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现在的学术会议就是交友、聊天和拉关系……
学术派
访问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关于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
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
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
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
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纯粹花经费，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关于学术刊物级别
“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
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
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
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
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
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
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
就拿国字头《XX社会科学》来说吧，他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
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XX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
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
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关于转化率
“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
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
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关于人文学科领导批示
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这取决于你的专业。
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
努力获得领导批示，不是人文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编书是不是学术成果
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
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
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
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学术成果。
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
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关于学生成果能否算进导师成果
“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
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
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
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
若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
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
所以，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本文节选自“人文学科学生评价的7个问题”，原载《中华读书报》
学术派
访问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关于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
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
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
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
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纯粹花经费，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关于学术刊物级别
“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
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
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
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
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
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
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
就拿国字头《XX社会科学》来说吧，他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
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XX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
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
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关于转化率
“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
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
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关于人文学科领导批示
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这取决于你的专业。
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
努力获得领导批示，不是人文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编书是不是学术成果
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
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
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
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学术成果。
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
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关于学生成果能否算进导师成果
“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
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
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
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
若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
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
所以，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本文节选自“人文学科学生评价的7个问题”，原载《中华读书报》
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将来我院坐诊
定远县总医院 2019.11.21
1
上海长海医院（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肛肠外科专家刘连杰教授将于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到我院常规化开展结直肠和肛周疾病的教学查房与手术指导。长海医院肛肠外科为国内大肠癌手术最多的专科之一，并在直肠癌超低位保肛，肠癌肝转移，肠镜检查及治疗，复杂肛门疾病诊治及造口护理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
会诊时间：2019年11月23日
预约联系人
潘书贵 13505504897
姚凤斌 13955035799
刘 辉 13866935345
梁 勇 13855051879
2
12月1日上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张海斌教授来我院坐诊。经院部协商，每两周一次，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知名专家亲临我院对肝胆胰疑难病例进行常态化会诊或者手术。并随时接受网上预约会诊，安排择期手术。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是由我国肝胆外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创建，是全国第一个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肝胆外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现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军肝胆外科专科中心，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国家教育部和全军重点实验室，军队“重中之重”建设学科，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
会诊时间：2019年12月1日上午
预约联系人
姚凤斌 13955035799
梁 勇 13855051879
潘书贵 13505504897
刘 辉 13866935345
3
上海复旦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余科达教授团队将于12月6日到我院会诊，查房，指导手术，经院部研究每三周一次，这将给我县乳腺病患者带来乳腺病治疗全国最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理论指导。复旦肿瘤乳腺外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每年手术6000余例，乳腺癌诊治五年生存率93%和国际水平齐肩部分超过国际水平。
会诊时间：2019年12月6日
预约联系人
刘 辉 13866935345
潘书贵 13505504897
姚凤斌 13955035799
梁 勇 13855051879
定远县总医院 2019.11.21
1
上海长海医院（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肛肠外科专家刘连杰教授将于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到我院常规化开展结直肠和肛周疾病的教学查房与手术指导。长海医院肛肠外科为国内大肠癌手术最多的专科之一，并在直肠癌超低位保肛，肠癌肝转移，肠镜检查及治疗，复杂肛门疾病诊治及造口护理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
会诊时间：2019年11月23日
预约联系人
潘书贵 13505504897
姚凤斌 13955035799
刘 辉 13866935345
梁 勇 13855051879
2
12月1日上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张海斌教授来我院坐诊。经院部协商，每两周一次，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知名专家亲临我院对肝胆胰疑难病例进行常态化会诊或者手术。并随时接受网上预约会诊，安排择期手术。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是由我国肝胆外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创建，是全国第一个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肝胆外科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现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军肝胆外科专科中心，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国家教育部和全军重点实验室，军队“重中之重”建设学科，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
会诊时间：2019年12月1日上午
预约联系人
姚凤斌 13955035799
梁 勇 13855051879
潘书贵 13505504897
刘 辉 13866935345
3
上海复旦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余科达教授团队将于12月6日到我院会诊，查房，指导手术，经院部研究每三周一次，这将给我县乳腺病患者带来乳腺病治疗全国最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理论指导。复旦肿瘤乳腺外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每年手术6000余例，乳腺癌诊治五年生存率93%和国际水平齐肩部分超过国际水平。
会诊时间：2019年12月6日
预约联系人
刘 辉 13866935345
潘书贵 13505504897
姚凤斌 13955035799
梁 勇 13855051879
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如何助力全民健康医药事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赵国屏院士、上海师范大学王金博士详解
2019-11-10 05:04:00 来源: 科技日报-中国科技网 作者: 桂楷东
一提起“分子诊断技术”可能有人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其实早已不陌生。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体检和献血的经历，医护人员采血之后要检测血样中是否感染乙肝（HBV）、丙肝（HCV）和艾滋病（HIV）等病毒。
不少已婚女性的孕检，抽点血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筛查，看看胎儿是否会患有唐氏综合症或其他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这些其实都离不开分子诊断技术。
那么，什么是分子诊断技术？新兴的基因编辑技术如何带来新一代分子诊断的机遇？我国分子诊断产业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及上海师范大学的王金博士为大家详细解答了上述问题。
分子诊断技术：健康生活的重要帮手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越来越多的基因组和蛋白组信息被人们用来服务于与临床诊断相关的实验工作中，与之对应的是多种分子诊断技术也不断涌现”。赵国屏院士介绍，到今天为止，体外诊断技术最有效的两个手段，一个是免疫手段，另一个是以核酸检测为基础的分子诊断技术。分子诊断技术由于其检测精准，灵敏度高，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传染病的诊断、流行病的调查、食品卫生检查、肿瘤和遗传病的早期诊断及法医鉴定等各个领域。
“核酸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PCR）的发明是分子诊断最重要的突破。它可以非常专一地、较快较简便地将非常少量的DNA迅速放大到百万倍至十亿倍，用于检测，从而提升了检测的灵敏度和专一性。当然，近年来开发的下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NGS）在通量和未知DNA序列的检测方面也是另一个重大的突破。”
下一代分子诊断：“基因魔剪”引发的技术革命”
目前，尽管PCR和NGS技术都比较成熟、应用也广，但是，由于该些技术的操作比较复杂、仪器和试剂昂贵，使得该些技术在现场和家庭检测领域以及传染病快速检测等应用中受到了极大限制。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这些缺陷，王金博士团队利用近年发现的基因编辑系统（CRISPR）中的Cas12酶研发了一套全新的分子诊断系统——“HOLMES（福尔摩斯）。赵国屏院士介绍说，该技术最初的来源，实际上是细菌有一套把入侵者清除掉的CRISPR工具，作为对外来入侵DNA/RNA的识别和清除机制。在过去很多年里科学家掌握了这个机制，并用它来做基因编辑；从而有了“基因魔剪”的美称。王金博士团队在研究工作中首次发现了CRISPR/Cas12a酶具有被靶点专一结合激活后高效反式切割单链DNA探针的特征，并基于这个发现创新性开发了用于DNA分子诊断的“福尔摩斯”系统。
王金博士介绍，相比于现有的分子诊断技术，“福尔摩斯”技术更加灵敏、快速，能够有效提高传染病的检出率，也能极大缩短病原检测的窗口期。例如，从样本采集到出检测结果，“福尔摩斯”技术只需1小时，比现有常用的分子诊断技术都要快；其检测灵敏度极高（可达10个分子以下的水平）；特异性高，可同时区分普通细菌和超级耐药菌；检测的试剂成本也非常低。由于有以上各种优点，该类技术在发明后不久便在2018年被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誉为“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
王金博士透露，作为平台型的技术诊断技术，“福尔摩斯”可应用于多种检测场景，例如医院、海关、疾控中心、血站以及农业动植物检疫等等。
据悉，利用该技术进行传染病检测时无需特别复杂的仪器设备，且可由非专业人员在任意环境下进行检测；因此，他们认为未来该技术也可能会走进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抢占“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先机？
未来，这种在家就能做诊断的分子技术，我国的研究水平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地位呢？
王金博士介绍，连他们在内，目前全世界共有三个研究团队（另两个团队在美国）在利用CRISPR-Cas蛋白的新活性发展原创型的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王金博士团队的专利申请日期比美国对应团队的申请日期早了四个多月，如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国内团队在整个分子诊断领域仅有的具有底层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专利技术。
据悉，在国内，王金博士团队正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努力推动该自主研发成果在国内落地，以期尽快抢占“下一代分子诊断”产业的发展高地。
赵国屏院士最后表示，越来越多的新型分子诊断技术，特别是像我们的下一代CRISPR分子诊断技术，必将逐步进入临床检验应用。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以及与临床共同开展的转化医学研究工作，新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将能促进一些疑难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随着该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最基层的医疗机构和家庭可用它来检测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并可在最短时间内判断是否需要隔离和如何治疗，目标是要能够有效保障百姓的身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赵国屏院士、上海师范大学王金博士详解
2019-11-10 05:04:00 来源: 科技日报-中国科技网 作者: 桂楷东
一提起“分子诊断技术”可能有人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其实早已不陌生。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体检和献血的经历，医护人员采血之后要检测血样中是否感染乙肝（HBV）、丙肝（HCV）和艾滋病（HIV）等病毒。
不少已婚女性的孕检，抽点血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筛查，看看胎儿是否会患有唐氏综合症或其他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这些其实都离不开分子诊断技术。
那么，什么是分子诊断技术？新兴的基因编辑技术如何带来新一代分子诊断的机遇？我国分子诊断产业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及上海师范大学的王金博士为大家详细解答了上述问题。
分子诊断技术：健康生活的重要帮手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越来越多的基因组和蛋白组信息被人们用来服务于与临床诊断相关的实验工作中，与之对应的是多种分子诊断技术也不断涌现”。赵国屏院士介绍，到今天为止，体外诊断技术最有效的两个手段，一个是免疫手段，另一个是以核酸检测为基础的分子诊断技术。分子诊断技术由于其检测精准，灵敏度高，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传染病的诊断、流行病的调查、食品卫生检查、肿瘤和遗传病的早期诊断及法医鉴定等各个领域。
“核酸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PCR）的发明是分子诊断最重要的突破。它可以非常专一地、较快较简便地将非常少量的DNA迅速放大到百万倍至十亿倍，用于检测，从而提升了检测的灵敏度和专一性。当然，近年来开发的下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NGS）在通量和未知DNA序列的检测方面也是另一个重大的突破。”
下一代分子诊断：“基因魔剪”引发的技术革命”
目前，尽管PCR和NGS技术都比较成熟、应用也广，但是，由于该些技术的操作比较复杂、仪器和试剂昂贵，使得该些技术在现场和家庭检测领域以及传染病快速检测等应用中受到了极大限制。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这些缺陷，王金博士团队利用近年发现的基因编辑系统（CRISPR）中的Cas12酶研发了一套全新的分子诊断系统——“HOLMES（福尔摩斯）。赵国屏院士介绍说，该技术最初的来源，实际上是细菌有一套把入侵者清除掉的CRISPR工具，作为对外来入侵DNA/RNA的识别和清除机制。在过去很多年里科学家掌握了这个机制，并用它来做基因编辑；从而有了“基因魔剪”的美称。王金博士团队在研究工作中首次发现了CRISPR/Cas12a酶具有被靶点专一结合激活后高效反式切割单链DNA探针的特征，并基于这个发现创新性开发了用于DNA分子诊断的“福尔摩斯”系统。
王金博士介绍，相比于现有的分子诊断技术，“福尔摩斯”技术更加灵敏、快速，能够有效提高传染病的检出率，也能极大缩短病原检测的窗口期。例如，从样本采集到出检测结果，“福尔摩斯”技术只需1小时，比现有常用的分子诊断技术都要快；其检测灵敏度极高（可达10个分子以下的水平）；特异性高，可同时区分普通细菌和超级耐药菌；检测的试剂成本也非常低。由于有以上各种优点，该类技术在发明后不久便在2018年被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誉为“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
王金博士透露，作为平台型的技术诊断技术，“福尔摩斯”可应用于多种检测场景，例如医院、海关、疾控中心、血站以及农业动植物检疫等等。
据悉，利用该技术进行传染病检测时无需特别复杂的仪器设备，且可由非专业人员在任意环境下进行检测；因此，他们认为未来该技术也可能会走进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抢占“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先机？
未来，这种在家就能做诊断的分子技术，我国的研究水平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地位呢？
王金博士介绍，连他们在内，目前全世界共有三个研究团队（另两个团队在美国）在利用CRISPR-Cas蛋白的新活性发展原创型的下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王金博士团队的专利申请日期比美国对应团队的申请日期早了四个多月，如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国内团队在整个分子诊断领域仅有的具有底层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专利技术。
据悉，在国内，王金博士团队正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努力推动该自主研发成果在国内落地，以期尽快抢占“下一代分子诊断”产业的发展高地。
赵国屏院士最后表示，越来越多的新型分子诊断技术，特别是像我们的下一代CRISPR分子诊断技术，必将逐步进入临床检验应用。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以及与临床共同开展的转化医学研究工作，新一代分子诊断技术将能促进一些疑难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随着该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最基层的医疗机构和家庭可用它来检测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并可在最短时间内判断是否需要隔离和如何治疗，目标是要能够有效保障百姓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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