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地图”点亮美丽乡村】打开一张旅行目的地地图，你会看到什么？在名山大川、海滨沙滩、历史古都等目的地之外，各具特色的民宿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钱钟书号称 “民国第一才子”，他60多岁才学会划火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的大作《围城》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出，而帮助他的人，就是杨绛。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他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季康便是杨绛的本名。
1911年杨绛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她自小喜爱读书，整天沉迷于书里的世界，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杨绛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天生丽质，尤其是在她上大学以后，追求她的人一直络绎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追求者就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孝通曾当众对杨绛表白：“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
杨绛直接回复到：“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并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这是多么干脆利落的回应，不喜欢就明确地拒绝，是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而面对钱钟书，杨绛则是另一副面孔。
1932的春天，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中，杨绛第一次见到一生的挚爱钱钟书，钱钟书对杨绛也是一见倾心。就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钱钟书便表明了态度：我没有订婚。杨绛也如实地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一段旷世恋情就这样开始了。
钱钟书年轻时是清华大学“三大才子”之首，他曾放下狂言，整个清华大学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自己导师。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狂傲的才子，在杨绛的面前也要变得服服帖帖。他夸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不过，杨绛的贤惠和才华，并不是钱钟书夸出来的，而是钱钟书亲身感受出来的。
杨绛身兼数职，不仅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给学生上课，甚至还要抽空进行文学创作。1942年，杨绛写了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1943年在上海公演，一炮而红，名震上海滩。
但是她并没有沉迷名利，后来钱钟书创作《围城》时，她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家务。为了节省开支，她把家里的女佣都辞退了，连劈柴这样的事情都得自己亲手做。
1947年，《围城》出版，一出版就轰动了海内外华人圈，并且不断再版，广受好评。
钱钟书满腹才华，却不擅长家务，60多岁才学会划火柴。在杨绛生下女儿钱瑗住院期间，钱钟书也做了不少笨事，一会儿打翻了墨水瓶，将桌布弄脏了，一会儿台灯坏了，一会儿门轴坏了。
这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钱钟书一定会被骂是“巨婴”，妻子生孩子住院，自己做了笨事不自己处理，还要等妻子出院回家解决，哪有这么荒唐的事？
但是，杨绛并没有责怪丈夫，反而安慰钱钟书：“桌布脏了不要紧，我会洗”，“台灯坏了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听后也就放心了，杨绛出院以后果真全部弄好了。
杨绛就是这样的贤惠和宽容。钱钟书曾经对杨绛的评价是：“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结婚这件事我没想过跟别人。”
杨绛和钱钟书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事业上携手共进。即使是在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也不离不弃，互相搀扶，共同前行。
可是美好的生活不会永远维持。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去世，临终前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本来的我们仨变成了我们俩，我们俩又变成了孤身一人。独活世间的杨绛一时间感觉内心是无比的空旷，只有通过整理亡夫的著作和读书才能缓解这份孤寂。
于是怀着这样痛苦和追思的情绪，杨绛写下了《我们仨》。
她写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痛苦的内心一览无余，仿佛她的文字都在微微颤抖，也许就在下一秒她就已经热泪盈眶。
2016年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她的传奇一生终于落幕，但是她的故事将成为永恒。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他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季康便是杨绛的本名。
1911年杨绛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她自小喜爱读书，整天沉迷于书里的世界，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杨绛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天生丽质，尤其是在她上大学以后，追求她的人一直络绎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追求者就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孝通曾当众对杨绛表白：“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
杨绛直接回复到：“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并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这是多么干脆利落的回应，不喜欢就明确地拒绝，是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而面对钱钟书，杨绛则是另一副面孔。
1932的春天，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中，杨绛第一次见到一生的挚爱钱钟书，钱钟书对杨绛也是一见倾心。就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钱钟书便表明了态度：我没有订婚。杨绛也如实地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一段旷世恋情就这样开始了。
钱钟书年轻时是清华大学“三大才子”之首，他曾放下狂言，整个清华大学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自己导师。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狂傲的才子，在杨绛的面前也要变得服服帖帖。他夸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不过，杨绛的贤惠和才华，并不是钱钟书夸出来的，而是钱钟书亲身感受出来的。
杨绛身兼数职，不仅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给学生上课，甚至还要抽空进行文学创作。1942年，杨绛写了一个剧本叫《称心如意》，1943年在上海公演，一炮而红，名震上海滩。
但是她并没有沉迷名利，后来钱钟书创作《围城》时，她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家务。为了节省开支，她把家里的女佣都辞退了，连劈柴这样的事情都得自己亲手做。
1947年，《围城》出版，一出版就轰动了海内外华人圈，并且不断再版，广受好评。
钱钟书满腹才华，却不擅长家务，60多岁才学会划火柴。在杨绛生下女儿钱瑗住院期间，钱钟书也做了不少笨事，一会儿打翻了墨水瓶，将桌布弄脏了，一会儿台灯坏了，一会儿门轴坏了。
这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钱钟书一定会被骂是“巨婴”，妻子生孩子住院，自己做了笨事不自己处理，还要等妻子出院回家解决，哪有这么荒唐的事？
但是，杨绛并没有责怪丈夫，反而安慰钱钟书：“桌布脏了不要紧，我会洗”，“台灯坏了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听后也就放心了，杨绛出院以后果真全部弄好了。
杨绛就是这样的贤惠和宽容。钱钟书曾经对杨绛的评价是：“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结婚这件事我没想过跟别人。”
杨绛和钱钟书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事业上携手共进。即使是在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也不离不弃，互相搀扶，共同前行。
可是美好的生活不会永远维持。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去世，临终前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本来的我们仨变成了我们俩，我们俩又变成了孤身一人。独活世间的杨绛一时间感觉内心是无比的空旷，只有通过整理亡夫的著作和读书才能缓解这份孤寂。
于是怀着这样痛苦和追思的情绪，杨绛写下了《我们仨》。
她写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痛苦的内心一览无余，仿佛她的文字都在微微颤抖，也许就在下一秒她就已经热泪盈眶。
2016年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5岁，她的传奇一生终于落幕，但是她的故事将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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