命的言行必然受到爱好和平、积极向善的人们所反对和唾弃。
（本文为净慧老和尚在“佛教生命观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https://t.cn/R2Wxpw9
一、众生平等，善待生命
生命从何而来，死后又归何处？这是人类永恒追寻的话题。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体现出儒家对现实人生和生命价值的重视。佛教进而探究人生的实相，追求生命的本源，提出了缘起论、佛性说，以及六道轮回、生死解脱等完整的理论和修行方法。
四圣谛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后于鹿野苑所宣讲的四种修学法门，是佛教理论和修行解脱的基石。四圣谛中首先是苦谛，讲人生是苦，生命是无常的。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等八种苦，包括三个方面，即人自身因身心的变化而发生的生老病死苦，外界因物欲的得失而发生的求不得苦，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眷属朋友分离、仇敌冤家共住等痛苦。在所有痛苦中，最终又归结为“五蕴盛苦”，五蕴炽盛如火，所以苦海无边。佛教是最平实的，就是要解决现实人生是苦这一根本问题，所以真正的佛教徒从不介入有违慈悲济世精神的活动，而是以超然出世的品格利乐一切有情。
缘起思想是佛教教义的根本，其经典概括是《阿含经》中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待而有，一切法皆依赖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和消亡。一切生命都由众多因缘聚集以及因果联系而存在，蕴、处、界是组成生命的要素，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由色、受、想、行、识五蕴，随六处而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认识作用，以及地、水、火、风四大，从不同侧面论证了有情众生是色与心，物质和精神和合的存在。
由缘起论可以推知，一切生命都是因缘而生，有生必有死，这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有情生命是有限的，死后亦非断灭而归于无。《成唯识论》云：“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诸非常者，必不遍故。”一期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永恒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一期生命的开始。有情生命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生命轮转的方向，完全是由自己所作的业决定的，在六趣中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唯有圣者才能解脱生死，出离轮回之苦。
透过佛教缘起论，进而可以通达诸法平等无自性，即平等一如的法性。大乘佛教进而认为，一切众生皆具有清净的如来藏佛性，众生与佛是平等的，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平等的生命观要求我们要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更要慈爱善待一切众生的生命，不可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甚至是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最为宝贵，要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解决生命的痛苦，最终达到生死的解脱。
二、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佛教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六道中的众生只有人能够值遇佛法，修行解脱。六道轮回是佛教信仰的基础，佛教认为，生命的存在形式有六种，众生因为自身的善业和恶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等六道之中流转往复，此死彼生，了无出期。
在六道之中，人道众生具有其他各类生命所无法比拟的殊胜之处。三恶道众生因为寒热苦、残杀苦、饥渴苦等众苦煎逼，苦多于乐，故无法修学佛法。阿修罗道众生则嗔恨心重，多数时间都在与天争斗，所以也无暇修学善法。天道众生多为五欲尘心所染，过分贪著享乐，亦无法修行。太苦无力修行，太乐又易于贪著享受，只有人道苦乐参半，有时间思考人生，有惭愧心，有意志力，能够发起宏誓愿力，所以才能参究生命的实相，追求真理，有机会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因此经中常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
佛陀常用“盲龟浮木”来比喻人生的珍贵。《阿含经》中说，人身极为难得，如大海盲龟，百年一现，有浮轭木有孔，在海上随风飘动，当盲龟浮出水面，其颈正好穿入孔中。这种机会少之又少，佛以此比喻人身难得。佛经中讲，从恶趣死，生恶趣者多，如大地土；从恶趣死，生善趣者少，如爪上土。所以人身难得，人死之后堕三恶道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
总之，人道的殊胜非其他生命所能比，所以佛教非常重视人生的价值。经中有警示：“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古人也有劝勉：“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佛教要求我们重视人生，其目的就是要我们珍惜此身，用于修学佛法，求证解脱。依据佛陀的遗教和佛法的精神，在没有得到真正解脱之前，绝不可自暴自弃，甚至自残生命。愿所有佛子谨遵佛陀的教诲，切莫辜负此人身！
三、严持净戒，誓不杀生
佛教修学的体系是戒定慧三学，这是解脱生死、通往涅槃的唯一道路。戒是三无漏学的基础，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是佛法修学之正途。《华严经》中讲，“戒为无上菩提本”，佛陀临终时教诫弟子们要“以戒为师”，所以遵守戒律是佛弟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和根本标准。
无论是在家五戒，还是出家比丘戒以及菩萨戒，都将杀生作为根本重罪。《阿含经》中讲：“尼拘陀！云何是汝修行所持四戒？谓不自杀生、不教他杀、不隨喜杀；不自偷盗、不教他盗、不隨喜盗；不自妄语、不教他妄语、不隨喜妄语；不自邪染、不教他邪染、不隨喜邪染。”《梵网经》云：“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自恣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是佛教戒律中最严重的罪行，比喻为断头，不能再生。犯杀生戒者，将永远被驱除僧团，死后堕落地狱。《华严经》中亦讲到杀生的果报：“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墮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
杀生戒包括不杀一切有情众生，而以杀人之罪为最重，既不许自杀、亲手杀，也不许教他杀、劝他自杀。根据道宣律师的南山律，具足五个条件即犯杀人戒：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杀心，四与方便，五命断。即要以人作为对象、要知道所杀者是人、要有杀人的动机、要有杀人的方法手段以及最终将人杀死等五个方面。根据这五个方面判断，自杀即是杀生，同样是违背佛戒的。
佛教认为死亡有三种：寿尽而死、福尽而死、非时横死。《瑜伽师地论略纂》中说：“寿尽死，则业命终；福尽死，则衣食阙；不避不平等，则余缘枉横死。”非时横死是遇到自然界水火灾害及恶缘人祸等而枉死，自杀即属于非时横死之一种。而赞美自杀、教唆自杀者罪业更重，道宣律师说：“今多有人自焚，多有愚从七众赞美其人，令生欣乐，并如律本结重。”也就是说，自焚致死，即犯杀戒；赞美自焚者，也同样犯杀戒。我们佛弟子要坚持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不要受邪恶势力的蛊惑，轻弃人身，罪莫大焉，后悔莫及。
四、结语
佛教是爱好和平、珍惜生命、积极向善的宗教，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杀戮。自焚是一种极端的自杀行为，是受错误观念以及极端思想的蛊惑胁迫所致，与佛教慈悲为怀、关爱生命的根本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不管是出自何种目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教唆他人自杀，都是邪恶愚痴的行为，都严重违反了佛教的根本精神。所谓的“自焚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最高境界”、“自焚不违背佛教教义”等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珍惜人生、关爱生命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只有宗教极端组织等，如臭名昭著的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才会鼓吹自焚和暴力活动，这种无视人类文明、戕害生命的言行必然受到爱好和平、积极向善的人们所反对和唾弃。
（本文为净慧老和尚在“佛教生命观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https://t.cn/R2Wxpw9
被举报被调查“不知情” 这位前任老板冤不冤？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举报自己的企业偷税，并书面承认稽查部门随后做出的偷税认定，但之后既不执行税务处理和处罚决定，也不寻求法律救济。这是为什么？本文围绕这一奇葩事件，提出了一个特殊情况下的陈述申辩权行使问题，这事关程序正义。
事发：
企业新老板举报旧老板偷税
S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于2018年向所属地税务稽查局举报，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在任职期间（2014年度~2016年度），采用隐瞒销售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进行偷税。
李某一并提供了以下资料：1. 2014年~2016年的入库单，说明S公司在当期购进200吨原材料但未入账。2. 2014年~2016年的出库单，说明未入账的原材料在加工后已经对外销售，但S公司未申报销售收入。3. 汽油、工人领取补助等支出项目的原始凭证，并说明S公司名下无车辆，领取补助的人也并非S公司的员工，相关支出并未实际发生。
反常：
企业承认偷税却不补税认罚
稽查局立案调查，发现案件存在以下疑点：
一是证明有原材料购进的入库单，只有一个简姓人员的签名，且没有货物来源的其他证明材料，而签名人并未对相关情况作出解释或确认。二是根据出库单记录，未入账的原材料经加工后的销售价格与购进价格一致，不合常规。且这种原材料的产成品通常应有A和B两种货物，但出库单上仅有A货物。三是有关汽油、工人领取的补助等支出确已真实发生，但根据税法规定这些支出本应由S公司的交易对方（某油站）承担，而合同约定由S公司承担，这些以某油站为名的票据属于不合规列支票据。
带着疑问，稽查局准备对S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出入库经手人简某进行询问，向S公司书面送达了《询问通知书》。S公司书面答复：张某已经离开当地，现在无法联系；简某已经离职，也无法联系。
这种情况下，稽查局将拟确认的违法事实通过《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形式，向S公司告知，并要求其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证。S公司书面回复确认：稽查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属实，我公司确实存在偷税行为。据此，稽查局做了偷税认定，先后下达了处理和处罚决定书，要求S公司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然而，S公司收到上述文书之后，既不寻求法律救济，也未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争议：
当事人说有关处理处罚不合法
2019年，稽查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后，以涉嫌逃税罪将张某刑事拘留。
张某立即聘请律师寻求法律救济。张某的律师提出一个问题：张某在2016年8月就因与S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李某有矛盾而辞职，对于之后李某举报、稽查局调查等情况一无所知。由于在本案中张某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都没有得到保障，稽查局针对张某在S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相关事实作出的处理和处罚决定，在程序上不合法。
分析：
当事人张某有陈述申辩权
张某律师的说法对吗？这需要对本案中有关陈述申辩权的主体资格进行分析，看张某有没有陈述申辩权。
税收征管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确定，陈述申辩权的有效保障，是确保税收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基本要求。本案中的纳税人是S公司，而稽查局已经确定向S公司告知，并接受其提供的情况说明。所以，仅仅依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似乎纳税人S公司已经行驶了陈述申辩权，也难以认定S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具有陈述申辩权。但张某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当事人”，能否享受行政处罚法赋予“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呢？小编查阅各类文件资料，未发现现行法律或者文件对“当事人”的范畴作出明确规定。
小编梳理有关法条的法理认为，即使对张某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身份有争议，张某都应当拥有陈述申辩权。
首先
应当认定张某属于“当事人”行政处罚法将陈述申辩权赋予了“当事人”，而并非“行政相对人”，就说明陈述申辩权的行使主体应突破“行政相对人”的范围。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行政相对人”（即纳税人）是S公司，但S公司实施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也就是说，张某是该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该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可以说，对于该行为的动机、目标和具体内容等一切有关要素，张某绝对是“当事”的人。
换一个角度去看，如果张某不是当事人，那么S公司就是一个空洞的主体，其实施违法行为时就没有主观方面的意识。结合“定性偷税必须行为主体具备主观故意”的法律要求，当不确定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时，就无法认定构成偷税行为。简而言之，只有确定张某的“当事人”身份，才能确定“行政相对人”S公司的行为是否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
其次
即使退一步认定张某属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也应当获得陈述申辩权。
一个行政处罚法律关系的成立，肯定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方发生直接、重大的影响。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仅仅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忽略第三方的意见，就很有可能出现行政相对人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做出虚假陈述申辩的情况，对第三方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听取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陈述申辩，是还原案件真实情况，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正当的重要条件。
并且，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充分说明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参与人，都拥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按照“举重以明轻”原则的法理逻辑，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那么在层级更低一点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也应当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此，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对“张某应享有陈述申辩权”形成了支撑。
最后
以S公司作为陈述申辩权的行使主体，虽没有违法的明确依据，但不妥当。
根据稽查调查资料，张某辞职后就未参与S公司的管理，S公司处于现任法定代表人暨举报人李某的实际控制之中。S公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的情况说明，必然体现了李某的意愿和要求。尽管从法律形式上，S公司和李某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但在实践中，两个主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此，也就出现了“举报人举报自己违法，举报人承认自己违法”的奇怪现象。由此可见，S公司的情况说明已经完全丧失了法律救济的价值，S公司在客观上也无法行使陈述申辩权。
综上，小编认为，无论是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还是为了规避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都应当对本案予以撤销并责令稽查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小编建议，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税务人员应立足于立法精神层面去理解法律，还要学会从纳税人的立场去考虑执法行为的恰当性，这样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举报自己的企业偷税，并书面承认稽查部门随后做出的偷税认定，但之后既不执行税务处理和处罚决定，也不寻求法律救济。这是为什么？本文围绕这一奇葩事件，提出了一个特殊情况下的陈述申辩权行使问题，这事关程序正义。
事发：
企业新老板举报旧老板偷税
S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于2018年向所属地税务稽查局举报，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在任职期间（2014年度~2016年度），采用隐瞒销售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进行偷税。
李某一并提供了以下资料：1. 2014年~2016年的入库单，说明S公司在当期购进200吨原材料但未入账。2. 2014年~2016年的出库单，说明未入账的原材料在加工后已经对外销售，但S公司未申报销售收入。3. 汽油、工人领取补助等支出项目的原始凭证，并说明S公司名下无车辆，领取补助的人也并非S公司的员工，相关支出并未实际发生。
反常：
企业承认偷税却不补税认罚
稽查局立案调查，发现案件存在以下疑点：
一是证明有原材料购进的入库单，只有一个简姓人员的签名，且没有货物来源的其他证明材料，而签名人并未对相关情况作出解释或确认。二是根据出库单记录，未入账的原材料经加工后的销售价格与购进价格一致，不合常规。且这种原材料的产成品通常应有A和B两种货物，但出库单上仅有A货物。三是有关汽油、工人领取的补助等支出确已真实发生，但根据税法规定这些支出本应由S公司的交易对方（某油站）承担，而合同约定由S公司承担，这些以某油站为名的票据属于不合规列支票据。
带着疑问，稽查局准备对S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出入库经手人简某进行询问，向S公司书面送达了《询问通知书》。S公司书面答复：张某已经离开当地，现在无法联系；简某已经离职，也无法联系。
这种情况下，稽查局将拟确认的违法事实通过《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形式，向S公司告知，并要求其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证。S公司书面回复确认：稽查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属实，我公司确实存在偷税行为。据此，稽查局做了偷税认定，先后下达了处理和处罚决定书，要求S公司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然而，S公司收到上述文书之后，既不寻求法律救济，也未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争议：
当事人说有关处理处罚不合法
2019年，稽查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后，以涉嫌逃税罪将张某刑事拘留。
张某立即聘请律师寻求法律救济。张某的律师提出一个问题：张某在2016年8月就因与S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李某有矛盾而辞职，对于之后李某举报、稽查局调查等情况一无所知。由于在本案中张某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都没有得到保障，稽查局针对张某在S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相关事实作出的处理和处罚决定，在程序上不合法。
分析：
当事人张某有陈述申辩权
张某律师的说法对吗？这需要对本案中有关陈述申辩权的主体资格进行分析，看张某有没有陈述申辩权。
税收征管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确定，陈述申辩权的有效保障，是确保税收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基本要求。本案中的纳税人是S公司，而稽查局已经确定向S公司告知，并接受其提供的情况说明。所以，仅仅依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似乎纳税人S公司已经行驶了陈述申辩权，也难以认定S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具有陈述申辩权。但张某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当事人”，能否享受行政处罚法赋予“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呢？小编查阅各类文件资料，未发现现行法律或者文件对“当事人”的范畴作出明确规定。
小编梳理有关法条的法理认为，即使对张某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身份有争议，张某都应当拥有陈述申辩权。
首先
应当认定张某属于“当事人”行政处罚法将陈述申辩权赋予了“当事人”，而并非“行政相对人”，就说明陈述申辩权的行使主体应突破“行政相对人”的范围。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行政相对人”（即纳税人）是S公司，但S公司实施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也就是说，张某是该行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该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可以说，对于该行为的动机、目标和具体内容等一切有关要素，张某绝对是“当事”的人。
换一个角度去看，如果张某不是当事人，那么S公司就是一个空洞的主体，其实施违法行为时就没有主观方面的意识。结合“定性偷税必须行为主体具备主观故意”的法律要求，当不确定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时，就无法认定构成偷税行为。简而言之，只有确定张某的“当事人”身份，才能确定“行政相对人”S公司的行为是否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
其次
即使退一步认定张某属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也应当获得陈述申辩权。
一个行政处罚法律关系的成立，肯定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方发生直接、重大的影响。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仅仅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忽略第三方的意见，就很有可能出现行政相对人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做出虚假陈述申辩的情况，对第三方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听取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陈述申辩，是还原案件真实情况，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正当的重要条件。
并且，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充分说明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参与人，都拥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按照“举重以明轻”原则的法理逻辑，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那么在层级更低一点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也应当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因此，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对“张某应享有陈述申辩权”形成了支撑。
最后
以S公司作为陈述申辩权的行使主体，虽没有违法的明确依据，但不妥当。
根据稽查调查资料，张某辞职后就未参与S公司的管理，S公司处于现任法定代表人暨举报人李某的实际控制之中。S公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的情况说明，必然体现了李某的意愿和要求。尽管从法律形式上，S公司和李某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但在实践中，两个主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此，也就出现了“举报人举报自己违法，举报人承认自己违法”的奇怪现象。由此可见，S公司的情况说明已经完全丧失了法律救济的价值，S公司在客观上也无法行使陈述申辩权。
综上，小编认为，无论是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还是为了规避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都应当对本案予以撤销并责令稽查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小编建议，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税务人员应立足于立法精神层面去理解法律，还要学会从纳税人的立场去考虑执法行为的恰当性，这样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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