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黄蜀芹去世#】据上海电影家协会发布消息，导演黄蜀芹于4月21日晚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83岁。
黄蜀芹出生于1939年9月9日，是戏剧大师黄佐临和丹尼之女。1959年，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先是跟随谢晋在《啊！摇篮》《天云山传奇》中担任副导演，从1981年开始独立拍片。
黄蜀芹曾先后执导电影《当代人》《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人·鬼·情》《画魂》《我也有爸爸》《嗨，弗兰克》等，电视剧《围城》《孽债》《承诺》《上海沧桑》《啼笑因缘》等。 作为中国第四代成就卓著的导演，女性的身份给了黄蜀芹独特的观察视角，其代表作《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
她的作品力求完美，屡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她追求艺术上的鲜明个性，提倡“小题材大感情”。 黄蜀芹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3月27日，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黄蜀芹出生于1939年9月9日，是戏剧大师黄佐临和丹尼之女。1959年，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先是跟随谢晋在《啊！摇篮》《天云山传奇》中担任副导演，从1981年开始独立拍片。
黄蜀芹曾先后执导电影《当代人》《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人·鬼·情》《画魂》《我也有爸爸》《嗨，弗兰克》等，电视剧《围城》《孽债》《承诺》《上海沧桑》《啼笑因缘》等。 作为中国第四代成就卓著的导演，女性的身份给了黄蜀芹独特的观察视角，其代表作《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
她的作品力求完美，屡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她追求艺术上的鲜明个性，提倡“小题材大感情”。 黄蜀芹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3月27日，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合法合理吗？
“养不教，父之过。”几百年来，无数中国小孩都背过这句名言，以至于我们都把“养而不教”当作父母最大的过失之一。
如果养而不教是父母的过失，父母应担责，那么养而不慎，甚至不慎至孩子死亡，父母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如何看待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
一
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一则新闻：
2020年8月，吴先生从家驾驶小型客车外出办事，车辆起步时，没有留意刚满两岁的儿子小吴在车辆旁边玩耍，不慎压到在车旁的小吴，小吴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出具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该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吴先生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吴先生夫妇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人，应按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吴先生夫妇作为小吴的父母，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对超出保险赔偿部分，小吴的母亲自愿免除加害方的责任，于法无悖，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万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00万元，共计赔付111万元。
这一场“父之过”的悲剧因一纸判决的公开而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引发舆论哗然。这父亲未因其“过”担责反受益，众多读者为此错愕和不解——难道为人父母，就可以有过而不担责？就有了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公平吗？合法吗？合理吗？
不幸的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合法却不合理的。
从民事法律责任上看，这起事故中，孩子的父亲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如果用法律专业语言表述，就是“侵权责任的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混同”。在其他受害人比如孩子的母亲放弃追究父亲责任的情况下，孩子的父亲在客观上确实依法免除了民事责任。
从刑事法律责任上看，孩子父亲的过失驾驶行为造成孩子死亡，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对其免予起诉，也可能在起诉后，法院基于孩子母亲等亲属的谅解判处孩子父亲缓刑（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而且，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没有罚金刑，这就意味着，孩子父亲未因其过失行为受到财产刑的处罚。
如果在孩子父母取得保险金后，孩子父亲未被判实刑，也肯定不会被判处罚金，那么孩子父亲在经济上不仅未受损，还获益了。说实话，这个客观结果，合法，但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平，也不符合善良者的心理预期。
二
我们对这一合法却不合理的事情，要无可奈何地忍受下去吗？
往大了想，如果不为过错付出代价，会不会出现“反向效仿”的极端情形——别有用心者以伤害或杀害孩子并伪造事故的方式骗取保险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性阴暗与恶的程度。而制约人性之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法律的惩罚。
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如何惩处失责父母，或许我们可以引以为鉴。
美国的许多州规定，禁止将一定年龄以下的的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如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北卡罗莱纳州规定禁止父母将8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
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如果父母将一些心智不够成熟的子女以及身有残疾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中，若发生意外事故，那么当地警察或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就将登门“拜访”。
除了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外，父母的其他失责做法也可能触犯法律，被视为危害儿童罪。比如：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性侵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在子女面前制造毒品；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
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将面临牢狱之灾或者缴纳高额的罚金。在这些法律规制之下，父母在照顾子女上的失责行为违法成本较高，会促使父母三思而后行。
英国则高度重视政府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依据1989年的《儿童法》，对儿童有害、会被判为有罪的行为包括了监护人的疏忽大意，即长期的、严重的忽视儿童或者疏于保护，使儿童受到明显伤害，比如导致儿童受冻、挨饿、营养不良等严重的疏忽。
而我国香港地区也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来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地区《侵害人身罪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情况：
“任何超过16岁而对不足该年岁的任何儿童或少年人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如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该儿童或少年人，或导致、促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实践中香港也有类似的案例。一名年轻的母亲在商场搭手扶电梯时，不小心将三个月大的女婴跌落地，令其头部骨折。该名母亲因一项疏忽照顾儿童罪被判监禁一年八个月。这则案例跟本文所讨论的监护人过失行为一样，都是由于监护人的过失导致了儿童伤亡的结果。
三
有过，就应担责。然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监护人并未因其失责行为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更多地倾向于从朴素的亲情和伦理角度从轻处罚，甚至简单地归之为“家事”，最后不了了之。
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此进行一定的修正。
一是加强对失责父母的经济和刑事惩处。
对于犯交通肇事罪等失责犯罪的父母，在适用缓刑上应更为谨慎，而不能过于机械。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设置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罚金。如此就可以将失责父母获取的保险金收归国有，将其用于保护儿童的相关公益事业，更好地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是细化监护人的失责违法犯罪情形。
我们可以考虑将下列情形认定为监护人的失责行为：
（1）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放任不管，不履行教养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养成不良恶习的；
（2）父母作为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
（3）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虐待、打骂体罚或其他人身侵害，造成身体伤害或影响身心健康的；
（4）监护人剥夺被监护人受教育权利，造成辍学的；
（5）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使其脱离监护的；
（6）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抚养能力，不能保证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
（7）监护人失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
（8）监护人具有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良嗜好，严重危害被监护人健康成长的；
（9）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认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对于具有以上违法情形的失责父母，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节作出一定惩处，比如发出“未成年人人身保护限制令”，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失责父母接触受害的未成年人。有些案例，轻则可以撤销其监护权，由其他顺位的监护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失责父母的刑事责任。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到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的事业中来，如建立救助儿童基金会，并在各地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实现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如借助学校、幼儿园、儿童医院的多方力量，对监护人进行深入教育，增强责任感，提升养育技能和意识；如组建一支由医护人员、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儿童救济队伍，成立专门组织管理儿童救济工作。
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其生命权应得到法律最大的尊重和最有力的保护。为人父母，不仅是道义，更是法律义务。如果我们对失责伤害孩子的行为听之任之，或只抱以同情，却没有实际惩罚，那么这样的悲剧恐将不时上演。
韩国电影《熔炉》的男主角有一句话解释了他对性侵幼儿的罪行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孩子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场，但是却无能为力，现在要是放弃的话，我也没有自信能做好松儿（男主角的孩子）的爸爸。
当小吴在车轮下遭遇不幸时，我们不在场，但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放弃或者遗忘，那么我们还有自信做好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我没有这种自信，我更相信法律，相信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惩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郑琼）
“养不教，父之过。”几百年来，无数中国小孩都背过这句名言，以至于我们都把“养而不教”当作父母最大的过失之一。
如果养而不教是父母的过失，父母应担责，那么养而不慎，甚至不慎至孩子死亡，父母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如何看待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
一
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一则新闻：
2020年8月，吴先生从家驾驶小型客车外出办事，车辆起步时，没有留意刚满两岁的儿子小吴在车辆旁边玩耍，不慎压到在车旁的小吴，小吴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出具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该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吴先生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吴先生夫妇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人，应按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吴先生夫妇作为小吴的父母，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对超出保险赔偿部分，小吴的母亲自愿免除加害方的责任，于法无悖，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万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00万元，共计赔付111万元。
这一场“父之过”的悲剧因一纸判决的公开而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引发舆论哗然。这父亲未因其“过”担责反受益，众多读者为此错愕和不解——难道为人父母，就可以有过而不担责？就有了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公平吗？合法吗？合理吗？
不幸的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合法却不合理的。
从民事法律责任上看，这起事故中，孩子的父亲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如果用法律专业语言表述，就是“侵权责任的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混同”。在其他受害人比如孩子的母亲放弃追究父亲责任的情况下，孩子的父亲在客观上确实依法免除了民事责任。
从刑事法律责任上看，孩子父亲的过失驾驶行为造成孩子死亡，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对其免予起诉，也可能在起诉后，法院基于孩子母亲等亲属的谅解判处孩子父亲缓刑（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而且，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没有罚金刑，这就意味着，孩子父亲未因其过失行为受到财产刑的处罚。
如果在孩子父母取得保险金后，孩子父亲未被判实刑，也肯定不会被判处罚金，那么孩子父亲在经济上不仅未受损，还获益了。说实话，这个客观结果，合法，但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平，也不符合善良者的心理预期。
二
我们对这一合法却不合理的事情，要无可奈何地忍受下去吗？
往大了想，如果不为过错付出代价，会不会出现“反向效仿”的极端情形——别有用心者以伤害或杀害孩子并伪造事故的方式骗取保险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性阴暗与恶的程度。而制约人性之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法律的惩罚。
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如何惩处失责父母，或许我们可以引以为鉴。
美国的许多州规定，禁止将一定年龄以下的的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如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北卡罗莱纳州规定禁止父母将8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
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如果父母将一些心智不够成熟的子女以及身有残疾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中，若发生意外事故，那么当地警察或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就将登门“拜访”。
除了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外，父母的其他失责做法也可能触犯法律，被视为危害儿童罪。比如：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性侵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在子女面前制造毒品；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
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将面临牢狱之灾或者缴纳高额的罚金。在这些法律规制之下，父母在照顾子女上的失责行为违法成本较高，会促使父母三思而后行。
英国则高度重视政府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依据1989年的《儿童法》，对儿童有害、会被判为有罪的行为包括了监护人的疏忽大意，即长期的、严重的忽视儿童或者疏于保护，使儿童受到明显伤害，比如导致儿童受冻、挨饿、营养不良等严重的疏忽。
而我国香港地区也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来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地区《侵害人身罪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情况：
“任何超过16岁而对不足该年岁的任何儿童或少年人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如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该儿童或少年人，或导致、促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实践中香港也有类似的案例。一名年轻的母亲在商场搭手扶电梯时，不小心将三个月大的女婴跌落地，令其头部骨折。该名母亲因一项疏忽照顾儿童罪被判监禁一年八个月。这则案例跟本文所讨论的监护人过失行为一样，都是由于监护人的过失导致了儿童伤亡的结果。
三
有过，就应担责。然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监护人并未因其失责行为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更多地倾向于从朴素的亲情和伦理角度从轻处罚，甚至简单地归之为“家事”，最后不了了之。
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此进行一定的修正。
一是加强对失责父母的经济和刑事惩处。
对于犯交通肇事罪等失责犯罪的父母，在适用缓刑上应更为谨慎，而不能过于机械。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设置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罚金。如此就可以将失责父母获取的保险金收归国有，将其用于保护儿童的相关公益事业，更好地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是细化监护人的失责违法犯罪情形。
我们可以考虑将下列情形认定为监护人的失责行为：
（1）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放任不管，不履行教养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养成不良恶习的；
（2）父母作为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
（3）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虐待、打骂体罚或其他人身侵害，造成身体伤害或影响身心健康的；
（4）监护人剥夺被监护人受教育权利，造成辍学的；
（5）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使其脱离监护的；
（6）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抚养能力，不能保证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
（7）监护人失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
（8）监护人具有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良嗜好，严重危害被监护人健康成长的；
（9）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认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对于具有以上违法情形的失责父母，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节作出一定惩处，比如发出“未成年人人身保护限制令”，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失责父母接触受害的未成年人。有些案例，轻则可以撤销其监护权，由其他顺位的监护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失责父母的刑事责任。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到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的事业中来，如建立救助儿童基金会，并在各地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实现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如借助学校、幼儿园、儿童医院的多方力量，对监护人进行深入教育，增强责任感，提升养育技能和意识；如组建一支由医护人员、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儿童救济队伍，成立专门组织管理儿童救济工作。
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其生命权应得到法律最大的尊重和最有力的保护。为人父母，不仅是道义，更是法律义务。如果我们对失责伤害孩子的行为听之任之，或只抱以同情，却没有实际惩罚，那么这样的悲剧恐将不时上演。
韩国电影《熔炉》的男主角有一句话解释了他对性侵幼儿的罪行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孩子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场，但是却无能为力，现在要是放弃的话，我也没有自信能做好松儿（男主角的孩子）的爸爸。
当小吴在车轮下遭遇不幸时，我们不在场，但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放弃或者遗忘，那么我们还有自信做好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我没有这种自信，我更相信法律，相信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惩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郑琼）
故意买过期面包索赔遭拒，二审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
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2021-08-12
裁判观点
一审：本案徐昊楠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几十次因过期面包问题针对不同的经营者在不同法院多次提起诉讼，主张经营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其行为具有牟利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立法本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诉讼资源，故一审法院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
二审：虽然，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的自认，可以认定上诉人是经常、且故意留有证据的购买超过保质期的小额食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购买者，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通过发布的23号指导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确定了“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这是因为食品、药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因此，法律赋以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更严苛的安全责任，赋以消费者主张处罚性赔偿的权利。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辽01民终99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昊楠，男，汉族，住沈阳市辽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
经营者：姚文阁，系个体工商户。
上诉人徐昊楠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昊楠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法庭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认为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那么作为公民还没有权利购物了吗？面包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确实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购买多了就被认定为非消费者，那么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消费者应当怎样购买才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居住在辽中区就不可以到外地购物吗？在购物中遇到一些问题是所有消费者都会遇到的事情，没有与商家纠缠商品的问题，而是选择法律诉讼，难道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吗？如果与商家争执过程中发生口角、互殴，责任又算谁的？食品安全关系国家社会稳定发展，关系公民生命健康，应适用食品安全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客观上使本案原告可能获得比实际损失更大的赔偿，但其系建立在惩罚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或者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性质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上的，且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等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主张经营者赔偿，不论是否明知故买，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但开发区法院没有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已有多个类似本案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全部遵守最高法颁布的规定判决，对违法商家做出惩罚性赔偿。如果其他消费者往后的这类案件再如本案判决，那么不法商家岂不是无法无天了，法官本应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义。一审法官明知经营者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但不履行法定义务，放纵违法的经营者，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
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徐昊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赔偿徐昊楠1000元并返还商品价款3元，共计1003元；诉讼费由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2日，徐昊楠于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处购买桃李牌优毛面包一个，并向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支付货款3元。面包外包装载明：“生产日期20190417，保质期常温下4月份至9月份为4天。”徐昊楠用手机间断录制了购买过程。购买过程中及之后均未向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提及产品过期之事。
在审理过程中，徐昊楠自称其长期居住在辽中区，未婚，独自居住在父母提供的住处，靠爷爷和爸爸提供生活费。2019年3、4月份期间多次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但不能陈述具体的旅游地点。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卖部，进超市后只买面包（因为其他产品看生产日期太麻烦，面包保质期短，如果这个超市面包没过期，其他商品基本就不会过期）。每次从进店就开始录像，如果没发现过期产品，有时就买瓶饮料。另外，徐昊楠自称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曾在辽中区因买面包诉讼过30余次，这次以同一类事由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诉讼39件。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由此可见，该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而本案徐昊楠长期居住在辽中区，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家超市购买单只桃李面包的行为明显不是满足个人的生活消费需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界定，故其不应被认定为消费者，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关于徐昊楠要求1000元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本案徐昊楠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几十次因过期面包问题针对不同的经营者在不同法院多次提起诉讼，主张经营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其行为具有牟利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立法本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诉讼资源，故一审法院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关于徐昊楠要求返还购买面包的价款及1000元赔偿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徐昊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昊楠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在被上诉人处购买案涉面包的证据，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面包已过保质期，而且，被上诉人对案涉的已超过保质期的面包仍然对外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四条“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规定，主观上具有过错。
本案上诉人明确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1000元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五条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药品的事实以及所购食品、药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主张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上诉人明知销售的面包已过保质期，却仍然对外销售，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1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由于上诉人所购买的面包早已过保质期，且被上诉人没有抗辩由上诉人予以返还，故本案没有必要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所购买的面包。
虽然，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的自认，可以认定上诉人是经常、且故意留有证据的购买超过保质期的小额食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购买者，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通过发布的23号指导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确定了“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这是因为食品、药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因此，法律赋以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更严苛的安全责任，赋以消费者主张处罚性赔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昊楠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退还上诉人徐昊楠购买面包价款3元；
三、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徐昊楠支付赔偿金1000元。
四、驳回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丹
审判员 陈兴田
审判员 宋 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程曦
书记员 韩金豆
（责任编辑：童悦敏)
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2021-08-12
裁判观点
一审：本案徐昊楠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几十次因过期面包问题针对不同的经营者在不同法院多次提起诉讼，主张经营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其行为具有牟利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立法本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诉讼资源，故一审法院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
二审：虽然，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的自认，可以认定上诉人是经常、且故意留有证据的购买超过保质期的小额食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购买者，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通过发布的23号指导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确定了“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这是因为食品、药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因此，法律赋以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更严苛的安全责任，赋以消费者主张处罚性赔偿的权利。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辽01民终99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昊楠，男，汉族，住沈阳市辽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
经营者：姚文阁，系个体工商户。
上诉人徐昊楠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昊楠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法庭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认为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那么作为公民还没有权利购物了吗？面包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确实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购买多了就被认定为非消费者，那么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消费者应当怎样购买才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居住在辽中区就不可以到外地购物吗？在购物中遇到一些问题是所有消费者都会遇到的事情，没有与商家纠缠商品的问题，而是选择法律诉讼，难道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吗？如果与商家争执过程中发生口角、互殴，责任又算谁的？食品安全关系国家社会稳定发展，关系公民生命健康，应适用食品安全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客观上使本案原告可能获得比实际损失更大的赔偿，但其系建立在惩罚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或者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性质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上的，且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等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主张经营者赔偿，不论是否明知故买，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但开发区法院没有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已有多个类似本案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全部遵守最高法颁布的规定判决，对违法商家做出惩罚性赔偿。如果其他消费者往后的这类案件再如本案判决，那么不法商家岂不是无法无天了，法官本应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义。一审法官明知经营者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但不履行法定义务，放纵违法的经营者，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
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徐昊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赔偿徐昊楠1000元并返还商品价款3元，共计1003元；诉讼费由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2日，徐昊楠于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处购买桃李牌优毛面包一个，并向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支付货款3元。面包外包装载明：“生产日期20190417，保质期常温下4月份至9月份为4天。”徐昊楠用手机间断录制了购买过程。购买过程中及之后均未向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提及产品过期之事。
在审理过程中，徐昊楠自称其长期居住在辽中区，未婚，独自居住在父母提供的住处，靠爷爷和爸爸提供生活费。2019年3、4月份期间多次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但不能陈述具体的旅游地点。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卖部，进超市后只买面包（因为其他产品看生产日期太麻烦，面包保质期短，如果这个超市面包没过期，其他商品基本就不会过期）。每次从进店就开始录像，如果没发现过期产品，有时就买瓶饮料。另外，徐昊楠自称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曾在辽中区因买面包诉讼过30余次，这次以同一类事由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诉讼39件。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由此可见，该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而本案徐昊楠长期居住在辽中区，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家超市购买单只桃李面包的行为明显不是满足个人的生活消费需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界定，故其不应被认定为消费者，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关于徐昊楠要求1000元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本案徐昊楠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几十次因过期面包问题针对不同的经营者在不同法院多次提起诉讼，主张经营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其行为具有牟利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立法本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浪费司法诉讼资源，故一审法院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关于徐昊楠要求返还购买面包的价款及1000元赔偿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徐昊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昊楠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在被上诉人处购买案涉面包的证据，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面包已过保质期，而且，被上诉人对案涉的已超过保质期的面包仍然对外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四条“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规定，主观上具有过错。
本案上诉人明确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1000元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五条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药品的事实以及所购食品、药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主张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上诉人明知销售的面包已过保质期，却仍然对外销售，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1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由于上诉人所购买的面包早已过保质期，且被上诉人没有抗辩由上诉人予以返还，故本案没有必要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所购买的面包。
虽然，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的自认，可以认定上诉人是经常、且故意留有证据的购买超过保质期的小额食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购买者，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通过发布的23号指导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确定了“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这是因为食品、药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因此，法律赋以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更严苛的安全责任，赋以消费者主张处罚性赔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昊楠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36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退还上诉人徐昊楠购买面包价款3元；
三、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徐昊楠支付赔偿金1000元。
四、驳回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阳市铁西区聚隆佳缘购物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丹
审判员 陈兴田
审判员 宋 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程曦
书记员 韩金豆
（责任编辑：童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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