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环比回暖 11月进口数据反弹明显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年末上市公司易主潮起 谁有望旧貌换新颜？
辞旧迎新。有筚路蓝缕的创始人“解甲归田”，亦有风光一时的资本玩家鼓衰力尽；有实力雄厚的“白衣骑士”伸出援手，亦有背景成谜的神秘人落下买槌。据上证报统计，仅最近2周就有近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与易主相关的公告。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年末上市公司易主潮起 谁有望旧貌换新颜？
辞旧迎新。有筚路蓝缕的创始人“解甲归田”，亦有风光一时的资本玩家鼓衰力尽；有实力雄厚的“白衣骑士”伸出援手，亦有背景成谜的神秘人落下买槌。据上证报统计，仅最近2周就有近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与易主相关的公告。
【中国也将出现“货代杀手”？】
从去年11月开始，德国货代巨头Rhenus就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并购了7家货代企业，令业界瞩目，也被坊间称为「货代杀手」。
类似的还有丹麦货代巨头DSV。自其成立以来，每一次业务规模的壮大，并购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今年并购了老牌货代企业泛亚班拿（Panalpina）后，新公司DSV Panalpina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海运货代。
再将视线转回国内。
当下，中国航运市场也正发生着巨大变革，货代业也因此面临冲击。那么，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货代杀手」？原色咨询合伙人丁伟强受邀接受了《中国航务周刊》的采访，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航务周刊》：当下，中国货代业的内外部环境均有所改变，一些中小型货代企业经营困难，您认为，中国货代企业是否会采取并购整合或抱团取暖的方式，应对困境呢？
丁伟强：会的，而且中国很可能将迎来一轮大规模货代整合潮。
其实，中国货代企业间的并购案例并不鲜见，只是由于并购规模较小，加之出于诸多因素考量，多数并购事件对外秘而不宣，因此并未在业内激起浪花。
不过，随着航运市场的变化，加之货代企业本身的发展需求，一波声势浩大的货代并购潮，或许即将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将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货代杀手」。
在我看来，能够称作「货代杀手」的企业，在其营收增量中，并购所带来的贡献应占据重要比例。此外，在企业成长及壮大的过程中，存在数次规模较大的并购。
《中国航务周刊》：您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哪些因素？
丁伟强：我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得出的判断，包括外贸格局的变化、航运企业间的整合以及货代业自身面临的困境。
确实，当前货代业的外部环境以及上下游环节，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贸易环境和航运市场的改变，都为货代业的大规模并购埋下了伏笔。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量激增。与外贸进出口业务相关的航运及相关产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通道。
那时，在航运业尤其是外贸运输领域，赚钱是较为容易的一件事，甚至造船及开辟新航线的速度，都跟不上进出口货量的增长速度。这也使包括货代在内的进出口各环节，能以较为简单的方式赚取利润。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外贸增速的减缓，航运业也出现了运力过剩、供大于求的局面。
航运企业率先迈出了整合的步伐，不少中小型企业被并购。规模庞大的船公司和航运联盟，已不再看重「一票」「一柜」货物，这使得中小微货代生存艰难。而与船公司联系密切、货源充足的大型货代企业，则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
可以说，供需格局的变化，催生了航运企业间的整合，又倒逼货代企业形成规模，以提升话语权。这为货代企业的大规模并购，提供了动力与土壤。
此外，货代企业自身艰难的经营状况，也加速了并购进程。
无序竞争、成本高企、人力匮乏、互联网新模式冲击等因素，都使货代业发展趋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这些都是货代企业当下的困局。实际上，不少创立于上个世纪的货代企业，已陷入青黄不接的境地，企业创始人接近退休年龄。且货代业的资产多为隐形的人脉资源，难以被继承。
内外因素叠加，或许将引发货代业的大规模并购潮。
《中国航务周刊》：在您看来，有并购计划的货代企业，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丁伟强：当前，有意进行并购的货代企业，资产规模都在数十亿元以上。其中，百亿元规模的货代企业表现最为活跃，他们青睐的并购标的，资产规模也在数亿元量级以上。
最近一年，我们接到的咨询需求中，并购相关事宜的比例正不断上升。
而从并购方向看，主要包括全港口、全产品、跨界并购三种。
全港口并购就是依托货代企业现有的港口资源，进行上下游扩张。比如「大本营」在单一港口的大型货代企业，就会寻求并购位于其他港口的货代资源，这样就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港口的服务。同时，船公司本身的经营和运营模式一体化，也给全港口货代企业提供了更大的驱动力。
全产品扩张主要是指，货代企业将其代理的货物种类无限延展，实现涵盖海运、空运、铁路，从普货到特种货物（如危险品、食品）的全覆盖。
打通全港口或全产品，都处于同一并购维度，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规模的货源，争取更低廉的运价，以及更好的舱位保障。本质上看，能够直接发货的出发港及目的港资源，种类繁多的货物类型，能帮助货代最大限度地占有船期资源。
而跨界并购，则是打通整个服务链条。从经营理念上看，这是对传统货代的一次全面重塑及革新。这种并购方式属于市场导向思维，围绕客户提供服务。比如将业务进一步拓展到仓储、拖车、报关等领域，提供双向增值服务，最后发展到具备为客户提供“门到门”全方位服务的能力。
我认为，在全球货代Top50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将最有可能成为本土第一批「货代杀手」。
《中国航务周刊》：大型货代企业并购在中国尚不频繁，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并购方最应关注的？
丁伟强：并购方最应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自身及并购标的进行精准估值，二是如何判断并购标的与自身业务是否匹配。
关于合理估值，从本质上看，中国大多数货代企业所拥有的资产都是隐形的人脉关系，很难将此类资产转化成资金，客观量化。因此，并购容易在和自身有业务来往，相互较为熟悉的合作伙伴中诞生。
并购方的另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我建议，可以在前述的全港口、全产品、跨界并购三个维度上进行拼图。以投资人的视角，分析标的企业是否能够增强自身产品及全链条服务能力，全面衡量并购对象本身的业务模式、团队资源、管理方式等，能否与自身协同，产生价值。
《中国航务周刊》：能否分享一些您认为成功的并购案例？
丁伟强：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以德迅2018年并购老牌物流公司Panatlantic Logistics S.A.为例，这笔交易建立在德迅2017年在易腐物流领域另外两笔并购的基础上。而易腐品业务正是德迅的强项，此类并购进一步提升了其在这一领域的经营能力及话语权，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协同效应。
DSV对UTi的并购也是如此。并购前，UTi处于亏损状态，并购后，DSV的净利润从3.1亿美元大幅上涨到6.1亿美元。DSV更是通过多次并购，不断延伸业务覆盖的客户群体，大幅提升业绩。
上述案例不难看出，成功的并购都是从企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也就是说，企业战略才是并购背后的逻辑。
《中国航务周刊》：我们知道，市场中也存在不少失败的并购案例，从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丁伟强：我认为，并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并购目的不明确。
在失败的案例中，常常有并购方在选择交易对象时，仅受舆论宣传的影响，概略的意识并购可能带来的利益。或者由于看到竞争对手或其他企业实施了并购，就产生了并购冲动。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贸易格局的变化、班轮公司的转型、货代企业本身面临的困境，都要求这一群体进行全面革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的「货代杀手」势必会应运而生。
从去年11月开始，德国货代巨头Rhenus就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并购了7家货代企业，令业界瞩目，也被坊间称为「货代杀手」。
类似的还有丹麦货代巨头DSV。自其成立以来，每一次业务规模的壮大，并购都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今年并购了老牌货代企业泛亚班拿（Panalpina）后，新公司DSV Panalpina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海运货代。
再将视线转回国内。
当下，中国航运市场也正发生着巨大变革，货代业也因此面临冲击。那么，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货代杀手」？原色咨询合伙人丁伟强受邀接受了《中国航务周刊》的采访，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航务周刊》：当下，中国货代业的内外部环境均有所改变，一些中小型货代企业经营困难，您认为，中国货代企业是否会采取并购整合或抱团取暖的方式，应对困境呢？
丁伟强：会的，而且中国很可能将迎来一轮大规模货代整合潮。
其实，中国货代企业间的并购案例并不鲜见，只是由于并购规模较小，加之出于诸多因素考量，多数并购事件对外秘而不宣，因此并未在业内激起浪花。
不过，随着航运市场的变化，加之货代企业本身的发展需求，一波声势浩大的货代并购潮，或许即将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将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货代杀手」。
在我看来，能够称作「货代杀手」的企业，在其营收增量中，并购所带来的贡献应占据重要比例。此外，在企业成长及壮大的过程中，存在数次规模较大的并购。
《中国航务周刊》：您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哪些因素？
丁伟强：我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得出的判断，包括外贸格局的变化、航运企业间的整合以及货代业自身面临的困境。
确实，当前货代业的外部环境以及上下游环节，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贸易环境和航运市场的改变，都为货代业的大规模并购埋下了伏笔。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量激增。与外贸进出口业务相关的航运及相关产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通道。
那时，在航运业尤其是外贸运输领域，赚钱是较为容易的一件事，甚至造船及开辟新航线的速度，都跟不上进出口货量的增长速度。这也使包括货代在内的进出口各环节，能以较为简单的方式赚取利润。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外贸增速的减缓，航运业也出现了运力过剩、供大于求的局面。
航运企业率先迈出了整合的步伐，不少中小型企业被并购。规模庞大的船公司和航运联盟，已不再看重「一票」「一柜」货物，这使得中小微货代生存艰难。而与船公司联系密切、货源充足的大型货代企业，则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
可以说，供需格局的变化，催生了航运企业间的整合，又倒逼货代企业形成规模，以提升话语权。这为货代企业的大规模并购，提供了动力与土壤。
此外，货代企业自身艰难的经营状况，也加速了并购进程。
无序竞争、成本高企、人力匮乏、互联网新模式冲击等因素，都使货代业发展趋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这些都是货代企业当下的困局。实际上，不少创立于上个世纪的货代企业，已陷入青黄不接的境地，企业创始人接近退休年龄。且货代业的资产多为隐形的人脉资源，难以被继承。
内外因素叠加，或许将引发货代业的大规模并购潮。
《中国航务周刊》：在您看来，有并购计划的货代企业，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丁伟强：当前，有意进行并购的货代企业，资产规模都在数十亿元以上。其中，百亿元规模的货代企业表现最为活跃，他们青睐的并购标的，资产规模也在数亿元量级以上。
最近一年，我们接到的咨询需求中，并购相关事宜的比例正不断上升。
而从并购方向看，主要包括全港口、全产品、跨界并购三种。
全港口并购就是依托货代企业现有的港口资源，进行上下游扩张。比如「大本营」在单一港口的大型货代企业，就会寻求并购位于其他港口的货代资源，这样就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港口的服务。同时，船公司本身的经营和运营模式一体化，也给全港口货代企业提供了更大的驱动力。
全产品扩张主要是指，货代企业将其代理的货物种类无限延展，实现涵盖海运、空运、铁路，从普货到特种货物（如危险品、食品）的全覆盖。
打通全港口或全产品，都处于同一并购维度，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规模的货源，争取更低廉的运价，以及更好的舱位保障。本质上看，能够直接发货的出发港及目的港资源，种类繁多的货物类型，能帮助货代最大限度地占有船期资源。
而跨界并购，则是打通整个服务链条。从经营理念上看，这是对传统货代的一次全面重塑及革新。这种并购方式属于市场导向思维，围绕客户提供服务。比如将业务进一步拓展到仓储、拖车、报关等领域，提供双向增值服务，最后发展到具备为客户提供“门到门”全方位服务的能力。
我认为，在全球货代Top50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将最有可能成为本土第一批「货代杀手」。
《中国航务周刊》：大型货代企业并购在中国尚不频繁，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并购方最应关注的？
丁伟强：并购方最应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自身及并购标的进行精准估值，二是如何判断并购标的与自身业务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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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方的另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我建议，可以在前述的全港口、全产品、跨界并购三个维度上进行拼图。以投资人的视角，分析标的企业是否能够增强自身产品及全链条服务能力，全面衡量并购对象本身的业务模式、团队资源、管理方式等，能否与自身协同，产生价值。
《中国航务周刊》：能否分享一些您认为成功的并购案例？
丁伟强：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以德迅2018年并购老牌物流公司Panatlantic Logistics S.A.为例，这笔交易建立在德迅2017年在易腐物流领域另外两笔并购的基础上。而易腐品业务正是德迅的强项，此类并购进一步提升了其在这一领域的经营能力及话语权，产生了相当可观的协同效应。
DSV对UTi的并购也是如此。并购前，UTi处于亏损状态，并购后，DSV的净利润从3.1亿美元大幅上涨到6.1亿美元。DSV更是通过多次并购，不断延伸业务覆盖的客户群体，大幅提升业绩。
上述案例不难看出，成功的并购都是从企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也就是说，企业战略才是并购背后的逻辑。
《中国航务周刊》：我们知道，市场中也存在不少失败的并购案例，从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丁伟强：我认为，并购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并购目的不明确。
在失败的案例中，常常有并购方在选择交易对象时，仅受舆论宣传的影响，概略的意识并购可能带来的利益。或者由于看到竞争对手或其他企业实施了并购，就产生了并购冲动。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贸易格局的变化、班轮公司的转型、货代企业本身面临的困境，都要求这一群体进行全面革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的「货代杀手」势必会应运而生。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芜湖新晋“省保”——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后山腰，该建筑依山而建，气势不凡。这里曾经被誉为“安徽的北大”。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来说说这处旧址背后的那些往事……
一路走来 文脉悠长
要想了解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的来龙去脉，还得从250多年前的中江书院起说。
作为江左名邑，芜湖自古文脉繁盛，代不乏人。查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可知，明代有隆庆年间的阳明书院，万历年间的求仁书院；清代有康熙年间的滴翠书院，乾隆年间的荆山书院、龙门书院。由此可见，芜湖虽然以商贸称雄于世，但毕竟地处江南，对文化的敬仰也早已沁入骨子里。
当时光步入清乾隆三十年（1765），此时的芜湖早已是“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这一年，也是芜湖教育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时间节点。中江书院，一座绵沿至今的教育机构横空出世。李世杰在创办这座书院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后世有那般大的影响。书院创办伊始，就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位，所招学子并不仅限于芜湖本地人，“安徽宁池太广悉属治所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这就是胸怀，这就是格局。书院数月即建成，李世杰“延师考课必亲临以礼下之。”然而自书院创办伊始，办学经费就一直困扰着李世杰，他四处筹措经费。然而直到他离职为止，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位道尹刘墫也非常重视中江书院。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的办学宗旨，四处游说，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的赞助，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芜湖县令淡如水任上，这种窘迫的局面才得以扭转。
此后的中江书院，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引得众多名师学子前来“打卡”，为芜湖及其周边广大地区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像《县志》中描绘的那样，“经费日充，从学日众，鸠江如带，宁不翕然为人文之渊薮哉！”如此中江书院，想不出名都难。而这座中江书院，就是著名的皖江中学堂的前世。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到了咸丰三年（1853），此时包括芜湖在内的广大江南地区，已不复当年烟雨繁胜地模样了，昔日琅琅读书声已经被烽火硝烟所替代。此时的中江书院已是人去楼空，校舍最终也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交战中毁坏殆尽。直到同治二年（1863）巡道吴坤修在原址重建书院，更校名为“鸠江书院”。
同治九年（1870），书院迁址到梧桐巷。光绪初年恢复“中江书院”原名，此时的中江书院已经拥有学员200多人。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的袁昶，再次扩建“中江书院”。当时的中江书院在这位袁道台的治理下，颇有中兴之势。教育、宣传、藏书……样样都搞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由于袁昶“朋友圈”极广，这让中江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网红”，他高薪聘请“江南大儒”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由于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
近代以降 可圈可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同年底，学校迁至大赭山，更名为“皖江中学堂”。
在此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尽管皖江中学堂命运多舛，但其作为校舍的功能一直未有改变。在谈及皖江中学堂的文物价值时，市文物局文物保护部主任石宝友告诉记者：“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开芜湖官办近代初等教育之先河，也是安徽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是芜湖近代教育的缩影。它起源于清代早期的书院，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紧密相关，在芜湖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确如此，这处旧址留下许多革命先辈的足迹：1904年，陈独秀曾在皖江中学堂执教。1906年同盟会长江中下游支部长张伯纯担任学校监督，这里成为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旧址还是刘希平、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蒋光慈等人从事教学和革命的地方。五四运动期间，皖江中学堂已经改名为省立五中，当时在校长刘希平和学监高语罕主持下，联合芜湖各校2000多名师生，声援北京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省立五中成为芜湖爱国运动的中心，被誉为“安徽的北大”。
百年校舍 岁月静好
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原本是一组宏大的建筑群，据1987年版《芜湖市一中校史》记载：“新建的校舍沿山脊毗连，有六、七幢两层楼房。”另据当时安徽通志馆编印的《芜湖关华阳贸易情况记略》中报告，皖江中学堂于1903年底正式竣工，1904年3月16日开学。”这些在现存的晚清老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到。这处旧址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位于安师大后山腰部，地势很高，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随着地势不断提升，南坡十分陡峭，可俯瞰全校。目前留存的这一幢校舍大体保存完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幢校舍1950年以后成为芜湖第一中学的校舍，但此后又是如何变成安师大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查《芜湖一中校史》，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小段文字：“1952年，人民政府根据全面安排、统筹兼顾的精神，决定把赭山校址划给安徽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另择市郊的张家山重新建校……”
其实，围绕着这幢校舍隶属关系的变更，曾经是一件惊动了当时华东教育部的大事情。1950年，当时迁至芜湖的安徽大学为了缓解校舍紧张的态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杰亲自向华东教育部作了一份专门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芜湖一中赭山校舍与安徽大学的关系，认为“芜中之赭山校舍在赭山顶上，我校之校舍则在赭山之下坡，但我校校舍面积较大，房屋较多，芜中房屋之西、南、东三面都被我校房屋环绕，尤其芜中大门之东西两旁都是我校的房屋——大门西边是我校学生宿舍、实验室、教室及办公室。因此，芜中出入都要穿过我校，就形势说，两校校舍连成完整的一片，有不可分割性。芜中之赭山校舍距市区太远，不便学生走读，若将赭山房屋转让我校，既可便于学生走读，又可免与我校夹杂一处，实为两便。”许杰同时提出，“芜中赭山校舍转让我校后，切合我校需要。”后经协商，芜湖一中在市区择地另建，预计费用约2000石大米（当时市价是每石大米19万旧币），由芜湖市和安徽大学承担1000石。得到华东教育部的同意后，于1950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校舍转让协议书，1953年上半年，芜湖一中搬迁完毕，赭山西麓的校舍划归当时的安徽大学。此次校舍的转让，对安徽大学以及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安徽师范大学校园变迁》一书所言：“在当时情况下，获得芜湖市立中学的校舍房屋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项计划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校园据山面水的虎踞之势。”悠悠百年，已将这座校舍消磨得斑驳陆离。2005年12月，旧址被芜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3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采访时获悉，有关方面即将对这处“省保”单位进行维护，但愿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它恢复往日的惊艳模样。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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