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全部阴性！无锡援湖北医疗队员检测结果出来了！】4月13日下午4点，133位无锡援湖北医疗队员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全部阴性！
4月14日，队员们将结束为期14天的集中休养隔离观察期，与家人团圆啦~
为了让队员们以崭新面貌“出关”，13日下午，市卫健委工会联系了一家理发店，志愿为队员们理发。
至此，169位无锡白衣战士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态饱满，真正完成了“零感染，打胜仗”援助任务。
来看一组数据
冒冬雪出征，踏春风凯旋。从1月26日到3月31日，迎难而上鏖战江城的66天，已浓缩成奋斗的记忆。
据统计，无锡援湖北医疗队累计收治及参与治疗患者420余人，出院患者370余人；
心理援助队提供心理援助服务1400余人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400余人次；
疾控队共排查密切接触者近1000人，为当地疾控培训220余人次。
无锡医疗队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自己的硬核实力和勇者担当。
危难时刻 六批169名精锐慷慨出征
春节前夕，疫情汹涌，湖北保卫战在全国打响。无锡白衣战士精锐闻令而动、一夜成军，六批169位勇士义无反顾慷慨出征，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抗疫，与武汉人民生死相依。
首批28位队员大年初一来到武汉，当时形势非常严峻。“进驻的武汉医院根本没有防感染通道，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
作为江苏医疗队的感控专家、第一批医疗队队长吴小龙每天都奔波在对口支援的医院严格“排雷”，制定感控措施，对所有的病区一一实地检查感染防控措施落实、执行情况，并不断对队员培训、考核、演练，确保队员安全。
感染防控“无锡方案”在江苏医疗队得到推广落实。
“感控的重要性，甚至比治病更有意义！”队员王洵说，“因为，我们要救一座城，而不仅仅是几个人。”
在医疗队的指导和参与下，武汉当地医院建立起了“三区两通道”，筑牢感染“防火墙”。
江夏区中医院建在山坡上，他们用四个集装箱像架天桥一样，从地面架到二楼，开辟出医务人员通道。
自从无锡医疗队到达，江夏区中医院再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当他们撤离时，该院院长向无锡医疗队鞠躬致谢。
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治他人，第二批医疗队副队长张燕坦言，第一次进入“红区”时大家都很紧张，绝大多数队员连防护服都没摸过几次，脱衣服的时候，有的年轻护士手都在发抖。
越是紧张越要重视，无锡医疗队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独创性”地设立24小时专人防护监控组，由8位队员轮班监督每一位进仓队员穿脱防护服。
遇到不熟练的，帮忙穿脱，大大小小几十道程序，防护人员牢牢盯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确保队员安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最终169人无一感染，整整齐齐出征、平平安安归来。
来之能战
无锡硬核技术造福患者
无锡出征的169人中，由132人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个重症病区，这意味着无锡的精锐力量绝大部分扑在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上。
尽管常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队长许红阳已看过太多生死，但在武汉的50天，他每天如履薄冰，殚精竭虑，睡眠常常不足5个小时，50天里仅仅休息过2天。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抢救到最后，拼的就是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就看能否把精准治疗落实到位，帮助患者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为了抢救更多的生命，对重症尤其是危重症病人，无锡队采取关口靠前，专人负责、“一人一策”的精准化方案。
“一人一策”，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守，一个盯，医护人员时刻守在危重病人床边，盯着呼吸机和各种医疗参数，观察他们生命指征点点滴滴细微的变化，用药剂量一点一点调，从死神手里抢回一个又一个生命。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慎始如终，他们拼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无锡队在光谷院区完成了多个第一
第一例风险等级最高的经皮气管切开术
第一例床边72小时连续CRRT
第一个帮助兄弟医疗队完成经皮气管切开术
第一例胸腔闭式引流
第一例床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治疗
……
业绩背后，不仅是精湛的技术、过硬的心理素质、配合默契的团队协作，更有面对巨大风险时挺身而出的勇气。
在光谷院区17支医疗队中，无锡病区的危重患者占比、有创和无创呼吸支持例数、开展危重症监测技术数、医疗护理质量全部优秀，收获“模范病区”的口碑。
国家卫建委主任马晓伟到医院调研时，许红阳作为8名代表之一参加座谈，无锡队的硬核成绩受到充分肯定。
在无锡队汇报病区仅有一例死亡病例的救治情况后，国家医疗救治组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教授对无锡队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肩战斗
这段“过命”的交情值得珍藏
66天的逆行画上了句号，但武汉无锡两地的情谊没有结束。
回到无锡，首批医疗队副队长郁昊达和武汉的多名患者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对康复出院的母子把复查后的CT报告发给他，请他再把关一下；
还有一位历经三地五院“云会诊”、最终被无锡医生治愈的阿姨，特意给他寄来文化衫等纪念品，表达对无锡专家的感激。
而许红阳一直牵挂着病区转出去的唯一一位气管切开患者。
在隔离观察期间，他还不时和武汉当地医生联系，询问患者现在的病情，对着发来的病历资料久久思索：“这是我们拼了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病人，真希望她能早日拔管，康复出院。”
日日夜夜奋战之后，队员们和武汉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吴小龙说：“当初一看见我们，武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援军终于到了！”医疗队不仅带去了救治力量，带去了防护物资，更带去了信心和精神上的支持。
离开武汉前，队员们与前来相送的武汉医护紧紧相拥，他们相互扶持，并肩战斗，已经从陌生人成了最亲密的战友。
“在隔离病房，我们和患者携手相助，给予安慰、树立信心。”张燕说，50天来，在病区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出院病人的感谢信。
尽管无锡队收治的病人数量不是最多的，但在17支队伍中，他们收到的患者表扬、感谢信数量最多。
得知无锡队要回去了，患者纷纷在微信里留言，祝福无锡的勇士们一路平安，邀请他们来年共赏樱花。
拼过命、留下爱、带走情，未来山高水长。
就在第二批医疗队回锡的前两天，两对刻着“援鄂纪念”字样的无锡泥人阿福阿喜，从无锡飞往医疗队战斗过的两家医院——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这是无锡市人民医院送出的礼物，象征袍泽之谊。今后该院将和武汉两家医院进一步深化战斗情谊，加强合作交流。
在光谷院区，第二批医疗队总领队葛焕青还代表无锡队种下了一棵桂花树：“期待来年再见时，它已枝繁叶茂，花香袭人，正如两地之间的情谊，源远流长。（无锡日报）
4月14日，队员们将结束为期14天的集中休养隔离观察期，与家人团圆啦~
为了让队员们以崭新面貌“出关”，13日下午，市卫健委工会联系了一家理发店，志愿为队员们理发。
至此，169位无锡白衣战士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态饱满，真正完成了“零感染，打胜仗”援助任务。
来看一组数据
冒冬雪出征，踏春风凯旋。从1月26日到3月31日，迎难而上鏖战江城的66天，已浓缩成奋斗的记忆。
据统计，无锡援湖北医疗队累计收治及参与治疗患者420余人，出院患者370余人；
心理援助队提供心理援助服务1400余人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400余人次；
疾控队共排查密切接触者近1000人，为当地疾控培训220余人次。
无锡医疗队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了自己的硬核实力和勇者担当。
危难时刻 六批169名精锐慷慨出征
春节前夕，疫情汹涌，湖北保卫战在全国打响。无锡白衣战士精锐闻令而动、一夜成军，六批169位勇士义无反顾慷慨出征，与当地医护人员并肩抗疫，与武汉人民生死相依。
首批28位队员大年初一来到武汉，当时形势非常严峻。“进驻的武汉医院根本没有防感染通道，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
作为江苏医疗队的感控专家、第一批医疗队队长吴小龙每天都奔波在对口支援的医院严格“排雷”，制定感控措施，对所有的病区一一实地检查感染防控措施落实、执行情况，并不断对队员培训、考核、演练，确保队员安全。
感染防控“无锡方案”在江苏医疗队得到推广落实。
“感控的重要性，甚至比治病更有意义！”队员王洵说，“因为，我们要救一座城，而不仅仅是几个人。”
在医疗队的指导和参与下，武汉当地医院建立起了“三区两通道”，筑牢感染“防火墙”。
江夏区中医院建在山坡上，他们用四个集装箱像架天桥一样，从地面架到二楼，开辟出医务人员通道。
自从无锡医疗队到达，江夏区中医院再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当他们撤离时，该院院长向无锡医疗队鞠躬致谢。
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治他人，第二批医疗队副队长张燕坦言，第一次进入“红区”时大家都很紧张，绝大多数队员连防护服都没摸过几次，脱衣服的时候，有的年轻护士手都在发抖。
越是紧张越要重视，无锡医疗队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独创性”地设立24小时专人防护监控组，由8位队员轮班监督每一位进仓队员穿脱防护服。
遇到不熟练的，帮忙穿脱，大大小小几十道程序，防护人员牢牢盯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确保队员安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最终169人无一感染，整整齐齐出征、平平安安归来。
来之能战
无锡硬核技术造福患者
无锡出征的169人中，由132人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个重症病区，这意味着无锡的精锐力量绝大部分扑在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上。
尽管常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队长许红阳已看过太多生死，但在武汉的50天，他每天如履薄冰，殚精竭虑，睡眠常常不足5个小时，50天里仅仅休息过2天。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抢救到最后，拼的就是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就看能否把精准治疗落实到位，帮助患者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为了抢救更多的生命，对重症尤其是危重症病人，无锡队采取关口靠前，专人负责、“一人一策”的精准化方案。
“一人一策”，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守，一个盯，医护人员时刻守在危重病人床边，盯着呼吸机和各种医疗参数，观察他们生命指征点点滴滴细微的变化，用药剂量一点一点调，从死神手里抢回一个又一个生命。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慎始如终，他们拼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无锡队在光谷院区完成了多个第一
第一例风险等级最高的经皮气管切开术
第一例床边72小时连续CRRT
第一个帮助兄弟医疗队完成经皮气管切开术
第一例胸腔闭式引流
第一例床边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治疗
……
业绩背后，不仅是精湛的技术、过硬的心理素质、配合默契的团队协作，更有面对巨大风险时挺身而出的勇气。
在光谷院区17支医疗队中，无锡病区的危重患者占比、有创和无创呼吸支持例数、开展危重症监测技术数、医疗护理质量全部优秀，收获“模范病区”的口碑。
国家卫建委主任马晓伟到医院调研时，许红阳作为8名代表之一参加座谈，无锡队的硬核成绩受到充分肯定。
在无锡队汇报病区仅有一例死亡病例的救治情况后，国家医疗救治组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教授对无锡队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
并肩战斗
这段“过命”的交情值得珍藏
66天的逆行画上了句号，但武汉无锡两地的情谊没有结束。
回到无锡，首批医疗队副队长郁昊达和武汉的多名患者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对康复出院的母子把复查后的CT报告发给他，请他再把关一下；
还有一位历经三地五院“云会诊”、最终被无锡医生治愈的阿姨，特意给他寄来文化衫等纪念品，表达对无锡专家的感激。
而许红阳一直牵挂着病区转出去的唯一一位气管切开患者。
在隔离观察期间，他还不时和武汉当地医生联系，询问患者现在的病情，对着发来的病历资料久久思索：“这是我们拼了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病人，真希望她能早日拔管，康复出院。”
日日夜夜奋战之后，队员们和武汉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吴小龙说：“当初一看见我们，武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援军终于到了！”医疗队不仅带去了救治力量，带去了防护物资，更带去了信心和精神上的支持。
离开武汉前，队员们与前来相送的武汉医护紧紧相拥，他们相互扶持，并肩战斗，已经从陌生人成了最亲密的战友。
“在隔离病房，我们和患者携手相助，给予安慰、树立信心。”张燕说，50天来，在病区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出院病人的感谢信。
尽管无锡队收治的病人数量不是最多的，但在17支队伍中，他们收到的患者表扬、感谢信数量最多。
得知无锡队要回去了，患者纷纷在微信里留言，祝福无锡的勇士们一路平安，邀请他们来年共赏樱花。
拼过命、留下爱、带走情，未来山高水长。
就在第二批医疗队回锡的前两天，两对刻着“援鄂纪念”字样的无锡泥人阿福阿喜，从无锡飞往医疗队战斗过的两家医院——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这是无锡市人民医院送出的礼物，象征袍泽之谊。今后该院将和武汉两家医院进一步深化战斗情谊，加强合作交流。
在光谷院区，第二批医疗队总领队葛焕青还代表无锡队种下了一棵桂花树：“期待来年再见时，它已枝繁叶茂，花香袭人，正如两地之间的情谊，源远流长。（无锡日报）
当共享空间搬进了甲级写字楼
很多人对于北京CBD的侨福芳草地的认知，是集购物与艺术于一体的创新设计，却不知道这里有着北京超甲级写字楼，是高端品牌定位下的企业心之向往的办公场所。
在A座的3楼上，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空间，吴峥团队将这层楼面改造成了约2100平方米的共享办公区域——桉树IBC，占据着CBD商业主区的优势。
这里不像办公室
这里更像一个“智能工作中心”，目前只有会员或者预约客户才可进入。电梯门打开，经济观察网记者看到桉树IBC的服务管家站在前台点头微笑问候，通过人脸识别门禁后，进入这个共享办公空间，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办公室”。
智能化的办公桌、快递机器人、智能投屏等设备随处可见，这里还有休闲娱乐室和健身房，会员可以通过刷手环进入体验服务……
如今天气渐凉，凌冲一早来到公司，往往会先冲一杯咖啡，然后坐在工位上享受下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办公室的片刻惬意。
“好喜欢这清晨的一缕阳光。”他在朋友圈记录下了这一刻，文字如上，配图是自己的工位和落地窗。
作为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企业开鑫金服的高级战略顾问，凌冲在今年的6月开始在北京找办公地。“我们的总部在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不能忽略，所以由我在北京开展工作。”
朋友向他推荐了桉树IBC，“共享、科技的理念跟我们的自身定位非常吻合，而且这边定位属高端、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商务氛围浓。”入驻已有4个多月时间的凌冲至今都对这个选择很满意。
与凌冲相隔几个办公室的袁燊，是英国注册的华人企业伦敦制造的中国区执行总监。他告诉记者，伦敦制造主要负责一些中国企业在品牌国际化过程中的形象打造和品牌输出，由于多数客户都是中高端级别，对于办公地址的选择便有一定的要求——既要符合自身的品牌调性，还要在5A级的写字楼里。
综合毗邻英国大使馆，地处CBD关键商务区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模式等一系列因素，袁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艺术商业气息浓厚的侨福芳草地，但他发现在写字楼里整租办公室大多在200平左右，这对于初步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伦敦制造而言，面积和费用都不合适。
偶然的机会，袁燊在商场的广告牌里看到了桉树IBC的介绍，来到3楼与相关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后，参观看到相关办公设施和智能设备齐全，环境舒适度和工位的价格也十分满意，就这样他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公司落脚点。“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在成本上需要控制，再鉴于企业的品牌定位，桉树IBC的整体氛围与我们十分契合。”
近年来，从Wework到优客工场、梦想加等，联合办公领域不断有参与者产生，并利用共享空间理念将全世界的办公室进行着改造。“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开放化工作方式并不适应一些高端品牌定位的企业需求。”吴峥说到。
在联合办公领域浸淫多年的吴峥，深知不少企业用户对于共享办公的初级印象是：大大小小的初创型企业聚集在一起，虽然突出社交属性和满足入驻企业的体验，但办公环境却很嘈杂，私密性往往无法保证，更与一些中高端企业品牌的调性严重失衡。
如今身为桉树空间的CEO，吴峥在最初改造桉树IBC时就有不一样的思路。作为新品牌，“桉树IBC要以高端用户为目标群体，将传统的高端办公服务与联合办公的部分解决方案相结合。”在他看来，桉树IBC要直接切入仍存空缺的高端市场，服务于中高端品牌用户。
为此，吴峥还强调，将工位租金定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其他联合办公的工位价格一般在 2000-3000 元左右），这让桉树IBC与其他共享办公企业在基因上就有鲜明的差异化——高定位区别产品属性，高定价树立护城河。
经过5个月的运营，吴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桉树IBC的入驻率为93%，客户签约率已超过 100%，高于行业平均的70%入驻率。
让吴峥引以为豪的是，像包括奢侈品牌Prada在内的外企、齐鲁制药这样的国企及一些高端金融企业相继选择入驻桉树IBC，这不禁引得侨福芳草地15楼同为灵活办公空间提供商的雷格斯专门下楼来观摩，一探究竟。
“经过对比，雷格斯也发现了我们与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价格更低，但在办公服务与调性上却更能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吴峥说，近一年来有不少共享办公企业像桉树IBC一样入驻北京甲级写字楼，逐步升级至中高端化的共享办公模式甚至成为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较为常见的办公模式之一。
“马太效应”明显
基于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对办公环境的高要求，满足他们对办公环境的要求，成了众多公司吸引并留住人才基本需求。
但从大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吴峥认为，快速决策和组建团队相对容易，但办公空间的选址、规划装修、添置办公设施等，“暂且不讨论期间租赁物业、装修消耗的巨大成本，单从耗时上看，漫长的过程甚至会影响了团队落地的需求及业务的发展时机。”
企业出于对缩减成本、提升工作效率的考量，共享办公空间不断吸引着大企业入驻办公。但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到，从最初500元一个工位，发展到如今近万元的工位定价，共享办公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戴德梁行就大中华区联合办公空间加以调研发现，联合办公自2010年首次在上海设点，到2015年该领域真正出现爆发式增长，从零星布局，到2018年一季度末分布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和台北六个主要城市的近550个联合办公场所。
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我国联合办公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18年将突破 600亿元，增长率达159.3%。正因为玩家众多，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竞争，不少头部玩家不断进行着合并、融资或拿地行动，在吴峥看来，这个行业在逐渐整合的过程中也在寻求服务升级。
“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走的是服务初创企业，以及各类小微企业的路线，然而这一路线的同质化过于严重，且稳定性较差，收益率难以提升。”吴峥强调，共享办公企业在不断扩张同时，还需要注意运营，差异化服务才是共享办公企业取胜的关键。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今年8月时就曾对外表示，“为中小型创业者服务，稳定性太差，基本上平均半年就换了一批，出租率一直在88%左右，难以提升。”
这一现实让潘石屹决定将SOHO旗下地处光华路的SOHO 3Q进行转型——不再主要服务创业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办公楼综合服务商，开始为办公楼提供定制服务。
但这个转型备受诟病，业内甚至将潘石屹称之为“二房东”，而在共享办公领域，扮演这一角色的企业数不胜数。
在吴峥看来，近年来房地产上下游行业表现明显，不少共享办公参与者觉得只有拥有规模效应才能降低运营成本，获得更高溢价。于是，一些行业参与者在满足“共享”的特质外，还寄希望通过一定规模的空间改造租赁，才能呈现出有别于一般写字楼的社群功能。然而“二房东”众多带来的马太效应也十分明显，不少该领域中的参与者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办公服务商了。
另外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年前，北京的共享办公大多集中于乙级写字楼、厂房或一些企业并未聚集的创意园区内，而今像桉树IBC在内的共享办公服务商们，纷纷转向高品质楼宇特别是甲级写字楼。
“这一现象既是甲级写字楼寻求增长的一个方式，同时也表明了当下共享办公领域在加紧谋求转型。”吴峥曾任职氪空间执行总裁，他谈到当初氪空间从“创客空间”转型到共享办公，既有站在盈利角度的考量，同时也是出于提升企业形象的想法。
吴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桉树IBC里，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封闭式6人办公室，每月租金在4至6万元不等。在他看来，共享办公使不少像凌冲所在的中小企业们，也能以较为合理的成本入驻高端写字楼。
而今正在奔向甲级写字楼进行租赁改造的共享办公空间，不难猜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想摆脱固有印象，进军高端市场。
差异化发展
“联合办公的市场规模到 2022 年有望突破 4100 亿元，到了 2030 年，30% 的办公空间都会是这一模式，市场规模或达万亿。”吴峥对当下共享办公市场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像桉树IBC这样直接切入共享办公领域高端市场的企业，还是正在转向进入这个赛道的竞争者，较量才刚刚开始。
谈及当下市场格局，吴峥认为，“随着市场规模日渐成熟，行业其实会越来越垂直和细分，最终呈现一个多元并存的状态。” 事实也确实如此。
据了解，Wework于日前在中国落地了首个个性化上门定制及运营解决方案，其中作为会员可以进入全球各地任何一家Wework办公点，还能接受当地Wework社区提供的法律、财务等服务。对那些入驻拉丁美洲、欧洲等新市场的公司，Wework还提供人才招聘等服务，这对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公司十分实用。
不仅如此，自2017年3月至今，并购了多个品牌的优客工场，除了面向高端市场，其创始人兼CEO毛大庆也强调，“未来优客工场不只是空间和部分服务的提供者，更是企业资源交易和交互的地方。”
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愿望愈发强烈，不少共享办公平台在迈步国际化的过程中，还转型为企业提供全球化战略辅助支持，从而吸引了更多用户。其中像优客工场在美国就连续建立了两个办公社区，在新加坡、印尼、芬兰等国家也分别设立了共享办公社区的样本。
“不同的细分客群对联合办公空间的需求不同，所以不同定位下都有机会形成具备规模效应的头部品牌。”对于吴峥而言，桉树IBC当下的竞争主要在高端市场，他认为真正高端的客群尚未被充分满足。
不同于传统的高端商务中心，桉树IBC无论在运营经验还是客户认知度上都有相当成熟的积累，“其实高端客户并不看重轻松、社交的整体氛围，反倒对共享的部分元素，像相对灵活的租赁方案、智能会议系统及附加体验感兴趣。”吴峥告诉记者，这是传统高端商务中心并不具备的运营经验。
一提到“科技驱动办公”的理念，桉树IBC总会被拿去与梦想加形成对比，正因为不想“负重”做智能化开发，吴峥所理解的“智慧化办公”变得更“轻”，“我们更希望成为一个智慧办公平台，整合各类资源而非全部自己从零开始打造。”
“很多联合办公空间受限于成本压力，即便起初会大力宣传自身的智能化体验，但最终并不能提供优质的体验。”对此，吴峥在多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在系统、设备、服务等各个板块，都由桉树IBC将框架搭好，但会交付给相应的独立供应商来提供服务。“既然是一家科技属性的运营管理公司，就应该将精力放在整合和平台服务商，而非智能设备研发上。“
不难发现，桉树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很好地保持较轻的企业架构，这也是吴峥所提倡走的价值路线——作为高端品牌，本身不可能做成超大规模。在他的商业逻辑里，过去面向下沉市场的众多品牌要想短时间内升级面向高端，其中要面临的攻坚克难不言而喻。但是桉树的高端模式基本跑通之后，却完全可以采取“以高打低”的策略，下沉到更低的价格区间运营新品牌，角逐市场。
很多人对于北京CBD的侨福芳草地的认知，是集购物与艺术于一体的创新设计，却不知道这里有着北京超甲级写字楼，是高端品牌定位下的企业心之向往的办公场所。
在A座的3楼上，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空间，吴峥团队将这层楼面改造成了约2100平方米的共享办公区域——桉树IBC，占据着CBD商业主区的优势。
这里不像办公室
这里更像一个“智能工作中心”，目前只有会员或者预约客户才可进入。电梯门打开，经济观察网记者看到桉树IBC的服务管家站在前台点头微笑问候，通过人脸识别门禁后，进入这个共享办公空间，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办公室”。
智能化的办公桌、快递机器人、智能投屏等设备随处可见，这里还有休闲娱乐室和健身房，会员可以通过刷手环进入体验服务……
如今天气渐凉，凌冲一早来到公司，往往会先冲一杯咖啡，然后坐在工位上享受下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办公室的片刻惬意。
“好喜欢这清晨的一缕阳光。”他在朋友圈记录下了这一刻，文字如上，配图是自己的工位和落地窗。
作为互联网金融科技服务企业开鑫金服的高级战略顾问，凌冲在今年的6月开始在北京找办公地。“我们的总部在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不能忽略，所以由我在北京开展工作。”
朋友向他推荐了桉树IBC，“共享、科技的理念跟我们的自身定位非常吻合，而且这边定位属高端、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商务氛围浓。”入驻已有4个多月时间的凌冲至今都对这个选择很满意。
与凌冲相隔几个办公室的袁燊，是英国注册的华人企业伦敦制造的中国区执行总监。他告诉记者，伦敦制造主要负责一些中国企业在品牌国际化过程中的形象打造和品牌输出，由于多数客户都是中高端级别，对于办公地址的选择便有一定的要求——既要符合自身的品牌调性，还要在5A级的写字楼里。
综合毗邻英国大使馆，地处CBD关键商务区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模式等一系列因素，袁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艺术商业气息浓厚的侨福芳草地，但他发现在写字楼里整租办公室大多在200平左右，这对于初步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伦敦制造而言，面积和费用都不合适。
偶然的机会，袁燊在商场的广告牌里看到了桉树IBC的介绍，来到3楼与相关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后，参观看到相关办公设施和智能设备齐全，环境舒适度和工位的价格也十分满意，就这样他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公司落脚点。“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在成本上需要控制，再鉴于企业的品牌定位，桉树IBC的整体氛围与我们十分契合。”
近年来，从Wework到优客工场、梦想加等，联合办公领域不断有参与者产生，并利用共享空间理念将全世界的办公室进行着改造。“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开放化工作方式并不适应一些高端品牌定位的企业需求。”吴峥说到。
在联合办公领域浸淫多年的吴峥，深知不少企业用户对于共享办公的初级印象是：大大小小的初创型企业聚集在一起，虽然突出社交属性和满足入驻企业的体验，但办公环境却很嘈杂，私密性往往无法保证，更与一些中高端企业品牌的调性严重失衡。
如今身为桉树空间的CEO，吴峥在最初改造桉树IBC时就有不一样的思路。作为新品牌，“桉树IBC要以高端用户为目标群体，将传统的高端办公服务与联合办公的部分解决方案相结合。”在他看来，桉树IBC要直接切入仍存空缺的高端市场，服务于中高端品牌用户。
为此，吴峥还强调，将工位租金定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其他联合办公的工位价格一般在 2000-3000 元左右），这让桉树IBC与其他共享办公企业在基因上就有鲜明的差异化——高定位区别产品属性，高定价树立护城河。
经过5个月的运营，吴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桉树IBC的入驻率为93%，客户签约率已超过 100%，高于行业平均的70%入驻率。
让吴峥引以为豪的是，像包括奢侈品牌Prada在内的外企、齐鲁制药这样的国企及一些高端金融企业相继选择入驻桉树IBC，这不禁引得侨福芳草地15楼同为灵活办公空间提供商的雷格斯专门下楼来观摩，一探究竟。
“经过对比，雷格斯也发现了我们与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价格更低，但在办公服务与调性上却更能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吴峥说，近一年来有不少共享办公企业像桉树IBC一样入驻北京甲级写字楼，逐步升级至中高端化的共享办公模式甚至成为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较为常见的办公模式之一。
“马太效应”明显
基于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对办公环境的高要求，满足他们对办公环境的要求，成了众多公司吸引并留住人才基本需求。
但从大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吴峥认为，快速决策和组建团队相对容易，但办公空间的选址、规划装修、添置办公设施等，“暂且不讨论期间租赁物业、装修消耗的巨大成本，单从耗时上看，漫长的过程甚至会影响了团队落地的需求及业务的发展时机。”
企业出于对缩减成本、提升工作效率的考量，共享办公空间不断吸引着大企业入驻办公。但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到，从最初500元一个工位，发展到如今近万元的工位定价，共享办公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戴德梁行就大中华区联合办公空间加以调研发现，联合办公自2010年首次在上海设点，到2015年该领域真正出现爆发式增长，从零星布局，到2018年一季度末分布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和台北六个主要城市的近550个联合办公场所。
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我国联合办公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18年将突破 600亿元，增长率达159.3%。正因为玩家众多，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竞争，不少头部玩家不断进行着合并、融资或拿地行动，在吴峥看来，这个行业在逐渐整合的过程中也在寻求服务升级。
“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走的是服务初创企业，以及各类小微企业的路线，然而这一路线的同质化过于严重，且稳定性较差，收益率难以提升。”吴峥强调，共享办公企业在不断扩张同时，还需要注意运营，差异化服务才是共享办公企业取胜的关键。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今年8月时就曾对外表示，“为中小型创业者服务，稳定性太差，基本上平均半年就换了一批，出租率一直在88%左右，难以提升。”
这一现实让潘石屹决定将SOHO旗下地处光华路的SOHO 3Q进行转型——不再主要服务创业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办公楼综合服务商，开始为办公楼提供定制服务。
但这个转型备受诟病，业内甚至将潘石屹称之为“二房东”，而在共享办公领域，扮演这一角色的企业数不胜数。
在吴峥看来，近年来房地产上下游行业表现明显，不少共享办公参与者觉得只有拥有规模效应才能降低运营成本，获得更高溢价。于是，一些行业参与者在满足“共享”的特质外，还寄希望通过一定规模的空间改造租赁，才能呈现出有别于一般写字楼的社群功能。然而“二房东”众多带来的马太效应也十分明显，不少该领域中的参与者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办公服务商了。
另外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年前，北京的共享办公大多集中于乙级写字楼、厂房或一些企业并未聚集的创意园区内，而今像桉树IBC在内的共享办公服务商们，纷纷转向高品质楼宇特别是甲级写字楼。
“这一现象既是甲级写字楼寻求增长的一个方式，同时也表明了当下共享办公领域在加紧谋求转型。”吴峥曾任职氪空间执行总裁，他谈到当初氪空间从“创客空间”转型到共享办公，既有站在盈利角度的考量，同时也是出于提升企业形象的想法。
吴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桉树IBC里，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封闭式6人办公室，每月租金在4至6万元不等。在他看来，共享办公使不少像凌冲所在的中小企业们，也能以较为合理的成本入驻高端写字楼。
而今正在奔向甲级写字楼进行租赁改造的共享办公空间，不难猜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想摆脱固有印象，进军高端市场。
差异化发展
“联合办公的市场规模到 2022 年有望突破 4100 亿元，到了 2030 年，30% 的办公空间都会是这一模式，市场规模或达万亿。”吴峥对当下共享办公市场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像桉树IBC这样直接切入共享办公领域高端市场的企业，还是正在转向进入这个赛道的竞争者，较量才刚刚开始。
谈及当下市场格局，吴峥认为，“随着市场规模日渐成熟，行业其实会越来越垂直和细分，最终呈现一个多元并存的状态。” 事实也确实如此。
据了解，Wework于日前在中国落地了首个个性化上门定制及运营解决方案，其中作为会员可以进入全球各地任何一家Wework办公点，还能接受当地Wework社区提供的法律、财务等服务。对那些入驻拉丁美洲、欧洲等新市场的公司，Wework还提供人才招聘等服务，这对在海外拓展业务的公司十分实用。
不仅如此，自2017年3月至今，并购了多个品牌的优客工场，除了面向高端市场，其创始人兼CEO毛大庆也强调，“未来优客工场不只是空间和部分服务的提供者，更是企业资源交易和交互的地方。”
经济观察网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愿望愈发强烈，不少共享办公平台在迈步国际化的过程中，还转型为企业提供全球化战略辅助支持，从而吸引了更多用户。其中像优客工场在美国就连续建立了两个办公社区，在新加坡、印尼、芬兰等国家也分别设立了共享办公社区的样本。
“不同的细分客群对联合办公空间的需求不同，所以不同定位下都有机会形成具备规模效应的头部品牌。”对于吴峥而言，桉树IBC当下的竞争主要在高端市场，他认为真正高端的客群尚未被充分满足。
不同于传统的高端商务中心，桉树IBC无论在运营经验还是客户认知度上都有相当成熟的积累，“其实高端客户并不看重轻松、社交的整体氛围，反倒对共享的部分元素，像相对灵活的租赁方案、智能会议系统及附加体验感兴趣。”吴峥告诉记者，这是传统高端商务中心并不具备的运营经验。
一提到“科技驱动办公”的理念，桉树IBC总会被拿去与梦想加形成对比，正因为不想“负重”做智能化开发，吴峥所理解的“智慧化办公”变得更“轻”，“我们更希望成为一个智慧办公平台，整合各类资源而非全部自己从零开始打造。”
“很多联合办公空间受限于成本压力，即便起初会大力宣传自身的智能化体验，但最终并不能提供优质的体验。”对此，吴峥在多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在系统、设备、服务等各个板块，都由桉树IBC将框架搭好，但会交付给相应的独立供应商来提供服务。“既然是一家科技属性的运营管理公司，就应该将精力放在整合和平台服务商，而非智能设备研发上。“
不难发现，桉树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很好地保持较轻的企业架构，这也是吴峥所提倡走的价值路线——作为高端品牌，本身不可能做成超大规模。在他的商业逻辑里，过去面向下沉市场的众多品牌要想短时间内升级面向高端，其中要面临的攻坚克难不言而喻。但是桉树的高端模式基本跑通之后，却完全可以采取“以高打低”的策略，下沉到更低的价格区间运营新品牌，角逐市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