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98年前谈教育丨这才是真正的开学第一课！】
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完整的人
01
如果我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02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到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知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的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么的改良土壤，怎么的改良种子，怎么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03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看。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
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会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得。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04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会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伸枨。子曰：“枨也欲，焉刚。”一被物质上无聊得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成刚也会变成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得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05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方法自救，没有人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
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成功。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不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完整的人
01
如果我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02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到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知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的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么的改良土壤，怎么的改良种子，怎么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03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看。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
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会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得。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04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会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伸枨。子曰：“枨也欲，焉刚。”一被物质上无聊得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成刚也会变成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得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05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方法自救，没有人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
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成功。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不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围棋，相传是舜帝为开蒙其子而发明的一种游戏，其意在于启蒙其子天地之道，古今之意。随着时代的变迁，后逐渐关联到军事。
再后一度盛行高雅之士休闲娱乐之中。
观之古谱，尽终者几乎未有。因何?古人知围棋乃天机，乃阴中负阳，乃战中求和。适可而止会之妙义乃为本意。
观之今日，争半目之胜负，追对方之微难，穷己之智，妄及四方，实非本意。
逝者安息，生者自哀。
原天堂没有阿法狗。 https://t.cn/R2WJSEe
再后一度盛行高雅之士休闲娱乐之中。
观之古谱，尽终者几乎未有。因何?古人知围棋乃天机，乃阴中负阳，乃战中求和。适可而止会之妙义乃为本意。
观之今日，争半目之胜负，追对方之微难，穷己之智，妄及四方，实非本意。
逝者安息，生者自哀。
原天堂没有阿法狗。 https://t.cn/R2WJSEe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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