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独家披露：#美这样借湄公河水对付中国#】蜿蜒的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纽带，把中国和湄公河流经的东南亚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澜湄合作的良好状况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等论调不断以研究机构“成果”的面目见诸西方媒体。其中，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自2020年年底启动以来，不断炒作中国大坝对下游地区造成“负面水文影响”。《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及水资源检测机构“地球之眼”共同负责运营的项目，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编织有一条从数据监测到政策影响的完整对华攻击链，而其核心目的就是将湄公河水当成武器，破坏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大坝监测”成抹黑中国“证据”
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3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5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海，全长4880公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总人口约3.26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围绕这条大河，流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其中，在湄公河干流上开发的水坝主要集中在上游中国境内，共11座水坝，这些水坝成为了以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注重点”。
2020年12月，由史汀生中心牵头组建、“地球之眼”为合作伙伴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正式启动，并在形式上仿照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插手南海问题而启动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该项目的在线监测平台利用遥感、卫星图像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获取所谓的自然流量，即推算无上游中国大坝条件下的天然流量。该平台收集湄公河流域的水坝信息、流域温度、湿度和降水信息，记录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动态，通过美国国防气象卫星监测收集湄公河流域地面信息，并通过算法转化为清盛断面（泰国清盛水文站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的第一个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此外，史汀生中心还建设了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项目追踪监测平台，监视的内容主要是能源、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全面信息来源。
“湄公河大坝监测”目前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但其所发布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映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近期对“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错误。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小湾水库水位在2020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数据为例，“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所采用的卫星遥感方式监测到的数据，和实测水位的升降情况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误差高至3到10米不等。清华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对于相关水库水位和储量监测结果与实际水位误差也较大，特别是对于狭长的水库。
虽然存在严重失真，但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湄公河大坝监测”发布的数据对一些外国政客和媒体而言却格外“好用”，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反华媒体，更是将“湄公河大坝监测”的数据和报告作为炒作渲染“中国大坝导致湄公河流域干旱”等话题的“有力证据”。
5个课题编织对华“攻击链”
2020年底启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相互配合，围绕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大打“水舆论战”的一部分，背后则是一场谋划已久、布局广泛的“湄公河大棋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国际问题智库。2019年，该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赖恩·艾勒出版了《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从葡萄歉收、旅游经济损失、淹没区居民拆迁、流域干旱、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河流垃圾增多等多角度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坝损害下游国家利益。
这本厚达384页的书也拉开了史汀生中心借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对华发起密集攻击的序幕。事实上，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大量国外媒体已经在美国相关智囊机构的引导下不断发布湄公河上游水坝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报道，但仅限于毫无科学证据的鼓吹。而史汀生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地球之眼”的入局，为此类炒作和抹黑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湄公河遭受到百年一遇的旱情。借此时机，受美国“湄公河下游倡议”资助，“地球之眼”发布《自然条件下湄公河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大坝影响水位高度和自然流量，并将2019年湄公河下游干旱归咎于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坝蓄水。紧随该报告，史汀生中心于2020年4月14日在其网站发表了《中国如何关掉湄公河的水龙头》，不仅对“地球之眼”的报告结论大为支持，还提出许多煽动性观点。例如：“在2019年长达6个月的雨季中，中国大坝完全阻止了泰国清盛县测量点的水位上升”；“中国将水资源看做有主权属性的商品，而不是可以与下游国家平等分享的资源”。此后，史汀生中心还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新证据：科学表明中国大坝正在摧毁湄公河》，进一步指责中国正在摧毁湄公河下游的水资源供给。
尽管湄公河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湄公河环境资源与能源系统伙伴关系”不久后就指出“地球之眼”报告存在数据选择不科学、模型中的因素太少等问题，导致结论不实，但由于报告为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美国政客和媒体迅速跟进。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曾宣称，“地球之眼”的报告结果令人担忧，并无端指责“中国上游的大坝运行已单方面改变湄公河流量，对流域沿岸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2020年12月史汀生中心与“地球之眼”正式开启合作，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一条针对中国的攻击链也逐渐形成。《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只是史汀生中心涉及湄公河的5个研究课题之一，其他4个分别为“湄公河流域连接”“湄公河基础设施追踪”“湄公河政策”项目和“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道政策对话”。上述5个课题层层递进，以“湄公河流域连接”作为切入点，以水坝监测和基础设施追踪作为工具，在收集所谓“信息”后，再炮制所谓的“科学证据”，为美国提供反华素材，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并企图影响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
《环球时报》记者在梳理史汀生中心湄公河项目合作伙伴、资金支持者等方面信息后发现，一个以湄公河相关话题为核心、渲染“中国威胁”的“小圈子”已经形成，其中既包括“地球之眼”、国际环境管理中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也吸引了《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和旅居国外的所谓水利专家王维洛、泰国大学老师猜那龙·瑟他赛等人，通过发布偏向性的文章和观点“带歪节奏”。
史汀生中心还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国际新闻机构”等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宣传造势，在东南亚国家招募所谓“独立记者”，旨在针对大坝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和社区问题开展调查报道。每名参与项目的记者，可获得3000美元的补助。
故意制造“湄公河水舆论战”
无论是史汀生中心、“地球之眼”，还是与它们配合紧密的政客、媒体和各类组织，炒作湄公河水资源话题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关注相关国家的发展建设和人民福祉，而是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水电开发，美国又开始重视湄公河水资源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高调“重返湄公河”，并于同年与老、泰、柬、越建立“湄公河下游倡议”，2012年美国又将缅甸正式纳入该倡议。2016年3月，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后，美国又开始针对性地调整“湄公河策略”，将水资源列在新调整后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第一序位、继续炒作“中国水坝威胁论”“中国环境破坏论”。2020年，特朗普政府与湄公河五国、东盟秘书处建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湄公河水资源项目的实质性投入不及奥巴马政府，却发动低成本的对华“湄公河水舆论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史汀生中心和“地球之眼”开始“登场”。
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监测工具，继续关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一举一动。2021年8月24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时宣称“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对华进行遏制的重要战略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1年，美国政府向“湄公河伙伴国”提供了超过43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捐赠援助，其中近40亿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大部分流向各类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湄公河水舆论战”的手段和图谋路人皆知，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反感。近年来，澜湄六国水利主管部门一直重申要加强协商对话、经验交流、项目合作，增进互惠互信，进一步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水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2019年以来，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长期研究水外交与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美国已将“水舆论战”从早期的经济与生态领域提升至“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并借助智库、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三频共振”，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水舆论攻势”。美国一方面意识到其早年所主导的“湄公河下游倡议”乃至升级后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机制成员构成与发展力度上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欲通过“国际化”湄公河议题，借机围堵和打压中国。张励认为，美国将湄公河打造为“中美对抗新战场”不符合流域六国的共同利益，也无助于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解决。（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胡雨薇 白云怡）
贵阳有个“1元租书”店，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
贵阳深巷有个连店员都请不起的“1元租书”，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他们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图书馆。
贵阳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仿佛缩影到了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
“1元租书”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躲在贵阳市电台街一个深巷里的三克岛图书馆，是方静于2019年底，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回到家乡开设的一个私人图书馆，经营模式是通过1元租书的形式，为贵阳市民提供一个阅读体验的场所。“其实就是做一个我想看书的地方，同时也开放给其他人，让所有人实现书房自由，这里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方静认为，人终其一生，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书，就是一件非常难得事情，所以她决定忠于自己的激情，把这个看上去就没法赚钱的图书馆开起来。
“书大部分是我和家人以前收集的，版本都比较老，具体数量也没有统计，但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基本摆满了。图书馆还摆了5张桌子方便读者在书堆里边喝茶边看书，计时收费，但免费提供饮品。”方静说。
“图书馆这件事，从开始’想做’到’做到’，经历了两年的迂回和曲折，几乎没有人支持我，但也几乎没有人不鼓励我，不支持我和鼓励我的都是同一拨人，他们对己对我诚实，同时他们各自看过一部分世界的真相，明白什么是真实。”
不出所料，截至目前，方静的这个图书馆依然没有找回成本，方静笑言：“我从在北京工作时的时薪200元，变成了时薪4元，哦，现在稍微好一点，可以达到时薪10元了。”
方静粗略算了一下，按照这个进度，她的这个“创业项目”投资回报大概得是50年起，“当时这里就是一个毛坯房，光是装修就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装修费、日常水电等支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而且2019年底刚开业就遭遇了疫情，当时差不多停业了半年的时间。“你说我慌不慌？慌啊，但你说我想不想继续？我又想啊。”
幸运的是，贵阳这座城市，给了三克岛图书馆的包容，两年来，一些热心市民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了图书馆。
这样的温度，让方静有了继续把图书馆开办下去的理由。“我刚准备开业的时候，我老公问我，如果这个图书馆根本没人来，或者这个城市的人根本不买这个单，你会不会对人类失望？”
也许方静现在可以肯定的回答，这个城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她是有温情和厚度的。
“一日馆长”没有工资，但干得很开心
2022年2月初，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吉松回到两年未归的贵州老家，在贵阳参加完一个跑酷聚会之后，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他在网上搜到三克岛图书馆，就找着来了。
“我还以为是那种宽敞的公共图书馆，结果却如此狭小，不注意头都会被撞到。”吉松说。
Anita是个在澳洲读博的学生，她就住在电台街附近，2020年年底，一次无意的闲逛，她发现了朋友跟她提到过的三克岛图书馆。“很安静，有不少我喜欢的书，而且有些书在外面的书店还不容易寻到。”
2020年秋天，还在北京念大学的何雨昂被他的父亲拽到了三克岛图书馆，“我老听我爸说起这个图书馆，说是一个念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姐开的，我心想肯定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它太特别了，我没想到贵阳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做自媒体的哲凯经常探店街拍，2020年，他听说三克岛图书馆很出片，也跑来看了一眼。“来过几次图书馆之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甚至可以和陌生人聊天了。”
吉松、Anita、何雨昂、哲凯一致的感受都是，见到这个图书馆的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图书馆，并且一致断定开这个图书馆不赚钱。
他们经常光顾三克岛图书馆，和方静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候方静需要外出，店里没有人照看，他们就主动担任起“一日馆长”的职务。
“‘一日馆长’就是招呼一下客人，帮忙找书，或者给客人泡茶，虽然没有报酬，但我可以在图书馆免费看书。”吉松告诉记者，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很理解方静开这个图书馆的初衷，他很乐意为这个图书馆出一份力。吉松家在毕节，为了当“一日馆长”，他甚至在附近的酒店自掏腰包开了一间房，以便工作结束后有个地方睡觉。
“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
方静告诉记者，担任过“一日馆长”的顾客现在大约有十来个，他们当中有大学生、留学生、公务员、自媒体，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处成了朋友，并以“村民”互称。
“三克岛图书馆为这个城市增加了人文气，我们经常会在图书馆组织一些朗读活动，有一次，我们用多个国家的语言来朗读自己最喜欢的书籍片段；有一次，我们一起朗读剧本，活动结束，大家还跑去机场放了一场烟花。”“村民”何雨昂说。
记者看到，有诗社来这里做诗展，还有很多顾客留下字条把留言窗栏都贴满了……在“村民”吉松看来，这些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图书馆的范畴，互动性让这座城市更加充盈，“除了麻将，还可以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在三克岛图书馆，还留有一个空间摆放热心市民送来的图书。“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方静说。
“这些送书来的市民希望自己的书能被人分享，而且他们知道，自己还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方静说，三克岛图书馆并不对外回收旧书，但如果有市民主动拿来，她都会接受，因为她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
“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有一位顾客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楼厚百层，三克重千斤’，我觉得他盛赞了我，是在用过分的赞美来鼓励我坚持做这个事。”方静说。
“我已经做好了五年不赚一分钱的最坏打算。”方静说：“我很欣慰，因为赚钱这个事情不难，赢得人的心更难。顾客给我的反馈，倾注的赞美，以及他们愿意在这里付出时间这些事，让我对这个图书馆的寿命有了信心。”（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文图）
贵阳深巷有个连店员都请不起的“1元租书”，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他们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图书馆。
贵阳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仿佛缩影到了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
“1元租书”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躲在贵阳市电台街一个深巷里的三克岛图书馆，是方静于2019年底，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回到家乡开设的一个私人图书馆，经营模式是通过1元租书的形式，为贵阳市民提供一个阅读体验的场所。“其实就是做一个我想看书的地方，同时也开放给其他人，让所有人实现书房自由，这里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方静认为，人终其一生，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书，就是一件非常难得事情，所以她决定忠于自己的激情，把这个看上去就没法赚钱的图书馆开起来。
“书大部分是我和家人以前收集的，版本都比较老，具体数量也没有统计，但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基本摆满了。图书馆还摆了5张桌子方便读者在书堆里边喝茶边看书，计时收费，但免费提供饮品。”方静说。
“图书馆这件事，从开始’想做’到’做到’，经历了两年的迂回和曲折，几乎没有人支持我，但也几乎没有人不鼓励我，不支持我和鼓励我的都是同一拨人，他们对己对我诚实，同时他们各自看过一部分世界的真相，明白什么是真实。”
不出所料，截至目前，方静的这个图书馆依然没有找回成本，方静笑言：“我从在北京工作时的时薪200元，变成了时薪4元，哦，现在稍微好一点，可以达到时薪10元了。”
方静粗略算了一下，按照这个进度，她的这个“创业项目”投资回报大概得是50年起，“当时这里就是一个毛坯房，光是装修就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装修费、日常水电等支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而且2019年底刚开业就遭遇了疫情，当时差不多停业了半年的时间。“你说我慌不慌？慌啊，但你说我想不想继续？我又想啊。”
幸运的是，贵阳这座城市，给了三克岛图书馆的包容，两年来，一些热心市民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了图书馆。
这样的温度，让方静有了继续把图书馆开办下去的理由。“我刚准备开业的时候，我老公问我，如果这个图书馆根本没人来，或者这个城市的人根本不买这个单，你会不会对人类失望？”
也许方静现在可以肯定的回答，这个城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她是有温情和厚度的。
“一日馆长”没有工资，但干得很开心
2022年2月初，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吉松回到两年未归的贵州老家，在贵阳参加完一个跑酷聚会之后，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他在网上搜到三克岛图书馆，就找着来了。
“我还以为是那种宽敞的公共图书馆，结果却如此狭小，不注意头都会被撞到。”吉松说。
Anita是个在澳洲读博的学生，她就住在电台街附近，2020年年底，一次无意的闲逛，她发现了朋友跟她提到过的三克岛图书馆。“很安静，有不少我喜欢的书，而且有些书在外面的书店还不容易寻到。”
2020年秋天，还在北京念大学的何雨昂被他的父亲拽到了三克岛图书馆，“我老听我爸说起这个图书馆，说是一个念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姐开的，我心想肯定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它太特别了，我没想到贵阳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做自媒体的哲凯经常探店街拍，2020年，他听说三克岛图书馆很出片，也跑来看了一眼。“来过几次图书馆之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甚至可以和陌生人聊天了。”
吉松、Anita、何雨昂、哲凯一致的感受都是，见到这个图书馆的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图书馆，并且一致断定开这个图书馆不赚钱。
他们经常光顾三克岛图书馆，和方静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候方静需要外出，店里没有人照看，他们就主动担任起“一日馆长”的职务。
“‘一日馆长’就是招呼一下客人，帮忙找书，或者给客人泡茶，虽然没有报酬，但我可以在图书馆免费看书。”吉松告诉记者，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很理解方静开这个图书馆的初衷，他很乐意为这个图书馆出一份力。吉松家在毕节，为了当“一日馆长”，他甚至在附近的酒店自掏腰包开了一间房，以便工作结束后有个地方睡觉。
“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
方静告诉记者，担任过“一日馆长”的顾客现在大约有十来个，他们当中有大学生、留学生、公务员、自媒体，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处成了朋友，并以“村民”互称。
“三克岛图书馆为这个城市增加了人文气，我们经常会在图书馆组织一些朗读活动，有一次，我们用多个国家的语言来朗读自己最喜欢的书籍片段；有一次，我们一起朗读剧本，活动结束，大家还跑去机场放了一场烟花。”“村民”何雨昂说。
记者看到，有诗社来这里做诗展，还有很多顾客留下字条把留言窗栏都贴满了……在“村民”吉松看来，这些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图书馆的范畴，互动性让这座城市更加充盈，“除了麻将，还可以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在三克岛图书馆，还留有一个空间摆放热心市民送来的图书。“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方静说。
“这些送书来的市民希望自己的书能被人分享，而且他们知道，自己还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方静说，三克岛图书馆并不对外回收旧书，但如果有市民主动拿来，她都会接受，因为她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
“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有一位顾客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楼厚百层，三克重千斤’，我觉得他盛赞了我，是在用过分的赞美来鼓励我坚持做这个事。”方静说。
“我已经做好了五年不赚一分钱的最坏打算。”方静说：“我很欣慰，因为赚钱这个事情不难，赢得人的心更难。顾客给我的反馈，倾注的赞美，以及他们愿意在这里付出时间这些事，让我对这个图书馆的寿命有了信心。”（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文图）
【工作动态】合川区图书馆、北碚图书馆、涪陵区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经验交流活动
2月17日下午，合川区图书馆、北碚图书馆、涪陵区图书馆共同开展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经验交流活动，三馆相互交流分享了党建、阅读推广、地方文献收集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下午14:00点，合川区图书馆与涪陵区图书馆前往北碚图书馆，参观了北碚图书馆川渝阅读“一卡通”专区，详细了解了川渝阅读“一卡通”建设、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古籍图书整理工作等方面情况。涪陵区图书馆向大家分享了在党建方面的先进做法，与会图书馆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图书馆阵地优势，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建工作。
下午16:30，北碚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来到合川区图书馆，在参观了馆内硬件建设情况，了解图书借阅等业务工作后，共同召开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经验交流会，会上三馆交流经验后，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三馆将持续加强在地方文献传递方面的工作，每年至少保证两种地方文献复本互换流通。
会议期间，北碚图书馆向合川区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赠送了地方文献《重庆市北碚区志》，合川区图书馆向北碚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赠送了地方文献《周北溪书法集》和《唐吟仙书画集》。
2月17日下午，合川区图书馆、北碚图书馆、涪陵区图书馆共同开展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经验交流活动，三馆相互交流分享了党建、阅读推广、地方文献收集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下午14:00点，合川区图书馆与涪陵区图书馆前往北碚图书馆，参观了北碚图书馆川渝阅读“一卡通”专区，详细了解了川渝阅读“一卡通”建设、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古籍图书整理工作等方面情况。涪陵区图书馆向大家分享了在党建方面的先进做法，与会图书馆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图书馆阵地优势，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建工作。
下午16:30，北碚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来到合川区图书馆，在参观了馆内硬件建设情况，了解图书借阅等业务工作后，共同召开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经验交流会，会上三馆交流经验后，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三馆将持续加强在地方文献传递方面的工作，每年至少保证两种地方文献复本互换流通。
会议期间，北碚图书馆向合川区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赠送了地方文献《重庆市北碚区志》，合川区图书馆向北碚图书馆和涪陵区图书馆赠送了地方文献《周北溪书法集》和《唐吟仙书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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