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程国强：警惕全球粮价上涨与减产“双碰头”】
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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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4月26日 10:19
粮食、化肥等资源供给短缺，粮价飞涨、贸易转移、各国自危，多重因素正在共同催化一场产生更多贫困人口的灾难
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程老师学术动态##粮食安全##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乌克兰#
【财新网】“今年的粮食危机风险骤然上升，全球粮食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海地区、北美、南美，是全球三大粮仓。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物流受阻，俄罗斯受金融制裁、贸易限制，乌克兰与俄罗斯也都在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粮食供应突然趋紧，倒逼贸易转移，过去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国家，都须寻找其他供应地。
“突然之间的贸易转移，带来粮价一飞冲天。”程国强认为，供货不足、贸易转移，加上投机资本炒作等多方因素，催化了粮食危机。
粮价、减产、化肥三重危机
2020年5月至战前2022年1月，月度发布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涨了49%。战争爆发的2022年2月及3月，该指数在两个月内（较1月份）上涨了17%，两度破历史新高。
农作物期货行情代表性指标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主力合约4月25日报每蒲式耳10.8545美元，较2020年约5美元的低位翻超一番，较战前约8美元进一步上涨了三分之一。
俄罗斯是全球化肥供应大国，欧洲化肥厂又缺原料，全球化肥供给正急剧下降。程国强介绍，粮食播种、生长期都需施肥，若没有足够的施肥，按照农业技术专家的估计，减产比例或达到30%-50%，对今年以及明年的粮食产量都会有影响。
“到今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的危机和减产的危机有可能叠加，形成‘双碰头’风险。比过去单纯粮价上涨的危机，要严重地多。”程国强说。
俄罗斯是小麦、油籽、玉米、大麦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和贸易大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小麦产量合计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15%，出口则占到全球贸易的30%左右。两国也是全球油料作物的主产区，油籽产量占到全球产量比重约21%，出口占到全球贸易约16%；其中以葵花籽油最为突出，两国葵花籽油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两国玉米产量不算高，但是乌克兰玉米出口高，占到全球玉米贸易的14%-15%。两国大麦产量占到全球的11%-12%，不过出口共计占到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两成。
当前战事蔓延，乌克兰粮油的物流、仓储、港口、码头等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程国强介绍，此前乌克兰主要通过亚速海、黑海出口，但亚述海已被俄罗斯封锁。当下乌克兰如要运出粮食，只能运到毗邻黑海的其他口岸，比如罗马尼亚的口岸，需要通过内河、铁路运输转运，现在也很困难。
乌克兰也担心今年农业生产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会出现粮荒，并且已经在3月初限制农产品出口。乌克兰去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收完，春播又极可能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乌克兰国内的小麦、玉米、大麦、油籽等产量今年都会受到影响。
而俄罗斯由于受到经济制裁，被踢出SWIFT系统，存在结算障碍，很多欧盟国家不愿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也在3月中旬开始，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除此，俄罗斯农药、种子依赖国际市场，拜耳等农业跨国巨头，也已停止对俄罗斯的非必要业务以及新增投资。如果后面农药巨头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农药，俄罗斯或也会面临大幅减产。即使俄罗斯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农药，也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因此，全球农产品供应急剧减少。以小麦为例，全球正常1.88亿吨全球贸易中，突然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5400万吨出口。
作为化石能源生产大国的俄罗斯，还在全球化肥供应中举足轻重。2021年，俄罗斯是氮肥的的第一大出口国、钾肥的第二大供应国，以及磷肥的第三大供应国。
当前，俄罗斯已暂停化肥出口。程国强指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使用俄罗斯化肥，缺失这部分化肥供给，未来对全球粮食主产地会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南美、东欧、中亚等很多国家，30%以上化肥来自俄罗斯。而受经济制裁以及企业自裁影响，欧洲使用俄罗斯天然气作原料的化肥厂也开不了工。
两相夹击，全球化肥供给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今年粮食产量会有很大的减产风险。”程国强称，化肥短缺或许是今年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减产风险因素。
贫困人口增长警报
程国强认为，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北非、西亚、东亚等紧邻黑海地区、直接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国家，会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粮源。
这里面，埃及、土耳其、孟加拉、伊朗等国家60%以上的小麦来自黑海地区的，受到的冲击最直接、最显著。2015-2020年，俄罗斯小麦第一大买家是埃及，占埃及小麦总进口的60%。俄罗斯小麦大约有22%的小麦去往埃及，有21%的小麦去往土耳其，有约5%-6%卖到孟加拉。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仅400吨小麦，影响不算大。
俄乌冲突给农产品市场带来的次生影响同样显著。自3月以来，除俄乌两国，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尼等三十几个国家均已宣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程国强解释，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多国预期不稳，担心自己吃粮会有问题，于是禁止出口，又进一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
更为严重的是，粮价的突然上涨，抬高了全球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成本，尤其是低收入的粮食净进口国。他介绍，其中风险较大的是非洲、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长期存在风险，每一次粮价波动都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而在俄乌冲突之前，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两年，加上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从2020年一季度开始，全球粮价就在一路走高，粮食价格本在高位运行。这次俄乌冲突加上经济制裁，又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新的困难。“实际上，过去全球粮食是过剩的。不是全球没有粮食供给，而是这些低收入者买不起粮食的危机。”程国强称。
新冠疫情本已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挑战。根据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0年，全球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约8.11亿人）面临食物不足困境。进入2021年，粮价又继续攀升。
程国强分析，去年的警报还没解除，如果不采取措施，今年预估会再增加2000-3000万贫困人口。
打破谷物供给三角格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黑海地区是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全球新兴粮食供给地，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谷物供给地。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或重塑全球粮食供给格局。贸易转移之后，俄罗斯、乌克兰或不得不被迫减产，而腾出来的空档会被其他产区逐步填补。
2000年—2009年，俄罗斯小麦年均产量4789万吨，增长到俄乌冲突前的8300万吨，增长近1倍，占世界小麦产量从6.4%增加到10.8%；小麦出口能力从年均962万吨增加到35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
同一期间，乌克兰小麦则从年均产量1800万吨增长到2900万吨；小麦出口占比从3%增加到10%。
“本来已经形成了全球谷物供给的三角格局，但现在黑海这一角可能会出问题。”程国强认为，供给格局越多元化，全球粮食安全就越稳定。但这次战争的冲击可能改变三角供应格局，对全球粮食安全极为不利，对构建一个多元平衡的全球粮食供应链非常不利，也会增加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影响深远，程国强判断，要修复这轮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短则两年、长则三五年，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势必超过上一轮粮食危机。
全球在现代历史上曾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70年代初由石油价格危机引起的全球粮食危机；第二次是2008-2011年，在次贷危机下粮价上涨及油价上涨，引发的粮食次生危机。■
文｜财新 罗国平
责任编辑:郭琼 版面编辑: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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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累累，又一民营医院将破产清算！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了一起关于医院破产清算的申请，宿迁市妇产医院因不能清偿，且明显缺乏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要被破产清算了。
宿迁市妇产医院将被破产清算
4月19日，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宿迁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了一起关于医院破产清算的申请，宿迁市妇产医院因不能清偿，且明显缺乏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要被破产清算了。
据宿迁中院公开的裁定文书显示，2020年6月9日至11月12日，宿迁市妇产医院曾先后四次向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银行）借款合计5000万元，借款到期后，该医院却迟迟未能清偿借款本息。
不仅如此，欠债期间，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曾因拖欠租金、留购价款2500余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与一家租赁公司对簿公堂。后因未履行债务偿还义务，该院的银行账户、名下土地使用权皆被法院冻结、轮候查封，同时，法院还向其发出了限制消费令。
而从2022年3月9日上海金融法院的一项民事裁定书看，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法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高额债务，宿迁市妇产医院完全清偿似乎更遥遥无期了。
此后不久，3月29日，民丰银行便以宿迁市妇产医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对此，宿迁市妇产医院认为，医院现有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金数额大于所负债务且仍在正常生产经营，不具备破产的条件。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则认为，一方面，宿迁市妇产医院与民丰银行所签千万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医院未能完全清偿借款本息，应当认定医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另一方面，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只是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标准之一而非唯一标准。该院对外所负债务数额较大，主要财产已经被查封、冻结而无法及时变现，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相应债务，应当认定该院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宿迁中院认为对于民丰银行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那么，宿迁市妇产医院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医院？为何会走向破产清算？
资产频频冻结，股东疑似挪用资金投资
据医院官微介绍，宿迁市妇产医院（宿迁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2006年，是一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旗下设有妇科疾病、产科诊疗、月子中心等多种服务项目。医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为林某。
值得注意的是，《看医界》通过查询企查查发现，该院还曾分别于2015、2016年12月获得天使轮、A轮融资，具体金额未披露。
4月14日，就在法院受理债权人对该院破产清算申请的前夕，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曾推文：3月29日，医院响应上级有关疫情防控指令，迅速成立120余人的抗疫医疗队，连夜进驻社区、隔离点、高速公路等多个点位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表面一片风平浪静，背后实则身负巨额债务，面临破产清算。而之所以会造成如今的局面，据坊间传闻，与医院股东挪用医院运营资金投资其它项目脱不开关系，而自2021年开始，该院还出现了拖欠职工工资、未按规定发放相关奖金、福利的情况。
2021年，不论是对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是对医院股东来说都不失为极为难过的一年。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2021年1月开始，宿迁市妇产医院因涉民间借贷、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纠纷等接连被法院判定冻结几十至数百万元不等的财产，冻结期限为1年或3年不等。
其中，2021年7月，在与宿迁一家食品经营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根据后者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依法判决冻结宿迁市妇产医院名下银行存款约64.6万元。同年9月，该院除了被判冻结400万元银行存款外，其名下一处土地及房产也被查封。
不止如此，时隔两月，宿迁市妇产医院在宿迁市医保局医保基金专用账户内的资金200万元紧接着也遭到冻结，冻结期限三年。据悉，因债务缠身，身为医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林某金还相继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除了金融借款、企业借贷、民间借贷等引发的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外，深陷债务漩涡的宿迁市妇产医院还多次因违规被当地卫生部门处罚。
据「信用江苏」行政处罚公示显示，2021年9月底以来，不到半年，因未严格遵守术前讨论制度、病历管理制度，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擅自开展产前诊断活动等，宿迁市妇产医院被当地卫健委先后4次累计罚没近10万元。
民营医院发展需要居安思危
实际上，类似宿迁市妇产医院，由于投资、管理、人才、资金链断裂、股东内部纠纷等因素，一些医疗机构负债走向破产的案例并不罕见。
同样是在宿迁市，不久前，《看医界》就关注到宿迁工人医院因盲目扩张、高负债，最终走向破产清算的境地。不同的是，宿迁工人医院还曾牵涉一桩波及上千人、涉额数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事发后，医院院长还被判刑7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无独有偶，3月28日，广东华南口腔医院也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法院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究其原因，与医院股东内部纠纷脱不开关系。
2月21日，四川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裁定宜宾蜀南医院、宜宾爱迪眼科医院破产清算，其中蜀南医院破产前涉多起金融、借贷纠纷。
而在2021年8月，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当地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山东巨野煤田中心医院破产重整申请。据悉，该院曾在2014年于上海股交中心成功挂牌上市，此后不久，就陷入了民间借贷纠纷。
同年4月，知名肿瘤专科医院广州南洋肿瘤医院因资不抵债，被广州中院宣告破产。据悉，因经营不善，该院早在2018年就停止营业，而截止破产之日，该院负债总额约3200余万元，而账面资产总额仅1100余万元。
对此，宿迁当地一家社会办医院院长向《看医界》表示，现在民营医院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疫情因素外，还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市场环境和舆论不利，如公立医院过度扩张，个别民营医院不规范行为的影响等；二是医保控费力度大，卫生监督执法从严，支持政策不到位；三是管理混乱，如不懂运营管理，不懂经济管理，不懂成本核算；四是盲目扩张，没有科学的发展规划。
因而，民营医院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懂得居安思危，认真研究医疗服务市场环境，科学、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占领市场竞争的优势位置。
来源｜看医界
作者｜赵小桦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了一起关于医院破产清算的申请，宿迁市妇产医院因不能清偿，且明显缺乏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要被破产清算了。
宿迁市妇产医院将被破产清算
4月19日，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宿迁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了一起关于医院破产清算的申请，宿迁市妇产医院因不能清偿，且明显缺乏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要被破产清算了。
据宿迁中院公开的裁定文书显示，2020年6月9日至11月12日，宿迁市妇产医院曾先后四次向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银行）借款合计5000万元，借款到期后，该医院却迟迟未能清偿借款本息。
不仅如此，欠债期间，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曾因拖欠租金、留购价款2500余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与一家租赁公司对簿公堂。后因未履行债务偿还义务，该院的银行账户、名下土地使用权皆被法院冻结、轮候查封，同时，法院还向其发出了限制消费令。
而从2022年3月9日上海金融法院的一项民事裁定书看，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法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高额债务，宿迁市妇产医院完全清偿似乎更遥遥无期了。
此后不久，3月29日，民丰银行便以宿迁市妇产医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对此，宿迁市妇产医院认为，医院现有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金数额大于所负债务且仍在正常生产经营，不具备破产的条件。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则认为，一方面，宿迁市妇产医院与民丰银行所签千万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医院未能完全清偿借款本息，应当认定医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另一方面，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只是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标准之一而非唯一标准。该院对外所负债务数额较大，主要财产已经被查封、冻结而无法及时变现，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相应债务，应当认定该院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宿迁中院认为对于民丰银行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那么，宿迁市妇产医院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医院？为何会走向破产清算？
资产频频冻结，股东疑似挪用资金投资
据医院官微介绍，宿迁市妇产医院（宿迁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2006年，是一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旗下设有妇科疾病、产科诊疗、月子中心等多种服务项目。医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为林某。
值得注意的是，《看医界》通过查询企查查发现，该院还曾分别于2015、2016年12月获得天使轮、A轮融资，具体金额未披露。
4月14日，就在法院受理债权人对该院破产清算申请的前夕，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曾推文：3月29日，医院响应上级有关疫情防控指令，迅速成立120余人的抗疫医疗队，连夜进驻社区、隔离点、高速公路等多个点位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表面一片风平浪静，背后实则身负巨额债务，面临破产清算。而之所以会造成如今的局面，据坊间传闻，与医院股东挪用医院运营资金投资其它项目脱不开关系，而自2021年开始，该院还出现了拖欠职工工资、未按规定发放相关奖金、福利的情况。
2021年，不论是对宿迁市妇产医院，还是对医院股东来说都不失为极为难过的一年。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2021年1月开始，宿迁市妇产医院因涉民间借贷、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纠纷等接连被法院判定冻结几十至数百万元不等的财产，冻结期限为1年或3年不等。
其中，2021年7月，在与宿迁一家食品经营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根据后者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依法判决冻结宿迁市妇产医院名下银行存款约64.6万元。同年9月，该院除了被判冻结400万元银行存款外，其名下一处土地及房产也被查封。
不止如此，时隔两月，宿迁市妇产医院在宿迁市医保局医保基金专用账户内的资金200万元紧接着也遭到冻结，冻结期限三年。据悉，因债务缠身，身为医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林某金还相继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除了金融借款、企业借贷、民间借贷等引发的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外，深陷债务漩涡的宿迁市妇产医院还多次因违规被当地卫生部门处罚。
据「信用江苏」行政处罚公示显示，2021年9月底以来，不到半年，因未严格遵守术前讨论制度、病历管理制度，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擅自开展产前诊断活动等，宿迁市妇产医院被当地卫健委先后4次累计罚没近10万元。
民营医院发展需要居安思危
实际上，类似宿迁市妇产医院，由于投资、管理、人才、资金链断裂、股东内部纠纷等因素，一些医疗机构负债走向破产的案例并不罕见。
同样是在宿迁市，不久前，《看医界》就关注到宿迁工人医院因盲目扩张、高负债，最终走向破产清算的境地。不同的是，宿迁工人医院还曾牵涉一桩波及上千人、涉额数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事发后，医院院长还被判刑7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无独有偶，3月28日，广东华南口腔医院也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法院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究其原因，与医院股东内部纠纷脱不开关系。
2月21日，四川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裁定宜宾蜀南医院、宜宾爱迪眼科医院破产清算，其中蜀南医院破产前涉多起金融、借贷纠纷。
而在2021年8月，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当地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山东巨野煤田中心医院破产重整申请。据悉，该院曾在2014年于上海股交中心成功挂牌上市，此后不久，就陷入了民间借贷纠纷。
同年4月，知名肿瘤专科医院广州南洋肿瘤医院因资不抵债，被广州中院宣告破产。据悉，因经营不善，该院早在2018年就停止营业，而截止破产之日，该院负债总额约3200余万元，而账面资产总额仅1100余万元。
对此，宿迁当地一家社会办医院院长向《看医界》表示，现在民营医院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疫情因素外，还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市场环境和舆论不利，如公立医院过度扩张，个别民营医院不规范行为的影响等；二是医保控费力度大，卫生监督执法从严，支持政策不到位；三是管理混乱，如不懂运营管理，不懂经济管理，不懂成本核算；四是盲目扩张，没有科学的发展规划。
因而，民营医院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懂得居安思危，认真研究医疗服务市场环境，科学、准确定位发展方向，占领市场竞争的优势位置。
来源｜看医界
作者｜赵小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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