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古老围棋棋经
随着1980年在唐代寿昌城遗址的一次考古发现，古人的围棋子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当人们追溯这些围棋子的来源时，又发现了一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而考证的对象则是深藏在异国的中国最古老《碁经》（碁通“棋”）。
唐代古城再现围棋子
唐代寿昌城遗址，即在今天距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的阳关镇。唐武德二年时(公元619年)拆分敦煌县设置寿昌县，隶属沙州。永徽元年(650)废止，乾封二年(667)再次设立，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废为乡。建中年间(780—783)复置为县，属于沙州归义军，辖寿昌一乡。
现在古城遗址内到处是沙丘，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城垣，南面只存墙基。城墙全为红胶土版筑，夯土中夹有灰、红陶片及汉代遗物。残墙高低不等，最高处为4米。
1980年，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在唐代寿昌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岩石制成，有少量几颗是玉石质地。这些棋子虽经历风沙掩埋，但出土时依旧能看出其是经过精细的磨制。棋子的形状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为0.75厘米，重量为12克左右。敦煌博物馆研究人员萧巍曾在《丝绸之路》（2012年第12期）上发表《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将这一情况加以介绍。
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敦煌郡贡棋子廿具”。唐高祖李渊登基当皇帝的第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贡品中，敦煌郡需贡围棋子二十具，可以想见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制造围棋子而在京都长安享有盛名。
又据《唐地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的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都四千六百九十”是说敦煌郡到京城长安的距离，“贡棋子”是指敦煌每年向朝廷上贡棋子。也就是说从武德元年到天宝初年的一百多年中，敦煌郡每年都会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如果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7×17道围棋格局布子，需黑、白子289枚，二十具就是5780枚了。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的生产情况下，仅用手工磨制，确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
我国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编撰于公元1100年左右，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成书于13世纪。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碁经》（编号为S.5574），这卷《碁经》于1907年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带往英国。由于当时的西方研究者不懂围棋，这份重要文献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1933年，清华大学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对这卷珍贵的《碁经》作了报道，并录介了《碁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这一推介仅在古史学界有影响，没有引起大范围注意。1936年，向达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检阅敦煌经卷时，也看到了《碁经》，并在1957年收入其专著《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之中。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将此卷命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先生对《碁经》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广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面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先生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碁经》卷首缺损，没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先生的系列研究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
成恩元先生考证《碁经》的撰写年代为北周（557－581）。因为《碁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为避尊讳，北周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碁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保留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断定《碁经》年代为北周。
虽然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载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所以，这卷北周的《碁经》是现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围棋棋谱。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中也多有提到围棋，比如敦煌遗书S.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到：“若至博弈戏处，辄从度人。”意思是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P.2718《王梵志诗一卷》则提到：“围棋出专能。”说明弈棋必须具有专门的思维能力。S.5725还记载了“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的故事。
敦煌石窟中已知的“对弈图”有三幅：莫高窟第61窟（五代）西壁佛传故事画中屏风画第21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第454窟（宋）东壁门北上部的《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榆林窟第32窟（五代）北壁也有《维摩诘经变·对弈图》。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付华林
随着1980年在唐代寿昌城遗址的一次考古发现，古人的围棋子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当人们追溯这些围棋子的来源时，又发现了一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而考证的对象则是深藏在异国的中国最古老《碁经》（碁通“棋”）。
唐代古城再现围棋子
唐代寿昌城遗址，即在今天距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的阳关镇。唐武德二年时(公元619年)拆分敦煌县设置寿昌县，隶属沙州。永徽元年(650)废止，乾封二年(667)再次设立，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废为乡。建中年间(780—783)复置为县，属于沙州归义军，辖寿昌一乡。
现在古城遗址内到处是沙丘，东、西、北三面仅存断续城垣，南面只存墙基。城墙全为红胶土版筑，夯土中夹有灰、红陶片及汉代遗物。残墙高低不等，最高处为4米。
1980年，敦煌县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在唐代寿昌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66枚围棋子，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岩石制成，有少量几颗是玉石质地。这些棋子虽经历风沙掩埋，但出土时依旧能看出其是经过精细的磨制。棋子的形状呈圆饼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为0.75厘米，重量为12克左右。敦煌博物馆研究人员萧巍曾在《丝绸之路》（2012年第12期）上发表《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将这一情况加以介绍。
根据《通典》卷六记载:“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敦煌郡贡棋子廿具”。唐高祖李渊登基当皇帝的第一年，下诏全国各郡县贡品中，敦煌郡需贡围棋子二十具，可以想见早在唐以前，敦煌寿昌县就以制造围棋子而在京都长安享有盛名。
又据《唐地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的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现存敦煌市博物馆)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都四千六百九十”是说敦煌郡到京城长安的距离，“贡棋子”是指敦煌每年向朝廷上贡棋子。也就是说从武德元年到天宝初年的一百多年中，敦煌郡每年都会向朝廷贡送棋子二十具。如果每具按当时流行的17×17道围棋格局布子，需黑、白子289枚，二十具就是5780枚了。这在当时无机械化的生产情况下，仅用手工磨制，确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
我国的棋谱《忘忧清乐集》(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编撰于公元1100年左右，记载象棋的《事林广记》成书于13世纪。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碁经》（编号为S.5574），这卷《碁经》于1907年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带往英国。由于当时的西方研究者不懂围棋，这份重要文献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1933年，清华大学张荫摩教授在英国见到此件，回国后对这卷珍贵的《碁经》作了报道，并录介了《碁经》中附录的《梁武帝碁评要略》，但这一推介仅在古史学界有影响，没有引起大范围注意。1936年，向达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检阅敦煌经卷时，也看到了《碁经》，并在1957年收入其专著《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之中。1960年，中国科学院获得全部英藏敦煌遗书显微胶片，编出总目，将此卷命名为《碁经》。1963年，成恩元先生对《碁经》进行研究，并在《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刊文发表，从此《敦煌棋经》才广为棋界所知。而《敦煌棋经》的全文则在1985年才通过《中国围棋》面世。1990年，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了成恩元先生的专著《敦煌棋经笺证》，对《敦煌棋经》作了全面的考证。《碁经》卷首缺损，没有正式篇名和作者，但卷末有“碁經一卷”四字，因此也可以认为篇名即“棋经”，自成恩元先生的系列研究称其为《敦煌棋经》后也就约定成俗了。
成恩元先生考证《碁经》的撰写年代为北周（557－581）。因为《碁经》中把“黑子”都写为“乌子”，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为避尊讳，北周专门下诏改“黑”为“乌”。从內容看，《碁经》之文字、棋法、术语都明显比唐宋更为古奥；提到的人物、典故也无南北朝以后；其书法也保留北魏遗风，尤其是有一些北朝时期特有的、唐以后不用的别体字，因此断定《碁经》年代为北周。
虽然中国的棋类书籍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丰富，史书中有记载的有数十种。最早的围棋专著、西晋马朗的二十九卷《围棋势》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只不过因为年代太久，这些书早已失传。所以，这卷北周的《碁经》是现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围棋棋谱。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中也多有提到围棋，比如敦煌遗书S.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到：“若至博弈戏处，辄从度人。”意思是维摩诘经常到下棋处，借观棋之机说法度人。P.2718《王梵志诗一卷》则提到：“围棋出专能。”说明弈棋必须具有专门的思维能力。S.5725还记载了“玉女降，帝与之围棋甚娱”的故事。
敦煌石窟中已知的“对弈图”有三幅：莫高窟第61窟（五代）西壁佛传故事画中屏风画第21扇，绘有《悉达多太子弈棋图》；第454窟（宋）东壁门北上部的《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幅《对弈图》；榆林窟第32窟（五代）北壁也有《维摩诘经变·对弈图》。
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付华林
菱溪石喜获“赏石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示范遗存” 琅琊山又增珠荣
金秋送爽、捷报传来。2019年9月18日，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力，滁州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何希勇，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严明，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刘南川等赴北京，参加由中国观赏石协会为滁州市琅琊山宋代菱溪石举行“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 授牌仪式。这是琅琊山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文明单位之后，获得又一殊荣，对促进琅琊山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滁州城市形象、践行文化自信有重要作用。
菱溪石坐落在琅琊山风景区醉翁亭景区，其高 130 厘米，直径 100 厘米，形似太湖石、质如灵璧石，具有玲珑坚硬、嶙峋奇特、孔孔相连等特点，是我国少有的有确切记载和实证的唐晚期园林遗石，是赏石界的“唐宋遗韵”，被收录于《中国石谱》及其图典《古石名石》。菱溪石名扬天下，缘于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政治家、金石学家欧阳修。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时任滁州知州，发掘和考证了菱溪石，他非常喜欢这块，曾专门为之作了《菱溪石记》和《菱溪大石》诗。北宋一代，受文坛盟主欧阳修影响，北宋诗人苏舜钦，书法“宋四家”、“石癫”米芾等都曾为菱溪石作诗。此外，在滁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滁州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滁州志》和民国初年《滁县乡土志》等志书上均对菱溪石有详细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工作。1989年印行的《琅琊山志》记载“菱溪石，在冯公祠南，意在亭北侧”，菱溪大石已在醉翁亭院落内被保护起来。2014年，为了进一步保护好菱溪石，根据同济大学专家学者意见，滁州市琅琊山管委会又在醒园东北角，专为其修建了一个“天外孑遗”亭用以安置保护菱溪石，并通过研学旅行、导游讲解、环境整治，持续做好保护传承等工作。2019年4月初，赏石界相关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滁州琅琊山菱溪石，对菱溪石的保护传承工作表示肯定，认为其在历史文化、赏石艺术、传承利用等方面具有国内罕见的价值，建议在赏石界大力宣传、重点保护。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市政协大力支持下，琅琊山管委会强力推进筹备和申报建设工作。2019年9月，滁州琅琊山菱溪石通过了中国观赏石协会专家组的认可。
首先在京召开了菱溪石文化座谈会。中国观赏石协会李秘书长宣读了专家评委对滁州琅琊山菱溪石的评语:“菱溪石属于岩硅造型石，保存完整，美观生动而神韵，形、质、色、纹、韵俱佳，又因欧阳修《菱溪石记》闻名天下。专家们一致认为菱溪石作为传世古石，文献及地质学资料完整齐备，保存状态良好，传承保护措施得当，又因其历史及稀缺程度，根据《观赏石鉴评》国家标准，具备成为赏石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范例的条件”。并强调,中国观赏石协会作为"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今后同滁州市相关部门共同作好菱溪石的保护工作。中国观赏石协会理论研究科普教育专委会主任吕良冀从地质科学方面对菱溪石给予了高度评价。
协会专家点评后，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刘南川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菱溪石的概况；滁州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何希勇从“吉祥如意之石、文化传承之石”角度，阐述了菱溪石的文化历史内涵，并通过菱溪石介绍了滁州和琅琊山，高屋建瓴地指出了赏石文化在践行“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意义。随后，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力发言，她首先传达了滁州市主要领导对中国观赏石协会指导、支持滁州文化旅游事业和赏石艺术工作的衷心感谢，表示菱溪石荣获“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 ,是对滁州琅琊山菱溪石历史文化价值的最高肯定，对滁州和琅琊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极大鼓舞，希望能通过中国观赏石协会这个平台，从更高层面更广角度深入地挖掘和发扬滁州赏石艺术文化，让赏识艺术走入滁州、走近百姓，让人民群众能通过欣赏奇石，更好地体会中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体验中华赏石文化之魅力！
最后，中国观赏石协会创会会长、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寿嘉华表示，滁州琅琊山菱溪石是一块有历史故事、文化传承、科学积淀的艺术类历史名石，是琅琊山的“镇山之石”，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进一步挖掘和提炼菱溪石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其在菱溪石周围展示出来，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菱溪石的科学文化价值，科学分析该石形成的原理和年代，研究该石外观颜色形成的原因和材质成分，做好科学研究工作；三是进一步发现和挖掘菱溪石的艺术美，在获得“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产项目保护示范遗存”后，各方共同努力将这块集科学、历史、经济、文化为一体的观赏石保护和利用好，促进文化旅游发展。
座谈结束后，授牌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观赏石协会驻会副会长钟长海代表中国观赏石协会向为滁州市琅琊山宋代菱溪石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赏石艺术保护示范遗存”授牌，滁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委副市长金力代表滁州市委市政府、琅琊山管委会接受牌子，并合影留念。最后集体合影，授牌仪式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据悉，这次菱溪石获得“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是国内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观赏石，也是滁州市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示范遗存。当前，琅琊山管委会已着手启动了菱溪石获牌后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计划按照本次授牌之行各位领导专家意见，在菱溪石“天外孑遗”亭周围合适位置展示历代文人对菱溪石的诗文，突出菱溪石的赏石文化内涵，并将征询相关专家意见，进一步加强菱溪石的技术保护。
中国观赏石协会监事长胡思敏，中国观赏石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仲天举，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助理、办公室主任贾俊祥，中国观赏石协会展务部主任田传红，中国观赏石协会高级鉴评师周军，滁州市琅琊山管委会文物宗教科副科长高山等参加了座谈及授牌仪式。
金秋送爽、捷报传来。2019年9月18日，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力，滁州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何希勇，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严明，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刘南川等赴北京，参加由中国观赏石协会为滁州市琅琊山宋代菱溪石举行“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 授牌仪式。这是琅琊山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文明单位之后，获得又一殊荣，对促进琅琊山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滁州城市形象、践行文化自信有重要作用。
菱溪石坐落在琅琊山风景区醉翁亭景区，其高 130 厘米，直径 100 厘米，形似太湖石、质如灵璧石，具有玲珑坚硬、嶙峋奇特、孔孔相连等特点，是我国少有的有确切记载和实证的唐晚期园林遗石，是赏石界的“唐宋遗韵”，被收录于《中国石谱》及其图典《古石名石》。菱溪石名扬天下，缘于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政治家、金石学家欧阳修。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时任滁州知州，发掘和考证了菱溪石，他非常喜欢这块，曾专门为之作了《菱溪石记》和《菱溪大石》诗。北宋一代，受文坛盟主欧阳修影响，北宋诗人苏舜钦，书法“宋四家”、“石癫”米芾等都曾为菱溪石作诗。此外，在滁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滁州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滁州志》和民国初年《滁县乡土志》等志书上均对菱溪石有详细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工作。1989年印行的《琅琊山志》记载“菱溪石，在冯公祠南，意在亭北侧”，菱溪大石已在醉翁亭院落内被保护起来。2014年，为了进一步保护好菱溪石，根据同济大学专家学者意见，滁州市琅琊山管委会又在醒园东北角，专为其修建了一个“天外孑遗”亭用以安置保护菱溪石，并通过研学旅行、导游讲解、环境整治，持续做好保护传承等工作。2019年4月初，赏石界相关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滁州琅琊山菱溪石，对菱溪石的保护传承工作表示肯定，认为其在历史文化、赏石艺术、传承利用等方面具有国内罕见的价值，建议在赏石界大力宣传、重点保护。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市政协大力支持下，琅琊山管委会强力推进筹备和申报建设工作。2019年9月，滁州琅琊山菱溪石通过了中国观赏石协会专家组的认可。
首先在京召开了菱溪石文化座谈会。中国观赏石协会李秘书长宣读了专家评委对滁州琅琊山菱溪石的评语:“菱溪石属于岩硅造型石，保存完整，美观生动而神韵，形、质、色、纹、韵俱佳，又因欧阳修《菱溪石记》闻名天下。专家们一致认为菱溪石作为传世古石，文献及地质学资料完整齐备，保存状态良好，传承保护措施得当，又因其历史及稀缺程度，根据《观赏石鉴评》国家标准，具备成为赏石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范例的条件”。并强调,中国观赏石协会作为"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今后同滁州市相关部门共同作好菱溪石的保护工作。中国观赏石协会理论研究科普教育专委会主任吕良冀从地质科学方面对菱溪石给予了高度评价。
协会专家点评后，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刘南川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菱溪石的概况；滁州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何希勇从“吉祥如意之石、文化传承之石”角度，阐述了菱溪石的文化历史内涵，并通过菱溪石介绍了滁州和琅琊山，高屋建瓴地指出了赏石文化在践行“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意义。随后，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力发言，她首先传达了滁州市主要领导对中国观赏石协会指导、支持滁州文化旅游事业和赏石艺术工作的衷心感谢，表示菱溪石荣获“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 ,是对滁州琅琊山菱溪石历史文化价值的最高肯定，对滁州和琅琊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极大鼓舞，希望能通过中国观赏石协会这个平台，从更高层面更广角度深入地挖掘和发扬滁州赏石艺术文化，让赏识艺术走入滁州、走近百姓，让人民群众能通过欣赏奇石，更好地体会中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体验中华赏石文化之魅力！
最后，中国观赏石协会创会会长、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寿嘉华表示，滁州琅琊山菱溪石是一块有历史故事、文化传承、科学积淀的艺术类历史名石，是琅琊山的“镇山之石”，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进一步挖掘和提炼菱溪石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其在菱溪石周围展示出来，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菱溪石的科学文化价值，科学分析该石形成的原理和年代，研究该石外观颜色形成的原因和材质成分，做好科学研究工作；三是进一步发现和挖掘菱溪石的艺术美，在获得“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产项目保护示范遗存”后，各方共同努力将这块集科学、历史、经济、文化为一体的观赏石保护和利用好，促进文化旅游发展。
座谈结束后，授牌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观赏石协会驻会副会长钟长海代表中国观赏石协会向为滁州市琅琊山宋代菱溪石举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赏石艺术保护示范遗存”授牌，滁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委副市长金力代表滁州市委市政府、琅琊山管委会接受牌子，并合影留念。最后集体合影，授牌仪式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据悉，这次菱溪石获得“赏石艺术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示范遗存”，是国内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观赏石，也是滁州市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示范遗存。当前，琅琊山管委会已着手启动了菱溪石获牌后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计划按照本次授牌之行各位领导专家意见，在菱溪石“天外孑遗”亭周围合适位置展示历代文人对菱溪石的诗文，突出菱溪石的赏石文化内涵，并将征询相关专家意见，进一步加强菱溪石的技术保护。
中国观赏石协会监事长胡思敏，中国观赏石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仲天举，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助理、办公室主任贾俊祥，中国观赏石协会展务部主任田传红，中国观赏石协会高级鉴评师周军，滁州市琅琊山管委会文物宗教科副科长高山等参加了座谈及授牌仪式。
#紫禁城# 清 刘墉 行书张长使书法论轴 花笺墨笔 纵九三厘米 横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轴为刘墉抄录苏轼《东坡书说》评唐代书家张旭的文字以及杜甫《李潮八分小篆书歌》节句，后钤「刘墉印信」朱文方印、「石庵」白文方印。刘墉节录、节临苏轼作品较多，说明了他对苏轼书法、诗文的痴迷与热爱。此书用笔沉着稳定，墨色较为丰润，体势趋于开张而骨力内含，有苏轼书风，应是其中晚年佳作。
图文内容来自2019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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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轴为刘墉抄录苏轼《东坡书说》评唐代书家张旭的文字以及杜甫《李潮八分小篆书歌》节句，后钤「刘墉印信」朱文方印、「石庵」白文方印。刘墉节录、节临苏轼作品较多，说明了他对苏轼书法、诗文的痴迷与热爱。此书用笔沉着稳定，墨色较为丰润，体势趋于开张而骨力内含，有苏轼书风，应是其中晚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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