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新华述评 |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怀念袁隆平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
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一）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记者袁汝婷、刘良恒、周勉）
来源：新华社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
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一）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记者袁汝婷、刘良恒、周勉）
来源：新华社
【新华述评 |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怀念袁隆平】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一）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记者袁汝婷、刘良恒、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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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一）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二）“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三）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四）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记者袁汝婷、刘良恒、周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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