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百景图[超话]#
我来下场炖瓜了。炖瓜人，炖瓜魂。吃瓜不站队，得瓜香四溢。
“某些人怎么可以背地抱团嘴别人，真怂”
“你不也是在嘴别人吗”
“我不是在嘴，我只是总结。”
党同伐异是块金砖，
哪里需要哪里就搬。
管你讨论是否在理，
不合我意就是抱团。
公共平台何来背地，
看不惯你还要凑近？
双标本是人类本质，
屁股决定发言用意。
如若发言冒犯到你，
一键拉黑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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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江淮请您来# 春游江淮请您来丨禹会区旅游景点——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禹会村遗址
禹会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禹会村的村名在《汉书》中就有记载，一直延续至今，可见村名存在之悠久。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涂）山西南”中得到确指，这正与蚌埠西南郊禹会村的禹墟相吻合。1981年发现禹会村有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这片遗址从淮河东岸大堤下一直延续到村中，初步勘探出整个遗址区规模约有60万平方米。这里已经发掘出土大量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动物牙齿、碳粒物、石镞和耕作石器工具等，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禹墟的发掘被列入“国家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子课题。经国家文物局、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批准的禹墟考古发掘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率队具体实施发掘以来，禹墟陆续出土的文物已引起举世关注，遗址被专程来禹墟遗址实地考察的国内考古界十多位专家确认为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通过碳14测定王吉怀试掘时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进而得出该标本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的结论，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验证出土文物与大禹时代相吻合。据传说，4100多年前，大禹在这里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也正是“探源工程”所要考证的问题。
历程
2001年7月，蚌埠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进行了5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8000多平方米。遗址全面揭露出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以及大型祭祀沟、祭祀坑和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等。并出土了大量相同时期且具有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特点的陶器，地域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凸显了各地文化交汇于此的文化现象。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存构成
遗址总面积约为 200 万平方米，其分布边界为：东至小新庄自然村西 70 米处，南界至后胡村南 240 米处至 206 国道东侧水塘南边、修理厂北侧一线，西南至淮河东岸，西至国道以西 50 米，北至禹会村西北边缘。遗迹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分为北、中、南三个不连续的部分，其中：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双墩文化特征；中区：面积近 3 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表现出龙山时时期文化特征；南区：总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历次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禹会村遗址的文物构成包括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和可移动文物三部分。
(1）遗址本体
结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禹会村遗址整体按空间分布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北区、中区、南区。北区：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距今 7000 年，属双墩文化特征，主要遗迹有：带柱坑沟槽（槽宽约 80 公分，东西向，内有柱坑，推测为墙槽）、房址、储藏区和大型房址的公共活动区。中区：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为龙山文化分布区。主要遗迹为：灰坑（含有大量陶片），其他遗迹较少。南区：面积约 9.46 万平方米，距今 4000-4300 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发现遗迹、遗物最密集的区域。考古推测南区为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由带有外壕或排水沟的夯土台围合，内部筑台营造居住址，适应了当地的水文环境，聚落东北部为高规格祭祀活动场所。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南区共发掘 I、 II、 III 三个区域。
I 区位主要遗迹有：大型祭祀遗址与祭祀沟；长条形台基及附属设施遗迹，早年推测为与祭祀有关。
II 区主要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排水沟等生活遗迹，早年推测为祭祀相关的设施。
III 区受治淮工程破坏严重，仅存遗迹为：少量房址和灰坑。
2015-2017 年最新的考古工作揭露，南区新增遗迹有：夯土梁（墙垣）、居住址以及 8 座汉代窑址。除了遗存分布密集的北、中、南区，2017 年的勘探工作在整个遗址分布范围内发现 35 处规模较小的遗迹，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迹 19 处，多数处于人工堆筑台地上，功能尚不明确；汉代遗迹15 处，包括 4 座汉墓。
(2）历史环境
配合禹会村考古工作开展的地质学、地貌学研究已证实遗址以北与西北面为古河道。历史上淮河的水文环境对禹会村遗址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可移动文物
2007-2011 年发掘的遗物已经彻底整理，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陶器，其次是石器中的磨石。遗物特点表现为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器物少，罕见骨器，不见蚌器，显示了较单调的器物组合：
1）陶器
禹会村遗址共修复成型和能看出器型特征的陶器共计 416 件，以陶罐为主，达 150 余件，陶鼎和陶器盖次之，各有 50 件左右，另外有少量的鼎、甗、缸、尊、刻槽盆、假腹簋、高柄杯、瓮、甑、盉等。大部分陶器的器型不规整、火候低、质地酥松。
2）石器
石器的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仅 205 件，且多为残件。最多的是磨石，达 133 件，其他为少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钺、磨盘、石刀、石楔器、研磨器、石镞等标本。另有自然石块形 40 件，彩色石料 24 件。
3）骨器，仅发现骨笄 1 件。
2015-2017 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大量陶片残片，来自器物的口沿、腹部，有红陶、灰陶和黑陶，部分夹砂，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或略早于龙山文化，但尚未进行系统的修复整理。
2012 年至今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多，尤其 2017 年考古发掘面积 1.6 万平米，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等可移动文物，一部分保存在蚌埠市提供的文物标本专用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正在整理和修复中，有待未来公园建设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气象记者跑两会#【代表委员建言：文物如何避天灾？织密“机制+科技”双保障网】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过去一年，安徽黄山镇海桥、宣城三溪乐成桥被洪水冲毁；1940年以来最大洪水袭击綦江，四川乐山大佛脚趾被淹；湖北十堰武当山五龙宫龙虎殿，湖南朱家大院、体仁堂等因洪水出现严重房屋倒塌……疫情叠加汛情，非常之年，文物之殇牵动人心。
文物如何避天灾？这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的挂心事。
机制加码——
降低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
3月，岷江水汽氤氲。
42岁的夏陈辉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名饭店老板。他的店离乐山大佛景区不远，主要招待世界各地前来观赏大佛的游客。去年，夏陈辉目睹了大佛脚趾被淹的全过程。
“大佛要洗脚，乐山睡不着”是乐山流传的俗语。2020年8月18日，乐山遭遇罕见特大洪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佛首次被洪水淹至脚趾。
“乐山大佛是典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其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类型复杂、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等特点，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被破坏和毁灭的风险极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潘路表示，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迫在眉睫。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逾76.67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世界遗产55项。这些文物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类型多样。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仅2020年汛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11个省份就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遭受不同程度损失，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在灾害中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不可挽回的损失。” 潘路说。
“我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建立和完善文物保护员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确保不可移动文物有专人巡查、看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应将文物保护员作为公益性岗位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马萧林指出，目前文物保护员多为当地中老年村民，很多人无法熟练使用相机、记录仪等，需加强专业培训和有效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多央娜姆对去年四川的极端暴雨天气记忆犹新。她建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全面推进不可移动文物分类管理制度建设。“比如强化文物、规划等部门间的协调，明确各类文物在活化利用中不应改变的部分，同时鼓励各地立足本地评估结果，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一体化发展。”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在提案中明确提出，加强督导巡查确保中央文件落地、监督各级政府依法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文物资源密集区单设文物行政管理机构等三点建议，切实解决文物保护管理“最后一公里”问题。
科技发力——
为文物保护和防灾减灾注入更强动能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每年全国两会都会带来聚焦文物科技的建议。
3月5日，苏伯民在亮相今年两会首场“代表通道”时再次呼吁，希望国家在“十四五”科技规划中，将文物科技创新和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充分保障和支持。
保护文物，天气气候是巨大威胁——寒暑交替带来的温度剧烈变化会导致碑刻、石雕表面出现明显龟裂甚至粉化脱落；阳光中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会让壁画、彩画褪色；长期高温、高湿会导致纺织品、丝织品发生虫害、霉变；酸雨会造成金属类文物被腐蚀……关注并留意天气变化、气象信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提升文物保护和防灾减灾能力已成为共识。
但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导致敦煌壁画脱落、破败的？个中缘由，却没有被精细掌握。苏伯民表示，大多数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往往基于经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结果做支撑，会影响后续保护方法的科学性、正确性。”
“要统筹部署建设一批文物保护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完善研究方向布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认为，要对文物劣化的微观机理与病害发育的环境作用机制深化认识，推进文物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加快推动文物科技资源标本和科学数据有序积累、开放共享，建设科研标本库和科学数据中心。
“我国文物领域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与应急处置存在明显短板。”结合调研，潘路建议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技术体系，整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文物多尺度灾害要素协同监测与信息精准获取技术、“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一体化风险评估模型、面向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灾害风险管理与辅助决策平台等，实现不可移动文物“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和应对能力。
“希望以后大佛的脚趾不再被淹了！”这是饭店老板夏陈辉今年的愿望之一。
作者：王亮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过去一年，安徽黄山镇海桥、宣城三溪乐成桥被洪水冲毁；1940年以来最大洪水袭击綦江，四川乐山大佛脚趾被淹；湖北十堰武当山五龙宫龙虎殿，湖南朱家大院、体仁堂等因洪水出现严重房屋倒塌……疫情叠加汛情，非常之年，文物之殇牵动人心。
文物如何避天灾？这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的挂心事。
机制加码——
降低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
3月，岷江水汽氤氲。
42岁的夏陈辉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名饭店老板。他的店离乐山大佛景区不远，主要招待世界各地前来观赏大佛的游客。去年，夏陈辉目睹了大佛脚趾被淹的全过程。
“大佛要洗脚，乐山睡不着”是乐山流传的俗语。2020年8月18日，乐山遭遇罕见特大洪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佛首次被洪水淹至脚趾。
“乐山大佛是典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其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类型复杂、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等特点，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被破坏和毁灭的风险极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潘路表示，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迫在眉睫。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逾76.67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世界遗产55项。这些文物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类型多样。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仅2020年汛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11个省份就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遭受不同程度损失，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在灾害中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不可挽回的损失。” 潘路说。
“我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建立和完善文物保护员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确保不可移动文物有专人巡查、看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应将文物保护员作为公益性岗位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马萧林指出，目前文物保护员多为当地中老年村民，很多人无法熟练使用相机、记录仪等，需加强专业培训和有效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多央娜姆对去年四川的极端暴雨天气记忆犹新。她建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全面推进不可移动文物分类管理制度建设。“比如强化文物、规划等部门间的协调，明确各类文物在活化利用中不应改变的部分，同时鼓励各地立足本地评估结果，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一体化发展。”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在提案中明确提出，加强督导巡查确保中央文件落地、监督各级政府依法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文物资源密集区单设文物行政管理机构等三点建议，切实解决文物保护管理“最后一公里”问题。
科技发力——
为文物保护和防灾减灾注入更强动能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每年全国两会都会带来聚焦文物科技的建议。
3月5日，苏伯民在亮相今年两会首场“代表通道”时再次呼吁，希望国家在“十四五”科技规划中，将文物科技创新和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充分保障和支持。
保护文物，天气气候是巨大威胁——寒暑交替带来的温度剧烈变化会导致碑刻、石雕表面出现明显龟裂甚至粉化脱落；阳光中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会让壁画、彩画褪色；长期高温、高湿会导致纺织品、丝织品发生虫害、霉变；酸雨会造成金属类文物被腐蚀……关注并留意天气变化、气象信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提升文物保护和防灾减灾能力已成为共识。
但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导致敦煌壁画脱落、破败的？个中缘由，却没有被精细掌握。苏伯民表示，大多数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往往基于经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结果做支撑，会影响后续保护方法的科学性、正确性。”
“要统筹部署建设一批文物保护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完善研究方向布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认为，要对文物劣化的微观机理与病害发育的环境作用机制深化认识，推进文物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加快推动文物科技资源标本和科学数据有序积累、开放共享，建设科研标本库和科学数据中心。
“我国文物领域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与应急处置存在明显短板。”结合调研，潘路建议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技术体系，整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文物多尺度灾害要素协同监测与信息精准获取技术、“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一体化风险评估模型、面向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灾害风险管理与辅助决策平台等，实现不可移动文物“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和应对能力。
“希望以后大佛的脚趾不再被淹了！”这是饭店老板夏陈辉今年的愿望之一。
作者：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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