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程式电动车,为什么又回来了?
原创 编辑部 童济仁汽车评论 2022-05-26 22:59
以目前的电池技术,想要做到1000公里续航的同时,还能在几分钟充满电,同时还安全、成本低,完全不可能。此时,车企为了解决电动车的补能问题,通常会有三个选择:
大规模建设超充站,比如特斯拉
搞换电体系,比如蔚来
搭载增程系统,比如理想
所以,尽管我们总能在各种补贴政策看到一个概念: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但事实上增程式和插电混动在技术的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
插电混动的本质,是混动车;增程式电动车的本质,是电动车。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一家车企在宣传增程式电动车时,会说这是一台插电混动车。
增程式电动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2013年的宝马i3、2014年的传祺GA5,都在并不怎么成功的探索后倒下了。但当时间来到2020年,当理想ONE同样在大家对增程式的质疑中,一路卖到了30万级中大型SUV的头名后,增程式仿佛又一夜之间焕发了新生。
岚图FREE、赛力斯SF5、问界M5、天际ME5、零跑C11、长安深蓝SL03、自游家NV……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近十款增程式电动车出现。
那个被视为“落后技术”的增程式,为什么又回来了?
押宝增程,并非迫不得已
很多人认为增程式是最简单的一种“混动结构”,直白说来就是在纯电动车上加一套发动机-发电机系统。
但是,如果要问一个问题:是把燃油车改成纯电动车容易,还是把燃油车改成增程式电动车容易?很多人可能会天然认为,应当是后者。其实,答案是前者。因为前者只需要油改电,后者除了油改电,还要油改油。
燃油车平台是以发动机为设计出发点,如果要更换发动机,再加一个发电机,整车布置、配重、模态的改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在底部还要铺上足以行驶超过100km的大电池。动力系统的重新匹配、整车振动与噪音、行驶的平顺性,这些都难以在一台燃油车改造的增程式电动车上根治。
强行在燃油车上改造一台增程式电动车,投入产出比非常不划算。
所以,增程式电动车通常来说,要么是原生设计,即一开始就按照增程式电动车的目标开发,要么就是“电改油”,即在一个纯电动平台上,额外增加一个增程模块。
而这里就能看出增程式电动车对于车企最大的优势:性价比高。这个性价比,体现在车辆的生产性价比,也体现在车辆的营销性价比。
生产性价比,是指增程式电动车可以用容量较小的电池,来换取更低的成本与定价。与纯电动车没有500km续航都不好意思来见人相比,增程式电动车的纯电续航能到200km已经算很高了,电池用量相比纯电动车可以少用一半多,车子不必卖那么贵,也可以暂时放缓投入补能体系建设这件极度烧钱的事情上。
更何况,有理想ONE、岚图FREE等已经跑起量的增程式电动车,意味着相关的供应链体系也趋于成熟,后来者在这样的供应链体系下,产品开发的周期也会加快。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增程式电动车,突然会在同一时间段集中发布。
而营销性价比则在于,车企可以用“没有续航焦虑的电动车”、“1000km续航无忧”、“高速无需排队充电”等营销话术,去打造一个又能纯电行驶、又不用为补能而烦恼的产品形象,相当于同时去吃纯电动车与插电混动车的营销红利。
很多人会将插电混动与增程式电动对立起来,认为哪一种先进或是哪一种落后。但事实上,增程式电动车的源头是电动车,它更适合没有或者不愿在发动机动力系统上做过多纠缠的新品牌上,是以低成本解决电动车续航焦虑采取的解决方案。而插电混动的源头是燃油车,是为了延续内燃机生命,又能满足油耗排放法规和政策补贴的解决方案,更适合燃油车底蕴深厚的成熟品牌。
两种方案的战略定位、所需要的资源禀赋,完全不同。插混确实不好做,但好的增程式同样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并不存在因为做不出插混才去做增程式这样的说法。
把增程式卖好,从来不是靠“1000km”
在从政策导向转为市场导向的过程中,今天的插电混动车型正在朝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是把插电混动当燃油车卖,通过尽可能降低插电混动的成本与同级别燃油车竞争;另一个则是不断做大插电混动车的电池容量,直至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0km左右。
前者自然不必说,这是传统车企向电气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但后者则意味着,插电混动车与增程式电动车,在实际使用体验上,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因为长续航插电混动车的发动机可以参与驱动,在全工况适应性上可能做得更好。
所以,所有能把增程式电动车卖好的车企,没有一个是因为“增程式”三个字,也没有一个是只靠“1000km续航”打动消费者。
理想ONE,靠的是对全能家用车极强的理解;岚图FREE,靠的是这个价位难以寻觅的豪华与性能;问界M5,只要摆在华为店里卖,就是这辆车最大的招牌。
而为了解决增程式电动车,尤其是大尺寸增程式电动车在高速工况下油耗不低、动力受限的问题,车企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持续发掘增程技术的潜力,并在补能体系发展的前提下向纯电动转型,比如不见800V不撒鹰的理想;另一条路则是向全工况是影响更强的插电混动车发展,比如岚图的第二台车梦想家,就是采用了带有发动机直驱和混联驱动模式的DHT架构。
还是前面的观点,第一条路更适合没有或者不愿在发动机动力系统上做过多纠缠的新品牌,第二条路更适合燃油车底蕴深厚的成熟品牌。而大家的共同目的是,能在合理的性价比下,跑通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写在最后
你可以说增程式电动车是一个妥协于现状的过渡技术,但是如果这个过渡时间足够长,那么过渡技术其实也就没那么过渡了。
不牺牲安全下的电池能量密度提升、电池单位成本的下降、高效补能体系的大规模建设,这几条里面哪一条都不是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那么一台能做好效能与行驶品质的增程式电动车,一台能在增程系统以外提供超预期价值的增程式电动车,一定有它的生存空间。
原创 编辑部 童济仁汽车评论 2022-05-26 22:59
以目前的电池技术,想要做到1000公里续航的同时,还能在几分钟充满电,同时还安全、成本低,完全不可能。此时,车企为了解决电动车的补能问题,通常会有三个选择:
大规模建设超充站,比如特斯拉
搞换电体系,比如蔚来
搭载增程系统,比如理想
所以,尽管我们总能在各种补贴政策看到一个概念: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但事实上增程式和插电混动在技术的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
插电混动的本质,是混动车;增程式电动车的本质,是电动车。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一家车企在宣传增程式电动车时,会说这是一台插电混动车。
增程式电动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2013年的宝马i3、2014年的传祺GA5,都在并不怎么成功的探索后倒下了。但当时间来到2020年,当理想ONE同样在大家对增程式的质疑中,一路卖到了30万级中大型SUV的头名后,增程式仿佛又一夜之间焕发了新生。
岚图FREE、赛力斯SF5、问界M5、天际ME5、零跑C11、长安深蓝SL03、自游家NV……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近十款增程式电动车出现。
那个被视为“落后技术”的增程式,为什么又回来了?
押宝增程,并非迫不得已
很多人认为增程式是最简单的一种“混动结构”,直白说来就是在纯电动车上加一套发动机-发电机系统。
但是,如果要问一个问题:是把燃油车改成纯电动车容易,还是把燃油车改成增程式电动车容易?很多人可能会天然认为,应当是后者。其实,答案是前者。因为前者只需要油改电,后者除了油改电,还要油改油。
燃油车平台是以发动机为设计出发点,如果要更换发动机,再加一个发电机,整车布置、配重、模态的改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在底部还要铺上足以行驶超过100km的大电池。动力系统的重新匹配、整车振动与噪音、行驶的平顺性,这些都难以在一台燃油车改造的增程式电动车上根治。
强行在燃油车上改造一台增程式电动车,投入产出比非常不划算。
所以,增程式电动车通常来说,要么是原生设计,即一开始就按照增程式电动车的目标开发,要么就是“电改油”,即在一个纯电动平台上,额外增加一个增程模块。
而这里就能看出增程式电动车对于车企最大的优势:性价比高。这个性价比,体现在车辆的生产性价比,也体现在车辆的营销性价比。
生产性价比,是指增程式电动车可以用容量较小的电池,来换取更低的成本与定价。与纯电动车没有500km续航都不好意思来见人相比,增程式电动车的纯电续航能到200km已经算很高了,电池用量相比纯电动车可以少用一半多,车子不必卖那么贵,也可以暂时放缓投入补能体系建设这件极度烧钱的事情上。
更何况,有理想ONE、岚图FREE等已经跑起量的增程式电动车,意味着相关的供应链体系也趋于成熟,后来者在这样的供应链体系下,产品开发的周期也会加快。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增程式电动车,突然会在同一时间段集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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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将插电混动与增程式电动对立起来,认为哪一种先进或是哪一种落后。但事实上,增程式电动车的源头是电动车,它更适合没有或者不愿在发动机动力系统上做过多纠缠的新品牌上,是以低成本解决电动车续航焦虑采取的解决方案。而插电混动的源头是燃油车,是为了延续内燃机生命,又能满足油耗排放法规和政策补贴的解决方案,更适合燃油车底蕴深厚的成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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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增程式卖好,从来不是靠“10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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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自然不必说,这是传统车企向电气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但后者则意味着,插电混动车与增程式电动车,在实际使用体验上,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因为长续航插电混动车的发动机可以参与驱动,在全工况适应性上可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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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纹紧致:针对衰老、细纹、松弛性肌肤的修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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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亮泽:针对日晒后肤色异常等肌肤的修护。
补水保湿:针对干燥缺水肌肤的修护和日常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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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本品核心成分重组胶原蛋白的结构和特性与人体胶原蛋白极为相似,可补充人体胶原蛋白,并刺激自身胶原蛋白、弹力蛋白和透明质酸钠的新生动力,添加神经酰胺和透明质酸钠等成分,可以修护皮肤屏障、增强皮肤耐受力,还肌肤健康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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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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