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会有这些特征！#传统文化#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如今信道的人有很多，但是信道之人，未必会修道。
很多人只是烧香拜神，以求福报，真正学道求仙的却很少；也有另一些人，哪怕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坚持一心向道。
翻翻祖师传记，那些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都有以下特征：
《抱朴子·塞难篇》云：“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天道无为，任其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命属生星，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其人亦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葛洪认为世人在出生的时候，受天地之间气数之影响，有的人命值生星，那么他就好仙道；有的人命属死星，那么这个人就不好仙道。
纯粹是出于天地之自然，因为天道是无为的，是无亲无疏的。
我们知道，天体运动对于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
比如太阳之升降，会影响人一身之阳气的消长；月亮的圆缺，会影响海洋潮汐，也会影响女性的月经。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星体运动对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星宿，也必定会或隐或现的影响人的命运。
所以中国最早的算命，都是通过星宿来推测的，也有占星以测国运的。
西方也有星座算命，足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古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一种巧合了。
是故《玉枢经》也说：“学道之士，信有气数。夫风土不同，则禀受自异，故谓之气。智愚不同，则清浊自异，故谓之数。数系乎命，气系乎天，气数所囿，天命所梏，不得真道。愚可以智，浊可以清，惟命俾之。
愚昏昏，浊冥冥，亦风土禀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机，使人不知，则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则亦曰自然。自然之妙，虽妙于知，而所以妙，则自乎不知。然于道则未始有以愚之浊之。”
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受四周环境之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土。
这是说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地方自然环境好，所以人民多长寿。
还有就是星宿之气的影响，也叫天命。
有的人结胎之时，禀受清气多一点，则其人慈善忠孝、聪明智慧、乐慕仙道。
有的人禀胎气浊的，则为人凶恶，邪狞狠毒，不仁不义，也不会想着去修道。
我们每个人禀受的气不一样，这股气就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圈圈，一个范围，一生的变化、穷通、夭寿，都不出这个范围。
《玉枢经》所谓“气数所囿，天命所梏。”囿是牢房，梏是枷锁。
牢房、枷锁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而气数和天命，则是无形的牢房和枷锁，这股气质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道修道，是很难得的事情，需要有很深的善缘，才能有机会听闻正法。
《玉皇宥罪锡福宝忏》云：“愿道根深重，夙有善缘。”
所以《北斗经》也说：“如是真君名号，不可得闻。凡有见闻，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缘。”
那么如何才能培育这样的善缘呢？经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或先世广读经论，讲说教化，劝奖童蒙，令知善道。
或先世种植果林，道边立井，造作舟梁，济度一切。或先世大设义田，施衣及食，饥寒病苦，虫鱼鸟兽，一切贫穷，皆令饱足。
或先世建立义堂，愍念寒热，施浆及火，救助行旅，使得安居。
或先世所在发心，平等一相，广化男女，劝助道场，立观度人，写经铸像，授经传戒，礼拜烧香，然灯念诵，布施忏悔，开悟群迷。
或先世忠贞仁孝，助国兴化，正直清廉，淳和良善，不损于物，安乐众生。
或先世为君，大行慈善，卑宫菲食，怜念人民，平等万物，国土安宁，而诸恶未尽，众善未圆，功名虽着，不得迁升，随其高下来生人中，更值经法，而得出家。
或七祖积福，庆流子孙。或见世立功，名闻诸天，非起一朝而得之也。”
《北斗经》云：“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
有的人“虽遇经诀，怀不信心。”虽然得闻正法，但是却不肯修炼。
或者虽然想修炼，但是却魔难重重，有各种事情来阻扰，都是善缘不够，功德不足之故。所以说能有机缘修道更是难得的福报。
《神仙传》中，葛洪祖师举了很多例子：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经者，小民也，骨相当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
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补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升，当为尸解耳。尸解一剧须臾，如从狗窦中过耳。”
仙人王方平发现有一个叫蔡经的人，虽然不是好道者，也不知保养精气，修身养性上也还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就是有得道成仙的命，便自己找上门传授仙法。
再如：严青者，会稽人也。
家贫，常在山中烧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
乃以一卷素书与之，令以净器盛之，置高处，兼教青服石脑法。
青遂以净器盛书，置高处，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
每载炭出，此神便为引船，他人但见船自行。后断谷入小霍山去。
这个故事中的仙人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仙人教授严青的原因：“骨相合仙”。
再如：刘根自叙遇到神人的经历：“余乃流涕自抟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
可见得道成仙，有时仅仅需要有成仙的命，究其根源，也是累世修行，冥冥中指引。
神仙下凡的人，是一定会修道的。
李白有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有的仙人因为犯过错，贬谪人间，这部分谪仙人也会成为修道人。
南五祖宝诰云：“九皇降迹于天台。”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九皇因为校勘劫运出了一些误差，谪降人间。
其中六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重返仙班，而另外三个则沉沦人世，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另外南宗五祖白玉蟾真人也是神霄府仙官下降，其诗云：“家在神霄九炁天，天中楼殿贮群仙，偶然来到人间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另外唐朝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谪降，《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叶法善》云：叶法善“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讫而去。”
神仙下凡，可能因为天庭还有一些关系，所以善缘会好一点，比如叶法善天师就得到了神仙的指点，传授秘笈。
完成任务之后，又回天庭去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只能放弃？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师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八年秋，迁居洛城东北云溪洞门人为凿洞室，忽得石井，众方骇异，师笑曰：不远数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炼处。凿之果然。”
刘长生祖师得道成仙的事迹提到，修道不是一世修成，而是累世修行，累积到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得道飞升。
那么，这一世成仙的天命，自然也是累世修行得来的！
当下没有仙缘，更要开始修行，为以后成仙得道积累功德，真有仙骨仙缘，就算你不信修行，也会冥冥中指引你走上这条路。
白玉蟾祖师说：“修真之士，诚心以立其志，苦节以行其事，精思以彻其感，忘我以契其真。”
对于在世俗间修道的道徒来说，不但要接受来自外在环境的磨炼，更要接受萌发于内心深处的魔障的考验，所以更需要把握住自己，否则就会与道疏离。
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心魔，都是必经的磨炼，也是对救赎之路的寻求与实践。
命是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多行善，多积阴德。有缘人看见希望改变命运这里开始一、立命之学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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