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脫離地球”更精確地測量宇宙時間？】據國外媒體報導，出於某些原因，當我們談及恒星、星系和宇宙的年齡時，通常使用“年”進行測量和描述，我們是否有更好的方法來測量宇宙時間？
現今，我們可以追溯138億年前發生的大爆炸事件，觀測到宇宙體積延伸至461光年，但是像“年”和“光年”這樣的時間計算單位不僅是完全隨意、以地球為中心，並且從地球歷史上講，這些時間計算單位甚至沒有一致的定義。也許有更好的方法來測量時間，尤其是對宇宙而言，但每種方法都存在著缺點。
關於宇宙，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宏觀的問題，但這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費解的謎團之一，例如：“宇宙是什麼？宇宙有多大？它是永恒不變的，還是突然形成的，如果是的話，是什麼時候誕生的？”這些問題曾是哲學謎團之一，但過去100年提供了堅定的科學答案。現今基於先進的天文勘測設備，我們知道宇宙是什麼，但迄今我們所觀測的僅是直徑922億光年宇宙的一小部分；我們知道大爆炸事件，這是宇宙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大約發生在138億年前，但準確的發生時間仍有1%的不確定性。
然而，為什麼我們測量宇宙時間和距離的所有方法都使用以地球為中心的單位呢？例如：“年”和“光年”，難道沒有一種更好、更客觀、更普遍的方法來實現嗎？答案是肯定有的，至少科學家傑瑞·貝爾（Jerry Bear）是這樣認為的。
貝爾指出，為什麼宇宙學計算，例如：宇宙年齡和大小，要廣泛地使用狹隘的、與 “年”相關的參數呢？客觀地講，將地球一年的時間概唸作為一種宇宙衡量標準是較狹隘的，光年這個概念僅與宇宙區域測量有關。
以上測量標準都是很好的觀點，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和思考，尋找一些替代性標準，讓我們來看一下測量宇宙時間背後的科學吧！
在地球上，只有兩種方法來理解時間流逝的概念，這兩種方法都是利用定期重現的現象，這些現象不僅對人類活動至關重要，而且對所有生物活動都至關重要，在較短的時間尺度上，我們有“天”的概念，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下：
一天標誌著日出和日落，大致與地球繞地軸一個完整自轉週期相對應，同時，一天的時間與大多數植物和動物經曆晝夜活動和休眠的時間相對應，所有這些現象都在接下來的一天時間內重復出現，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或許會出現實質性差異，如果我們等待的時間足夠長，這些差異就會重復出現，在一年時間里，日子會以各種方式發生變化，其中包括：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提前和延遲，白天時間的增加和減少，太陽在地平線之上的最大高度和最小高度，以及季節變化週期、植物和動物生活週期等。但從一年的時間角度來講，幾乎沒有變化，幾年內重複循環出現。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人們會提出一些基於“日”和“年”等概念的計時系統，因為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活動與這些週期性循環密切相關。但通過仔細觀察，出於各種原因，我們在地球上所經曆的日和年的概念並不能很好地轉化為一組標記時間流逝的通用公式。
首先，在地球歷史上，一天的持續時間已經生了巨大變化，當月球、地球和太陽相互作用時，潮汐摩擦現象會導致一天的時間變長，月球會以螺旋方式逐漸遠離地球，大約40億年前，地球的“一天”時間僅持續6-8個小時，一年有1000多天。
然而，一年的變化，或者說地球繞太陽公轉一週所需的時間，縱觀太陽系歷史僅存在少許變化。變化的最大因素是太陽質量改變，迄今為止，太陽已損失了相當於土星的質量，該變化將促使地球被推向距離太陽更遠的區域，並導致它的軌道運行速度隨著時間推移略慢一些，這將導致一年的時間變長，但僅是略微延長——大約延長萬分之二，這相當於從太陽系誕生至今，一年的時間延長了大約2個小時。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將地球的計時概念延伸應用於整個宇宙，以及將其他星系中行星環繞主恒星的任意運動聯繫起來呢？這是不客觀的，也不是絕對的，而且除了以地球為中心的計時標準之外，再也沒什麼用。天和年都不是普遍適用宇宙的時間度量單位，光年和秒差距（或者相關單位，例如：千秒差距、百萬秒差距或者兆秒差距）都不是普遍適用的距離度量單位。
有趣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客觀、理物理地定義時間，而且它們不會像以地球為中心的定義那樣存在缺陷，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不使用這些時間度量，因為每一個度量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如果你要對某種方法使用進行論證的話，以下有一些可以考慮的選擇，人們可以從太陽系歷史角度進行分析，判斷這些方法是否比現在以年為基礎（實際上是以地球為中心的計時標準）的計時系統更好或者更差。
即使太陽系發生了複雜的天體物理變化，地球一年的持續時間仍可能是一種有效且穩定的衡量標準，我們可以使用該計時標準確定與地球相關的時間計數。由於光速是一個已知且可測量的常數，因此“光年”就作為一個推導出來的距離單位出現了，而且隨時間變化光年的計時標準僅發生很小變化，在過去數十億年的時間里，準確率一直保持在99.98%左右。
有時，我們會使用另一個重要計時定義，雖然它是間接的，但也是基於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一年的定義——秒差距，它不是僅基於時間，而是基於天文角度和三角學原理。當地球環繞太陽運行，相對一顆“未移動恒星”的視位置，就出現了位置變化，人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只睜開左眼，然後交替睜開右眼，就會發現較近的物體相對於較遠的背景物體會出現“位移”。
在天文學領域，我們稱該現象為“視差”，我們使用地球相對於太陽位置的最大距離來代替人類左右眼之間的距離，地日軌道直徑大約3億公里，一個天體相對於遙遠背景移動1弧秒（1/3600度），將被定義為一個秒差距：大約3.26光年。以下是“脫離地球”的幾種宇宙計時系統：
1、普朗克時間
你是在尋找一個除宇宙基本常數之外不依賴任何規律的時間定義嗎？如果取三個最基本、可測量的自然常數，你可能會考慮到普朗克時間。
萬有引力常數G，光速c，以及量子常數（即簡化的普朗克常數）h，將它們結合起來，就可能得出一個基本的時間單位。雖然這對應於一個有趣的宇宙範圍，因為該等級的量子起伏不會形成粒子/反粒子成對化，但對於黑洞則不同，目前沒有相關的物理過程對應於黑洞的時間變化。普朗克時間非常小，這意味著我們甚至需要天文數字等級的普朗克時間來描述亞原子過程，例如：頂夸克，這是目前已知壽命最短的亞原子粒子，其衰變時間大約10^18普朗克時間，一年的時間相當於10^51普朗克時間，這一時間標準並沒有什麼“錯”，但它確實不符合直覺。
2、原子鐘
這是一個有趣、但令人不易接受的事實：所有關於時間、質量和距離的定義都是“非常隨意”的，1秒、1克、1公斤或者1米，都沒有實質意義，我們只是選擇這些價值標準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規範常數。然而，我們確實有一些方法可以將這些選擇的量聯繫起來——通過三個基本常數萬有引力常數G，光速c，以及量子常數h，我們用它來定義普朗克時間，如果你對時間或者距離進行定義，例如：光速可以作為另一種衡量單位。
那麼，為什麼不選擇一個特定的原子躍遷來定義時間和距離呢？在原子躍遷過程中，電子從一個能級降至另一個能級，並釋放特定頻率和波長的光線，以此來確定時間和距離範圍。頻率僅是一個反比延時概念，所以人們能通過測量一個波長光線經過的時間來獲得一個“時間”單位，同時，可以通過波長定義“距離”，這就是原子鐘的工作原理，它也可以用於定義秒和米。
但這是一個任意定義，許多時間變轉太快，其時間間隔太小，不適用於日常的計時標準。例如：現代科學界對秒的定義是：一個銫-133原子超精細結構釋放的光子在真空中9192631770個波長週期。
3、哈勃時間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出發，而不是使用基於量子特性的更小常數，上升至宇宙尺度等級，將會怎樣呢？宇宙以特定的速率膨脹——宇宙膨脹率，該指數經常被稱為哈勃參數或者哈勃常數。雖然我們通常將它描述為一種速度-距離單位，例如：哈勃常數描述為“71 km/s/Mpc”，它也可以簡單地描述為一種逆比時間：2.3 × 10^-18逆秒，如果我們將其轉換為時間，就會得到一個計時單位——“哈勃時間”，相當於4.3 × 10^17秒，大約是宇宙自大爆炸以來的年齡。
如果我們使用光速來計算哈勃時間，就會得出“哈勃距離”為1.3 × 10^26米，或者說是137億光年。這是一種宇宙宏觀參數，我們可以使用距離單位和時間單位來研究真正意義上的宇宙尺度。
不幸的是，這樣存在一個大問題：哈勃常數並不是一個隨時間變化的常數，而是隨著宇宙年齡的增長，以一種複雜的方式不斷下降，具體取決於宇宙中所有不同成分的相對能量密度。
4、氫原子自旋翻轉躍遷
長期以來，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宇宙時間定義，有一種方法值得考慮：整個宇宙中最常見的量子躍遷。無論任何時候形成的中性氫，它的形成都是一個電子結合在原子核上，而原子核幾乎總是一個單獨、裸露的質子，當電子到達基態時，相對於質子的構型將出現兩種可能性。
電子或者質子要麼反方向量子自旋，即其中一個自旋+ 1 / 2，另一個就是自旋-1 / 2；要麼就是同方向量子自旋，即電子和質子都是自旋+ 1 / 2或者自旋-1 / 2。如果自旋是反向排列，那麼就處於最低能態；如果自旋是正向排列，那麼電子旋轉就有一定概率是自發翻轉，釋放一個特定頻率的獨特光子，該頻率為1420405751.77赫茲。
有趣的是，氫原子自旋躍遷速率較慢，相當於2.9× 10^-15逆秒，如果我們將它轉換成宇宙時間和宇宙長度標準，就相當於1090萬年和1090萬光年，相當於大約330萬秒差距。 #媒体手记#
現今，我們可以追溯138億年前發生的大爆炸事件，觀測到宇宙體積延伸至461光年，但是像“年”和“光年”這樣的時間計算單位不僅是完全隨意、以地球為中心，並且從地球歷史上講，這些時間計算單位甚至沒有一致的定義。也許有更好的方法來測量時間，尤其是對宇宙而言，但每種方法都存在著缺點。
關於宇宙，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宏觀的問題，但這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費解的謎團之一，例如：“宇宙是什麼？宇宙有多大？它是永恒不變的，還是突然形成的，如果是的話，是什麼時候誕生的？”這些問題曾是哲學謎團之一，但過去100年提供了堅定的科學答案。現今基於先進的天文勘測設備，我們知道宇宙是什麼，但迄今我們所觀測的僅是直徑922億光年宇宙的一小部分；我們知道大爆炸事件，這是宇宙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大約發生在138億年前，但準確的發生時間仍有1%的不確定性。
然而，為什麼我們測量宇宙時間和距離的所有方法都使用以地球為中心的單位呢？例如：“年”和“光年”，難道沒有一種更好、更客觀、更普遍的方法來實現嗎？答案是肯定有的，至少科學家傑瑞·貝爾（Jerry Bear）是這樣認為的。
貝爾指出，為什麼宇宙學計算，例如：宇宙年齡和大小，要廣泛地使用狹隘的、與 “年”相關的參數呢？客觀地講，將地球一年的時間概唸作為一種宇宙衡量標準是較狹隘的，光年這個概念僅與宇宙區域測量有關。
以上測量標準都是很好的觀點，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和思考，尋找一些替代性標準，讓我們來看一下測量宇宙時間背後的科學吧！
在地球上，只有兩種方法來理解時間流逝的概念，這兩種方法都是利用定期重現的現象，這些現象不僅對人類活動至關重要，而且對所有生物活動都至關重要，在較短的時間尺度上，我們有“天”的概念，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下：
一天標誌著日出和日落，大致與地球繞地軸一個完整自轉週期相對應，同時，一天的時間與大多數植物和動物經曆晝夜活動和休眠的時間相對應，所有這些現象都在接下來的一天時間內重復出現，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或許會出現實質性差異，如果我們等待的時間足夠長，這些差異就會重復出現，在一年時間里，日子會以各種方式發生變化，其中包括：日出和日落的時間提前和延遲，白天時間的增加和減少，太陽在地平線之上的最大高度和最小高度，以及季節變化週期、植物和動物生活週期等。但從一年的時間角度來講，幾乎沒有變化，幾年內重複循環出現。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人們會提出一些基於“日”和“年”等概念的計時系統，因為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活動與這些週期性循環密切相關。但通過仔細觀察，出於各種原因，我們在地球上所經曆的日和年的概念並不能很好地轉化為一組標記時間流逝的通用公式。
首先，在地球歷史上，一天的持續時間已經生了巨大變化，當月球、地球和太陽相互作用時，潮汐摩擦現象會導致一天的時間變長，月球會以螺旋方式逐漸遠離地球，大約40億年前，地球的“一天”時間僅持續6-8個小時，一年有1000多天。
然而，一年的變化，或者說地球繞太陽公轉一週所需的時間，縱觀太陽系歷史僅存在少許變化。變化的最大因素是太陽質量改變，迄今為止，太陽已損失了相當於土星的質量，該變化將促使地球被推向距離太陽更遠的區域，並導致它的軌道運行速度隨著時間推移略慢一些，這將導致一年的時間變長，但僅是略微延長——大約延長萬分之二，這相當於從太陽系誕生至今，一年的時間延長了大約2個小時。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將地球的計時概念延伸應用於整個宇宙，以及將其他星系中行星環繞主恒星的任意運動聯繫起來呢？這是不客觀的，也不是絕對的，而且除了以地球為中心的計時標準之外，再也沒什麼用。天和年都不是普遍適用宇宙的時間度量單位，光年和秒差距（或者相關單位，例如：千秒差距、百萬秒差距或者兆秒差距）都不是普遍適用的距離度量單位。
有趣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客觀、理物理地定義時間，而且它們不會像以地球為中心的定義那樣存在缺陷，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不使用這些時間度量，因為每一個度量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如果你要對某種方法使用進行論證的話，以下有一些可以考慮的選擇，人們可以從太陽系歷史角度進行分析，判斷這些方法是否比現在以年為基礎（實際上是以地球為中心的計時標準）的計時系統更好或者更差。
即使太陽系發生了複雜的天體物理變化，地球一年的持續時間仍可能是一種有效且穩定的衡量標準，我們可以使用該計時標準確定與地球相關的時間計數。由於光速是一個已知且可測量的常數，因此“光年”就作為一個推導出來的距離單位出現了，而且隨時間變化光年的計時標準僅發生很小變化，在過去數十億年的時間里，準確率一直保持在99.98%左右。
有時，我們會使用另一個重要計時定義，雖然它是間接的，但也是基於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一年的定義——秒差距，它不是僅基於時間，而是基於天文角度和三角學原理。當地球環繞太陽運行，相對一顆“未移動恒星”的視位置，就出現了位置變化，人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只睜開左眼，然後交替睜開右眼，就會發現較近的物體相對於較遠的背景物體會出現“位移”。
在天文學領域，我們稱該現象為“視差”，我們使用地球相對於太陽位置的最大距離來代替人類左右眼之間的距離，地日軌道直徑大約3億公里，一個天體相對於遙遠背景移動1弧秒（1/3600度），將被定義為一個秒差距：大約3.26光年。以下是“脫離地球”的幾種宇宙計時系統：
1、普朗克時間
你是在尋找一個除宇宙基本常數之外不依賴任何規律的時間定義嗎？如果取三個最基本、可測量的自然常數，你可能會考慮到普朗克時間。
萬有引力常數G，光速c，以及量子常數（即簡化的普朗克常數）h，將它們結合起來，就可能得出一個基本的時間單位。雖然這對應於一個有趣的宇宙範圍，因為該等級的量子起伏不會形成粒子/反粒子成對化，但對於黑洞則不同，目前沒有相關的物理過程對應於黑洞的時間變化。普朗克時間非常小，這意味著我們甚至需要天文數字等級的普朗克時間來描述亞原子過程，例如：頂夸克，這是目前已知壽命最短的亞原子粒子，其衰變時間大約10^18普朗克時間，一年的時間相當於10^51普朗克時間，這一時間標準並沒有什麼“錯”，但它確實不符合直覺。
2、原子鐘
這是一個有趣、但令人不易接受的事實：所有關於時間、質量和距離的定義都是“非常隨意”的，1秒、1克、1公斤或者1米，都沒有實質意義，我們只是選擇這些價值標準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規範常數。然而，我們確實有一些方法可以將這些選擇的量聯繫起來——通過三個基本常數萬有引力常數G，光速c，以及量子常數h，我們用它來定義普朗克時間，如果你對時間或者距離進行定義，例如：光速可以作為另一種衡量單位。
那麼，為什麼不選擇一個特定的原子躍遷來定義時間和距離呢？在原子躍遷過程中，電子從一個能級降至另一個能級，並釋放特定頻率和波長的光線，以此來確定時間和距離範圍。頻率僅是一個反比延時概念，所以人們能通過測量一個波長光線經過的時間來獲得一個“時間”單位，同時，可以通過波長定義“距離”，這就是原子鐘的工作原理，它也可以用於定義秒和米。
但這是一個任意定義，許多時間變轉太快，其時間間隔太小，不適用於日常的計時標準。例如：現代科學界對秒的定義是：一個銫-133原子超精細結構釋放的光子在真空中9192631770個波長週期。
3、哈勃時間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出發，而不是使用基於量子特性的更小常數，上升至宇宙尺度等級，將會怎樣呢？宇宙以特定的速率膨脹——宇宙膨脹率，該指數經常被稱為哈勃參數或者哈勃常數。雖然我們通常將它描述為一種速度-距離單位，例如：哈勃常數描述為“71 km/s/Mpc”，它也可以簡單地描述為一種逆比時間：2.3 × 10^-18逆秒，如果我們將其轉換為時間，就會得到一個計時單位——“哈勃時間”，相當於4.3 × 10^17秒，大約是宇宙自大爆炸以來的年齡。
如果我們使用光速來計算哈勃時間，就會得出“哈勃距離”為1.3 × 10^26米，或者說是137億光年。這是一種宇宙宏觀參數，我們可以使用距離單位和時間單位來研究真正意義上的宇宙尺度。
不幸的是，這樣存在一個大問題：哈勃常數並不是一個隨時間變化的常數，而是隨著宇宙年齡的增長，以一種複雜的方式不斷下降，具體取決於宇宙中所有不同成分的相對能量密度。
4、氫原子自旋翻轉躍遷
長期以來，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宇宙時間定義，有一種方法值得考慮：整個宇宙中最常見的量子躍遷。無論任何時候形成的中性氫，它的形成都是一個電子結合在原子核上，而原子核幾乎總是一個單獨、裸露的質子，當電子到達基態時，相對於質子的構型將出現兩種可能性。
電子或者質子要麼反方向量子自旋，即其中一個自旋+ 1 / 2，另一個就是自旋-1 / 2；要麼就是同方向量子自旋，即電子和質子都是自旋+ 1 / 2或者自旋-1 / 2。如果自旋是反向排列，那麼就處於最低能態；如果自旋是正向排列，那麼電子旋轉就有一定概率是自發翻轉，釋放一個特定頻率的獨特光子，該頻率為1420405751.77赫茲。
有趣的是，氫原子自旋躍遷速率較慢，相當於2.9× 10^-15逆秒，如果我們將它轉換成宇宙時間和宇宙長度標準，就相當於1090萬年和1090萬光年，相當於大約330萬秒差距。 #媒体手记#
法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法、中欧关系？
2022年上半年，法国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然而，俄乌冲突突然爆发、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相继而来，法国面临着新挑战和新变局。
当地时间4月24日，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到底是现任总统马克龙打破近20年传统赢得连任，还是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创造历史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结果即将揭晓。
虽然外交政策不是法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但作为欧盟“领头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总统的外交作为备受全球瞩目。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此次法国大选对中法、中欧关系是否会带来冲击？有着独立外交传统的法国，能否发挥其引领作用推动受阻的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中美欧三角是否会转向“西方和其他”的两极？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就此进行深度解读。
第一任期中法关系平稳发展
崔洪建：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执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一是在内政上尽力保持左右平衡。马克龙把自己塑造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因此其对内政策注重左右平衡，如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想要保持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二是内外平衡，即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认为法国的内政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或解决，例如通过提升欧盟的财政能力来化解法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气候变化外交来帮助法国的能源转型等等。
在对外战略上，马克龙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回归“戴高乐主义”，帮助法国人重新树立民族和大国自豪感；二是强调欧洲一体的主权性质，提升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两个目标出发，马克龙任内一直追求“有法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很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力推气候变化外交、促成“巴黎协定”，作为欧盟“代表”与特朗普过招、公开批评北约“脑死亡”、主张对俄罗斯缓和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等。但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国内改革受阻拖了马克龙外交的后腿，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新京报：马克龙2018年、2019年曾两次到访中国，他还说过“任内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就暴发了。如何评价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崔洪建：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马克龙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不仅他本人连续到访中国，中法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互动与合作得以推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掣肘，没有摆脱欧盟和西方对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受制于欧盟的对华关系。譬如中欧在政治和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是法国一国能解决的，其对华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真正体现出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
其次，马克龙当政的这五年，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这些内部关系的变化。譬如在对美问题上，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不得不应对北约和欧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对英法、英欧关系的冲击等等。
因此整体来说，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发展平稳，但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中法合作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新京报：法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到底是马克龙赢得连任，还是勒庞逆盘当选，很快就将揭晓。此次法国大选会为中法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吗？
崔洪建：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重要和优先议题，即便在有限的外交议题中也被俄乌冲突抢了风头。但从两方的基本立场来看，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上台，中法关系受到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这一是因为内政尤其是改革问题仍将是下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在对外政策领域，如何应对俄罗斯和欧洲安全问题也将是重中之重；二是因为中法关系的总体结构稳定，双方在很多领域有合作共识和基础，即便在一些领域有矛盾分歧，但短期内不会对双方关系造成大的波动。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华敏感议题时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中法关系生变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具体来看，如果是马克龙连任，短期内他仍然很难摆脱在第一个任期内受到的种种限制，即优先解决内政问题，鉴于他此前受到过“轻内政、重外交”以及在调停俄乌冲突上“效果不佳”等国内批评，马克龙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如果连任，在外交领域需要优先应对的还是俄乌冲突的问题，因此从优先顺序上来看，马克龙会优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和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大选后的新政府会尽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并且会更多地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来和中国打交道。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处理俄乌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如果欧俄、法俄关系能得到缓和，中法关系的发展空间会相应宽松。如果法国也接受了美国那套“中俄绑定”的说辞，那么一旦欧俄、法俄关系陷入长期紧张，中法关系也会遭遇“池鱼之殃”。
如果是勒庞赢得大选，她在对外政策重点是兑现承诺，首先解决法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法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属于极右翼反建制派的勒庞对上传统建制派的拜登，相信会擦出一些火花。但对华关系不会是勒庞的优先事项，中法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参加电视辩论。图/IC photo
新京报：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过去50多年的中法交往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洪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法国一直有独立外交的传统，使得它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体现。这种传统还是来自于法国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性，能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让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时期以来能保持总体稳定发展，即便有分歧和矛盾，双方还是能坚持以合作为主。
但法国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它本身实力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法国影响力下降导致其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下降，中法关系的独特性在中欧关系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过来又对中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限制。因此，只有法国提升其实力和对欧盟的影响力，才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中法关系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大选叠加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作用有限
新京报：2022年1月1日起，法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法国是否可以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崔洪建：中方一直重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法国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推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2022年上半年中法本来有望在疫后经济复苏、绿色数字转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推进合作并取得进展。马克龙政府也很想抓住时机大干一场，既能当好欧盟的家，又能借此为大选赢得有利筹码，为此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轮值目标和规划。
但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不好——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打乱了马克龙的计划，轮值欧盟、大国外交和总统选举三者非但没能相互帮衬，反而相互添乱，马克龙的资源和精力分配不当，给他的选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马克龙政府没能按计划推进它的轮值目标，没能在推进中法、中欧关系上有更多作为，是令人遗憾的一点。
以被欧洲议会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中法领导人之间多次通话和各层级交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法国虽然表态支持协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法、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都会遇到障碍。如果法国不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短期内中法、中欧关系的经贸合作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8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图/IC photo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欧盟提出的对华“三重定位”，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视中国为伙伴，在技术经济领域视中国为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视中国为对手？目前中欧关系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崔洪建：欧盟提出所谓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是想回避中欧关系的方向问题——到底继续坚持以合作为主还是转向竞争？它将合作、竞争和对手这三个层面并列，至于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议题上，欧盟希望可以掌握主动权。
欧盟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这种认识一旦成为政策就会出现混乱。还是以中欧投资协定的问题为例：按照欧盟的定位，协定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属于合作层面，但它却被欧洲议会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绑架了，无法进一步推进落实。欧盟本来是想在三种政策逻辑之间搞所谓“平衡”，但欧盟复杂的运作程序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手”的倾向越来越强，从而影响到合作层面。
欧方提出“三重定位”表明，它的对华政策调整已经从政策行为层面上升到观念和原则层面，欧方是想继续掌握中欧关系的主动权，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现在的中法、中欧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必须着手解决问题才能推进合作的阶段，和以往双方主要靠推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太一样。由于欧洲方面的政治变化，一些势力不断给中法、中欧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不解决掉这些障碍，中法、中欧关系要往前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认为，从务实合作的角度出发，需要在中方以合作为主的认知与欧方的“三重定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在应该合作的领域尽力推进合作，不能用其他层面的问题进行干扰；在有分歧的方面，要尽快找到一套管控分歧的相处模式。一边增进合作一边克服障碍，才能不断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欧三角格局或生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外战略上是否会作出比较大的调整？法国此前积极在俄乌中间斡旋，但没能阻止冲突爆发，它此后是否会改变对俄态度？
崔洪建：俄乌冲突短期内会推动欧洲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因为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和北约。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俄乌危机对法国有两方面的刺激：其一，法国不得不承认，短期内它必须依靠北约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其二，长期来看，危机和冲突会加强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欧洲安全秩序的问题未来还是取决于欧盟能否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完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解决。
但在法国的两个关切之间也存在矛盾，即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目标之间有冲突。所以我认为，马克龙连任之后，法国会考虑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当地时间2022年2月7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图/IC photo
新京报：马克龙一直积极倡导欧洲战略自主，还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崔洪建：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首先，他比较成功地给欧洲战略自主打上了法国和他本人的烙印。对于欧洲战略自主背后的一整套观念和思想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马克龙功不可没。其次，他也积极推动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譬如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实力的军事大国，它在推动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欧洲战略自主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如条件不成熟、内部分歧大等。有一些欧盟国家还对战略自主被“法国化”不满，在一些领域拒绝配合或是消极怠工。这也是马克龙在第二任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让战略自主“法国化”，还要让它真正成为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有得到它们的支持，战略自主才能推动下去。
目前的俄乌冲突对马克龙而言也可以是一个机会，譬如首先将战略自主的目标锁定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应对“俄罗斯威胁”的问题上——因为至少目前欧洲内部在这两点上还保持相对一致。然后再循序渐进，将战略自主扩展到其他一些分歧更大的领域。
新京报：此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中美欧”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是否会靠得更近，从而改变这一格局？未来的国际格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022年上半年，法国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然而，俄乌冲突突然爆发、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相继而来，法国面临着新挑战和新变局。
当地时间4月24日，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到底是现任总统马克龙打破近20年传统赢得连任，还是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创造历史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结果即将揭晓。
虽然外交政策不是法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但作为欧盟“领头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总统的外交作为备受全球瞩目。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此次法国大选对中法、中欧关系是否会带来冲击？有着独立外交传统的法国，能否发挥其引领作用推动受阻的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中美欧三角是否会转向“西方和其他”的两极？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就此进行深度解读。
第一任期中法关系平稳发展
崔洪建：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执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一是在内政上尽力保持左右平衡。马克龙把自己塑造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因此其对内政策注重左右平衡，如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想要保持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二是内外平衡，即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认为法国的内政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或解决，例如通过提升欧盟的财政能力来化解法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气候变化外交来帮助法国的能源转型等等。
在对外战略上，马克龙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回归“戴高乐主义”，帮助法国人重新树立民族和大国自豪感；二是强调欧洲一体的主权性质，提升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两个目标出发，马克龙任内一直追求“有法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很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力推气候变化外交、促成“巴黎协定”，作为欧盟“代表”与特朗普过招、公开批评北约“脑死亡”、主张对俄罗斯缓和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等。但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国内改革受阻拖了马克龙外交的后腿，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新京报：马克龙2018年、2019年曾两次到访中国，他还说过“任内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就暴发了。如何评价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崔洪建：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马克龙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不仅他本人连续到访中国，中法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互动与合作得以推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掣肘，没有摆脱欧盟和西方对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受制于欧盟的对华关系。譬如中欧在政治和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是法国一国能解决的，其对华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真正体现出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
其次，马克龙当政的这五年，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这些内部关系的变化。譬如在对美问题上，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不得不应对北约和欧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对英法、英欧关系的冲击等等。
因此整体来说，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发展平稳，但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中法合作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新京报：法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到底是马克龙赢得连任，还是勒庞逆盘当选，很快就将揭晓。此次法国大选会为中法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吗？
崔洪建：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重要和优先议题，即便在有限的外交议题中也被俄乌冲突抢了风头。但从两方的基本立场来看，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上台，中法关系受到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这一是因为内政尤其是改革问题仍将是下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在对外政策领域，如何应对俄罗斯和欧洲安全问题也将是重中之重；二是因为中法关系的总体结构稳定，双方在很多领域有合作共识和基础，即便在一些领域有矛盾分歧，但短期内不会对双方关系造成大的波动。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华敏感议题时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中法关系生变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具体来看，如果是马克龙连任，短期内他仍然很难摆脱在第一个任期内受到的种种限制，即优先解决内政问题，鉴于他此前受到过“轻内政、重外交”以及在调停俄乌冲突上“效果不佳”等国内批评，马克龙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如果连任，在外交领域需要优先应对的还是俄乌冲突的问题，因此从优先顺序上来看，马克龙会优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和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大选后的新政府会尽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并且会更多地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来和中国打交道。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处理俄乌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如果欧俄、法俄关系能得到缓和，中法关系的发展空间会相应宽松。如果法国也接受了美国那套“中俄绑定”的说辞，那么一旦欧俄、法俄关系陷入长期紧张，中法关系也会遭遇“池鱼之殃”。
如果是勒庞赢得大选，她在对外政策重点是兑现承诺，首先解决法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法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属于极右翼反建制派的勒庞对上传统建制派的拜登，相信会擦出一些火花。但对华关系不会是勒庞的优先事项，中法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参加电视辩论。图/IC photo
新京报：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过去50多年的中法交往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洪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法国一直有独立外交的传统，使得它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体现。这种传统还是来自于法国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性，能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让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时期以来能保持总体稳定发展，即便有分歧和矛盾，双方还是能坚持以合作为主。
但法国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它本身实力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法国影响力下降导致其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下降，中法关系的独特性在中欧关系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过来又对中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限制。因此，只有法国提升其实力和对欧盟的影响力，才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中法关系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大选叠加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作用有限
新京报：2022年1月1日起，法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法国是否可以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崔洪建：中方一直重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法国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推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2022年上半年中法本来有望在疫后经济复苏、绿色数字转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推进合作并取得进展。马克龙政府也很想抓住时机大干一场，既能当好欧盟的家，又能借此为大选赢得有利筹码，为此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轮值目标和规划。
但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不好——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打乱了马克龙的计划，轮值欧盟、大国外交和总统选举三者非但没能相互帮衬，反而相互添乱，马克龙的资源和精力分配不当，给他的选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马克龙政府没能按计划推进它的轮值目标，没能在推进中法、中欧关系上有更多作为，是令人遗憾的一点。
以被欧洲议会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中法领导人之间多次通话和各层级交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法国虽然表态支持协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法、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都会遇到障碍。如果法国不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短期内中法、中欧关系的经贸合作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8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图/IC photo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欧盟提出的对华“三重定位”，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视中国为伙伴，在技术经济领域视中国为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视中国为对手？目前中欧关系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崔洪建：欧盟提出所谓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是想回避中欧关系的方向问题——到底继续坚持以合作为主还是转向竞争？它将合作、竞争和对手这三个层面并列，至于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议题上，欧盟希望可以掌握主动权。
欧盟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这种认识一旦成为政策就会出现混乱。还是以中欧投资协定的问题为例：按照欧盟的定位，协定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属于合作层面，但它却被欧洲议会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绑架了，无法进一步推进落实。欧盟本来是想在三种政策逻辑之间搞所谓“平衡”，但欧盟复杂的运作程序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手”的倾向越来越强，从而影响到合作层面。
欧方提出“三重定位”表明，它的对华政策调整已经从政策行为层面上升到观念和原则层面，欧方是想继续掌握中欧关系的主动权，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现在的中法、中欧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必须着手解决问题才能推进合作的阶段，和以往双方主要靠推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太一样。由于欧洲方面的政治变化，一些势力不断给中法、中欧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不解决掉这些障碍，中法、中欧关系要往前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认为，从务实合作的角度出发，需要在中方以合作为主的认知与欧方的“三重定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在应该合作的领域尽力推进合作，不能用其他层面的问题进行干扰；在有分歧的方面，要尽快找到一套管控分歧的相处模式。一边增进合作一边克服障碍，才能不断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欧三角格局或生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外战略上是否会作出比较大的调整？法国此前积极在俄乌中间斡旋，但没能阻止冲突爆发，它此后是否会改变对俄态度？
崔洪建：俄乌冲突短期内会推动欧洲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因为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和北约。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俄乌危机对法国有两方面的刺激：其一，法国不得不承认，短期内它必须依靠北约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其二，长期来看，危机和冲突会加强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欧洲安全秩序的问题未来还是取决于欧盟能否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完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解决。
但在法国的两个关切之间也存在矛盾，即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目标之间有冲突。所以我认为，马克龙连任之后，法国会考虑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当地时间2022年2月7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图/IC photo
新京报：马克龙一直积极倡导欧洲战略自主，还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崔洪建：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首先，他比较成功地给欧洲战略自主打上了法国和他本人的烙印。对于欧洲战略自主背后的一整套观念和思想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马克龙功不可没。其次，他也积极推动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譬如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实力的军事大国，它在推动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欧洲战略自主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如条件不成熟、内部分歧大等。有一些欧盟国家还对战略自主被“法国化”不满，在一些领域拒绝配合或是消极怠工。这也是马克龙在第二任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让战略自主“法国化”，还要让它真正成为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有得到它们的支持，战略自主才能推动下去。
目前的俄乌冲突对马克龙而言也可以是一个机会，譬如首先将战略自主的目标锁定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应对“俄罗斯威胁”的问题上——因为至少目前欧洲内部在这两点上还保持相对一致。然后再循序渐进，将战略自主扩展到其他一些分歧更大的领域。
新京报：此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中美欧”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是否会靠得更近，从而改变这一格局？未来的国际格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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