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与去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表述相比，要求更高、方向更明。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挑战，提高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亟须绿色转型；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性不高，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此外，还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发展亟待破困境、谋突围。
数字化转型能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和服务方式系统性变革，不仅能帮助制造业有效应对挑战，也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百年老树开新花”，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制造”加快数字化转型既有深厚基础、又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大发展活力、巨大发展潜力，创新活动融合发展新模式蓬勃兴起，智能制造已从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进入深化应用、全面推广阶段，形成了试点示范引领、供需两端发力、线面复制推广、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锚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方向，我国制造业大省大市纷纷制定政策加快推动数字赋能普及深化。近年来，我省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型基础设施和全新工业生态，制造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实力更加彰显。目前，山东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全国第二，多个项目成为全国标杆。数字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改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基础最为雄厚、结构最为完善、配套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在这场全球制造体系的剧烈变革中，“山东制造”完全有能力、有实力“领跑”全国。一方面，作为工业互联网落地的重点行业，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全省已累计培育省级“雁阵形”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1个，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9688家，实现营业收入2.4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1万亿元，增加值占装备工业比重达到46.4%。这个“万亿行业”，随着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大批新平台载体落户，高端装备产业数字化赋能成效逐步显现，奠定了我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高的基石。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目前，我省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24家、瞪羚企业1140家、独角兽企业20家；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57家，这些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高科技、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包袱小、理念新、更具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更愿意拥抱数字化转型，它们的崛起成为我省紧抓新机遇、培育新业态、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有生力量。
“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
当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由示范应用进入普及深化时期，但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很多企业在理解认知、具体实践等方面，还存在方向不明晰、信心不充足、资金不充裕等问题，“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成为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痛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工业互联网存在认知偏差。工业互联网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但我省部分基层部门和企业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理解、实施路径、发展方向等存在认知偏差。从政府层面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工业互联网的理解简单化、碎片化，没有深刻认识到工业互联网对生产、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进行革新的巨大机遇。从企业层面看，不少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仍停留在买自动化设备、上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和MES（企业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层面，在打通和利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等全流程数据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网络基础与平台建设仍需加强。一是标识解析节点建设需加快进度。标识解析节点是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石”，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目前，国家顶级节点已完成布局，分别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建5个顶级节点；二级节点建设正在推进，广东、江苏等省均已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已分别建成30个、20个二级节点，而我省仅建成5个、在建6个。我省必须牢牢抓住二级节点建设的窗口期，否则相关行业企业可能在行业数据标准、数据应用等方面受制于人。二是网络基础方面，“5G+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不足。5G时代最大的“蓝海”在工业互联网，未来5G应用将有80%用于物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但我省现有5G应用超60%在生活消费领域，亟须向生产制造领域渗透。三是平台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行业平台对掌控行业标准制定权、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先发优势已不明显。2020年，广东、浙江“双跨”平台数量由2018年的1家，分别增加到4家和2家，而我省只有海尔卡奥斯和浪潮云洲2家，且我省行业平台覆盖面不广、带动力不强，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型、专业型平台还比较缺乏。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指数白皮书（2020年）》，我省在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标排名中仅排第16位。同时，工业龙头企业建平台积极性不高、“不愿建”问题较突出。因目前多数平台尚未探索出市场化盈利模式，导致龙头企业建平台的意愿和动力不强。
企业数字化改造存在障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不”顾虑：“不会转”，即转型基础薄弱、人才欠缺；“不敢转”，即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不能转”，即企业转型成本高，难以持续投入。我省企业数字化改造方面还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改造难度较大。我省与广东、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但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我省是冶金、化工等产业大省，此类企业块头大、工艺复杂、设备繁多，数字化改造难度更大。二是改造凸显“个性化”，加大数字化改造难度。万腾电子是山东省内从事数字化改造、智能工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企业反映在承接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不仅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改造路径，甚至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改造方案也无法完全复制，更需要“个性化定制”。我省工业行业门类齐全、细分领域众多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数字化改造的“劣势”。三是安全方面顾虑多，影响改造积极性。大多数企业担心接入其他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后，企业的生产数据、客户关系等商业秘密被泄露，这方面顾虑成为当前企业“不敢转”的主要障碍。
此外，还存在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复合型人才短缺、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难度较大等问题，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一定掣肘。
打造山东制造业领跑新优势
着力转理念、强基础、建平台，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支撑。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政府干部和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连接广泛、示范性强优势，建设广覆盖、高效率、安全稳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中国算谷”，提升对数字产业的基础支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采用“平台+节点”模式加快布局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优势行业全覆盖。加快形成以“双跨”平台为核心的紧密型平台体系。出台“双跨”平台专门扶持政策，支持卡奥斯和浪潮云洲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行业平台、专业平台，鼓励现有平台接入“双跨”平台。支持发展较好行业平台升级为“双跨”平台，力争用3年时间，在全省打造5家“双跨”平台。探索建设省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省级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组织各类平台有序接入。推动“5G＋垂直行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等领域突破与融合，引导以5G、IPv6、工业无线等技术和新型工业设备，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实现“车间互通、设备互联”。加速企业数字化变革，逐步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加速生产、消费、服务等全链条、全要素的智能化升级。
聚焦整行业、整链条、整园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分行业、分步骤开展数字化制造普及、网络化制造示范和智能化制造探索。整行业推进，着力点在推动典型场景在行业普及应用。“一业一库”建立典型应用场景、优秀应用产品库，形成标准化推广应用指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对企业免费诊断，普及应用典型方案。实施国有企业数字赋能专项行动，在化工制药、信息技术、能源交通等国有资本优势突出行业，培育10个以上专业平台。依托全省重点产业集群，进行细分领域试点，帮助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成本过高的难题。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及工艺流程很相似，一旦实现标准化，智能装备和方案价格会大幅降低，特别在智能软件方面，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链条推进，着力点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集体增效。链长制工作专班将推进智能改造作为重要方向，围绕42条重点产业链，“一链一策”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数字赋能，支持“链主”企业联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服务型制造等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协同创新、协同采购、协同制造、协同配送等应用，提高产业链协作效率和供应链一体化水平。对“链主”企业主导建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机构、质量基础设施等，省市两级财政根据服务企业情况给予事后奖补。整园区推进，着力点在带动区域产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国家级园区、省级重点园区先行示范，“一园一策”制订个性化实施方案。组织平台企业、电信运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成立联合体，对园区内企业实施内外网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备、管理服务数字化、企业协同合作的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注重强技术、强服务、强设施，打造数字化转型的良好生态链。发挥我省制造业数字赋能市场广阔优势，培育引进新产业新主体，为数字赋能提供技术、服务、设施支撑，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增强技术支撑，各级政府部门定期梳理企业在数字赋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及时推送给专业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技术供需对接渠道。在省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数字赋能的支持，围绕重点行业平台应用、工业机理模型、行业应用公共服务和设备数字化改造等，组织省内外企业和研发机构“揭榜挂帅”进行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工艺创新，推动隐形生产经验数据化、软件化，实现工艺由黑箱式向透明式转变。增强服务支撑，充分发挥省高端装备产业专班作用，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组建数字赋能咨询顾问团队，实施“万名数字专员”服务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遴选和评价体系，每年认定若干服务商予以重点推介。增强设施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保障平台建设。支持重点企业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防护系统，打造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贯通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培育等数据，为数字赋能提供全过程质量基础服务。
坚持新伙伴、新合作、新发展，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融通，携手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深化与日本、韩国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在产业链对接、双招双引、论坛展会活动等方面加强与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合作。以“工业互联网＋双碳”为方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探索形成智能制造助力绿色转型升级新路径。实施“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分批次建立《山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目录》，定期开展项目、人才、融资需求对接与示范项目推广。开展“智能制造伙伴计划”，汇聚政府伙伴、需求伙伴、服务伙伴、协同伙伴四大合作伙伴提供场景开放、供需对接、评估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众日报）
#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标##能源数字化#
【能源数字化是碳中和的助推引擎 应抓好数据治理】
目前，我国年碳排放量在100亿吨左右，按照“3060”战略部署，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时，我国碳排放量将控制在116亿吨左右，此后碳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60年左右与碳吸收量相等，从而实现碳中和。
当前我国碳吸收量为12亿～14亿吨，净排放接近90亿吨。由于自然界中碳吸收主要靠植物光合作用，也就是生态碳汇，其总量受国土资源禀赋制约较大，增长潜力很小。若工业级碳吸收（工业碳汇）技术不实现大突破，尤其是技术经济性不实现大突破，则只能依靠减少碳排放量来实现碳中和。由于碳排放量与工业生产规模、效率强相关，需要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减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实现碳中和的任务极为艰巨。
能源行业是碳中和的关键
从行业来看，我国碳排放来源占比分别为：火电45%；重、化工35%；交通1.5%以及其他5%。不难看出，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与能源有关，都产生于能源的生产、储运和使用环节。因此可以认为，碳中和问题本质上就是能源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减少能源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碳排放。目前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实现，一是调整能源结构，二是节能。
先来看调整能源结构。首先应该考虑提高非化石能源生产端的比例。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年产量折合标准煤7.3亿吨左右，占全部一次能源生产的18%，年发电量为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8%左右。我国二次能源（主要是电能和成品油气）的生产中，煤电年发电量约5.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69%左右，能源生产的整体结构与前述碳排放结构是吻合的。因此，未来几年我国将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除了发展集中式的大规模风电、光伏、光热、生物质等非化石能源之外，也鼓励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分布式能源，形成“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其次，应该考虑在用能侧发展电气化，逐步实现在交通、餐饮、家庭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当然，电能替代应该与生产侧的非化石能源替代步调保持一致，在能源生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用能侧的电能替代不能真正起到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再来看节能。限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现状，无论是降低火电比重，还是提高生态碳汇能力，在现实经济环境下都难度较大，因此通过采取节能措施，降低能源消耗，降低能耗强度，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就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个关键。
按照国务院在2021年10月26日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我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这样的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将是全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幅。
国家能源系统是一个复杂体系，不管是调整能源结构还是节能减排，都需要抓住这个复杂体系的核心环节，实现以点带面，推动“双碳”战略的落实。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从新型电力系统的特征看，要想实现电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变、输电网向可调节负荷能源互联网转变、负荷特性向柔性和生产消费兼具性转变、运行特性向更加智能的平衡与协同优化方式转变，仅仅依靠传统的能源技术是不可能的，必须引入数字技术，通过传统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实现能源系统的整体数字化转型。
算法+数据，助力新型电力系统的平衡与优化
数字化是对传统信息化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能源行业而言，就是能源生产和运行技术）的发展、融合与创新。
对传统能源技术而言，它融合了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近年的进展，使能源系统能够产生和交换数据，能够跨时空互联互通，能够基于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和优化；对信息技术而言，它使信息系统能够突破人工录入数据、记录数据、统计和分析数据等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模式，成为与能源技术系统（包括自控系统）在网络上、功能上、数据上全面融合的能源数字系统。所以能源数字化是新一代的企业技术体系。
关于数字化，有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深度融合。数字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两化深度融合，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数字技术或者数字化子系统是能源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就像如今的电力电子和自控系统是电力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
第二，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有些观点把数字化与信息化对立起来，或者并列起来，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系统，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数字技术继承和发展了信息技术，从本质来讲，它是信息技术在新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数据是核心资产。数字化时代，数据是核心，数据是数字化系统的源头，也是数字化系统的结果，只要抓住了数据，无论技术如何变化，供应商如何更替，企业都不会受到根本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也将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
除了数字化，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还有一个关键词——“平衡”。
其实，对能源行业而言“平衡”无处不在：在生产领域，追求的是投入的物料（原料、燃料）与产出物（电能、成品油）的平衡；在网络运行领域，追求的是输入的能源与输出负荷的平衡（对电网来说，就是电力电量平衡）。
可以说平衡就是能源系统在给定条件下的正常运行状态，也是系统运行的核心目标。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能源系统就会优化或劣化，直到系统被手动或自动调整适应新的条件，达到新的平衡。所以优化就是创造利于能源系统降本增效的运行条件与系统资源配置，使系统由一个较低的平衡态迁移到较高的平衡态的过程。
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末端的区域综合能源智能化为例，区域综合能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供能侧既有大电网供电，又有多种分布式能源、储能，电、热、冷、燃气、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能源工质混杂；用能侧既要求安全、稳定、持续供能，又要求能够智慧用能，经济高效地对企业生产波动、能源市场波动、能源系统波动进行快速响应，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综合能源平衡相对于传统的配电网电力电量平衡，复杂程度要上升好几个数量级。单纯依靠传统的能源技术、电力电子与自控技术，已经很难实现整体上的平衡和优化，必须依靠数字化技术，利用数字技术与能源技术包括自控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能源系统的“安稳长满优”运行。
能源数字化应抓好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是组织中涉及数据使用的一整套管理行为，由企业数据治理部门发起并推行，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施针对整个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应用和技术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流程。
不同的组织对数据治理有不同的定义，我国对数据治理的定义源于国资委在《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其中对数据治理的描述为“明确数据治理归口管理部门，加强数据标准化、元数据和主数据管理工作，定期评估数据治理能力成熟度。加强生产现场、服务过程等数据动态采集，建立覆盖全业务链条的数据采集、传输和汇聚体系。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创新数据融合分析与共享交换机制。强化业务场景数据建模，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数据洞察能力”。
目前国内通常认为数据治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数据规划、组织、架构等管理以及数据工具与平台的集合，核心是对企业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的评估、指导和监督，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制度活动保障高质量的数据不断创新数据服务，从而实现数据资产价值最大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劲动力，为企业创造数字化价值。
数据治理为企业带来了广泛的应用价值，不仅可以改善数据质量、获得数据地图映射、改善数据管理，还可以降低企业运营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更好地协调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当下，能源企业对这些数据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结构化数据方面，通常分为以下三种流派：第一，分析域数据治理，也称“元数据治理”。其以元数据为核心，目标是理顺数据分析建模过程，提高数据质量，为构建分析型数据应用提供保障。而元数据主要解决所谓的 “数据四问”，即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第二，事务域数据治理，也称“主数据治理”。其以主数据为核心，目标是确保业务应用及其集成与交互的顺畅，提高数据质量，降低业务风险。第三，数据质量驱动的数据治理，即对业务应用、分析应用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建模、利用过程中涉及的数据，针对其技术上的唯一性、一致性、完整性等质量特性，以及业务上的准确性、标准化、全面性等质量特性，进行梳理、清洗、检验、维护等治理工作。
从能源行业现状看，三种数据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有一定的交叉，但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融合三种数据治理实践，也没有出现对非结构化数据尤其是以时序数据为代表的能源大数据进行治理的典型案例，希望这一局面能够尽快得到改变。未来，建议能源企业多从泛在感知、贴源数据、高效优化、全面智能、仿真与全真等方面入手，设计和落实企业未来架构。
与能源技术本身以及信息化的发展历史一样，能源数字化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议能源企业能够加深认识，抓住重点，搞好顶层设计，逐步建成理想的数字化体系。
【能源数字化是碳中和的助推引擎 应抓好数据治理】
目前，我国年碳排放量在100亿吨左右，按照“3060”战略部署，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时，我国碳排放量将控制在116亿吨左右，此后碳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60年左右与碳吸收量相等，从而实现碳中和。
当前我国碳吸收量为12亿～14亿吨，净排放接近90亿吨。由于自然界中碳吸收主要靠植物光合作用，也就是生态碳汇，其总量受国土资源禀赋制约较大，增长潜力很小。若工业级碳吸收（工业碳汇）技术不实现大突破，尤其是技术经济性不实现大突破，则只能依靠减少碳排放量来实现碳中和。由于碳排放量与工业生产规模、效率强相关，需要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减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实现碳中和的任务极为艰巨。
能源行业是碳中和的关键
从行业来看，我国碳排放来源占比分别为：火电45%；重、化工35%；交通1.5%以及其他5%。不难看出，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与能源有关，都产生于能源的生产、储运和使用环节。因此可以认为，碳中和问题本质上就是能源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减少能源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碳排放。目前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实现，一是调整能源结构，二是节能。
先来看调整能源结构。首先应该考虑提高非化石能源生产端的比例。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年产量折合标准煤7.3亿吨左右，占全部一次能源生产的18%，年发电量为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8%左右。我国二次能源（主要是电能和成品油气）的生产中，煤电年发电量约5.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69%左右，能源生产的整体结构与前述碳排放结构是吻合的。因此，未来几年我国将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除了发展集中式的大规模风电、光伏、光热、生物质等非化石能源之外，也鼓励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分布式能源，形成“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其次，应该考虑在用能侧发展电气化，逐步实现在交通、餐饮、家庭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当然，电能替代应该与生产侧的非化石能源替代步调保持一致，在能源生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用能侧的电能替代不能真正起到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再来看节能。限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现状，无论是降低火电比重，还是提高生态碳汇能力，在现实经济环境下都难度较大，因此通过采取节能措施，降低能源消耗，降低能耗强度，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就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个关键。
按照国务院在2021年10月26日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我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这样的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将是全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幅。
国家能源系统是一个复杂体系，不管是调整能源结构还是节能减排，都需要抓住这个复杂体系的核心环节，实现以点带面，推动“双碳”战略的落实。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从新型电力系统的特征看，要想实现电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变、输电网向可调节负荷能源互联网转变、负荷特性向柔性和生产消费兼具性转变、运行特性向更加智能的平衡与协同优化方式转变，仅仅依靠传统的能源技术是不可能的，必须引入数字技术，通过传统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实现能源系统的整体数字化转型。
算法+数据，助力新型电力系统的平衡与优化
数字化是对传统信息化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能源行业而言，就是能源生产和运行技术）的发展、融合与创新。
对传统能源技术而言，它融合了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近年的进展，使能源系统能够产生和交换数据，能够跨时空互联互通，能够基于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和优化；对信息技术而言，它使信息系统能够突破人工录入数据、记录数据、统计和分析数据等传统的管理信息系统模式，成为与能源技术系统（包括自控系统）在网络上、功能上、数据上全面融合的能源数字系统。所以能源数字化是新一代的企业技术体系。
关于数字化，有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深度融合。数字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两化深度融合，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数字技术或者数字化子系统是能源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就像如今的电力电子和自控系统是电力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
第二，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有些观点把数字化与信息化对立起来，或者并列起来，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系统，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数字技术继承和发展了信息技术，从本质来讲，它是信息技术在新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数据是核心资产。数字化时代，数据是核心，数据是数字化系统的源头，也是数字化系统的结果，只要抓住了数据，无论技术如何变化，供应商如何更替，企业都不会受到根本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也将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
除了数字化，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还有一个关键词——“平衡”。
其实，对能源行业而言“平衡”无处不在：在生产领域，追求的是投入的物料（原料、燃料）与产出物（电能、成品油）的平衡；在网络运行领域，追求的是输入的能源与输出负荷的平衡（对电网来说，就是电力电量平衡）。
可以说平衡就是能源系统在给定条件下的正常运行状态，也是系统运行的核心目标。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能源系统就会优化或劣化，直到系统被手动或自动调整适应新的条件，达到新的平衡。所以优化就是创造利于能源系统降本增效的运行条件与系统资源配置，使系统由一个较低的平衡态迁移到较高的平衡态的过程。
以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末端的区域综合能源智能化为例，区域综合能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供能侧既有大电网供电，又有多种分布式能源、储能，电、热、冷、燃气、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能源工质混杂；用能侧既要求安全、稳定、持续供能，又要求能够智慧用能，经济高效地对企业生产波动、能源市场波动、能源系统波动进行快速响应，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综合能源平衡相对于传统的配电网电力电量平衡，复杂程度要上升好几个数量级。单纯依靠传统的能源技术、电力电子与自控技术，已经很难实现整体上的平衡和优化，必须依靠数字化技术，利用数字技术与能源技术包括自控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能源系统的“安稳长满优”运行。
能源数字化应抓好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是组织中涉及数据使用的一整套管理行为，由企业数据治理部门发起并推行，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施针对整个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应用和技术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流程。
不同的组织对数据治理有不同的定义，我国对数据治理的定义源于国资委在《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其中对数据治理的描述为“明确数据治理归口管理部门，加强数据标准化、元数据和主数据管理工作，定期评估数据治理能力成熟度。加强生产现场、服务过程等数据动态采集，建立覆盖全业务链条的数据采集、传输和汇聚体系。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创新数据融合分析与共享交换机制。强化业务场景数据建模，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数据洞察能力”。
目前国内通常认为数据治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数据规划、组织、架构等管理以及数据工具与平台的集合，核心是对企业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的评估、指导和监督，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制度活动保障高质量的数据不断创新数据服务，从而实现数据资产价值最大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劲动力，为企业创造数字化价值。
数据治理为企业带来了广泛的应用价值，不仅可以改善数据质量、获得数据地图映射、改善数据管理，还可以降低企业运营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更好地协调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当下，能源企业对这些数据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结构化数据方面，通常分为以下三种流派：第一，分析域数据治理，也称“元数据治理”。其以元数据为核心，目标是理顺数据分析建模过程，提高数据质量，为构建分析型数据应用提供保障。而元数据主要解决所谓的 “数据四问”，即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第二，事务域数据治理，也称“主数据治理”。其以主数据为核心，目标是确保业务应用及其集成与交互的顺畅，提高数据质量，降低业务风险。第三，数据质量驱动的数据治理，即对业务应用、分析应用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建模、利用过程中涉及的数据，针对其技术上的唯一性、一致性、完整性等质量特性，以及业务上的准确性、标准化、全面性等质量特性，进行梳理、清洗、检验、维护等治理工作。
从能源行业现状看，三种数据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有一定的交叉，但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融合三种数据治理实践，也没有出现对非结构化数据尤其是以时序数据为代表的能源大数据进行治理的典型案例，希望这一局面能够尽快得到改变。未来，建议能源企业多从泛在感知、贴源数据、高效优化、全面智能、仿真与全真等方面入手，设计和落实企业未来架构。
与能源技术本身以及信息化的发展历史一样，能源数字化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议能源企业能够加深认识，抓住重点，搞好顶层设计，逐步建成理想的数字化体系。
#当代年轻人有多相信光#95后摄影师在9年里用镜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人文与风景，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到“蓉漂”之中；不过要说让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华为nova9系列的5000万像素超感知影像体验和鸿蒙Vlog玩法，不仅拍摄出了精彩的作品，还让影像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最后，我还期待着看到更多像他这样的“城市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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