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佛法为人生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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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佛法大意，本来头头彰显，不待言说，言说不及。若欲方便开演，则尘说刹说，说之终不能尽，今又安从宣扬起耶？夫佛法虽不单为吾人之需要而施设，亦不单为吾人之需要而存在，但吾人欲信解行证于佛法，必先知吾人于佛法有必须之需要，心志乃能坚切；故今且就吾人之需要上一推论之。

通常所谓吾人者，实唯指此身命而言。失此身命，即无所谓吾人，故吾人以维持保护此身命之生存安全为第一需要，而衣食住等等资生之具，及营谋此资具之事业尚矣。然此身命资具非突焉而集，盖有从之而出生，而长存，而归著之处。故上之则有宗祖父母，下之则有子孙云礽，更自伯叔兄弟，旁及姻娅戚畹而有此大家族，光前裕后，养生送死之需要矣。以今察之，家族又栖寄于群众之社会，使无秩序安宁之社会，则家族亦不能保其团聚传续之繁荣，故秩序安宁之社会，亦成需要。更进而察之，则社会之安宁秩序，又须有强固严整之国政以保持之，故强固严整之国政为尤要。然使国与国常相战争侵伐，则大地莽莽刀兵之劫至无时，国群家资之为身命所需要者，仍无以保全，则太平大同之世界又尚矣。

推至太平大同之世界，庶乎完成保持身命之需要矣；然旱潦不时则饥馑洊至，阴阳失调则疾疫流行，其所以困厄身命者犹在，才可寄其希望于化学、农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等等进步以免除之耳。藉令刀兵、饥馑、疾疫之三灾皆灭，而人生身命之安全达于极度，但人身生活之命限殊促，上寿百岁，世不数觏，五十今衰，七十古稀，极全世界人类所传承、所创造之智力用以保持之者，卒不过占空间者数尺，占时间者数十年之身命，老死一至，即归澌灭。尧跖同为腐骨，圣愚尽化黄土，草、木、禽、虫，朽亡无择，不亦大可哀欤！或曰：吾人行孝慈于家族，则祖父孙曾之彝德有恒；立忠信于国群，则社会政治之功业可崇；施仁义于世界，则人道文化之言教垂久，使吾人死而不死以常存者，固有此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在焉。然此三者之所以为人称诵不衰，亦只以相续相互能维保于身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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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法融道长注解《道德经》之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解：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指上古，“下”指庶民百姓。上古圣君治天下，本着真常的自然之德，上顺天理，下应民情，无为无事。天下一统，万民一心，人心淳朴，风俗浑厚。天下大治，而不知大治。有君王，而不知君王。君王无心亲显威名于下民，百姓亦无意对上阿谀奉承，上下相忘于浑厚的淳风之中。正如常言所说：人在道中不知道，鱼在水中不知水。

“其次，亲之誉之。”

次后，天道的运度趋于中古，纯全的真常之德，逐渐被情欲毁丧，浑厚的淳风日益泯灭，人类开始崇尚贤能，赞誉善良。亲近仁人，始分上下，衡其贵贱，别其亲疏，异其贤愚。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次后，真常自然之德，愈来愈失，浑厚的淳风，愈来愈薄。在上者不道不德，恃其爵位，仗其权势，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在下则人心乖戾，凶暴邪恶生。于是朝庭不得不彰示政令，颁布刑律，以威禁之。日后之刑政日繁，人民畏惧，自然滋生侮慢。上对下彰刑法以威而禁，下因畏惧以侮慢而应上，上失真诚自然之德以对下民，下民亦以不忠欺哄于上。人心失道，由此上下相欺。国政由之腐败，百工由之若坠，民心由之而失，伦理由之而紊乱。

故《虞书—益稷》中有这样的记载：“元首（君主）明哉，股肱（大臣）良哉。庶事康哉。”

又云：“ 元首丛胜（繁琐）哉，股肱惰哉，万事坠哉。”

“犹其贵言。”

失去了真常自然之道，脱离了清静无为之德，破坏了浑厚淳朴之风，无真诚之心，民已怀疑不信，再兴科条，尚法令，贵言教，欲以治国平天下，取信于民，已是南辕北辙，难以凑效。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欲使天下太平，万民康乐，必须重道德，尚无为，崇自然，复淳风，只有如此，才能成功。圣君虽以德化万民，确“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见贤”，耕而食，织而衣，各遂其生息，自然而然上下相和，天下大治。虽天下大治，而民不知是何原因，这是自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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