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倒计时 | 北京冬奥会第一海拔“雪飞燕”即将“振翅高飞”
12月18日，有着“雪飞燕”之称的位于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临时建筑搭建进入关键阶段，两处用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的山地新闻中心雏形初现，而造雪也一刻没停，作为整个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的第一海拔海陀山巅“雪飞燕”即将“振翅高飞”，最高时速能达到140公里左右的高山滑雪比赛即将激情上演。
那么，何来“雪飞燕”？首先，远眺海陀山，山体本身整个轮廓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子；其次，走进赛区，整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设计也像一只燕子；再次，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尤其是“王次仲落羽化山”的传说。
《太平广记》中记载，王次仲是古时的神仙，后来变成了一只大鹏，向西北方向飞去，两根羽毛化作两座山峰，一边是大海陀山，一边是小海陀山，而且飞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海陀山也是燕山山脉上的一座高峰，在这里有一处冬奥会高山滑雪赛场，似乎是燕山山脉上令人惊艳的一只飞燕，“飞燕”和燕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场馆是闻名世界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它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场馆，延庆赛区的“飞燕”与鸟巢国家体育场遥相呼应，体现出奥运元素。
何况，燕子是北京吉祥之鸟，寓意吉祥如意，北京城古代也称为“燕京”。诚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这7条赛道直上云霄，如飞燕腾空，又因运动员在赛道飞驰，如雪上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又被称为“雪飞燕”。
只有一次实战练兵
原本2020年2月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的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赛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第一项“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但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被取消，直到2021年2月，这里才迎来首场测试活动，而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唯一一次实战练兵机会。
2021年2月21日，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举行通过场地考察认证的首次正式比赛——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男、女全能比赛。参加场地测试的运动员在赛道上开展激烈角逐，为服务保障好冬奥会进行全面测试，“雪飞燕”在蓝天之下精彩亮相。
在为期10天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延庆赛区测试活动期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2020/2021赛季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和残疾人高山滑雪邀请赛两项测试活动。其中，2020/2021 赛季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设置男子全能、大回转和女子全能、大回转4个竞赛项目，残疾人高山滑雪邀请赛设置男子超级大回转、回转和女子超级大回转、回转4个竞赛项目。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于2020年11月通过国际雪联的场地考察认证，包括山顶出发区、中间平台、竞技结束区、集散广场等配套设施，各个区域之间靠索道进行连接。测试活动中，从竞速结束区转场至竞技结束区的转场演练也在同时进行。运动员及各领域相关人员根据转场方案，在 50 分钟内，迅速且有序地从竞速结束区转场至竞技结束区，为赛时运行进行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实战练兵”。
造雪搭建临建两不误
由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的水平非常高，今年2月测试活动并不能完全达到真正赛时要求，在已经没有任何测试赛的前提下，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从造雪和搭建临时建筑开始，按照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高标准，全力以赴逐渐变成真正的“雪飞燕”。
黄白相间的造雪机喷射出美丽水雾，在空中迅速凝结为雪，如烟似玉，纷纷扬扬从天而降。2021年11月15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开展冬奥会赛时高山滑雪项目造雪工作，预计于2022年1月中旬完成所有“冬奥雪”造雪任务。
整个造雪期投入造雪设备170台，造雪面积约80万平方米，造雪量约为120万立方米。为了保证比赛选手最高时速能达到130至140公里的滑行速度，国际雪联对雪道硬度有严格要求，因此造雪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根据比赛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将采用冰状雪赛道，与大众雪场的雪道不同，这种近似于冰面，硬度极高的雪道，需要通过注水及长时间的板结后，再由人工一遍一遍地清除直至形成光滑的雪道。冰状雪可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得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处于相对完美状态，以确保比赛公平性。
同时，一些临时建筑开始施工。对于世界各地媒体记者而言，最重要的场所无非是临时山地新闻中心。2018年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等比赛场所就建设了临时新闻中心，方便媒体记者工作，大多数采取气模方式，这也是为了赛后方便拆卸。延庆赛区高山滑雪赛场也将采取建设临时山地新闻中心的方式，但并非是气模，而是更加环保高水准的临时建筑，赛后也方便拆卸。高山速降又称高山滑降，以及超级大回转，属于高山滑雪竞速类项目，大回转和回转属于竞技类项目，于是有竞速类和竞技类两处山地新闻中心，目前雏形已初现。未来，在两个山地新闻中心都有媒体工作设施，5G无限网络也畅通无阻，确保世界各地记者工作。
王冠上钻石永留延庆
高山滑雪被誉为“王冠上的钻石”，是最具观赏性的冬奥会项目之一。正因如此，北京冬奥会对高山滑雪赛道有着十分严苛的标准，而王冠上钻石级赛场也将永留延庆，势必给延庆创造潜力巨大的国际雪上赛事和全民健身休闲的场所。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又称阿尔卑斯滑雪，它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尽显滑雪运动的精华和魅力。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高山滑雪首次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在延庆赛区“雪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比赛共有11枚金牌，分别是男女滑降、男女超级大回转、男女大回转、男女回转、男女全能和团体赛。滑降比赛项目垂直落差，男子通常要达到800米以上，女子在450米以上，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垂直落差从150米到650米不等，中间设有旗门，项目不同，旗门设置也有差异。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北区，其最高处2198米是北京冬奥会所有赛场第一海拔高度，是我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也是当今世界难度最大的高山滑雪赛道之一，总占地面积432.4公顷，全长21公里，共设有7条雪道，其中3条为比赛赛道，4条为训练道，赛道全长9.2公里，垂直落差约900米。
延庆赛区是冬奥场馆建设史上建设周期最短、施工难度最大、建设标准最高的赛区之一。广大建设者们攻坚克难，在这个曾经无路、无水、无电、无通信的“四无”山区，建起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雪飞燕”在冬奥会之后将被永久保留。
未来这里将举办世界顶级高山滑雪比赛，也是国家队训练基地，还将建设成为山地体育休闲公园，春、夏、秋三季可以开展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徒步、滑草等户外项目，打造成户外运动体验基地和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全面完成，进入美化、优化、精细化阶段，生动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尤其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更是“绿色办奥”的经典。
12月18日，有着“雪飞燕”之称的位于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临时建筑搭建进入关键阶段，两处用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的山地新闻中心雏形初现，而造雪也一刻没停，作为整个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的第一海拔海陀山巅“雪飞燕”即将“振翅高飞”，最高时速能达到140公里左右的高山滑雪比赛即将激情上演。
那么，何来“雪飞燕”？首先，远眺海陀山，山体本身整个轮廓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燕子；其次，走进赛区，整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设计也像一只燕子；再次，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尤其是“王次仲落羽化山”的传说。
《太平广记》中记载，王次仲是古时的神仙，后来变成了一只大鹏，向西北方向飞去，两根羽毛化作两座山峰，一边是大海陀山，一边是小海陀山，而且飞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海陀山也是燕山山脉上的一座高峰，在这里有一处冬奥会高山滑雪赛场，似乎是燕山山脉上令人惊艳的一只飞燕，“飞燕”和燕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场馆是闻名世界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它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场馆，延庆赛区的“飞燕”与鸟巢国家体育场遥相呼应，体现出奥运元素。
何况，燕子是北京吉祥之鸟，寓意吉祥如意，北京城古代也称为“燕京”。诚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这7条赛道直上云霄，如飞燕腾空，又因运动员在赛道飞驰，如雪上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又被称为“雪飞燕”。
只有一次实战练兵
原本2020年2月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的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赛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第一项“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但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被取消，直到2021年2月，这里才迎来首场测试活动，而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唯一一次实战练兵机会。
2021年2月21日，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举行通过场地考察认证的首次正式比赛——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男、女全能比赛。参加场地测试的运动员在赛道上开展激烈角逐，为服务保障好冬奥会进行全面测试，“雪飞燕”在蓝天之下精彩亮相。
在为期10天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延庆赛区测试活动期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2020/2021赛季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和残疾人高山滑雪邀请赛两项测试活动。其中，2020/2021 赛季全国高山滑雪邀请赛设置男子全能、大回转和女子全能、大回转4个竞赛项目，残疾人高山滑雪邀请赛设置男子超级大回转、回转和女子超级大回转、回转4个竞赛项目。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于2020年11月通过国际雪联的场地考察认证，包括山顶出发区、中间平台、竞技结束区、集散广场等配套设施，各个区域之间靠索道进行连接。测试活动中，从竞速结束区转场至竞技结束区的转场演练也在同时进行。运动员及各领域相关人员根据转场方案，在 50 分钟内，迅速且有序地从竞速结束区转场至竞技结束区，为赛时运行进行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实战练兵”。
造雪搭建临建两不误
由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的水平非常高，今年2月测试活动并不能完全达到真正赛时要求，在已经没有任何测试赛的前提下，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从造雪和搭建临时建筑开始，按照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高标准，全力以赴逐渐变成真正的“雪飞燕”。
黄白相间的造雪机喷射出美丽水雾，在空中迅速凝结为雪，如烟似玉，纷纷扬扬从天而降。2021年11月15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开展冬奥会赛时高山滑雪项目造雪工作，预计于2022年1月中旬完成所有“冬奥雪”造雪任务。
整个造雪期投入造雪设备170台，造雪面积约80万平方米，造雪量约为120万立方米。为了保证比赛选手最高时速能达到130至140公里的滑行速度，国际雪联对雪道硬度有严格要求，因此造雪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根据比赛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将采用冰状雪赛道，与大众雪场的雪道不同，这种近似于冰面，硬度极高的雪道，需要通过注水及长时间的板结后，再由人工一遍一遍地清除直至形成光滑的雪道。冰状雪可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得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处于相对完美状态，以确保比赛公平性。
同时，一些临时建筑开始施工。对于世界各地媒体记者而言，最重要的场所无非是临时山地新闻中心。2018年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等比赛场所就建设了临时新闻中心，方便媒体记者工作，大多数采取气模方式，这也是为了赛后方便拆卸。延庆赛区高山滑雪赛场也将采取建设临时山地新闻中心的方式，但并非是气模，而是更加环保高水准的临时建筑，赛后也方便拆卸。高山速降又称高山滑降，以及超级大回转，属于高山滑雪竞速类项目，大回转和回转属于竞技类项目，于是有竞速类和竞技类两处山地新闻中心，目前雏形已初现。未来，在两个山地新闻中心都有媒体工作设施，5G无限网络也畅通无阻，确保世界各地记者工作。
王冠上钻石永留延庆
高山滑雪被誉为“王冠上的钻石”，是最具观赏性的冬奥会项目之一。正因如此，北京冬奥会对高山滑雪赛道有着十分严苛的标准，而王冠上钻石级赛场也将永留延庆，势必给延庆创造潜力巨大的国际雪上赛事和全民健身休闲的场所。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又称阿尔卑斯滑雪，它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尽显滑雪运动的精华和魅力。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高山滑雪首次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在延庆赛区“雪飞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比赛共有11枚金牌，分别是男女滑降、男女超级大回转、男女大回转、男女回转、男女全能和团体赛。滑降比赛项目垂直落差，男子通常要达到800米以上，女子在450米以上，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垂直落差从150米到650米不等，中间设有旗门，项目不同，旗门设置也有差异。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北区，其最高处2198米是北京冬奥会所有赛场第一海拔高度，是我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也是当今世界难度最大的高山滑雪赛道之一，总占地面积432.4公顷，全长21公里，共设有7条雪道，其中3条为比赛赛道，4条为训练道，赛道全长9.2公里，垂直落差约900米。
延庆赛区是冬奥场馆建设史上建设周期最短、施工难度最大、建设标准最高的赛区之一。广大建设者们攻坚克难，在这个曾经无路、无水、无电、无通信的“四无”山区，建起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雪飞燕”在冬奥会之后将被永久保留。
未来这里将举办世界顶级高山滑雪比赛，也是国家队训练基地，还将建设成为山地体育休闲公园，春、夏、秋三季可以开展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徒步、滑草等户外项目，打造成户外运动体验基地和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全面完成，进入美化、优化、精细化阶段，生动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尤其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更是“绿色办奥”的经典。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曾侯乙墓编钟#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全套编钟65件，分列八组，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钟架上，总重量达2567公斤。
意义：1、钢琴七个八度，曾侯钟的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基调和现代的C大调相同，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备，可以在三个八度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也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2、每个甬钟都能敲击出两个乐音，在隧、鼓部镌刻着该乐音的音阶名称。3、曾侯乙钟上一共有2828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等国与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
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全套编钟65件，分列八组，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钟架上，总重量达2567公斤。
意义：1、钢琴七个八度，曾侯钟的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基调和现代的C大调相同，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备，可以在三个八度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也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2、每个甬钟都能敲击出两个乐音，在隧、鼓部镌刻着该乐音的音阶名称。3、曾侯乙钟上一共有2828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等国与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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