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一案评】苏绣依据绘画制作侵犯改编权而非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改编权是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工笔画与苏绣是两种艺术创作形式，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基本材料、技巧和手法等存在显著差异，面向受众呈现的艺术感知和欣赏体验亦有明显区别。刺绣艺人在未获得原工笔画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以工笔画作为底稿、结合苏绣工艺特点和要求绣制苏绣并出售，侵犯了原画作著作权人的改编权而非复制权。
本案判决在依法保护原画作著作权的同时，肯定了刺绣工艺再创作所付出的智力劳动，同时也提示刺绣艺人及刺绣行业应当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只有在制作刺绣制品前取得原画作著作权人的许可，才能获得后续正当的商业利益，从而促进刺绣传统文化及刺绣产业的健康发展。
案号：（2018）苏05民初557号（2019）苏民终1410号
案情简介：
原告曹新华因与被告濮凤娟、第三人王信贺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04年创作完成美术作品《华清浴妃图》，该作品在其所著的《曹雪枫画集》中发表。2016年5月，原告发现被告濮凤娟未经许可擅自复制美术作品《华清浴妃图》并制成两幅苏绣，获得金奖并出售，售价分别为170万元、86万元。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其作品并出售获利，侵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权，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作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一、关于曹新华对画作《华清浴妃图》是否享有著作权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曹雪枫画集》有规范明确的书号，该书载明作品的作者为曹雪枫，该书序言中介绍曹雪枫即曹新华。一审诉讼中，濮凤娟没有提供古代画家创作的多个版本的《华清浴妃图》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曹新华不是工笔画《华清浴妃图》作者的相关证据，故认定曹新华为涉案作品《华清浴妃图》的作者，对该画作依法享有著作权。
二、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是否构成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苏绣是画稿、图案、造型、针法、绣工、色彩、技艺、装裱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苏绣和绘画是两种不同领域不同载体的不同表达方式。尽管有的苏绣以画作作为底稿，但经过绣线、绣层的改编，已经形成新的表达。因此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属于艺术再创作行为，其实质是对原告曹新华画作《华清浴妃图》的改编，并非侵犯原告复制权的行为。
濮凤娟用多种丝线和各种针法制作苏绣尽管题材来源于工笔画《华清浴妃图》，但苏绣作品明显区别于原告的绘画作品，体现了其独创性。一方面，并非所有画作中的颜色均适合作为苏绣创作丝线颜色的定色，苏绣的颜色要比画作丰富许多。比如画作中人物头发的水墨色，苏绣要用黑色、棕色、青灰、黄灰、绿灰5套色线，每套色线从浅到深18种颜色来绣制，使头发的颜色在不同角度的光线下过渡得非常自然，也让直发盘发的纹理质感非常自然。另一方面，不管是绣制花卉还是绣制衣服，都需要绣娘在配色的基础上研究使用不同粗细的“绒、丝、毛”线，再设计丝线排布的方向，通过丰富多彩的颜色和灵活多样的针法体现花卉的灵动、衣服的飘逸和面料的丝光质感，这一过程需要绣娘创造性劳动。濮凤娟将曹新华的工笔画《华清浴妃图》改编成苏绣作品，事先并未获得曹新华许可，且濮凤娟将改编后的绣品用于商业经营也未向曹新华支付报酬，侵犯了曹新华对《华清浴妃图》享有的改编权。
三、关于曹新华要求销毁被控《华清浴妃图》侵权绣品的主张是否成立
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一项配色补色及手工极强的传统艺术品，有齐针、正抢、反抢、迭抢、平套、散套、集套、盘旋接针、松毛针等多种绣法，绣品没有真伪之分，只有优劣之辨。一件好的苏绣作品融合了高水准的艺术和高标准的工艺。与抄袭他人文字作品的复制不同，在不同介质上用刺绣绣制原已存在的、享有著作权的绘画作品，不但要具备一定的技巧，更要注入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及配制比原作更丰富的色彩，在自己的“再现品”绣品中增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此，濮凤娟对于自己的绣品《华清浴妃图》享有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法律没有对侵犯改编权的作品规定侵权人承担销毁作品的责任，所以对原告曹新华的这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被诉侵权行为给原告曹新华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及被告濮凤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侵权责任的构成有侵权行为的实施和被侵权人的损失造成两个要件，承担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画家创作一幅画作，除了画作布图和色彩选择外，还凝聚了画家的艺术修养、对作品的理解、表达方式以及多年的社会阅历和文学积累等诸多方面，原创元素所能体现或显示出的最基本价值之一也正体现出它的独一无二的话语权资格。大多数画家都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原创是世间独一无二之作，被告濮凤娟没有经过画家允许对工笔画《华清浴妃图》进行改编并公开进行商业性经营，对画家的精神和声誉造成了损害，应该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情确定。著作权与物权最大的区别是客体不同。物权的客体是物，而且主要是有体物，而著作权的客体不是物，物只是客体的载体。
原告曹新华对《华清浴妃图》的作品享有著作权，该作品是指其在艺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纸本上展现的《华清浴妃图》与改编后在绣布上展现的《华清浴妃图》处于不同的介质，喜欢购买苏绣的群体基本不会影响《华清浴妃图》纸本的销售，故原告要求以绣品的全额销售价格来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苏绣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绣娘通过多种颜色的使用和针法的灵活应用，使绣出的物像更真实生动、质感毕现。独特的苏绣技艺使苏绣作品具有了较高的市场价值。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虽然侵犯了原告曹新华享有的作品改编权，但是并不能抹杀其在绣制《华清浴妃图》苏绣作品中体现的较高艺术水准。制作、销售苏绣作品的过程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认定被告濮凤娟等人的刺绣技艺在苏绣作品价值中占据有较高的比例。鉴于原告曹新华未能证明其实际损失，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违法所得数额。法院综合考虑画家在绘画界的知名度、绣娘在刺绣行业的知名度、涉案原画作的艺术造诣及市场欢迎度、涉案刺绣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刺绣创作演绎所付出的艺术加工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等因素确定被告濮凤娟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濮凤娟支付曹新华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2万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二审维持原判。
本案判决在依法保护原画作著作权的同时，肯定了刺绣工艺再创作所付出的智力劳动，同时也提示刺绣艺人及刺绣行业应当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只有在制作刺绣制品前取得原画作著作权人的许可，才能获得后续正当的商业利益，从而促进刺绣传统文化及刺绣产业的健康发展。
案号：（2018）苏05民初557号（2019）苏民终1410号
案情简介：
原告曹新华因与被告濮凤娟、第三人王信贺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04年创作完成美术作品《华清浴妃图》，该作品在其所著的《曹雪枫画集》中发表。2016年5月，原告发现被告濮凤娟未经许可擅自复制美术作品《华清浴妃图》并制成两幅苏绣，获得金奖并出售，售价分别为170万元、86万元。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其作品并出售获利，侵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权，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作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一、关于曹新华对画作《华清浴妃图》是否享有著作权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曹雪枫画集》有规范明确的书号，该书载明作品的作者为曹雪枫，该书序言中介绍曹雪枫即曹新华。一审诉讼中，濮凤娟没有提供古代画家创作的多个版本的《华清浴妃图》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曹新华不是工笔画《华清浴妃图》作者的相关证据，故认定曹新华为涉案作品《华清浴妃图》的作者，对该画作依法享有著作权。
二、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是否构成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规定，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苏绣是画稿、图案、造型、针法、绣工、色彩、技艺、装裱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苏绣和绘画是两种不同领域不同载体的不同表达方式。尽管有的苏绣以画作作为底稿，但经过绣线、绣层的改编，已经形成新的表达。因此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属于艺术再创作行为，其实质是对原告曹新华画作《华清浴妃图》的改编，并非侵犯原告复制权的行为。
濮凤娟用多种丝线和各种针法制作苏绣尽管题材来源于工笔画《华清浴妃图》，但苏绣作品明显区别于原告的绘画作品，体现了其独创性。一方面，并非所有画作中的颜色均适合作为苏绣创作丝线颜色的定色，苏绣的颜色要比画作丰富许多。比如画作中人物头发的水墨色，苏绣要用黑色、棕色、青灰、黄灰、绿灰5套色线，每套色线从浅到深18种颜色来绣制，使头发的颜色在不同角度的光线下过渡得非常自然，也让直发盘发的纹理质感非常自然。另一方面，不管是绣制花卉还是绣制衣服，都需要绣娘在配色的基础上研究使用不同粗细的“绒、丝、毛”线，再设计丝线排布的方向，通过丰富多彩的颜色和灵活多样的针法体现花卉的灵动、衣服的飘逸和面料的丝光质感，这一过程需要绣娘创造性劳动。濮凤娟将曹新华的工笔画《华清浴妃图》改编成苏绣作品，事先并未获得曹新华许可，且濮凤娟将改编后的绣品用于商业经营也未向曹新华支付报酬，侵犯了曹新华对《华清浴妃图》享有的改编权。
三、关于曹新华要求销毁被控《华清浴妃图》侵权绣品的主张是否成立
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是一项配色补色及手工极强的传统艺术品，有齐针、正抢、反抢、迭抢、平套、散套、集套、盘旋接针、松毛针等多种绣法，绣品没有真伪之分，只有优劣之辨。一件好的苏绣作品融合了高水准的艺术和高标准的工艺。与抄袭他人文字作品的复制不同，在不同介质上用刺绣绣制原已存在的、享有著作权的绘画作品，不但要具备一定的技巧，更要注入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及配制比原作更丰富的色彩，在自己的“再现品”绣品中增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此，濮凤娟对于自己的绣品《华清浴妃图》享有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法律没有对侵犯改编权的作品规定侵权人承担销毁作品的责任，所以对原告曹新华的这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被诉侵权行为给原告曹新华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及被告濮凤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侵权责任的构成有侵权行为的实施和被侵权人的损失造成两个要件，承担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画家创作一幅画作，除了画作布图和色彩选择外，还凝聚了画家的艺术修养、对作品的理解、表达方式以及多年的社会阅历和文学积累等诸多方面，原创元素所能体现或显示出的最基本价值之一也正体现出它的独一无二的话语权资格。大多数画家都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原创是世间独一无二之作，被告濮凤娟没有经过画家允许对工笔画《华清浴妃图》进行改编并公开进行商业性经营，对画家的精神和声誉造成了损害，应该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情确定。著作权与物权最大的区别是客体不同。物权的客体是物，而且主要是有体物，而著作权的客体不是物，物只是客体的载体。
原告曹新华对《华清浴妃图》的作品享有著作权，该作品是指其在艺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纸本上展现的《华清浴妃图》与改编后在绣布上展现的《华清浴妃图》处于不同的介质，喜欢购买苏绣的群体基本不会影响《华清浴妃图》纸本的销售，故原告要求以绣品的全额销售价格来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苏绣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绣娘通过多种颜色的使用和针法的灵活应用，使绣出的物像更真实生动、质感毕现。独特的苏绣技艺使苏绣作品具有了较高的市场价值。被告濮凤娟依画制作苏绣虽然侵犯了原告曹新华享有的作品改编权，但是并不能抹杀其在绣制《华清浴妃图》苏绣作品中体现的较高艺术水准。制作、销售苏绣作品的过程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认定被告濮凤娟等人的刺绣技艺在苏绣作品价值中占据有较高的比例。鉴于原告曹新华未能证明其实际损失，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违法所得数额。法院综合考虑画家在绘画界的知名度、绣娘在刺绣行业的知名度、涉案原画作的艺术造诣及市场欢迎度、涉案刺绣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刺绣创作演绎所付出的艺术加工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等因素确定被告濮凤娟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濮凤娟支付曹新华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2万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二审维持原判。
#关于音乐
我其实是乐盲。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能在音乐课上直接听音就能写出谱子，那个同学的名字叫李龙吟，我现在还记得，而我做不到。但是我很喜欢听，也爱记歌词。很多类型的歌我都喜欢听，我记得最早的音乐启蒙是小学三年级。那会用步步高复读机听磁带，我还记得我买的第一盘磁带是陈琳的，最经典的那首《爱就爱了》就在磁带的第一首，花了3块5。后来，就开始听周杰伦，蔡依林，SHE等等，很多歌词直到现在我还能倒背如流。但是我真正对音乐有一点点思考的时候是我大四的那一年听了左小祖咒的歌，发现原来歌可以这么唱。后来我开始慢慢听出来歌与歌的不同，有的歌旋律很上头，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华语乐坛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三个半人。
第一个，罗大佑。
罗大佑在我心目中是华语乐坛的教父。他的歌有很深的人文主义气息，把歌词写成了诗，我甚至一度觉得，罗大佑应该像鲍勃迪伦一样获得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他用那种独特的知识分子视角，审视社会，时代，又把更多的思考，批判巧妙的融入到歌词中。就像那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一样。集有勇有谋有才于一身，我不知道华语乐坛谁还有这个本事。而他最牛逼的专辑，我觉得是《恋曲2000》。里面的《东风》，《天雨》简直好到令人发指。而且罗大佑的歌只有配上他破锣嗓子，才能感受出歌曲里的那种无力，悲悯。其他人不管谁翻唱，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崔健。
崔健在我心目中是华语乐坛的摇滚教父。他的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力量。能想象到1986年崔健横空出世的场景，对于那会的人无疑是一种震撼，大概就是先迟疑，纳过闷来之后就开始狂热了。那个时代还是红歌盛行的年代，大家都整齐划一，他突然来了一嗓子嘶吼，简直就像一颗彗星划过了冷峻的夜。崔健的词也有诗歌的影子《一无所有》《假行僧》《一块红布》，我想单把词拿出来，也能放进当代诗歌文选里。他的歌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最大程度的抓住了摇滚乐的内核——批判性。那是对一个时代的批判。一代人的觉醒，一代人的渴求，都融入到了他的歌里，这样划时代的摇滚歌手，我想目前是无人能及了。前天那场崔健的演唱会我看了，崔健还是那个崔健，虽然很多歌不让唱了，但力量还在，他只是有些老了。
第三个，左小祖咒。
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感觉是震撼。他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的歌，深情是一流的，曲子是一流的，歌词是二流的，唱功是三流的。但我不认为他的唱功真的很差，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用一种不好好唱的方式配上牛逼的词曲，达到了一种戏谑反叛的艺术效果。他的歌关注很多现实问题，表达很多问题，但他表达的方式不是罗大佑式的思考，不是崔健式的力量，而是通过荒诞。这就暗合了行为艺术家的气质。不得不说，他很狡猾。他的歌虽然听起来仿佛每一句都跑调，但其实每个字都在调上。如果真的有人想尝试唱他的歌，其实不容易。准确的说，正是这种歌唱表现形式，让我觉得他是无人能及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艺术”两个字。
第三个半，lizhi。
他的词曲都很好，有思考，有批判，有深情，有离经叛道，有愤世嫉俗，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浅的，这种浅，让人感受到年轻，感受到天真。但正是这种天真，才让我看到他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在他的歌声里表达了出来。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出来唱歌。
这就是让我感受最特别的三个半歌手。当然他们的歌我也不是全都喜欢听，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不怪他们，毕竟我是乐盲，只要有那么几首触动我的，就足够了。其他的歌手也很好，也有让我喜欢的歌曲，但对我而言我觉得还不够。当然对音乐评判，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但是音乐一定是有好坏之分的。很多人会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我不反对。这就像有的人就喜欢吃垃圾食品一样，那又怎么样呢，只要获得快乐就可以了。但是吃的时候，一定得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这很重要。你不能吃着垃圾食品，还要跟人犟我这个不是，这就没意思了。
所以这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了，怎么样判断音乐的好坏呢。就是提高审美能力。说个题外话，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跟审美息息相关的，你见过了美的，知道了什么是美的，你也就不会去干丑的事了。音乐也一样，多听好歌，你才知道什么歌不好。当然，还是要听歌，这是进入艺术领域最简单的方式，只有接近艺术了才会有审美，有了审美，才有了审美的好坏。现在的华语乐坛整体是没落的，新人写的歌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们都缺少了对生活的感知力。当然，这也不全怪他们，毕竟时代不同了，这是需要“快”的时代。
对了，我觉得华语流行乐坛最后一个特别的人是曾轶可，我觉得曾轶可之后再也没有璀璨的创作型歌手了，但她还不够。 https://t.cn/R2Wxoj6
我其实是乐盲。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能在音乐课上直接听音就能写出谱子，那个同学的名字叫李龙吟，我现在还记得，而我做不到。但是我很喜欢听，也爱记歌词。很多类型的歌我都喜欢听，我记得最早的音乐启蒙是小学三年级。那会用步步高复读机听磁带，我还记得我买的第一盘磁带是陈琳的，最经典的那首《爱就爱了》就在磁带的第一首，花了3块5。后来，就开始听周杰伦，蔡依林，SHE等等，很多歌词直到现在我还能倒背如流。但是我真正对音乐有一点点思考的时候是我大四的那一年听了左小祖咒的歌，发现原来歌可以这么唱。后来我开始慢慢听出来歌与歌的不同，有的歌旋律很上头，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华语乐坛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三个半人。
第一个，罗大佑。
罗大佑在我心目中是华语乐坛的教父。他的歌有很深的人文主义气息，把歌词写成了诗，我甚至一度觉得，罗大佑应该像鲍勃迪伦一样获得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他用那种独特的知识分子视角，审视社会，时代，又把更多的思考，批判巧妙的融入到歌词中。就像那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一样。集有勇有谋有才于一身，我不知道华语乐坛谁还有这个本事。而他最牛逼的专辑，我觉得是《恋曲2000》。里面的《东风》，《天雨》简直好到令人发指。而且罗大佑的歌只有配上他破锣嗓子，才能感受出歌曲里的那种无力，悲悯。其他人不管谁翻唱，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崔健。
崔健在我心目中是华语乐坛的摇滚教父。他的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力量。能想象到1986年崔健横空出世的场景，对于那会的人无疑是一种震撼，大概就是先迟疑，纳过闷来之后就开始狂热了。那个时代还是红歌盛行的年代，大家都整齐划一，他突然来了一嗓子嘶吼，简直就像一颗彗星划过了冷峻的夜。崔健的词也有诗歌的影子《一无所有》《假行僧》《一块红布》，我想单把词拿出来，也能放进当代诗歌文选里。他的歌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最大程度的抓住了摇滚乐的内核——批判性。那是对一个时代的批判。一代人的觉醒，一代人的渴求，都融入到了他的歌里，这样划时代的摇滚歌手，我想目前是无人能及了。前天那场崔健的演唱会我看了，崔健还是那个崔健，虽然很多歌不让唱了，但力量还在，他只是有些老了。
第三个，左小祖咒。
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感觉是震撼。他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的歌，深情是一流的，曲子是一流的，歌词是二流的，唱功是三流的。但我不认为他的唱功真的很差，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用一种不好好唱的方式配上牛逼的词曲，达到了一种戏谑反叛的艺术效果。他的歌关注很多现实问题，表达很多问题，但他表达的方式不是罗大佑式的思考，不是崔健式的力量，而是通过荒诞。这就暗合了行为艺术家的气质。不得不说，他很狡猾。他的歌虽然听起来仿佛每一句都跑调，但其实每个字都在调上。如果真的有人想尝试唱他的歌，其实不容易。准确的说，正是这种歌唱表现形式，让我觉得他是无人能及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艺术”两个字。
第三个半，lizhi。
他的词曲都很好，有思考，有批判，有深情，有离经叛道，有愤世嫉俗，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浅的，这种浅，让人感受到年轻，感受到天真。但正是这种天真，才让我看到他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在他的歌声里表达了出来。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出来唱歌。
这就是让我感受最特别的三个半歌手。当然他们的歌我也不是全都喜欢听，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不怪他们，毕竟我是乐盲，只要有那么几首触动我的，就足够了。其他的歌手也很好，也有让我喜欢的歌曲，但对我而言我觉得还不够。当然对音乐评判，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但是音乐一定是有好坏之分的。很多人会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我不反对。这就像有的人就喜欢吃垃圾食品一样，那又怎么样呢，只要获得快乐就可以了。但是吃的时候，一定得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这很重要。你不能吃着垃圾食品，还要跟人犟我这个不是，这就没意思了。
所以这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了，怎么样判断音乐的好坏呢。就是提高审美能力。说个题外话，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跟审美息息相关的，你见过了美的，知道了什么是美的，你也就不会去干丑的事了。音乐也一样，多听好歌，你才知道什么歌不好。当然，还是要听歌，这是进入艺术领域最简单的方式，只有接近艺术了才会有审美，有了审美，才有了审美的好坏。现在的华语乐坛整体是没落的，新人写的歌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们都缺少了对生活的感知力。当然，这也不全怪他们，毕竟时代不同了，这是需要“快”的时代。
对了，我觉得华语流行乐坛最后一个特别的人是曾轶可，我觉得曾轶可之后再也没有璀璨的创作型歌手了，但她还不够。 https://t.cn/R2Wxoj6
这部史诗级非虚构文学配得上一切赞美。大卫西蒙用极为细腻的感知能力，在巴尔的摩警察单调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发掘细节之处进而延申探讨，涉及社会现状、体制问题等等，既兼顾广度又不失深度。在长达一年的漫长记录过程中，案件的时间线穿插，案子零散琐碎，部分案件平淡无奇。面对以上诸多考验，大卫凭靠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讲好了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卡西迪案的庭审，瓦伦斯案的最终审讯，高潮迭起，生活真的可以如同戏剧般绚烂缤纷。面对本书中大量出现的角色，大卫再次展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把每一个主要角色精准刻画，他们每天做着一样的事情，但皆有个性。这里是巴尔的摩，这是一本关于巴尔的摩警探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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