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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挥基建投资稳增长关键作用】
当前，疫情反复、国际局部冲突加剧、全球通胀和美联储加息导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消费阶段性萎缩、出口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下行、输入型通胀压力显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复杂挑战。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今年以来，基建投资迅速崛起。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达到8.5%，大幅超过2021年末水平。为实现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必要切实发挥好基建投资的关键积极作用。
对稳增长具有关键积极作用
在我国三大投资领域中，由于基建投资主要是由各级政府主导，因此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效应。相较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更能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同时，基建投资对于制造业投资、工业生产、消费和进出口都具有较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一季度以来，全国多地因疫情反弹采取封控措施，导致消费受到冲击，出口受阻，订单流失。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可以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但民企实体亦受疫情扰动，制造业投资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房地产投资下行仍未触底。而基建投资，特别是大型基建项目在疫情封控环境中具有较好实现“闭环管理”的条件，因此基建投资可以成为现阶段稳增长的首要抓手。根据国务院的安排，2021年末约有1.46万亿元专项债资金结转至2022年使用，2022年专项债计划发行可能会与2021年接近，如果仍是3.6万亿元，两项合计将提供约5万亿元的专项债资金。若按70%专项债投向基建项目计算，则2022年投向基建的专项债约为3.5万亿元。通常用于基建项目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社会资金的撬动比例在1：3.6至1：4之间，预计2022年投向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为12.6万亿元至14万亿元，故总计可以实现16.1万亿元至17.5万亿元，取中值约为16.8万亿元的基建投资规模。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约为9.8%。2022年基建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可达26%左右，因此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2.4个百分点。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约为资本形成的70%，即基建投资能拉动资本形成3.4个百分点。在疫情冲击下，2022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比2021年有望提高40%-45%至54%-59%左右，基建投资可以拉动GDP约1.8个-2个百分点，对2022年实现稳增长政策预期目标将发挥十分关键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平稳
扩大基建投资对地方政府财务能力提出新的需求。基建投资中虽然财政资金占比不高，但是其初始资金地位的重要性难以替代。在地方政府支出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一定限额，增长较平稳;政府性基金支出受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滑影响，能力明显受到限制;专项债是地方政府扩大基建项目投资的主要发力点。2022年1-4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1.4万亿元，同比多增1.14万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发行2573亿元，同比少增2422亿元，二者合计多增近9000亿元，主要增量为专项债。虽然再融资专项债券不能用于基建项目建设，但可以用于支付专项债本金及利息，有助于降低债务压力。2022年基建发力，专项债发行提速，2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升至31.64万亿元，较2021年末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增速升至21.6%，较2021年末高2.86个百分点，其中专项债余额增速较2021年末高5.89个百分点。今年提前发行专项债为基建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基建发力虽然会增加政府债务，但可以发挥积极的稳增长作用，且当前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2021年末，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8%，远低于美国(120%左右)、英国(100%以上)、日本(220%以上)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92%左右)、印度(85%左右)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杠杆率为我国政府债务合理增长、支持基建发力提供了较宽松的空间。但需要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仍有一定压力。2021年末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0.2%，基本维持在上年水平;地方政府杠杆率则升至26.6%，较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基建项目的投资主力是地方政府。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余额增长，2022年其债务率很有可能会上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与稳增长目标下，政府债务可适度增加以支持基建发力，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的可增长空间相对较大。因此未来可通过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来降低地方政府为支持基建所产生的债务压力，保持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平稳运行。就加大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作了安排，未来需要持续推进。
改善政策环境促进基建投资发力
尽管年初以来基建投资开始发力，但仍有一系列问题影响和妨碍其更好发挥作用。
一是中央公共预算和地方财政资金仍然偏紧。2022年中央部门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9.8万亿，同比增长18%，主要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持基层政府运行和落实减税降费等，向收益回报率较低基建领域倾斜的比例较小。地方财政由于拍地收入下行以及防疫和保障民生性支出加大，会挤占一般公共财政用于基建的投资性支出。
二是部分地方隐性债务监管偏严制约社会资本参与。虽然基建投资由政府主导，但来源于政府财政的资金占比仅为两成左右，另外约八成需要借助城投平台或者项目公司等机构通过贷款、发债、信托或股权投资等各类社会资金方式去募集。由于多数基建项目具有一定公益性质，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社会资本参与时往往会要求地方政府承诺回购和给予固定回报率，否则，对社会资本而言就存在一定风险。因此部分地方隐性债务监管较严等现象，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动力和积极性减弱。
三是项目审批流程繁琐制约了到位资金的快速投放。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实施专项债穿透式监管，强化了专项债资金对接项目的全流程考核，要求专项债在发行之前就需要完成项目的规划审批;专项债发行之后，资金才能在项目实施使用。但当前不少项目的落地涉及规划、环评、招投标、融资到位等诸多环节;有的则过度专注合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和实物工作量的形成。上述问题的存在对基建投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妨碍，需要针对性地施策促其改善。未来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推进土地拍卖进程，规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简化项目管理流程。
【努力发挥基建投资稳增长关键作用】
当前，疫情反复、国际局部冲突加剧、全球通胀和美联储加息导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消费阶段性萎缩、出口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下行、输入型通胀压力显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复杂挑战。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今年以来，基建投资迅速崛起。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达到8.5%，大幅超过2021年末水平。为实现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必要切实发挥好基建投资的关键积极作用。
对稳增长具有关键积极作用
在我国三大投资领域中，由于基建投资主要是由各级政府主导，因此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效应。相较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更能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同时，基建投资对于制造业投资、工业生产、消费和进出口都具有较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一季度以来，全国多地因疫情反弹采取封控措施，导致消费受到冲击，出口受阻，订单流失。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可以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但民企实体亦受疫情扰动，制造业投资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房地产投资下行仍未触底。而基建投资，特别是大型基建项目在疫情封控环境中具有较好实现“闭环管理”的条件，因此基建投资可以成为现阶段稳增长的首要抓手。根据国务院的安排，2021年末约有1.46万亿元专项债资金结转至2022年使用，2022年专项债计划发行可能会与2021年接近，如果仍是3.6万亿元，两项合计将提供约5万亿元的专项债资金。若按70%专项债投向基建项目计算，则2022年投向基建的专项债约为3.5万亿元。通常用于基建项目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社会资金的撬动比例在1：3.6至1：4之间，预计2022年投向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为12.6万亿元至14万亿元，故总计可以实现16.1万亿元至17.5万亿元，取中值约为16.8万亿元的基建投资规模。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约为9.8%。2022年基建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可达26%左右，因此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2.4个百分点。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约为资本形成的70%，即基建投资能拉动资本形成3.4个百分点。在疫情冲击下，2022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比2021年有望提高40%-45%至54%-59%左右，基建投资可以拉动GDP约1.8个-2个百分点，对2022年实现稳增长政策预期目标将发挥十分关键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平稳
扩大基建投资对地方政府财务能力提出新的需求。基建投资中虽然财政资金占比不高，但是其初始资金地位的重要性难以替代。在地方政府支出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一定限额，增长较平稳;政府性基金支出受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滑影响，能力明显受到限制;专项债是地方政府扩大基建项目投资的主要发力点。2022年1-4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1.4万亿元，同比多增1.14万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发行2573亿元，同比少增2422亿元，二者合计多增近9000亿元，主要增量为专项债。虽然再融资专项债券不能用于基建项目建设，但可以用于支付专项债本金及利息，有助于降低债务压力。2022年基建发力，专项债发行提速，2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升至31.64万亿元，较2021年末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增速升至21.6%，较2021年末高2.86个百分点，其中专项债余额增速较2021年末高5.89个百分点。今年提前发行专项债为基建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基建发力虽然会增加政府债务，但可以发挥积极的稳增长作用，且当前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2021年末，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8%，远低于美国(120%左右)、英国(100%以上)、日本(220%以上)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92%左右)、印度(85%左右)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杠杆率为我国政府债务合理增长、支持基建发力提供了较宽松的空间。但需要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仍有一定压力。2021年末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0.2%，基本维持在上年水平;地方政府杠杆率则升至26.6%，较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基建项目的投资主力是地方政府。随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余额增长，2022年其债务率很有可能会上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与稳增长目标下，政府债务可适度增加以支持基建发力，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的可增长空间相对较大。因此未来可通过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等措施来降低地方政府为支持基建所产生的债务压力，保持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平稳运行。就加大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作了安排，未来需要持续推进。
改善政策环境促进基建投资发力
尽管年初以来基建投资开始发力，但仍有一系列问题影响和妨碍其更好发挥作用。
一是中央公共预算和地方财政资金仍然偏紧。2022年中央部门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9.8万亿，同比增长18%，主要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持基层政府运行和落实减税降费等，向收益回报率较低基建领域倾斜的比例较小。地方财政由于拍地收入下行以及防疫和保障民生性支出加大，会挤占一般公共财政用于基建的投资性支出。
二是部分地方隐性债务监管偏严制约社会资本参与。虽然基建投资由政府主导，但来源于政府财政的资金占比仅为两成左右，另外约八成需要借助城投平台或者项目公司等机构通过贷款、发债、信托或股权投资等各类社会资金方式去募集。由于多数基建项目具有一定公益性质，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社会资本参与时往往会要求地方政府承诺回购和给予固定回报率，否则，对社会资本而言就存在一定风险。因此部分地方隐性债务监管较严等现象，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动力和积极性减弱。
三是项目审批流程繁琐制约了到位资金的快速投放。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实施专项债穿透式监管，强化了专项债资金对接项目的全流程考核，要求专项债在发行之前就需要完成项目的规划审批;专项债发行之后，资金才能在项目实施使用。但当前不少项目的落地涉及规划、环评、招投标、融资到位等诸多环节;有的则过度专注合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和实物工作量的形成。上述问题的存在对基建投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妨碍，需要针对性地施策促其改善。未来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推进土地拍卖进程，规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简化项目管理流程。
【#专家谈#丨智敏：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底线】“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是民生之本。在当前国际粮食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粮价波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为今年农业生产指明了方向。
2021年，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极端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下，陕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粮食播种面积4506.45万亩，总产量实现1270.4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之下，陕西省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等问题，粮食持续增产任务艰巨。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业稳产增产，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基础支撑
一是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粮食产量实现的前提是播种面积的相对稳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近年来，陕西省常用耕地面积逐渐稳定，但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要继续严格落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现有耕地优先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保障小麦、玉米、稻谷三大谷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建立健全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系统，防止粮食生产功能区粮田“非粮化”。
二是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陕西省中等和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比重大，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偏高，改善耕地质量任务艰巨。要继续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和新增产能的产出路径，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七大主推模式为重点，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工程，推行“小田并大田”“宜机化”改造等建设，重点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推进关中地区土地平整、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淤地坝和沟道工程建设、陕南地区“池塘堰”整治，实施农机深松整地，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调酸压碱等技术，加强耕地污染治理，不断提高基础地力和作业效率，为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探索构建高效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推动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继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开展流转信息登记发布、合同指导、价格协调、土地产权评估、合同签订、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完善土地流转践信履约机制。强化农民土地经营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农民契约精神，确保把土地持续流转到种粮能人的手里。大力推广《陕西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细则》，提高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比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土地流转仲裁、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流程。做好前置审查，防范履约风险，做好全程监管，化解经营风险，平等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确保种粮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流转合同履约情况的跟踪监管和对流转土地用途的跟踪监控，防止耕地经营“非粮化”倾向，严厉查处违反“非农化”行为。
健全种粮收益增长机制，持续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是探索建立适合省情、鼓励种粮的奖补政策。根据新的粮食生产形势适度调整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探索完善差别化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主体，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实行“阶梯式”补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机补贴政策。一方面鼓励引导企业新研发技术设备的应用推广，缩短新型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的周期，促进创新产品的普及应用。另一方面，从种粮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使用者意愿，给予地方确定品目更多的灵活性，根据不同农机产品性能确定不同的补贴比例，让真正有用的产品得到推广。
二是大力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目前，陕西省的粮食产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总体偏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种粮农户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要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并重，协调推进，突出特色。围绕“关中粮油加工集群发展、陕北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陕南健康粮油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各地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发展主食产业化和粮油精深加工，推进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打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持续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构建“省级公共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粮油品牌体系，着力打造优质陕派粮油食品。
三是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稳产增粮的重要力量。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方式，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促进种粮主体增收。
强化粮食生产服务，为稳定粮食产量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发展粮食生产性服务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县域为单位搭建粮食产前、产中、产后MAP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机、植保、测土配方施肥等行业的农民合作社。在增强和拓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营性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充分满足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二要拓宽粮食生产经营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聚焦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的融资需求和粮食的生产、流通、运输等环节，积极拓宽新型经营主体抵押担保物范围，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探索将新型经营主体的应收账款和农副产品的订单、保单、仓单等权利，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机具、农业设施等纳入抵押范围，降低种粮主体融资难度和成本。同时，坚持在信贷上简化手续和流程，放活借贷还贷期限，结合粮食作物生产周期调整农民还贷时间，实行错峰还贷，不断提高粮食生产配套金融服务质效。
三是充分发挥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加保险标的，把可能导致粮食生产损失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将优势特色农产品以及规模化生产设施设备等纳入农业保险品种范围，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积极争取纳入中央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等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多层次多点位分担种粮风险。加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保险宣传，强化农民对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认识，积极引导和鼓励种粮主体提高投保面积，让农业保险成为粮食种植的“稳压器”，切实保护农民种粮的长期经营预期和积极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021年，在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极端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下，陕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粮食播种面积4506.45万亩，总产量实现1270.4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之下，陕西省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等问题，粮食持续增产任务艰巨。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业稳产增产，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基础支撑
一是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粮食产量实现的前提是播种面积的相对稳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近年来，陕西省常用耕地面积逐渐稳定，但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要继续严格落实《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聚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现有耕地优先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保障小麦、玉米、稻谷三大谷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建立健全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系统，防止粮食生产功能区粮田“非粮化”。
二是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陕西省中等和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比重大，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偏高，改善耕地质量任务艰巨。要继续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和新增产能的产出路径，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七大主推模式为重点，开展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工程，推行“小田并大田”“宜机化”改造等建设，重点加大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持续推进关中地区土地平整、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淤地坝和沟道工程建设、陕南地区“池塘堰”整治，实施农机深松整地，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调酸压碱等技术，加强耕地污染治理，不断提高基础地力和作业效率，为粮食产能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探索构建高效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推动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新型经营主体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继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开展流转信息登记发布、合同指导、价格协调、土地产权评估、合同签订、法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完善土地流转践信履约机制。强化农民土地经营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农民契约精神，确保把土地持续流转到种粮能人的手里。大力推广《陕西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细则》，提高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的比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土地流转仲裁、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流程。做好前置审查，防范履约风险，做好全程监管，化解经营风险，平等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确保种粮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流转合同履约情况的跟踪监管和对流转土地用途的跟踪监控，防止耕地经营“非粮化”倾向，严厉查处违反“非农化”行为。
健全种粮收益增长机制，持续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是探索建立适合省情、鼓励种粮的奖补政策。根据新的粮食生产形势适度调整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探索完善差别化的粮食生产补贴体系，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主体，采取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实行“阶梯式”补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机补贴政策。一方面鼓励引导企业新研发技术设备的应用推广，缩短新型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的周期，促进创新产品的普及应用。另一方面，从种粮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使用者意愿，给予地方确定品目更多的灵活性，根据不同农机产品性能确定不同的补贴比例，让真正有用的产品得到推广。
二是大力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目前，陕西省的粮食产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总体偏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种粮农户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发展，要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并重，协调推进，突出特色。围绕“关中粮油加工集群发展、陕北小杂粮产业融合发展、陕南健康粮油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各地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发展主食产业化和粮油精深加工，推进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打造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持续推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构建“省级公共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粮油品牌体系，着力打造优质陕派粮油食品。
三是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渐成为稳产增粮的重要力量。完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要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方式，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促进种粮主体增收。
强化粮食生产服务，为稳定粮食产量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发展粮食生产性服务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县域为单位搭建粮食产前、产中、产后MAP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特别是农机、植保、测土配方施肥等行业的农民合作社。在增强和拓展农业公益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经营性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充分满足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二要拓宽粮食生产经营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鼓励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聚焦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经纪人的融资需求和粮食的生产、流通、运输等环节，积极拓宽新型经营主体抵押担保物范围，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探索将新型经营主体的应收账款和农副产品的订单、保单、仓单等权利，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机具、农业设施等纳入抵押范围，降低种粮主体融资难度和成本。同时，坚持在信贷上简化手续和流程，放活借贷还贷期限，结合粮食作物生产周期调整农民还贷时间，实行错峰还贷，不断提高粮食生产配套金融服务质效。
三是充分发挥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加保险标的，把可能导致粮食生产损失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将优势特色农产品以及规模化生产设施设备等纳入农业保险品种范围，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积极争取纳入中央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等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多层次多点位分担种粮风险。加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保险宣传，强化农民对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认识，积极引导和鼓励种粮主体提高投保面积，让农业保险成为粮食种植的“稳压器”，切实保护农民种粮的长期经营预期和积极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县区动态##走进基层 | 人大代表都在忙些啥？# 【武鸣区锣圩镇人大：山歌嘹亮入人心疫情防控接地气】
“对高龄老人，勤向善解译，打针也积极，努力求安康……”，锣圩镇旧圩村村民陈仕亮用淳朴的壮话演唱着自编的疫情防控山歌，声声入民心。近日，武鸣区锣圩镇人大协助镇政府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镇卫生院在那琅村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以解决部分老年人接种疫苗困难的问题。详情：https://t.cn/A6XGeSZ3
“对高龄老人，勤向善解译，打针也积极，努力求安康……”，锣圩镇旧圩村村民陈仕亮用淳朴的壮话演唱着自编的疫情防控山歌，声声入民心。近日，武鸣区锣圩镇人大协助镇政府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镇卫生院在那琅村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以解决部分老年人接种疫苗困难的问题。详情：https://t.cn/A6XGeS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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