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菏报时政##菏泽日报#【菏泽：“新农业”经营主体获增担保贷20亿元】在省、市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22年一季度，菏泽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省农担菏泽管理中心为全市3425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担保贷款20.05亿元，新增担保额居全省第1位。市辖5个县新增额位居全省前10名，其中，曹县位列第1名，成武县位列第5名，郓城县位列第6名，鄄城县位列第7名，单县位列第10名，菏泽市“鲁担惠农贷”业务再次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近年来，菏泽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渠道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引导辖内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不断探索拓宽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菏泽市农担业务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增信、分险、赋能”的政策性定位，持续完善“政银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金融财政协同支农支小作用，最大限度引导金融资源流入“三农”领域，在助力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供给、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2022年3月末，全市“鲁担惠农贷”业务在保12464户、在保额74.41亿元，累计担保18859户、金额111.76亿元，在保和累保均居全省第2位，全市农担担保的项目平均融资成本为3.73%（年化率）；代偿率0.11%，低于全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金融财政协同支农支小效果持续巩固。（菏泽报业全媒体 通讯员 沙飞）
近年来，菏泽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渠道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引导辖内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不断探索拓宽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菏泽市农担业务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增信、分险、赋能”的政策性定位，持续完善“政银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金融财政协同支农支小作用，最大限度引导金融资源流入“三农”领域，在助力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供给、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2022年3月末，全市“鲁担惠农贷”业务在保12464户、在保额74.41亿元，累计担保18859户、金额111.76亿元，在保和累保均居全省第2位，全市农担担保的项目平均融资成本为3.73%（年化率）；代偿率0.11%，低于全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金融财政协同支农支小效果持续巩固。（菏泽报业全媒体 通讯员 沙飞）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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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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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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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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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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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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